重民時代（簡體書）

';個人+社區+城市≠國家';
國家的運轉不是簡單的公式。社會開放，為中國打開了機遇之門，為中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帶來了巨大挑戰。層層行政機構都在發生著變化，作為國家政策執行者的公務員、政府機構和社會組織究竟應該在這樣的境遇中扮演什么樣的角色？
《重民時代》是作者十余年來，對百余家政府機構、民間組織提供管理咨詢服務的經驗結晶。作者通過行動研究的方法，指出提高執政能力的關鍵在于傾聽與發掘民意，依靠在人文關懷基礎上的社會動員模式，建立具有廣泛公共道義基礎的社會治理模式。

袁岳，零點研究咨詢集團董事長。第一財經電視著名節目主持人。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南開大學國際商學院、北京師范大學管理學院等高校兼職教授。國際管理咨詢業協會副主席兼中國代表,世界專業研究者協會ESOMAR中國代表。北京科技咨詢協會副理事長。社會活動家。不僅廣泛參與國內政策、學術和企業管理論壇，同時也為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美國卡內基國際和平中心、美中關系全國委員會、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等機構提供講題。 1985年畢業于南京大學法律系。1988年獲免試推薦進入重慶西南政法學院攻讀碩士研究生。獲哈佛大學公共管理碩士、北京大學社會學博士學位。美國耶魯大學2007年世界學者。
1965年生于江蘇省大豐縣。 1992年創辦零點調查公司，2000年創辦前進策略和指標數據，2003年創辦遠景投資。在他的領導下，零點研究咨詢集團成為了本土市場和社會研究咨詢領域的著名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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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岳，一個集總裁、主持人、社會活動家、客座教授等身份于一身的焦點人物。
一本直擊熱點問題，透視社會管理的著作。
大量關注民生熱點問題的精華博文，一系列可行性極強的社會管理新思路。
俞敏洪、季琦、楊瀾、朱永新、謝伯陽傾力推薦。

0 社會管理創新六論
社會管理創新六論之1: 建設中層社會
社會管理創新六論之2： 建設有公信力的協會
社會管理創新六論之3： 推動公益組織大發展
社會管理創新六論之4： 透明度的管理
社會管理創新六論之5： 從參與式預算開始
社會管理創新六論之6： 創新公共外包的模式
1 門道——;升級與優化
公共政策的六個新轉向
發展底線監控力
游說才是政策的生命
游說的世界需要規則
兩會提案需要辯論
呼喚民生政府
保增長與保民生兩難
2 腔調——;轉型進行時
透明會嚇死一幫人
換個做法更親民
模糊官文對百姓不利
公家的會風實在要改一改了
請專家、領導正常說話
當官不宜讀博士
無謂消耗公共資源，造樓等于造孽
行政辦公中心都可拍
建設討老百姓喜歡的政府
3 呼聲——;公眾與民意
公眾評價應該公共化
大官評小官
農民代表最怕被代表
中國民意六十年
民意決定中國文化標志
民考官越來越流行了
如何與新一代對話
國人對國家小罵大認同
科學決策需要系統民意
民意等于輿論嗎
國進民退的權益
4 擺平——;社會與民生
五問商業地產
央企退出無利于抑制房價
開發商不開發土地開發啥
拆遷權與房價上升
麻將也能促進社會和諧
考公務員熱得有毛病
5 地盤——;城市與社區
令人神往的公共空間
建設魅力青年廉租社區
在網絡社區中營銷
不應只是星河灣做到
城市變臉的八種推力
深圳的移民城市文化
城市軟實力的關鍵
解鈴不能靠系鈴人
創造有機的商業社區
社區建個圖書館
武漢能做到 其他城市呢
讓社區積極分子出頭
6 手段——;服務至上
為新公共服務時代預備
動員社會力量做好職工社會服務
公共服務應加大外包
從滿意度到改進度
院長左右著醫院的水平
大學，少花點錢建樓
構建小病防線
從有學位無學歷說起
7 新業——;公益新模樣
迎接公益轉型時代
公益轉折的偉大意義
公益事業的產業鏈
造就一萬名公益創業者
';零點';的公益創投模式
在金主中營銷公益
助力公益人才的培養
公益創業的寬廣思路
社會公益怎么創業
公益創業的樣子
8 善工——;新公益的經營
公益的品牌溢價效應
該修理一下村官項目了
社區新公益需要新動員
公益，動起來就有資源
公益從微小的地方開始
公益問題上的迷思

透明會嚇死一幫人
鳳凰衛視關注了一下獲得財政部招標的若干機構網站建設的預算，有三千多萬的，有幾百萬的，有近百萬的，有沒寫款項的。這一公布立刻引起了不少反響，人肉搜索的結果更是揭發出一些顯然有貓膩嫌疑的東西。其實這僅僅是網站建設，要是把電站建設、電信基站建設、公路鐵路站建設、公共汽車站建設等等在內的所有站點建設或者非站建設的財政項目公開透明的話，大概我們一下子就又有了更多可以去質疑的項目了。在我們參與的一些地方財政資助的項目成效評估中，各項目的實際成效與預期成效之間的差距也很明顯，如果再把所有公共預算資助項目的成效的獨立評價結果予以公布，那么就有更多的項目值得去質疑了。如果我們再把過去項目的成效與現在沒有機會得到的項目的歷史做個公布，看看是不是真的有優勝劣汰的機制，那么就又會有另一堆值得質疑的項目了。
