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虎傳奇：美國志願援華航空隊影像檔案（簡體書）

1939—1941年間，中國空軍迎來了最為困難的三年。中國空軍無力再進行大規模作戰。1941年，一支美國航空志願隊來到中國，在陌生的領導人麾下服役，為一個陌生的政府，浴血奮戰。這是太平洋兩岸兩個偉大民族在戰爭和和平時期向共同目標奮進的象徵，這是中美關係史上的第一次軍事合作，這是最珍貴的國家記憶。只有外號，沒有番號，他們是一群編外空軍；自由浪漫，桀驁不馴，他們是會飛的牛仔。當日寇鐵蹄踏碎河山，他們飛到中國，血灑長空。他們大多只留下了名字，許多人的遺骸至今下落不明。當飛虎的咆哮慢慢消失，當榮耀的光芒已經暗淡，我們用影像銘記歷史。

雲南衛視《經典人文地理》，以經典、文化、品位為定位，打造多元文化與高端品位相結合，綜合知識與優質影像相對應的國內外優秀紀錄片播出平臺，目前已播出《故宮》、《大國崛起》等多部優秀紀錄片。

《飛虎傳奇:美國志愿援華航空隊影像檔案》編輯推薦：美國志愿援華航空隊影像檔案，揭秘中美關系史上第一次軍事合作。
最真誠的歷史追憶：十年素材積累，跑遍大半個中國，兩度赴美采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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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次專訪陳香梅女士：陳納德將軍遺孀講述一個英雄和他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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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戰長空宋美齡請來的洋顧問擊落日軍“四大天王”中國空軍的伏特加和“紙片轟炸”每週遞交一次辭呈的總教官牛仔們越洋而來飛往中國中國空軍墓地裡的飛虎隊員陳納德用大嗓門叫道：都站起來！蘇聯戰友血灑中國藍天陳納德得到了蔣介石夫婦的充分信任抗戰血脈“二十四拐”和瀾滄江上的橋滇緬公路：血肉長城飛虎隊炸山阻斷滇緬公路史迪威公路：叢林裡的“通向東京”路牌遙遠的橋，血脈相連“飛老虎”昆明，“飛老虎”首戰告捷重慶大轟炸激怒了陳納德跑警報“俯衝！射擊目標！”“我們不再僅僅是為中國而戰”揚威緬甸陳氏空中遊擊戰緬甸戰役：六萬遠征軍官兵長眠異國“世界上第一勇敢之空軍”會飛的牛仔機場上的大石碾子和鮮血柔情鐵漢她向飛機招手，他讓飛機扇一扇翅膀“頂好”遇難美國飛行員的中國牌位美國大兵的中國養子老兵的天空“我一直反對收編”頂撞頂頭上司“我的退役被冠上了‘健康原因’”菜園裡的中國辣椒滇西反攻炸橋、轟炸，阻敵於怒江西岸啟聖宮裡的慰安所渡江，雲端之戰松山的150噸炸藥和1000磅炸彈騰沖的“倒洋芋”飛機和帶刺炸彈飛越駝峰609架飛機折翼“駝峰”十分危險、代價甚昂卻必須開通的新航線勇敢的心“很多次我都認為自己肯定沒法活著降落了”空運八成援助中國物資喜馬拉雅山的堂吉訶德生死大營救57年，手錶指針停留在救助時刻空襲東京英雄被中國人捨命相救“三克油”每次都在村子上空放三炮飛機發動機做成的校鐘尋找洱海水底的謎底滇池碧波之上的花瓣一個人的尋找守護和追尋從懸崖上歸國的英魂歷史的記憶“他至少活在博物館裡一千年”每一件藏品都有故事“上帝是我的副駕駛”

