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排除社會主義關懷以及密爾政治思想中較為激進要素的同時，自由傳統也很快地確立了自身的正統觀念。自由主義以極為緩慢的腳步邁向以普選為基礎的代議制民主，這期間歷經了巨大的困難。長期以來，在許多國家，自由主義同樣剝奪了某幾類群體的選舉權。大體而言，自由主義的篩選排除包括這麼五類：根據財產或收入資格來衡量，缺乏足夠經濟資本的群體；以讀寫能力為重要的區別因素，缺乏文化資本的群體；性別“有誤”的群體——對此存在廣泛不同的實踐，～如新西蘭早在1893年便賦予女性選舉權，而瑞士直到1971年才這麼做；種族因素，即通過有效的法律將種族上窮困和被壓迫的少數群體普遍排除在外，如在美國歷史上的很長時期便是如此；最後一類是基於政治觀點的不同而遭排斥，這在二十世紀曾被廣泛適用，主要是針對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政黨等。
盡管存在這些多樣且經常相互重疊的篩選排斥，但作為自由陣營一直青睞的民主形式，代議制民主疾步向前的趨勢卻是清晰無誤的。在這裏，代議制民主可被有效地和直接地定義為滿足下列標準的制度：一個由包括全體成年人在內的選民群體所選出的代議制政府，每個選民擁有平等的投票權，並定期進行秘密投票，此外，他們可以選擇支持任何觀點而不受國家自身或有組織的社會群體脅迫。（該定義主要集中在代議制民主選舉程式中的最低要求上，它只應當被視作我們討論現代民主可能性的一個出發點，而絕非對後者之本質一勞永逸式的概括說明。
代議制民主，或者說是其近似物（畢竟，我們的定義比其初始形態要嚴格得多，連密爾的代議制民主版本都不合乎這一定義），慢慢地在全世界擴展。截至1926年，共有29個國家自稱獲得了令人信服的民主證書。而在1942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戰頂峰期，這個數字縮至12個。民主政體經歷了那個黑暗時代並存活下來，一伺希特勒被打敗，它便迎來了新的擴展期，盡管顯然不是在共產主義陣營。到1988年，在當時167個聯合國成員國當中，寬泛而論，’有66個國家能夠被視作代議制民主國家。
這是明顯的進步，但應當注意的是，在這類民主國家中，無論是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中，容許直接參與統治的空間依然微乎其微。簡言之，在當時，民主僅指代議制民主。統治和決策活動乃是議員們的職責，公民們的任務只不過是偶爾但定期地選出那些議員罷了。
為了說明這種窄化民主範疇的重大影響，我必須稍作停歇，並對—個更為古老的爭論和著名的區分進行回顧：此即“古代人的自由”和“現代人的自由”兩者之間的爭論和區分。邦雅曼?貢斯當在1819年對巴黎皇家中學的聽眾作了一次演講，在這次演講中，他對上述兩者作出了一目了然地區分，其演講擲地有聲，近兩個世紀以來，猶言在耳。貢斯當認為，雅典模式的直接民主在小共同體內是可能的，但在大規模和復雜的現代社會，惟有經選舉產生的代表而非直接由公民運作的代議制政府才具有操作可能陛。人們不再受必須參與管理的義務束縛，因此便可以擁有，用貢斯當的話來說則是，“享用私人歡愉的保障”但是這麼一來，政治與日常生活，以及公共領域中的決策與個人、家庭的日常活動便被正式分割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