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岳全傳（簡體書）

“國學”一說，產生于20世紀20年代西學東漸、文化轉型的歷史時期。此前中國的舊學在現代文明面前一敗涂地，曾國藩繼承明儒傳統，身體力行，通經致用，后來又有張之洞提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力圖調和傳統與現實的陰陽關系。后來學術界興起“整理國故”的熱潮，雖然與當時歷史條件看似不協調，實則是有深刻歷史理性的。提出學習西方，“師夷長技以制夷”的魏源，當時不但提出學習西方文明，同時又提出要恢復兩漢經學，這看似極為矛盾，其實正是魏源的高人之處，此后正是在這樣的基礎上，才有了中西交流的合理原則。
當時國人有一種全盤否定國粹的傾向，認為外國來的就是梅毒也是好的。19世紀末20世紀初，隨著中西文化沖突的進一步加劇，中國文化更加弱勢，中國面臨亡國滅種的危機，為了保國保種，以章太炎為代表的國粹派提出“保存國學”、“振興國學”的口號。而新文化運動闖將之一胡適，則在介紹杜威的實踐主義時同時講授中國哲學史。在當時的歷史氛圍下，國學概念產生后其意義內涵自然較復雜，包括傳統官方民間各種學問、藝術、技藝等，但在狹義上，國學之范圍不脫經、史、子、集四部，同時四部中又以經學為首。
國學又可稱國故，可譯“Guoxue”（音譯）、“Sinology”（意譯，指中國學，漢學，因無別于漢族學而有爭議）。現在一般提到的國學，是指以先秦經典及諸子學為根基，涵蓋了兩漢經學、魏晉玄學、宋明理學和同時期的漢賦、六朝駢文、唐宋詩詞、元曲與明清小說并歷代史學等一套特有而完整的文化、學術體系。因此，廣義上，中國古代和現代的文化和學術，包括歷史、思想、哲學、地理、政治、經濟乃至書畫、音樂、術數、醫學、星相、建筑等都是國學所涉及的范疇。
論國學，先明國學之義，所謂必也正名乎，善哉。
今天，關于傳統文化的書寫，好像走向了兩個極端：要么過于通俗，要么過于玄虛。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播、國學的弘揚，需要擺脫掉這兩個極端，走一條中間道路，做到深入淺出、微言大義。雖然“文化熱”、“儒學熱”、“國學熱”的浪潮此起彼伏，但真正將自己的文化看做安身立命之本的人卻是少之又少。大家對待文化、對待國學，仍然沒有走出經世致用、急功近利的目的預設。為什么要學國學？因為國學對我有用；為什么要讀國學？因為里面有智慧、有技巧、有升官發財的門路。于是，在今人的眼里，國學已經蛻變成了赤裸裸的經世致用之術，成了徹頭徹尾的“用經”！僅求其“用”，不見其“體”，將是最大的無用。僅求其“術”，而對國學的“道統”視而不見，將是中國文化最大的悲哀。為此，國人已做過許多有益的探索。
近代以后，隨著西學東漸，我們在呼吸外來新鮮空氣的同時，也注意到了傳統文化的流失。故而對東西方文化進行冷靜思考，明確了傳統文化不可動搖的根基地位，沿襲先輩留下的寶貴文化遺產，是可以弘揚中國民族特色文化，進而促進當下時代的進步和發展。在此，我們只有安身立命，謀求維新。《尚書》中說：“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但是“周邦”所謂的“新命”不會自己從天上掉下來，而是要靠人不斷地去探幽發微、闡發新意。闡發新意，不是憑空想象，不是一味模仿，而要推陳出新。馮友蘭先生說，中國的哲學要“接著講”，不能“照著講”。而“接著講”，并不是空發臆想、隨意揣摩，而是要以“照著講”的方式和姿態去“接著講”，不如此，就無法做到“闡舊邦以輔新命”。國學亦是如此。
整理國故，是為了獲得長足進步。只有長足進步，才能延續，才能生生不息。當然，任何一種文化都包含著深刻的兩面性。所謂的精華和糟粕往往是糾結在一起的。所以，目前最迫切要做的，仍然是平心靜氣地去了解我們的文化。
為了弘揚國學，使更多的人了解中國傳統文化的精粹，我們精心為您編纂了這套“國學典藏”叢書。這套叢書精選了歷代文章中的典范之作，于經、史、子、集中選取精華部分，予以匯編。編者力圖通過簡明的體例、精練的文字、新穎的版式、精美的圖片等多種要素的有機結合，全方位立體地解讀中國國學的博大精深，為讀者打造一條走進國學的畫廊，感受國學獨到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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