財政預算透明是否是政務公開的關鍵，不同的地方政府有不同的答復，廣東的廣州市和河南的焦作市，他們的回答是肯定的，而另外有些地方政府的回答則是否定的。實際上，不管我們說一千道一萬，民主機制的關鍵之一是預算應受到某種公眾的控制，如果預算是黑箱，則其他的一系列說法就很難避免有作秀之嫌。在預算控制之中，透明化是起碼的操作機制。需要透明的事項主要有以下幾項：一是招標機會的透明公開，我們現在的很多公共項目都是在小圈子里玩，這本身一開始就決定了其不公平性，要是財政拿出一百萬做招標廣告，我可以說那些網站建設的預算能省下一大半；二是招標過程公開，包括誰是評標的，怎么評，用什么指標評，都誰參與應標了，弄個視頻直播也花不了多少錢；三是招標結果公開，讓大家去驗證與質疑；四是項目成效有相對獨立的評價機制并把評價結果公開，比如有人回應說網站建設貴是有很多後期維護，那么就進行兩三年的跟蹤評估好了，看看你是怎么維護的，需要多少成本，因為你拿了公共財政的錢就要受到公評；五是過去項目的評價表現要作為背景資料在今後再參與招標時公開。雖然這些透明措施不能解決所有問題，而且也不是防范腐敗的絕招，但是至少最顯眼的那些問題就會有明顯的減少。
反危機中的行政權力風光無限，公共項目錢財滾滾，而恰在這個時候，對公款亂花的質疑與憤慨隱藏了更多更大的社會不穩定因素，否則財稅收入的增加就會直接與腐敗的增加連接在一起了。公家的錢越多，就是從老百姓那移挪得越多，那么給老百姓的交代就應該更清晰，對掌握財務資源者的透明化監督就應更嚴格。
換個做法更親民
一個政府部門單位有一位員工得了精神病，單位領導就對她老公說，帶你老婆回家好好看病吧，待遇不變，什么時候病好了再來上班，當然該老公感恩戴德就按下不表了。同一個時候我讀到一個媒體上報道某地警察因公殉職，上級單位領導去送了錦旗，也發了點慰問金，大致說了一番黨和人民不會忘記某某同志之類的話。
這個時代的領導人對群眾事情的反應我覺得要具備這樣幾個基本條件：一是要有同理心，要能站在群眾的角度去體會與想象，你可以只拍拍背，或者默默地握握手，說出幾句體貼的家常話，而別整那些官面上的場面話；二是要能發出自然聲，要用自然的語言說出尋常的話語，尤其是要能脫離官方的背景，讓人覺得能講出普通人說的話；三是要能輕車簡從，在那么多人圍著的情況下連領導人自己都表現得很僵硬，就別說那些沒怎么見過世面的普通百姓了；四是要學會一點與各地人民互動的技巧與工具，哪怕是偶爾說句方言或者給普通民眾發個問候信，都是現在這個社會中很實用的親民途徑。
今天，很多領導人都應意識到他們不只是業務領導人，他們更是真正的政治領導人，他們需要思考如何盡量貼近社會各群體的政治需要，如何與各社會群體互動，如何與社會矛盾中的群體近距離地溝通。公共溝通與公共動員能力建設的迫切性從來就沒有像現在這樣突出。在以往的中國社會，中國人基本是生活在與領導人的信息高度不對稱的情況下，也甘于把政策大事看成是上面的事情。但是今天，信息的產生、分享與傳播機制大大改變了，尤其是年輕一代借助于網絡以及他們的低權威主義價值觀而在政治溝通上提出了新的需要，這個時候，我們那些老套的政治模式就不那么好使了。西方政治體制中借助于選舉機制而迫使政治領導人與草根和基層互動，而我們今天的工作模式卻很容易導致官僚體制內的管理者和領導人精英化與儀式化，從而遠離了真正動員社會的機能。
模糊官文對百姓不利
閱讀過毛選或者鄧選的人，一個很強的感覺就是他們所說的話特別通俗，連老百姓都不難看懂。記得毛澤東以前專門批評過黨八股，如果按照毛澤東的批評，我們現在看媒體或者一些政府領導人的發言，可以說完全符合毛澤東的批評目標。毛澤東也曾親自撰寫或者修改《人民日報》的社論，這些文章中一個非常重要的特點就是意思比較淺顯易懂。毛澤東也常引經據典，但這一點也不影響他把這些經典與他所要表達的意思用更加通俗的方式表述出來。如果與毛澤東時代相比，我們今天的某些領導人和官樣文章離老百姓就要遠得多。
前一陣我剛批評過醫藥改革方案讓人難懂，事實上讓人難懂本來是制度與官文的本質，但問題在于誰負責向老百姓解釋，而且這樣的解釋是否與原來的文字具有同等效力。官文一般是由專門的秘書和';秀才';寫出來的，他們一般熟悉官場規則，琢磨主管領導的口味，對于所針對的問題有來自機關選擇角度的了解，所以官文本身就是官本位的，也就是說，官文是那些官們所熟悉的地盤里面的文字游戲，而不是老百姓喜聞樂見和容易明白的語言體系。同時，如果將官文改造成老百姓能夠明白的話語，雖然有其價值，但卻是一件需要投入很多而收益有限的事。這與直接選舉政治中的語言規則不同，選舉中的公共承諾要求能讓一般人明白，而在間接選舉體系中掌握的群體語言溝通技術可能并不能派上核心用場，因此只能算是一種邊緣技能。此外，當官文模糊的時候，對于掌握解釋權者來說，最可能做出對自己有利的解釋。在文字游戲規則中，如果法律明確規定模糊的文字應該盡量朝著對有權者不利而對無權者有利的方向選擇，那么官文變成常人明白的文字就比較有可能實現了。
實際上，官文的難懂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官僚體系離人民的感受更遠，同時，官僚文秘更加鐘情格式，而不是站在老百姓的角度思考問題，很多時候官僚文秘加圈子專家合作整出來的東西可以說讓一般的精英都很頭疼，更別說一般民眾了。另外，可以這樣說，現在的文秘的文字功夫也是越來越差，加上行政主官也不敢輕易脫稿演講，所以，';低通俗度的秀才+閉門化的專家+小膽子的主官=莫名其妙的官文';。說實話，莫名其妙的官文足以讓任何神奇變成或者等于腐朽。現有的公共管理體制雖然開始重視民意價值了，但是當它的表達方式成為難以明白的官文和難以忍受的官會時，一些有意義的政策精髓就在這種文山會海中流失，而在這些難以辨別高低的官樣文章中，太多的政治南郭先生就必然會混跡其間。
