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伏瓦回憶錄‧第3卷：事物的力量(一)（簡體書）

法國存在主義者、女權主義理論先驅、著名小說家西蒙娜·德·波伏瓦無疑是20世紀法國一位偉大的回憶錄作家，其回憶錄的巨大規模與篇幅，至今無人出其右，即：《西蒙娜·德·波伏瓦回憶錄》之《第一卷：端方淑女》《第二卷：歲月的力量》《第三卷：事物的力量》與《第四卷：歸根到底》。《事物的力量》是作者自大戰結束後到60年代初期的生活記錄，即在以薩特與作者為代表的存在主義文學風靡法國以致整個歐洲的那個階段裡種種活動的實錄……

西蒙娜·德·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r）

20世紀法國最有影響的女性之一，存在主義學者、文學家。波伏瓦一生著作甚豐，其中以榮獲龔古爾文學獎的長篇小說《名士風流》、被奉為女權主義聖經的理論著作《第二性》和鴻篇巨制的四卷本《波伏瓦回憶錄》最為突出。 20世紀50年代，波伏瓦訪問中國，遂有《長征》（1957）問世。其他重要作品有《女賓》《他人之血》《存在主義與民族智慧》等。

陳筱卿

1963年畢業於北京大學西語係法語專業，國際關係學院教授、研究生導師，享有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國家人事部考試中心專家組成員。翻譯出版法國名家名著多部，達八百多萬字，有：拉伯雷的《巨人傳》、盧梭的《懺悔錄》、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大仲馬的《基督山伯爵》、繆塞的《一個世紀兒的懺悔》、紀德的《梵蒂岡地窖》、羅曼·羅蘭的《名人傳》、凡爾納的《格蘭特船長的兒女》、法布爾的《昆蟲記》和雅克·洛朗的《蠢事》等。

我曾經說過，我為什麼在《端方淑女》之後，決定繼續寫我的自傳。當我寫到巴黎解放時，我已經筋疲力盡，擱筆不寫了。我需要弄清楚，我的這項工作是否有意義。好像是有意義的。但是，在我重新拿起筆來之前，我卻又猶豫起來了。一些朋友、一些讀者都在激勵我繼續寫下去，他們說：“後來呢？後來怎麼樣了？您現在寫到哪兒了？您得寫完它，我們等著往下看哪……”但是，外界，包括我自己，對此並不以為然：“寫這個為時尚早：您現在閱歷不夠，還沒到寫自傳的時候……”還有人說：“還是等到能和盤托出的時候再寫不遲：有一些東西現在又說不清，避而不談又會造成誤解。”還有人說：“像缺乏退一步看問題的能力。”甚至有人還說：“在您的小說中，您已經將自己表現得夠充分的了。”凡此種種，均皆有理，但我別無選擇。無論是心態平和還是思緒紛繁，由於老之將至所造成的麻木使得我難以掌控住主題，同為青春不再，已近垂暮。我想讓自己的血液在這一敘述之中流動起來，我想全身心地積極地投入到這中間去，而且要在所有的問題消弭之前，充分地剖析自己。也許確實是為時過早，但明天肯定是為時過晚了。　有人還對我說：“您的故事嘛，盡人皆知了，因為自1944年起，它已經被廣而告之了。”但是，這些廣為人知的東西只不過是我個人生活的一個側面，既然我的目的之一就是為了消除一些誤解，那麼我便覺得有必要如實地敘述一下我的人生。由於我以前更多地捲入到政治事件之中，所以我將更多地談到這些事件。但是，我的自傳並不會因此而過多地受到個人情感的左右；如果說政治是“預見現實”的藝術的話，那麼，作為一個非政治家，我將分析的正是這個不可預見的現實。我每天所經歷的歷史，其方式猶如我自身的主體發展一般，是一種獨特的冒險。　在我要談的這段時期，所涉及的是實現自我，而非修身養性。雖然我接觸過一些人，看過一些書籍、電影，也有過一些邂逅，總體而言，對我都是有所助益的，但是，從根本上來說，它們並非全都是對我不可或缺的。