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君匋畫傳（簡體書）

錢君匋（1906-1998）原名玉堂，學名錦堂，號豫堂，以字行，系著名篆刻家、書畫家。是中國當代“一身精三藝，九十臻高峰”的著名篆刻書畫家。曾任西泠印社副社長、上海文藝出版社編審、上海市政協委員等職。他一生治印兩萬余方，上溯秦漢璽印，下取晚清諸家精髓。其風格有吳昌碩的老辣、奔放；有趙之謙的渾厚、飄逸；有黃牧甫的清雋、平整。君匋先生是一位詩、書、畫、印熔于一身的藝術家，諸方面都有至高的造詣和貢獻。

一、紙上風景與錢家
二、恒心與小有的脾氣
三、曾經的革命
四、進上海專科師范學校
五、一封信
六、初戀是一首詩
七、在名流中穿行
八、錢封面
九、萬葉書店
十、收藏的味道
十一、公私合營
十二、逃過一劫，逃不過“文化大革命”
十三、在大師的滋潤下
十四、一生一世獻給故鄉
十五、依然前衛
十六、小氣與大氣
附錄：錢君匋自傳
後記

這個運動初期的場景，深深地印在這位老人的腦海里。
但是隨著“文化大革命”混亂升級，錢君匋開始擔心自己收藏的書畫及積蓄在混亂中丟失，錢君匋對這種情形看到太多了，每次社會動蕩、兵荒馬亂之時，總有不少私產流散不知所終，就如人間妻離子散。所以，錢君匋思前想後，覺得在這抄家破四舊運動中，不如自己整理之後上交給出版社的組織——“文化大革命”辦公室（筆者杜撰這個機構名稱，當年的名稱太多變化太快，故先稱其為“文化大革命”辦公室），于是錢君匋在家里悄悄地整理起想上交的書畫文物，老蓮居士的，趙之謙的，齊白石的，吳昌碩、任伯年、石濤、文徵明、鄭板橋、徐文長、張大干、新羅山人、金冬心以及黃牧甫的印章，吳昌碩的印章、趙之謙的印章等等，羅列清楚後，錢君匋又把自己幾十年來辦書店積蓄起來的500兩黃金取出來，放進一個盒里。第二天，錢君勾叫了三輪車，將書畫文物和黃金放上三輪車，直奔上海文藝出版社，上交給出版社的“文化大革命”為公室。然而出乎錢君匋意料的，錢君匋上午這一革命舉措，“文化大革命”為公室竟然不接受！下午下班時，“文化大革命”為公室通知他，讓他自己保管。但沒有半句鼓勵的話，這讓錢君匋感到很惶恐，不知自己這個舉動究竟是禍是福。從單位到家里，一路上錢君匋提著幾包文物和黃金，心情和這黃金一樣，十分沉重。他清楚地記得，這一天，是1966年8月24日。
一個星期後，錢君訇的擔心變成現實。9月2日晚上七點多，錢君匋回憶說：“社中大批紅衛兵開至余家，在客廳內畫地為牢，中置一椅，囚余于內，不準隨意走動，隨後將妻及妻妹陳學綦、保姆等三人驅至亭子間查問，真是風聲鶴唳，不可終日。紅衛兵在余家到處敲墻掘地，欲在黃金500兩外，再得一批，但黃金盡于此矣，再敲再掘，不會再有。隨將室中所有書畫、印章、古玩全部抄沒，絕無遺漏，至是，始將余釋出畫地之牢，可以隨意走動矣。”錢君匋對這一天的記憶永銘心版！晚年作此回憶已經歲月磨蝕，仿佛在說別人的故事。但是，9月2日晚上這一幕，遠比錢君訇自己回憶來得慘烈。當時亂哄哄抄家，讓錢君匋痛苦不堪，眼見凝結著自己一生心血的這些朝夕相處研習的書畫印章文物被人胡亂地堆在無遮無蓋的卡車上，像運垃圾一樣運走時，在上海生活了近三十年的錢君匋那里承受得了？卡車在轟鳴聲中掛擋起步了，錢君匋不顧一切地追出門去，去追趕卡車，他想讓自己與這些生命般的書畫文物一起運走，錢君匋那里追得上，一陣心絞痛，錢君匋倒在地上，那些站在卡車車斗里的紅衛兵們，連看都不看一眼，帶著勝利果實，照樣揚長而去。