公家的會風實在要改一改了
最近參加了幾個政府部門及有政府色彩的社會組織開的會議，一圈領導講了一大堆幾乎差不多的車?轆話，套話一說七八點，誰也收不住，誰也沒新意，誰也不管臺下的人是睡覺還是一臉疲態。本篇感慨正寫于在北京開的一個兩個多小時的公家會議上本人在三輪瞌睡打完之後。我道行淺，這么多年也沒有學會坐在那思想開小差而眼睛還睜著的';魚眼技術';，所以打瞌睡大家都能看得到。曾經聽說過一個領導的笑話，說發現這位領導每次開會聽代表發言時都特別勤快精神地做記錄，有一次會議上一個服務員忍不住想，這些發言我都聽得出是廢話，這領導有啥好記的，我得看看都寫的啥。她趁倒茶的機會一看，嘿，領導密密麻麻畫了一紙的小豬頭。
會議是公共溝通的一種方式，是實施有效公共管理的重要工具，是傳達信息的重要形式，開會開得好不好意義很大。對于公家會議上的領導講話我有五個建議：一是要精短，說話越短越好，尤其不要和其他人已講過的重復；二是盡量用提綱，說口語，不要照念稿子，尤其不要念長稿；三是抓住問題的關鍵，說點兒具體的事情，不要漫無邊際地一個接一個的領導均從偉大的意義說到具體要求；四是盡量避免套話和那種不切實際又沒有措施的要求性語言，說了一套';要怎樣......;';，不如說一小段';怎樣做';；五是講話不要只管埋頭念稿，要看看現場大家的表情、狀況和互動中反映的情緒。在會議管理方面，官員們實在是要向企業家、投資家、NGO領導人和媒體老總們去好好學習了。
我們可以把會議看做是一個推銷理念的平臺與場所，不管上面提了多好的精神與想法，死板的形式、連篇的套話、冗長的念稿、一廂情愿的號召都足以';化神奇為腐朽';。我們現在注意到了高層經常提出一些新穎的且有針對性的新口號、新方針、新理念，可惜我們下面大量部門所使用的動員與傳播方式一如那些公家會議一樣陳舊、刻板、枯燥、無聊。現如今的社會，大家都在為生意和職業的競爭奔忙不迭，每每參加這種官會，真讓人感覺在這里時間和價值的概念與社會發展的差距好大。社會開放了三十多年，經濟改革了三十多年，而我們公家開會的方式似乎定格在舊的時刻上，沒有多大的進步與改良。
我們原有的公共管理工作模式是很講等級、派頭、座次、口徑和官樣文章的，合乎樣式與規矩，遠遠比合乎觀眾的理解與傾聽模式重要，太多的官員如從市長到下面的鄉鎮長都愛守那種刻板的官僚行為模式。一個鄉鎮長與其他人的自然對話模式，與他向領導匯報時的樣式相比，其生動性絕對差距很大；同樣，領導在私下溝通時的表述能力也比正式會議場合生動很多。我在想，我們的政策內涵正在不斷追求';以人為本';，但是如果公共溝通與社會動員的形式是不夠';以人為本';的，那么這些政策的執行效果也一定會大打折扣或者流于空想。
請專家、領導正常說話
參加的會真的是太多了。在地方召開的會上，我與中國發展基金會秘書長羅邁先生聽著各位機關領導們的發言，悄悄地討論，';什么時候領導人才能懂得說話說到點子上，少說廢話，哪怕只說兩句風趣話';。我曾和我們集團的CIO馮晞博士聽著一堆著名專家面無表情的發言，沒有開場白，沒有結尾語，過程呆板，毫無生氣的發言，我們又討論，';這些著名專家也許真的很有功夫，但是大家怎么也無法集中精力聽啊';。前一陣看到著名外交家、外交學院院長吳建民先生在一本著名的政論雜志上感慨，批評我們中國的政府部門領導人套話連篇、不通對方心理，不能設身處地考慮別人的信息需要和聽話習慣，且經常采用莫名其妙的話語方式。看來有同感的不只是小小圈子，因為龍永圖先生曾對中國市長的溝通方式有非常相近的批評。
在大會、小會上的專家、領導講話中，以下幾種問題非常突出：做格式化簡介而不是就主題問題提供見解，講大而化之的問題而不是有針對性的具體問題，講套話而不是用講者自己的話語，使用行政術語而不是聽眾習慣的語言，照念稿件而不是對著觀眾放松地講述，從來動口不動手而不是手勢豐富，使用背誦腔與旁白腔而不是通常人說話的腔調。而在大部分的專家與領導的講話里，我們很少聽到風趣的笑話、智慧的提示、耐人尋味的發問、雋永的警句與獨特的洞察、機智的回應、生動的眼神與表情。在那里，說話的專家與領導好像被裝在一個特別的灰色的套子里，沒有自我，沒有生命，沒有真情實感。
很多時候我們說話也就是一個小小的技巧。如果你被邀請做一個3~5分鐘的開幕致辭，其實你根本沒必要大張旗鼓地講話，也沒必要四平八穩地讀稿，因為那點時間本來就只夠你講個相關的笑話，做一個有點深度的比喻，或者來一點獨特的東拉西扯；如果你被邀請做一個15分鐘的發言，記住也不要擺出架勢滔滔不絕，因為其實那一般正好夠你在一個有點意思的開場白之後發表一個新穎的觀點，并提示一些你的論據；如果你的演講時間是半小時或者45分鐘，那么這時你的確可以拿出10~12張PPT演繹一番；如果演講是一小時，那么我們也許需要更加系統的演講提綱、PPT、現場發放的演講材料或者更多的支持論據。但是任何時候我們都要記住，我們應該盡量對著人的面部而不是頭頂說話，應該用口語而不要用嘴巴念著書面語，最好站著而不是坐著講話，應該用自己正常說話的語調和語速而不是背誦與旁白式的說話。最後，說普通人的話，而不要說官話！
商業中采用的是一種特殊的公共語言方式，說明書不明白會被人追究責任，培訓不明白會導致生產質量不能保證，如果廣告語模糊有語病則可能付出多倍的代價。可是我們專家與官員的語言為什么會與商業語言差距那么大呢？實際上這恰恰是因為，他們還在很大程度上沒有形成真正的為自己的主張負責的機制，也沒有真正形成明確的傳遞訴求的公共習慣。一句話，公共性在他們的語言符號上直接反映得太少。