當我回憶起這些往事時，往往是我的記憶的隨意性在主導著我的選擇，而我的選擇並不必然涉及一種價值判斷。另外，我不再贅述我在其他地方已經描述過的一些經歷（比如我的美國之行和中國之行），而是更加詳細地敘述我的巴西之旅。當然，這樣處理必然會讓該書失去平衡，可是，只好如此了。不管怎麼說，對該書同對前一部分作品一樣，我並不要求它成為一部藝術作品：藝術作品就像一幢別墅的花園裡的一個雕塑，枯燥乏味。 “藝術作品”系收藏家的術語，系欣賞者的術語，而非創作者的術語。我將永遠不會想到說拉伯雷、蒙田、圣西蒙或盧梭完成了一些藝術作品。如果大家拒絕給我的自傳貼上這一標籤的話，我並不在意。不，我的自傳並不是一部藝術作品，而是我激情、失望、激蕩的生活。我並不想附庸風雅，我是在敘述自己的生活。　這一次，我也將盡量少地去刪節。我往往會感到很驚訝的是，人們總在譴責傳記作家寫東西很拖沓冗長，但是，如果他的作品讓我感興趣的話，我仍舊會手不釋卷；如果他的東西讓我覺得厭煩了，我甚至連十頁都看不下去。我從來就不會因自我欣賞而去描繪天空的顏色和水果的滋味。在敘述他人的生活時，我將會濃墨重彩地敘述他的所謂的瑣碎之事，如果我知道的話。這些瑣碎的細節不僅能讓我們了解一個時期和一個有血有肉的人，而且，通過這些沒什麼意義的瑣碎細節可以看到一個真實經歷的真相。它們顯示的正是它們自身，把它們寫到自傳中去的唯一原因就是，它們確實存在，這就足夠了。　儘管我的矜持也適用於這後一部自傳（當然，想要毫無遺漏地敘述一切是不可能的），但是，一些評論家已經在指責我的輕率了。第一個開始這麼有所保留地寫的人並不是我：我寧願自己剖析自己的過去，而不願把這個任務留給別人。一般來說，大家都認為我先前的作品還是下了工夫的：這是一種真誠，它並非源自於自負，也不是源自於自己糟踐自己。我希望我能保持這一優點。三十多年來，在我與薩特的交往中，我一貫是如此行事的。我每天觀察自己，既不感到羞愧，也不感到自負，如同我觀察自己周圍的事物一樣。這對於我來說是自然而然的事，並非是裝腔作勢，而是由我認識他人、包括認識我自己的方式方法使然。我相信我們的自由、我們的責任，但是，不管它們有多麼重要，我們所存在於其中的這個範疇卻是難以描述的，能夠描述的只是我們所處的環境。在我看來，我覺得我是一個客體，我是一種結果，而與這種評價的功過是非的見解無關。如果回首往事，如果一種行為看起來或多或少地值得讚揚，或導致遺憾的話，那麼無論出現哪一種情況，我所關心的更多的是理解，而不是評判。我寧可剖析自己，而不願忘乎所以，因為我忠實於事實遠勝於對自己的形象的關切：這種對事實的執著可以從我的人生經歷中得到答案，但我對此並不感到得意揚揚。總而言之，由於對自己並無任何的評判，我也就對坦率地談論自己的生活和我本人不會有什麼抵觸，至少當我把自己置於我自己的世界之中時就是如此。也許當我的形象投射到另一個不同的世界中——比如心理分析專家的世界中時——可能會讓我感到窘迫或尷尬。但是，只要我在為自己畫像的話，那我可是毫不畏懼的。　當然，諸位讀者必須理解我們所說的“客觀公正”。一個共產黨人、一個戴高樂派，對於這些年的描繪會大不相同；同樣，一個小工、一個農民、一個上校、一個音樂家，其各自的看法也是大相徑庭的。但是，我的觀點、信念、憧憬、趣味、介入，是公開聲明了的，它們構成了我的真實面貌，我也正是根據它們來描述自己的。當然，我在敘述我的過去時，總是盡量地做到客觀公正。　同前一本書一樣，這本書也要求諸位讀者的合作。我依照先後次序在描述我的發展的每一時刻，讀者們一定得耐心地讀完它，不要半途而廢，否則將會得出錯誤的結論。比如，有一位評論家就說，薩特喜歡格維多·雷尼，理由是他十九歲時就喜歡上後者了。