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際地位報告(2012)》以“和平發展”為主題，系統闡述了和平發展道路的內涵，論述了走和平發展道路是中國根據時代發展潮流和國家根本利益所作出的戰略抉擇，也是中國發展的內在需要。報告分析了2011年中國對外政治經濟關系各方面的重大主題。其中包括：中國在全球應對經濟危機中積極參與政策協調；中美平等互利關系實現新發展；中歐戰略合作關系進一步深化；中國在援助日本救災中發揮了積極作用；中國與其他新興經濟體的全面崛起繼續改變著世界經濟格局；中國積極探索危機后全球產業結構升級趨勢中的發展策略；中國引進外資與對外投資的新發展；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十年的巨大變化和作為負責任大國所發揮的作用；中國與各主要大國關系的新發展；中東變化及其對中國的影響；南海問題與中國的立場；聯合國在國際事務中的作用與中國積極參與全球治理；中國的軍事現代化；中國外交中的以人為本。
書摘/試閱
其一，外資企業進行的加工貿易包括出口和進口兩個環節，因此，人民幣升值對進口的有利影響可以對沖對出口的不利影Ⅱ向。外資企業通常以美元標價的工資核算勞動力成本，人民幣升值會使以美元標價的中國工資有所上升。然而，當前中國的勞動力成本是美國的二十分之一，鑒于這一巨大差異，30％—40％的人民幣升值對外資企業勞動力成本的影響非常有限。
其二，外資企業的勞動生產率要遠遠高于內資企業的勞動生產率。人民幣匯率水平取決于平均勞動生產率水平，由于外資企業的勞動生產率高于平均勞動生產率水平，因此，對外資企業而言，人民幣匯率處于低估狀態，這是由外資企業主導的加工貿易仍舊維持巨額順差的主要原因之一。另一方面，中資企業的勞動生產率水平低于平均勞動生產率水平，因此對中資企業而言，人民幣處于高估狀態，受這一因素的影響，由中資企業主導的一般貿易出現了大量的逆差。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得出的基本結論之一是：由內資企業主導的一般貿易逆差的擴大引起了中國綜合貿易收支順差的減少，而由外資企業主導的加工貿易順差的增加引起了中國對美國貿易順差的增加。
3.中美匯率糾紛與中國對策
全球有關人民幣是否應該升值的爭論開始于2001年，美國政府對中國施加人民幣升值壓力開始于2003年。從那時以來，我們已經度過十年左右的時光。在經歷了十年的升值壓力后，2011年年底，外匯市場終于出現了一時性的貶值壓力。面對這一變化，美國政府是否會緩解要求人民幣升值的政治壓力，是人們關注的重要問題之一。在此，我們就這一問題展開具體的討論。
其一，人民幣升值壓力臨近下降拐點。
人民幣升值壓力主要包括以下三種形式：其一，市場升值壓力。這一壓力表現為外匯市場的外匯供給大于需求，由此形成了外幣貶值和人民幣升值的壓力。第二，外部政治性升值壓力。在面I臨第一種升值壓力的情況下，我國政府會進行避免人民幣大幅度升值的市場干預。這一干預會引起外國政府要求人民幣升值的政治壓力。第三，流動性升值壓力。面對外匯市場的人民幣升值壓力，政府阻止人民幣大幅度升值的干預會引起流動性過剩風險，為此中央銀行面臨被迫讓人民幣升值的壓力。
從以上三種升值壓力的性質來看，第一種壓力是另外兩種升值壓力的基礎，其變化決定了另外兩種壓力的變化。這是因為如果外匯市場不存在升值壓力，中央銀行就不會進行買入外匯的市場干預，外國政府自然也就失去了要求升值的理由，因此也就不存在外部政治性升值壓力。另外，中央銀行不進行買入外幣和賣出人民幣的市場干預，自然也就不存在由流動性過剩引發的升值壓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