當官不宜讀博士
學無止境是好事。不論你是升斗小民還是高官巨富，學習都是好事。但當了官尤其是當了高官再去讀學位卻并不是好事。我們設想一下，中國的科舉制度如果不是中了舉才當官，而改成是當了官再去中舉，那么這舉人和進士制度就大有問題了。就如我們看';舉人';與';進士';二詞一樣，一則';為人舉';，一則';使士進';，其目的在于讓散逸于民間的人才精英得以循一定的方式被發現競爭出來，在這個過程中，一些統一的硬性的測試方式被開發出來，以確保大家都在公平有效的測量工具下得以被選，而那個時候絕沒有將軍因功而授武舉，文官因位而賜功名之說；但是在整個選考過程中，最容易作弊或茍且的恰恰是權貴之親。權威在學位選考中的腐蝕作用遠大于正面作用。
因此為官者去搏學位，其最大弊端恰在于有以權勢去交易學位名利的嫌疑，以一長之尊既有調動秘書助理抄文襲字之利，又有導師趨炎附勢之嫌，更有學位答辯時順水推舟之可能。此風如存，即使那讀學位的為官者真正干凈得一絲不掛，也很難讓人不生一點懷疑。
與歐美日韓的學位相比，中國的博士學位還是比較好讀的，但即使這樣相對好讀的學位，如果以必修課、課時、學位、論文發表、外語分數、嚴格的論文獨立寫作相要求，我可以說大半攻讀博士學位的官員如果沒有人放水是絕對過不去的。而他們之所以能過去、能得學位，往往是以學風、學位管理中的歪風日盛和寬容他們為代價的。
當個好官大半與是否有個博士學位沒啥關系，尤其是中國的博士學位。博士學位就其本質而言名為博實為窄，其功用多半用在學術研究與教學上。對當官者來說，對他們的主要要求在于能用人、見識寬、善協調，他們可使用博士作為某一專一行政之才，但卻不宜使自己真正成為一個鉆牛角尖的博士。這也是現代公共管理體制中，行政主管鮮少博士的原因。而我們現在一些地方，盛行博士當官或官當博士，多半不是因為對公共管理的理解偏差，就是趨一種虛榮的人才偏風，鉆進了對公共管理無知的牛角，其結果又在官員隊伍中滋長了';濫弄學位';的似是而非的時髦。
博士不當官，當官不讀博士，這不是退步而是健康進步的現象，這對社會風氣有幫助，對社會治理有幫助，對促進踏實的學風有幫助。如果你遇到一個印有博士頭銜的官員，大家不妨多看他幾眼，至少可以有一眼是質疑的。
無謂消耗公共資源，造樓等于造孽
讀了李韶鑒先生的《可持續發展與多元社會和諧：新加坡經驗》一書，看到一些新加坡政府部門和新加坡執政黨——;人民行動黨居然在很簡單的地方辦公，甚至租房辦公，很是感慨。因為每次我到國內各地出差，總是被各地越來越富麗堂皇的黨政部門的新樓、高樓塞滿視野，風氣所及，一個小小的部門也建個大大的樓，有的機關，居然其內部的每個部門都建一個樓或者在幾處建樓。這些樓不只大量占用最好的土地和預算，而且產生大量消耗。最近國務院機關事務局副局長尋寰中在他的公開文章中披露，全國黨政機關能源消費占全國終端能源消費總量的7%左右，接近全國農村人口的生活用電水平。
我一直在想，大量造樓的真正動力在哪？我覺得，首先，是在建設過程中可以產生大量基建承包腐敗，如果認真檢查一些黨政部門建造的辦公或者業務大樓，可能發現腐敗問題并不難。從以往歷年揭露的貪官來看，除了道路交通方面出現腐敗問題外，樓堂館所建設是很集中的另一個方面，只要拿下項目建設，弄錢的事就比較容易了。其次，是政績驅動，為官一任，其他成績不容易留，造個樓就是自己的功績碑，當然客觀上有時候造樓可以拉動某個板塊的建設，但是，這同時也是很多城市政府在新區建設時以黨政建設先行而采取的一種策略。最後，造了樓之後就有了空間，很多相關事業或者掛靠業務也就有了物理與交易的空間。
所以，我看許多黨政部門的造大樓是百害一利，而最突出的問題就是，不管我們講的公共管理體制如何改革，從新大樓的源源不斷就可以知道機關掌握與利用核心資源的體制是根本，而不是所謂的權為民所用；就知道所謂的職能調整與人事調整是不斷強化行政職能，而不是弱化政府干預，加大民間資源的空間；就知道某些基層黨政機關是個特殊的利益群體，它在與民爭利，而不是真正的以民為本；是現在能源消耗的問題所在之一，而忝為節能減排的管理者；是利己發展模式，而不是嘴巴上老說的科學發展觀。有一點是很清楚的，黨政部門的樓堂館所造得越好，它與民眾的心理距離就越大；而因為這幾年樓造得越來越好，因此就與老百姓的心理距離越來越大。';零點';所做的歷年政府威望調查，上高下低，有很多解釋，其中一個解釋是說基層政府做事情多得罪人，而且資源少不能調轉。但是看看基層蓋的樓之多，甚至有些貧困地區的黨政大樓比發達地區的還豪華。因此，從中不難知道，問題不是簡單解釋得了的。我倒還不能簡單地把造新樓者與貪官畫等號，但是說造新樓的地方容易出人民昏官（對大家的事情想得不多的官）、個人清官（對自己的利益在哪都很清楚的官）應該不算離譜。
行政辦公中心都可拍
成都拍賣新的辦公中心，引起了爭議，也得到了好評。我想其中有不少不得已的原因，可能外有震災因素，內有豪華行政中心影響到了地方領導人的官運的因素。但我想這至少不是件壞事，而是在種種原因下所做的一件正確的事。但如果就此而已則未免太簡單了，因為成都絕不是個案，在富如蘇州貧如阜陽的地方，豪華、龐大的行政中心遍地都是。這樣的行政中心既占著最好的土地，又表現出';最高檔次的建筑';，洋洋灑灑地把自己傲然獨立于萬民之中，這樣的中心無疑是在用與民爭利和以官為本的符號姿態，嘲弄著那些黨政官員口中喋喋不休的';以民為本';及';和諧社會';的美妙口號。