這種說法顯然是錯誤的。而這一錯誤的產生緣於心懷叵測，可我卻並不想小心翼翼地去提防這種險惡用心。相反，我的這本書包含著各種各樣的會激發這種醜噁心靈的內容，所以它必然會引起一些人的不滿，否則我就會頗覺沮喪了。同樣，如果這本書沒能讓人感到興趣的話，我也會感到失望。因此，我要聲明，本書的真實性並不在於書中的某一個地方，而是存在於它的總體敘述之中。　有的讀者已經指出，我的《歲月的力量》中存在著許多小的錯誤，而且有兩三處還挺嚴重的。我已經很細心了，但是，百密一疏，我肯定在很多地方給弄錯了，不過，我再次聲明，我絕沒有故意歪曲事實。

序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我們解放了。孩子們在街頭巷尾歡唱著：
我們再也不會見到他們了，
結束了，他們完蛋了。
我一直在嘀咕：結束了，結束了。一切都結束了，一切又都開始了。莫里斯夫婦的美國朋友瓦爾貝格開著吉普車帶著我們在市郊遊玩。多年來，我這還是頭一次乘車郊遊。我又在午夜之後，在9月的清涼之中游盪。一家家小酒館早早地打了烊，但是當我們離開魯梅里酒店的露天座或在“蒙塔納”那煙霧繚繞的紅色恐怖之地時，我們見到了人行道、長條椅和馬路。屋頂上有一些狙擊手，當我猜想到自己頭頂上方有人充滿仇恨地在警戒著的時候，我的心情沉重極了。一天夜晚，我們聽見警報聲響起：一架不明國籍的飛機飛臨巴黎上空；幾枚V-1飛彈落在巴黎郊外，炸毀了一些樓房。通常消息極其靈通的瓦爾貝格說，德國人已經製造出一些十分可怕的秘密武器。我聽聞，不禁心頭又害怕起來。但是，歡樂很快便掃清了我心中的陰霾。我們日日夜夜同朋友們在一起，聊天、喝酒、閒逛、歡笑，慶祝我們的解放。所有像我們一樣慶祝解放的人，無論遠近，都成了我們的朋友。大家如同兄弟姐妹一般狂歡暢飲！籠罩在法蘭西上空的密布愁雲消散了。一些身著咔嘰布、嚼著口香糖的大兵的出現，表明人們又可以跨海越洋了。這些大兵走起路來吊兒郎當，常常跌跌撞撞地沿著人行道和地鐵站台走著，嘴裡還哼著小調、吹著口哨；晚上，他們在酒吧里迷迷瞪瞪地跳著舞，還大聲狂笑，露出雪白的牙齒，對於德國人毫不同情而又不喜歡牧歌的熱內，在魯梅里酒店露天座上大聲嚷嚷，說這幫身著軍服的平民毫無教養，而德國占領者身穿綠色和黑色“甲殼”，也不是好東西！可我卻覺得，這些年輕的美國人的自由散漫卻正體現出自由：我們毫不懷疑，這個自由也屬於我們，他們將把它傳播到全世界。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完蛋之後，佛朗哥和葡萄牙的薩拉扎爾被驅逐之後，法西斯主義將在歐洲被清除乾淨。法國按照全國抗敵委員會的章程，正走向社會主義道路。我們相信，我們國家在經歷了這麼大的災難之後，是會在沒有新的動蕩的情況下，去實現其徹底的結構性重組的。 《戰鬥報》的刊頭語表達出我們的希望：“從抵抗走向革命。”
這一勝利抹去了我們往日的種種失敗，它屬於我們，它展示的未來是屬於我們的。執政的那些人是曾經程度不同地直接參加過抵抗運動的抗敵人士，我們都認識他們。我們在報章和廣播中的那些負責人中有許多朋友：政治已經變成一種家庭事務，我們希望參與其中。加繆在9月初的《戰鬥報》上撰文說：“政治不再與個人分離，它是一個人向其他人在直接演講。”向其他人演講是我們搞寫作的人的任務。戰前，很少有知識分子試圖了解自己所處的時代。而所有的知識分子——或者幾乎所有的知識分子——都未能了解自己的時代，而且，我們最敬重的那個阿蘭，竟然墮落了。我們應該接著去完成這一使命。