幸虧從後面趕過來的夫人趕快把錢君匋扶回家里，讓他服了藥，才算緩過來，他後來曾記述日：“余最愛者為書畫、刻印、古玩，現將此項財富抄去，心中非常戚戚！臨行追趕卡車，以心臟病發踣地，卡車不顧一切，疾馳而走矣。”
文物抄走了，運走了，也將錢君匋的魂勾走了！錢君匋有一種從未有過的失落和絕望！其實，從關進牛棚開始，他就生活在苦痛之中，6月、7月這兩個月里，他只刻了《君匐私印》、《云氣漫山山接天》和《午齋》三個印章，這樣的情況在此前錢君勾的治印生涯里是從未有過的，可見此時他內心的痛苦！
1966年的10月1日，國慶節，外面紅旗招展鑼鼓喧天，越發增添了錢君匋郁悶的愁緒。一生的心血頃刻之間沒有了，一生的追求變成兩手空空，這種失敗感，讓錢君匋領略了造反派的威力。其實，更慘的境遇還在等著錢君訇呢。1966年10月，造反派突然闖進重慶南路166弄4號剛裝修不久的家里，勒令錢君匋搬出，遷到重慶南路154弄8號，由原來的八間房變為一間房，住慣了寬敞房子的錢君匋夫婦等突然逼仄成一間居室實在無法過日子，當年許多辛辛苦苦積攢起來的家具等，無法擺放，只好忍痛變賣。這對器物有特殊情感的錢君匋來說，同樣是一件十分殘忍的事。
今天，我們在錢君匋自述的文字里，還可以看到當年遭受非人遭遇的痕跡。有一次，出版社批斗蒯斯曛、錢君匋等二十余人時，讓這些年過半百乃至花甲之年的老專家、文化人從集中的“後堂”爬到會場，錢君匋因為排在隊伍後面，目睹了前面的人在地上爬！爬到一半時，忽然又下令停止爬行，錢君匋才免了爬著去接受批斗的侮辱，但這一幕深深地刺激了錢君匋。
後來，錢君匋與出版界同人一起下放奉賢干校勞動。一個64歲的藝術大師，去田里插秧種田，與一些飽學之士共擔大糞，在濕滑處一桶大糞潑翻在地，兩位文化大家身上全是污糞。不能擔糞，頭目就讓錢君匋他們幾位老人種菜，後來錢君訇清楚地記得，種菜“久亦腰坍背直，一行種畢，人已半癱矣”。“腰坍背直”是錢君匋家鄉的一句土話，意思是累得直不起腰來了。
在干校勞動一直到1972年66歲那年為止，錢君匋嘗盡了人間羞辱。但一路過來，錢君匋沒有自殺也沒有自暴自棄，因為經過一段時間磨難之後，錢君訇似乎洞穿了社會發展規律，他明白了歷史總是向前的，一時倒退，一段曲折終究要歸人大海。顯赫一時的人物，風光無限的人物，總歸要沉寂的。于是，藝術家的韌勁和信念又悄悄地爬上錢君匋的心頭，在1971年9月13日那個特殊事件發生後，錢君匋在狹仄的居室里又開始操刀弄印。在這非常時期，錢君匋想起了指引自己藝術方向的魯迅先生，他發愿，要刻一部《魯迅印譜》。錢君勾在1974年悄悄刻成一部《魯迅印譜》，共計168方印章。不料後來在批“回潮”的運動中，刻成的《魯迅印譜》被人搜走。從此，錢君匋在“地下”狀態悄悄地再刻一部《魯迅筆名印譜》。并秘不示人，直到粉碎“四人幫”才公開。
“文化大革命”中，藝術家們遭遇各不相同，重者家破人亡，輕者批斗挨罵，錢君匋處在這二者之間，家沒有破，但不少價值不菲的書畫文物被劫掠，不少珍貴的文物從此在世上消失；人也沒有亡，但體罰批斗卻一樣沒有少。本來，60—70歲的錢君匋是藝術上各個方面都是成熟并碩果累累的時候，但卻荒廢在批斗、寫交代匯報、種菜插秧里，這讓向來珍惜光陰的錢君匋來說，是無奈，是痛惜，也是不可再追的憾事。
鐘聲送盡流光，錢君匋在1957年逃過一劫，但“文化大革命”中卻在劫難逃，但是，感到欣慰的是，錢君匋終于渡過了“文化大革命”十年這個劫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