其實，行政服務除了其基層機構需要貼近社區與服務對象外，省、市甚至區一級的綜合服務部門，辦公地點偏一點、辦公條件簡潔體面一些完全就可以了，而實在讓人想不出任何理由非要占據好地塊、建好房子，尤其還要建那么富麗堂皇、遭人眼氣的建筑。在一個地方，民居、商居應該建得好些，公務建筑過得去就可以了。如果要我做一個推薦，我會推薦在建筑上的';民棒商棒政平';，而沒有必要把政務建筑建得比商居和民居還要豪華許多。我相信這是對老百姓的讓利，對政府的形象有利，也對為首長者的仕途好。
政部門搞精簡搞調整，動靜再大，辦公樓不見少只見多，不見簡只見豪，不見偏只見擠進繁華區。老百姓看政府的形象時，你的決心、你的規劃、你的規定、你做的好事、你想的戰略，老百姓是看不到的，老百姓看到的全是臉面：你對老百姓說話的方式，有具體的大事發生時的反應方式，你在涉及家人親友利益的事情上所做的處理，你所用的車，你所建的大樓，這些構成了老百姓心目中';可感知的政府形象';。成都政府在情勢所迫之下拍了新行政辦公中心，我倒希望看到更多的地方黨政部門在沒有災難、沒有霉運的時候，能把他們或新或舊的行政辦公中心拍賣出去。從此，黨政部門做事高調一點，待遇低調一點，有何不好呢？在現在經濟景氣受到挑戰的情況下，藏富于民，讓民眾更有臉面與實惠，自己雖不必灰頭土臉，有點干凈整齊的建筑就可以了，這才是當政者應有之為與應有之相。腐敗是個人人品之虧，但奢華是組織人格之弊。因此，成都行政中心的拍賣我希望是中國各地豪華行政辦公中心全線拍賣之第一拍！
建設討老百姓喜歡的政府
一個地方的治理，永遠不是治理就沒有問題。治理很有意思，其一個特點就是通過治理可能產生更多的問題。當你實施一個比較先進的治理，尤其是讓人民參與的治理，更加透明的治理時，那么它的特點就是過去很多沒有暴露的問題會暴露出來，過去人們不當問題的問題會變成問題。但是這些問題的類型跟過去的會不一樣，這是治理的很重要的表現。在一個落後的地方，甚至十年間發生的事情都是一樣的，而且這些問題沒有人認真去解決它；而在一個先進的地方，就會不斷發現很多新問題，而且這些問題越來越具有挑戰性，越來越尖銳，且跟以前的問題很不一樣，甚至你發現你原來那些知識都不夠用了，需要再學習，需要創新。
我首先要說的是，一個開明的政務環境，其很重要的一個變化是黨政機關干部講的話和做的事情，要讓人民群眾能看得明白、聽得懂。我們的政府還是太大了，我們黨政部門的編制超過六七十個。老百姓看我們政府，說實話他們不太看得明白，因為我們太大、太多了。如果說一個政府部門相當于一本教科書的話，那么一個真的了解我們黨政部門的老百姓，他相當于看了多少本教科書呢？七十本！相當于什么水平呢？碩士畢業。大家想想看，就算政務真的公開，又怎么能讓一般老百姓都能明白？而且在老百姓的感受中，我們每一個科室干部的臉就是政府的臉，他可分不清哪個部門。公安部門干得不好的事，他就認為是政府干得不好，因為他把我們政府看成是一個整體，一缸水里舀出來的一瓢就代表那一缸水。另外，老百姓把黨政看成是一伙的，站在這個角度來說，每個科員、每個科長、每一個科室就代表了政府的這張臉。
第二個要說的，就是老百姓對我們政府的評價，包括對干部的評價，這跟期望有關，而不是簡單的你干得好還是不好，它跟對你的整個的期待有關。比方說，你這個部門實際表現是80分，但是你跟老百姓說你可以做到98分，可實際上你只做到80分，最後老百姓給你的評價是75分。當我們面對一個管理對象時，我們的態度就能決定人們對我們的評價。在科室里面，干部最可能有的兩種態度是：第一種，公事公辦——;公事公辦的態度站在我們的角度來說，就是遵循自己的工作規矩，但站在老百姓的角度來說就是冷漠，也就是說在你的眼里，不管他是劉大爺還是王大娘，或者張先生，這些對你來說沒有什么兩樣；第二種，在面子上你可能會比較傲慢，或者說你嘴巴上說得很好，但是實際上辦不到，這時就會提高他的期望而降低了他對你的評價。比如，在我們做全市的評價時，A區有個很不服氣的地方，說為什么我們的得分跟B區差不多？難道我們的水平比B區還低嗎？其中的問題在于，A區管理對象的要求比B區管理對象的要求高，如果你的管理只是跟B區的干部一個水平的話，那么你的管理對象對你的評價就會低。
從今年的政務環境評估中我們可以看到，得到認可的服務包括：第一個就是做法、手段和流程比較規范化；第二個是針對企業的服務，尤其是一些外資和大型企業的服務上面，出現了個性化服務的做法；第三個是對有錢人的服務還具有相當主動性。服務中也有一些不足：其中最突出的是不同的人對政策法規的解釋不一樣，顯示出缺少足夠而有效的標準化培訓；其次是我們的投訴不方便；第三個是溝通的被動性；第四個是服務迎進來還可以，送出去的服務不夠；第五個是當面辦事好點，但看不見的電話溝通差點。
針對這些不足方面，需要有改進的考慮，發展精細化行政。就像現在我去補辦一個駕照，8分鐘就什么都搞定了，比起過去一個月的時間，覺得效率真的是太高了。但是你不要以為我8分鐘補完之後，我就對它完全滿意了，不是！比如中間那個驗光環節，他說我還是要驗一下，我就把單子給他了，可他簽了一個字沒驗就交給我走了。當時我就在想，既然不驗那干嘛要有這個環節呢？所以這個對我來說，因為已經做得很好了，所以我的關注點又轉移到細節上去了。