現在，我明白我的命運是與所有的人的命運聯繫在一起的；人們的自由、壓抑、幸福和痛苦是與我密切相關的。但是，我說過我並無哲學方面的雄心壯志。薩特在他的《存在與虛無》裡，打算對存在繼續作一個全面的闡述，而這種存在是依賴於他自身的處境的。他必須確定自己的位置，不僅是通過抽象推理，而且要通過一些實踐的選擇。因此，他以比我更加激進的方式投身行動。我們總是一起討論他的態度，而且有的時候，我還會影響他。但是，正是通過他，我才了解到這些問題的緊迫性及其微妙之處。在這個方面，為了談我們，我就必須要談他。
我們年輕的時候，就感到應該接近共產黨，這是因為在某種程度上，共產黨的否定態度與我們的無政府主義不謀而合。我們希望資本主義失敗，不過，我們希望一種社會主義社會的誕生不要剝奪我們的自由。正因為如此，薩特在1939年9月14日的日記裡寫道：“我現在正在糾正社會主義，如果我需要糾正它的話。”可是，1941年，在他組建一個抵抗團體的時候，他將兩個詞——社會主義和自由——組合起來命名他的這個團體。戰爭讓他有了一個決定性的變化。
首先，戰爭讓他發現了其歷史性。而這一發現讓他十分震撼，讓他終於明白，儘管自己在譴責既定秩序，但卻與它緊密地聯繫在一起。任何冒險者都有其保守的地方：為了塑造自己的形象，為了在未來的世界裡設計自己的奇思妙想，他需要一個穩定的社會。薩特從骨子裡都想投入寫作的冒險之中去，自幼年時起便一心想成為一個大作家，並榮獲不朽的榮光，希望子孫後代為其自身目的，不斷地好好利用本世紀的遺產。在他的內心深處，他始終忠實於他二十歲時的那種“對立的審美觀”：他不遺餘力地揭露這個社會的種種弊端，但是他並不希望顛覆這個社會。突然之間，一切都分崩離析了，永恆被擊得粉碎：他又在一個幻想的往昔和一個陰暗的未來之間飄來蕩去。他在用他那“真實性”的道德進行自我保護：從自由的觀點來看，如果我們通過一個計劃去看待所有的形勢的話，那麼它們都是可以挽救的。這種解決辦法與禁慾主義十分貼近，因為環境除了迫使我們屈服之外，往往並不允許有其他的超越。薩特很憎惡內心的那些小詭計，所以他不可能長期地用口頭的抗議去掩飾自己的被動屈從。他很清楚，他並非生活在絕對之中，而是生活在過渡之中，所以應該拋棄“存在”，決心“行動”。他的這一轉變過程因往昔的外在變化而變得很容易。他要想，他要寫，他最最關心的是抓住意義這個關鍵。但是，在海德格爾之後，他在1940年讀了聖艾克絮佩里的書，致使他深信，“意義”只有通過人的行動才能呈現於世，因為實踐優於思考。在“荒唐的戰爭”期間，他就跟我說過——他甚至在寫給布里斯·帕蘭的一封信中也如是說——和平一旦恢復，他將會搞政治。
被俘的經歷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教會了他懂得互相關懷；他沒有絲毫的沮喪，反而高高興興地參加到集體的生活中去。他憎惡特權，因為他的傲岸要求他通過自身的才智在世上找到自己的位置：他是個無名之輩，無人知曉，但他從零開始，踏踏實實地去做每一件事，從中取得成功，獲得極大的滿足。他結交了一些朋友，把自己的觀點灌輸給他人；他組織活動，動員集中營裡所有的人在聖誕節的時候，排演了他自己寫的一部反德國人的話劇——《巴里奧納》，深受歡迎。患難與共、志同道合化解了反人道主義的矛盾。其實，他是反對資產階級的人道主義的，因為它展示的是人的一種本性；但是，如果人必須塑造的話，那麼就沒有任何一項任務能夠激起人的激情了。此後，他便不再將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對立起來，而是要將它們更加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他將通過構建一個符合自己希望的未來的方法客觀地去改變形勢，而不是通過主觀地承受限定的形勢以實現自己的自由。這個未來根據他所嚮往的民主原則，就是社會主義，只有這個他曾害怕迷失於其中的社會主義才能去除他的這塊心病。現在，他既看到了人道主義的唯一機遇，也看到了自我實現的條件。
