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俗與信仰（簡體書）

仲富蘭：復旦大學哲學系畢業。多年在上海新聞媒體工作，曾任上海電臺新聞臺副總監、高級記者。現任華東師范大學傳播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新聞學系主任，華東師范大學傳播學研究中心主任、《傳播學研究集刊》副主編；上海市民俗文化學會會長、香港中國文化研究院顧問。民俗學專家，著有《中國民俗文化學導論》、《現代民俗流變》、《中國民俗流變》、《民俗與文化雜談》、《中華風物探源》、《中國神秘文化百科知識》、《中國通·風俗禮儀》、《十二生肖的故事》、《風物考》、《上海街頭弄口》和《廣播評論——功能、選題與語言藝術》、《廣播電視新聞學》、《廣播電視評論教程》等；主編有《國風》學術集刊、《文化尋根》、《圖說中國近百年社會生活變遷》和《上海史跡與風土》等。

世界上萬千的風俗與信仰都是根據一定的條件產生并長期聯系而成。大量的民俗文化事象，它既表現為一定的物質的、有形的、可直接觸摸到的具體的實物，同時，它又表現為觀念的、無形的、只能意會和理解的抽象形式。可以說，風俗與信仰是劃歸于人類文化深層結構層面的。它之所以能夠古今貫通，因為它既是每個個體在社會生活中長期實際生活的積累，也有人類群體世代相傳的積淀。基于這種積淀在人們精神世界形成了一定的觀念態勢，人們總是自覺或者不自覺地沿襲這條步履艱難的軌跡行進。《我們的國家(風俗與信仰)》就從分析風俗與信仰的特征和性質說起。本書由仲富蘭著。

導言：風俗與信仰的考察視角和價值功能
風俗與信仰的一體兩面
考察風俗與信仰的幾個視角
風俗與信仰的價值和功能
一、民生：物質生活的瑰麗畫卷
獨步世界的服飾習俗
開放流暢的飲食風習
各具風姿的民居習俗
舟馬車轎與交通行旅
二、民事：約定俗成而化成天下
聚族而居韻家族風俗
以義結緣的民間社團
協力同心的鄉規民約
生產流通與商幫風俗
三、民禮：繽紛多姿的人生儀禮
迎接新生孩兒的風俗
養育有度的成年冠禮
談婚論嫁的婚姻俗制
敬老崇文與尊老風尚
生命終結的喪禮習俗
四、民娛：四時八節的節日儀式
萬紫千紅的春季節俗
映日荷花與夏日節令
銀燭畫屏與秋季節日
暮雪轅門與冬日風俗
五、民藝：永不過時的民眾游藝
語言民俗與口頭文學
游戲人間與競技弄潮
鄉土美術與民間工藝
民間音舞與吹拉彈唱
鄉音裊裊的地方社戲
六、神靈信仰：主宰萬物的人格化身
開天辟地創世神
保佑平安守護神
圖騰崇拜說祖神
神靈傳播為俗神
七、鬼魂信仰：離開肉體的靈魂漫游
關于靈魂觀念的幻想
陰陽與鬼精靈的構架
世俗生活的三個鬼節
靈魂與超自然的想象
八、多神崇拜：神靈信仰的實用表達
自然神靈崇拜與土地神祗
護佑一方老百姓的城隍神
炊煙裊裊的灶神與火神
恭喜發財人見人愛拜財神
九、巫術信仰：現實圖景與未來展望
巫術信仰是文明的源頭
巫術迷信是文化的產物
迷信類型與心理需求
驅鬼祛病與巫術功能
傳統迷信與權力崇拜