在整個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逐步提升的時候，我們作為辦事人員，也對我們的素質結構和能力結構提出了挑戰。第一個是新知識。比如我們做同樣的事情，幫人解決問題，如果還用原來那套能力和原來那套知識就不好用。大家受的訓練中有兩種重要的知識，第一種政治知識，從';三個代表';到';科學發展觀';；還有很大一部分是你的專業業務知識，像稅務或審計知識等。但是什么樣的知識能夠幫助你理解對象的需要呢？比如說大眾社會學，比如說流行心理學，比如說大眾文化學，這些知識能夠幫助你明白為何政務服務信息要易懂、要明確、要一致。第二個是不斷反思。比如昨天我那個活那么干了，那么干了好在什么地方，不好在什么地方，經驗是什么？所以在這些地方我建議大家要培養一種反思的習慣，使自己成為自我激勵、自我反思與自我批評的';三自人才';。第三個是要接觸一些其他理念的知識。比如你是工商的干部，不要整天光學工商管理的知識；教育部門面對的是年輕人，或者是年輕人的家長，年輕人的思想很豐富，每天看很多雜七雜八的東西，你就不要簡單地認為年輕人整天玩游戲是不好的，要我說你都沒玩過游戲，怎么知道游戲不好呀？最後一個是要改善我們的溝通技能。我們跟一個陌生人溝通的能力，我們做公眾演講的能力，我們和領導之間做探討說話的能力，這些都需要有能說到點子上的能力，要有講到大家都不想睡覺的能力。
五問商業地產
正值商業房地產聯盟在成都開年會之即，我應邀主持了其中的開發商討論環節，這次去的人還是挺整齊的，基本上萬達、瑞安等商業房地產主力都到了，大家在一起的探討氣氛也不錯，我借主持之便，五問商業房地產的問題，沒有得到滿意的答案，但至少算是提出了我心中一直懷有的疑問。
其一，商業房地產的發展真的能啟動內需嗎？現在的所謂商業房地產熱究竟是因為市場的真實需求，還是因為住宅房地產管得太緊，以及商業土地使用流程上的操作空間比較大而導致了鉆政策空子的操作？其二，大家現在做的商業房地產的樣式，在每個大類里面其實并無特色，比如我們現在80後、90後突起了，但是我們的商業房地產或者商業街區很少有為他們考慮的，這說明實際上大家根本就沒有啥差異定位，只是一哄而起的搶地。其三，電子商務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對物理形態的商業房地產需求的挑戰，我們今天做的商業房地產至少與年輕一代日益發展起來的非物理意義上的購物高潮形成了鮮明的反差，這樣我們是不是在制造新一輪的泡沫呢？其四，很多業內人士說商業房地產所需要的操作經驗與模式要比住宅地產還要專業，但很多操作者做一般住宅都很一般，那么如何能操作得好商業房地產呢？商業房地產業者如何在相對容易的地產操作之外整合相對更專業的商業資源呢？其五，現在住宅房地產的價格有個基準線，還可以看升看降，那么我們現在怎么看商業房地產的價格與走勢呢？大家都說要大力發展商業房地產，但是現在商鋪大量空置，是不是說明在這個領域其實也存在著大量投機行為與過度投資炒作行為呢？有人提議物業稅的嘗試首先應該針對非關民生的商鋪，大家會怎么看？
在我看來，商業房地產的確有很大的發展空間，但是現在商業房地產的大干快上，很多地方的大規模、大批量的商業房地產項目包括所謂城市綜合體的發展，包括很多品牌住宅房地產商與品牌產品商直接投資商業房地產項目，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發現了在商業房地產領域的操作便利與規模套利空間。在我們很多等待購房的人還很關注住宅房地產政策與價格變動的時候，其實如果站在資源變動的立場而論，應該更關注商業房地產領域，因為這個領域已成為新的造富機會的集中營，也成為新的事業發展的關鍵點，同時也是城市發展與金融風險的集中點所在，其多種風險的集聚機會也正快速增加。
央企退出無利于抑制房價
中央責令78家不以房地產為主業的央企退出房地產市場，這讓很多對央企頻當地王不爽的人似乎出了點小氣。但我個人認為這一決定對于房地產市場本身幾乎沒有任何影響。因為一轉臉，這些央企的房地產業務部門就變成了另外78家專門以房地產為主業的國有房地產公司，或者過一陣改制成股份制上市企業，這個還是左口袋與右口袋的問題，既不影響有國有背景的企業在獲得土地與金融資源上的便利性，也不影響他們繼續在土地市場上充當地王。在我看來，國有企業不應該在商品房市場上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而應該把這一市場主要讓給市場化的民營或者至多是股份制企業去操作，而讓國有企業重點在保障性房地產市場上發揮作用。
而勒令央企退出的舉措對于房產價格幾乎沒有任何影響。有人誤解中央的政策調控會導致整體房地產價格下降，但實際上在目前的房地產市場上，保障房與商品房雙向平行的架勢已經基本形成，我個人預期在保障的大力度投入下，這類房地產市場的供應量將會顯著增加，市場價格在政策的要求下保持平穩，但是房源獲得的公平性將會逐漸成為爭議的焦點。
我們房地產市場的基本格局也許可期待其維持：在現有政策之下，中高端商品房的市場價格不可能發生大的降落，在其他投資工具稀少的情況下，其對于社會15%~20%的高收入階層者作為投資品功能的形式也沒有大的變化；保障房供應量增加會導致城市居民中大約25%左右的人受益；但是對于超過半數的期待獲得居住空間者來說，他們能獲得廉租房就很不錯了，而政策機構可能做的就是把這類公共租賃社區發展成為富有活力與特色的青年公寓區，大家不只感受到這是青年人的聚居區，而且還是戀愛交友的好地方；不覺得是社會弱勢群體的集中區，而只是個人成長的過渡期。
開發商不開發土地開發啥