《社會主義與自由》的失敗給薩特上了現實主義的一課，他只是在稍後才在全國陣線裡與共產黨員們一起做起嚴肅的工作來。
1941年，我曾說過見《歲月的力量》。 ——原註，共產黨人對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十分不滿，他們曾散佈流言蜚語，說薩特是通過當德國人的走狗才贖買到自己的自由的。 1943年，他們想要統一行動。確實，據說有一份出自共產黨人之手的宣傳冊，是在法國南方印刷的，薩特的名字上了一份黑名單，夾在夏多布里昂和蒙泰朗二人之間；他把它拿給克洛德·摩根看，後者立即大聲嚷道：“真可悲！”隨後，二人就再沒提過此事。薩特同共產黨抵抗運動成員的關係非常友好。德國人走了，他便希望繼續保持這種友好關係。右翼的思想家們用所謂的精神分析法去解釋他與共產黨的這種結盟。他們將這歸之於他的放任或自卑情結、他的心懷不滿、他的幼稚、他對宗教的懷念。簡直是胡說八道！共產黨身後有廣大群眾，社會主義只有通過共產黨才能取得勝利；另外，薩特現在明白，他同無產階級的關係將使他對自己進行徹底的考慮。他以前一直把無產階級看做是一般的階級；但是只要他想通過文學創作達到絕對，那他的存在在別人看來只不過是次要的了。他在發現自己的歷史性時也發現了自己的依賴性，不再有永恆的存在，不再有絕對的存在；他作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所希冀的那種普遍性，只有能在世上體現它的芸芸眾生可以賦予他。他已經在考慮以後要表達的東西了1952年，在《共產黨人與和平》中表述了。 ——原註：對事物的真正的觀點就是與自己所持有的觀點徹底決裂之後的觀點；劊子手可能不知道自己究竟在幹什麼，可受難者卻不容置疑地在承受自己的痛苦和死亡，壓迫的真相集於被壓迫者一身。薩特正是通過被剝削者們的眼睛了解了自己：如果被壓迫者們拋棄他，那他就將囿於他那小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圈子裡。
我們對蘇聯的友誼之情毫無保留；俄國人民的犧牲證明了他們自己的意志在他們的領導人身上得到了體現。因此，在各個領域想同共產黨合作都是很容易的。薩特並不打算加入共產黨。首先，他太獨立，特別是他同馬克思主義者們在意識形態上有很大的分歧。他當時認為，辯證法取消了他的個性；他相信“有血有肉地”直接接觸事物的那種現象學直覺。儘管堅持“實踐”的觀點，但是他並沒有放棄很早以前便想著手寫一部有關倫理道德書的既定計劃。他仍在追求“存在”。他認為，按倫理道德去生活，就是想要達到一個絕對有意義的存在模式。他不願意放棄——他從未放棄過——他在《存在與虛無》中所提出的否定、存在、內在、自由的概念。他反對共產黨所宣揚的馬克思主義，堅持維護人的人性範疇。他希望共產黨人能容許人道主義價值觀的存在；他試圖借助於他向他們藉來的工具從資產階級手中將人道主義奪回來。他在運用資產級文化觀去理解馬克思主義的同時，反過來將資產階級文化列入馬克思主義的視野中。 “我們出身於中產階級，但我們想要在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共產主義知識分子之間架橋鋪路。”見《活著的梅洛-龐蒂》。 ——原註在政治方面，他認為同情者們應該在共產黨外扮演反對派在其他黨派內部所扮演的角色：既支持又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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