服飾是人類特有的勞動成果，它既是物質文明的產物，又具有精神文明的含義。人類社會經過蒙昧、野蠻發展到文明時代，緩緩地走過了漫長的時代。先民們在與人猿相揖別之時，從披著獸皮和樹葉裹身，逐漸懂得了遮身暖體，創造了物質文明的豐碩成果。然而，愛美是人的天性，衣冠于人，如金裝在佛，其作用不僅在遮身暖體，更具有美化的功能。可是說從服飾產生的時候開始，人們就已將其生活習俗、審美情趣、色彩愛好，以及種種文化心態、信仰風習，都沉淀在服飾之中，構筑成服飾文化特有之精神內涵。
在中國人民社會生活的歷史長河中，服飾文化源遠流長。追尋中國服飾的源頭，可以上溯到舊石器時代的晚期。考古發掘證明，早在一兩萬年以前，山頂洞人就會用骨針縫制獸皮服裝。至五六千年前的仰韶文化時期，我們的祖先已開始了定居生活，產生了農耕、紡織，出現了以麻布、葛布制作的服裝。此后，又發明了養蠶、紡絲和編織，于是，人們的服飾便在農業、手工業不斷發展的基礎上日趨完備、精致。戰國時期，人們思想活躍，商業發達，服飾亦日新月異。隋、唐統一后，社會經濟繁榮，服飾愈顯華麗，形制也更加開放，從而成為中國歷史上服飾發展的一個高峰。與此同時，各民族在服飾上的相互影響也不斷擴大和深入，趙武靈王胡服騎射，六朝時褲褶裥襠等輕巧便利的北方服飾在中原地區盛行，遼、金、元、清等少數民族相繼入主中原，對中國服飾演變也起了重要影響。中國以其千姿百態、精美絕倫的民族服飾而享有“衣冠王國”的稱譽，正是中華各族人民交流融合、親密合作，共同創造了中華服飾文化的輝煌。
中國服飾在其五千年的發展變遷過程中，雖干變萬化，但仍有規律可循。從樣式上看，上衣下裳和衣裳連屬為兩種基本形制，兩者交互使用，相容并蓄。商周以前，一般多用上衣下裳制，后世的胡服、褲褶、襦裙等，便是其遺制。上下相連的“深衣”最初出現在春秋戰國之交，以后的袍服就是在此基礎上產生的。圖案紋飾、動植物和幾何形紋最為盛行，其表現形式為：上古較簡練、概括，饒有抽象之趣；秦漢以后，日趨工整、均衡，布局嚴密而規范；明清時期，注重寫實，形象細膩逼真，栩栩如生。服飾色彩，上古時期比較單純、鮮艷，后世則趨于繁復、協調，色調較為穩重、凝練。
從服飾的構成來看，主要有衣(包括上下衣)、帽、鞋以及發型發式等附屬品；從職業和性別上來看，則主要有官場服飾、民間服飾(普通男子)、婦女服飾三種類型。然而，綜觀中國傳統服飾，又有兩個顯著的特點是必須指出的：第一，進入階級社會后，衣冠服飾不僅是人們的日常用品，而且成為統治階級嚴內外、別親疏、昭名分、辨貴賤的政治工具。夏商時，中國開始形成冠服制度，西周時，臻于完善。此后，中國歷代王朝都十分重視冠服之制，帝王后妃、文武官員、黎民百姓因其身份不同而在冠服的樣式、紋飾、色彩上有了嚴格的差別。雖然其具體規定在歷代有所損益，但以不同服飾區分身份等級的基本形制，卻長期沿襲不變，對后世產生了深入人心的影響。第二，服飾還受到傳統禮法的約束和傳統倫理規范的強力制約，特別是宋、明以后，由于道學和理學的彌漫，服飾漸趨拘謹、保守，甚至還出現了諸如婦女纏足之類摧殘肢體的陋習。
顯然，等級服制與傳統的倫理規范對服飾的發展是一種限制和阻礙，它與社會的進步和人們美化生活的愿望是相背離的。因此，在社會文化條件急劇變化的近代，傳統服飾的改革便勢在必行了。中國傳統服飾的變革傾向是在鴉片戰爭后，伴隨著清代統治的日趨衰落，西方文化影響的不斷深入，人們的服飾也逐漸更新了。與前代一樣，清代統治者也以法律形式對冠服的形制、紋飾、顏色等作了嚴格的等級規定。然而，至清代晚期，人們開始突破舊有的規范，如團蟒之紋、四開衩之袍等，多有不按品級而用者。禁止庶民使用的金繡、彩繡、狐皮等，富有之家也常常違例而用。這一現象在南方的蘇滬地區尤為多見。王韜《瀛蠕雜志》載：“近來風俗日趨華靡，衣服潛侈，上下無別，而滬上尤甚。洋涇浜負販之子，猝有厚獲，即御狐貉，炫耀過市，真所謂‘彼其之子，不稱其服’也。”又如紅色風兜，本為一、二品官所戴，但至光緒年間，滬地用紅兜者卻比比皆是，故《滬北新樂府·紅風兜》云：“絳云朵朵飛街頭，十人而九紅風兜。風兜雖紅鑲以錦，捐票官階非極品。雖非極品，已非小民。職方如狗都督走，朝廷名器無乃輕。”這種服飾逾制的現象表明，傳統的封建正統觀念和等級服制此時已發生了某種程度的動搖，它實際上預示了服飾變革的潮流開始萌動。
鴉片戰爭后，上海等通商口岸的商埠、租界中出現了華洋雜居的現象。與外國人聯系密切的買辦、富商、洋行職員等，因受西方思想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影響，常常仿效洋人，穿起西服、西褲。而一些與外國商人、水手接觸較多的青樓娼優也紛紛著起“窄袖革履”的西式服裝，用起手帕、圍巾、手籠等域外舶來物品。這種效穿洋服的舉動雖局限在城市，且波及面有限，但畢竟是中國社會前所未有的新現象，其開風氣之先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P25-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