每當房價飛漲的時候，房地產開發商們就有很多理由辯解，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理由就是土地供應量不足。針對部分開發商';保18億畝紅線導致建設用地供應量不足';、';地荒引發房價飛漲';的言論，國土資源部總規劃師胡存智回應：我國城鄉發展建設用地預留數量是足夠的，對開發商閑置及低效利用土地，國土部將進一步予以規范。國土資源部有關負責人說，最近有的房地產開發企業大量儲備土地成為媒體關注熱點。如果房地產開發企業';囤積';土地不及時開發，會進一步加劇房地產市場土地供求緊張程度。人為哄抬地價，不利于市場的健康發展。為防范房地產開發企業';囤積';土地，應縮短土地開發周期，促進供應土地及時開發，盡快形成商品住宅供應。對中原地產的部分城市開發地塊的抽樣調查也顯示，大約有1/4左右的地塊沒有如期開發。而一些城市公開宣示要處罰未進入開發的地王地塊，這也部分顯示了相當一部分開發商囤著土地不開發的事實。
囤土地行為本身就掙錢，在緊控土地供應的情況下，摟著土地等于摟著搖錢樹，拖得長無論是自己開發還是轉手都是不錯的買賣。當然也有囤土地是因為資金短缺的，尤其在調控與危機以來，這也比較普遍。但是無論是前者還是後者，其真正的問題在于土地與建設主管部門顯然沒有很嚴格地執行土地開發的執法程序。如果不能嚴格執法，當然誰都愿意留著土地不開發，等于抱了個金娃娃。
實際上，囤土地與拿著地不開發并不是普遍現象，也不代表所有開發商都是這么干的，的確也有開發商及時拿到地就開發的，但是開發完了之後再想拿地就不容易了。其實，那些有道道拿到地、還拿到大塊地、還拿到大塊好地、還能超期不開發、還能不開發而不受罰的開發商就大大擠占了那些規矩開發的開發商的資源空間，而且因為那些開發商囤積土地（尤其是當了地王而未按期開發者）會直接導致土地價格的上升，所以老百姓罵娘的時候也是不管你三七二十一把所有的開發商一起罵了。總之，在這樣的情況下，開發商不囤地而去及時開發的行為多少倒顯得有點傻呢。
開發商囤地不開發是未按照法律要求規定的作為，但是那么大一塊地放在那，一個城市一個時間段里面需要按期開發的地也就那么多塊，那些沒有按期開發的土地居然也沒有得到及時的警告與處罰或者清退，這樣的不作為行為又是誰的問題呢？如果沒有及時開發的土地不僅嚴格按照規定清退，同時還處以高額罰金（應該在現有的水平上，將罰金或者定金的數量顯著提高），有一塊處理一塊，那么誰還敢囤呢？對于囤地行為是誰不去這樣執法呢？是不敢還是不知道怎么執法呢？為什么組織與人事部門還讓他待在那個位置上呢？是有貓膩不執法嗎？那么紀委與監察和檢察部門又在干嘛呢？在這個攸關民生與重大資源的問題上，表面上是囤地問題，實際上是執政能力問題。
拆遷權與房價上升
拆遷是一些悲哀故事的起源，也是一些欣喜夢想的機會，在每一個地方的拆遷中我們都可以看到這兩類場景。針對《拆遷條例》修改問題而爆發的輿論爭議持續進行中，而且我覺得這個爭議還不會輕易有結論。我個人一向旗幟鮮明地支持弱化政府的拆遷權力，而把拆遷變成以開發商與居民談判為主的模式，我在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開設';公共談判技巧';和';利益集團分析';兩門課的時候，就在MPA學生中進行拆遷談判的模擬。在以往的拆遷中，僅僅出于商業開發與公共建設的目的就大量強制拆遷居民與農民住居的方式，既是對民眾權利的粗暴侵犯，也會導致公共權力的不當擴大。難怪世界上不少政府的官員慨嘆，很多人羨慕中國城市日新月異的發展：要是我們也有中國政府官員那么大的權力與資源進行大拆大建，那么我們的';日新月異';也未必就輸給中國人多少。我們注意到了社會建設的成就，但是我們對于這種建設成就所付出代價的關注是不夠的，而且因為政務透明不夠，這類關注的廣度與深度也存在嚴重的不足。可以這么說，沒有現在的拆遷模式就沒有現在城市的快速發展，也就沒有那么多新房子可住。西方發達國家的城市看起來總是那么舊，印度的道路建得那么慢，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們沒有拆遷辦，他們也沒權搞拆遷辦，他們也不敢搞拆遷辦。
目前我們的城市發展與房地產發展，一部分是直接在農地上發展，雖然也涉及補償問題，但是拆遷任務沒那么復雜；另外一部分是在城市改造的基礎上進行，那么拆遷任務就相當不簡單了。如果我們現在的拆遷模式朝著弱化政府拆遷權力的方向轉變，那么結果將是更多開發商樂于朝農地建設方向發展，這樣會導致農地的競價上升；而城區改造的速度將明顯放慢，開發商與原居民談判後的拆遷成本顯著上升。無論在哪種情況下，城市住房的供應速度與供應成本在現在的基礎上可能會有更大幅度的上升。于是，我們將會看到公共管理中經常可能會出現的兩難境地——;強拆遷權力，則原居民受損嚴重；弱拆遷權力，則房價會有更顯著的上升。我們一般人可能期待一個完美的答案，但是公共行政中只能給出的是兩害相權取其輕，而輕重的感覺站在不同的角度還會有不同的感受。
如何與新一代對話
難用幾句簡單的話來描述對年輕一代——;80後或90後的公共動員模式，但是今天我們已經積累了足夠的觀察來試圖描述某些對于他們的有效的動員模式，這些模式也應該為所有試圖爭取青年資源的組織——;公司、社會團體、教育或者社會服務組織所重視。有一個值得注意的因素是：這些模式得以有效的核心是基于青年人的需要。洞察這些需要的變化規律，并以富有創意的方式設立讓年輕人信賴的表達、使用、團結與合作的機制。
今天青年人的社會心理需要有怎樣的特色呢？我想：其一具有充分的自我權威性，即他們對于自己的判斷能力具有如此的自信，以致于他們很難接受別人對他們的先入為主的教訓，當然這一方面是因為這代青年人在信息獲得的廣泛性與多元化方面顯然已經超過他們先代的平均水平；另一方面他們從小在一個比較有話語權的環境中成長——;家長允許他們在小時候就發言，甚至很重視他們在作為小孩子時候的意見，因此讓他們先發言并且不要簡單地否定他們的意見已經成了一種起碼的語言規則，平等化的溝通與伙伴感更能贏得他們的認同，他們選擇的新偶像更多的是他們在參與式的過程中至少以為是自我選擇的結果。其二新鮮取向，也就是說他們對于新知識與新風格給予的肯定遠遠超過對于通常我們強調的規律、本質、規則的重視，';新鮮等同于良好';的心理趨向顯著而且成為群體風尚，在他們面前，歌星、小說、產品包裝、時尚、詞匯、品牌等等，新鮮者昌、陳舊者亡的例子可以說是天天發生。其三趣味創造的尋常性，不只是追求結果的成就感，工作與生活過程的趣味性價值有了很大提高，這就意味著豐富與多樣化的動員與溝通模式成為組織管理與領導方式的自然組成部分，管理在很大程度上成為高接受度的服務選擇的組成部分，它需要有魅力的人物，有意義與娛樂性的內容，有創新性的表現形式，他們不喜歡甚至厭惡刻板不變、千篇一律、墨守成規、煞有介事、套話連篇、念稿背稿、例行公事的感覺。
其實與老一代人相比，年輕一代敢于表述他們懷疑的想法，敢于表述他們主張的想法，也敢于拒絕他們厭倦的想法。他們對雖然地位高但是與他們所認同的事物有距離的東西的耐心降低了；他們顯著地表現出積極躲避他們所不喜歡的東西，而不是像老一代人那樣更能妥協；他們變得更加直接，他們不僅批評，而且還想象他們所應該得到的東西，因此就有了很強的建設傾向；他們有高度的信息敏感性，因此能夠接受同樣是基于信息的交流，但是他們對于基于權威的簡單指令則比較不以為然；作為年輕人，他們更愿意隨從同伴的壓力，無論是在網絡上還是在現實社會生活中。
由此我提出對年輕人公共動員模式的四個基本轉變：一是實現由青年組織機關干部動員社會青年的間接模式，向青年社會領袖動員年輕人的直接模式轉變——;在年輕人中通過廣泛的社會服務與社會活動，發掘、尋找、培養與推動青年公眾人物的形成（我曾提出去發現常人中有公益與公共管理的自然人格傾向的人才，這大概是1%的比重，而且由此還可以進一步發現有5～6個積極追隨者，從而能獲得另外70個左右的獵奇與愛熱鬧的群眾），讓他們而不是青年組織機關干部成為青年社會動員的主力；但尤其應注意警惕現在青年組織的中年化傾向，年齡大一些穩妥似乎是穩妥了，但離青年人的真實感遠了，對青年的敏感性與通情性弱了，組織與工作對象的疏離度就大了。二是由意識形態教化模式向基于見識的參與式、解難式動員模式轉變——;意識形態教化具有很強的套話、官話與千篇一律的特征，基本上是以上對下的姿態為主，基本悖逆、背離青年人的新知取向，與此相對的是建立在豐富新知（充分的新知識、新信息、各類見識與技能）基礎上的說服性的影響力權威，面對生動真實的問題，鼓動人們發揮自己的智慧與經驗，在尊重專業與群策群力的結合下，獲取解決問題的方法。從這個意義上說，深入細致的社會工作，吸引與挖掘社會工作積極分子的社會服務，推動新的公共空間、新的公共意見與新的公眾人物而形成的草根性社會動員工作尤其具有價值，這種尊重青年本身的存在價值而又適度結合外部支持的模式，具有很強的上下結合的特性。三是由格式化的宣傳工作向多樣性的溝通工作轉變——;今天的青年社會群體不僅有社會階層之別，就是在同一社會階層中還有社會群體之別，而在同一社會群體內部還有因心理特征與行為模式差異而形成的多類社會亞群體，這就需要我們吸收、借鑒、學習在各種文化表達、藝術形式、新科技等方面提供的各類可能性與幫助，有針對性地、分門別類地、持續不斷地挖掘出具有戲劇性、新穎性、突破性的吸引青年人注意力、加強他們的記憶力與回溯性、促發他們的應用性與加強他們的嘗試愿望的鼓動與壓力機制。格式化宣傳工作容易引發青年人的逆反心理，而多樣性溝通則為個性化的針對性工作提供了空間。這一點其實在商業服務機制中應用得比較充分，很多商家已經注意到了青年消費者的特殊性與個性化滿足方式的價值，這些公司（比如百事可樂、阿迪達斯、諾基亞等）的青年消費者工作方式值得我們的青年組織去學習。四是由系統的灌輸形式向快節奏的體驗模式轉變——;低耐心度與在高信息量下常常自以為是的青年人，意味著他們更有可能接受另外一種影響方式：各類新的媒體形式中所蘊涵的信息量巨大，方式經常而快速變換著的一致的核心信息，人們不是被再三地用語言教化著，而是被針對不同感官與大腦皮層的影響方式持續而包圍性地影響著（記得，人的語詞本身只傳達7%左右的信息，而語調傳達37%的信息，身體語言則傳達56%的信息，難道大家不覺得我們今天太缺少那些吻合我們的表達與接受天性的表達方式了嗎？所以我們所獲得的體驗方式也太少了），我們的感性與理性素質因此而被同步改善。
對于青年的社會動員需要有更多的探索，這一方面包括給予青年人更大的空間，讓他們表達出自己創新的愿望與理想，讓他們嘗試自己不成熟的意見，甚至容忍他們可能犯的錯誤；另一方面也要給予青年積極分子、青年基層管理者與領導人和青年組織以更大的空間，讓他們能針對不同的細分工作對象群體嘗試不同的工作模式，甚至容忍他們的一些失誤與問題。
與以往任何一代相比，今天的年輕一代更加擁有自己自由行動的主張，那種自詡精英而為他人作嫁衣裳的模式，現在很多時候會變成吃力不討好。但是，與青年人一起面對問題與未來的挑戰，則可以在這種緊密的伙伴感與團隊感中煥發出群體的力量，從而深挖出青年集體的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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