1940年5月20日，蔣介石召見陳納德，要他設法回美國，盡可能多地爭取援助。于是，陳納德決定回國招募美國飛行員成立“中國空軍美國志愿援華航空隊”。
陳納德返美后，四處宣揚中國人民的抗戰，爭取各方支持。羅斯福總統的兩名助手被陳納德的游說打動，在羅斯福面前力推陳納德關于建立志愿援華航空隊的計劃。
在為中國提供軍事援助-讓中國拖住日本的大戰略之下，羅斯福同意為中國提供100架P-40戰斗機，同時準許退役或備役的美軍到中國作為志愿人員對日作戰——因為此時日美尚未開戰。
1941年的春天，陳納德開始為志愿援華航空隊招募飛行員和地勤人員，并雇了幾個助手來幫助他。此事秘密進行，不僅瞞過了無孔不入的美國記者，還避開了所有日本間諜的耳目。
陳納德和助手們手握一封信來到美國的17個空軍基地，這封信授權他們可以自由地與軍人談話。在征得同意之后，招募人員會提供一個中國中央飛機制造廠“生產-修理-駕駛飛機”的合同，其中規定，機械人員月薪為250美元，飛行員月薪為600美元，飛行中隊長月薪為750美元。除此之外，公司承擔旅行和住宿費用，加盟者還有一個月的帶薪休假。雖然沒有在合同里寫明，招募者們暗示，飛行員如果打下一架敵機，還可以得到500美元的獎金。這筆錢在當時算是非常豐厚的回報。
應募機械師的拜斯登回憶：“我的哥們兒跟我說，中國空軍想要一些美國人過去。我不是飛行員，我當時作為一名軍士一個月賺70美元，而中國人給我的工資是300美元一個月，比我已經習慣的多得多了，所以我決定試一試，于是和他們簽了一年的合約。”飛行員雷霍爾說：“最吸引人的是工資檔次太高了，如果我們加入的話，我們就能得到中尉的工資待遇，并且打落一架飛機還有500美元的獎金。”
對很多應募者來說，到中國去，除了賺錢，還很刺激。飛行員莫斯說：“我從未出過美國，所以我認為這將是一場冒險，至少對我這樣一個鄉村孩子來說，會讓我開開眼界。”
當然，也有人懷著理想主義加入，他們想幫助中國人打贏一場正義的戰爭。飛行員羅西說：“當時戰線很長，戰場局勢復雜，我的想法是，那里出現麻煩事，或者我能幫上點什么。”飛行員希爾記得，招募人員來講保護中緬公路，“我們壓根兒不知道緬甸是什么東西，他們鋪開地圖，說這是緬甸，這是中緬公路。中國主要海上港口被日軍控制，迫切需要從中緬公路上運來的支援物資。日軍飛機能輕易轟炸中緬公路，所以必須有空軍的掩護，中國才能從唯一的通道上得到援助物資。這事讓我很感興趣，我當時才17歲，我把這事想了好多遍。我猜我可能去不了，但我確實想去那里。”
在應募者們看來，到中國去參戰這事，像夢一樣。飛行員羅斯波特回憶：“有一天晚上，我回到宿舍，我的舍友高興地告訴我，明天早上會有人到機場講關于到中國開戰斗機的事情。我說，你最好躺到床上做夢吧。結果，我們接到退役的消息，說有人會來講什么事，我們不知道具體是什么事，但我們很高興地等著見他。他給我帶來了當時最好的消息。”
而對護士福斯特來說，去中國，是一個刻骨銘心的決定。“我當時并不確知我想不想去，當時我正和一個人約會，我告訴他，如果你愿意要我的話，我就不去了。但他說：對不起，我不想讓你后悔一輩子。所以我就去了。”
1941年4月15日，中美兩國政府達成一項秘密協議，并由美國總統羅斯福簽署行政命令：允許美國預備役軍人和陸軍航空隊-海軍航空隊的“退役人員”前往中國參加戰斗。
有時間，就到當年飛虎隊的機場看看吧，站在長滿野花的跑道上，聽聽風聲里殘留的飛機轟鳴。雖然看不到畫著鯊魚牙齒的戰機呼嘯升空，但天空還是像當年一樣湛藍。去摸一摸散落的石碾子吧，摸著它，你就觸摸到了歷史。
——十二集大型史詩紀錄片《飛虎傳奇》總編導-總撰稿 朵 翔
我熱切地希望飛虎隊的標志永遠高懸！請永遠記住：她是太平洋兩岸兩大偉大民族在戰爭和和平時期向共同目標奮進的象征。
——飛虎將軍 陳納德
2012年6月27日傍晚，云南昆明巫家壩國際機場外的菜地上，數千市民聚在這里，迎候最后的告別時刻——這座始建于1922年的中國歷史上的第二座機場，將于當晚10時關閉。晚霞滿天，群山溫柔。機場跑道燈已經亮起。一架客機隆隆降下，人們紛紛舉起相機，眼里滿是留戀。
對昆明人來說，“巫家壩”是一個沉甸甸的名稱。巫家壩機場曾經是“美國志愿援華航空隊”的主要基地，可以說，沒有“巫家壩”就沒有后來揚名天下的“飛虎隊”。
1941年12月7日，日軍偷襲珍珠港。就在這一天，“美國志愿援華航空隊”秘密進駐巫家壩機場。
2012年8月的一個雨天，巫家壩機場跑道上，一個美國人正四下尋找著什么。他叫杰夫?格林，美軍退役飛行員，中美航空歷史遺產基金會主席，二戰研究專家，在他眼中，這座老機場似乎仍然戰云密布。“二戰時，這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個軍用機場，日軍把這里作為攻擊目標。你可以想象一下，美國志愿援華航空隊的P-40戰斗機停放在跑道上，引擎轟鳴作響，升空和日本人作戰前，飛行員們互相擊掌祝愿好運。”
1941年12月20日上午9點45分，24架美國飛行員駕駛的P-40戰斗機從巫家壩呼嘯升空，迎擊從越南起飛來轟炸昆明的日軍飛機。“他們分為兩隊出擊。日軍轟炸機突然看見這些戰斗機，從30英里開外就開始投擲炸彈，然后立即掉頭朝越南河內日軍基地飛去。日軍不知道美國人已經駐扎在這里，還以為他們仍留在仰光。”格林說。
空戰中，10架日軍輕型轟炸機被擊落6架，擊傷3架。“你可以想象到，回到巫家壩機場，飛行員們有多么激動——都是些年輕人——初戰大捷，把勁敵趕了回去，還讓不少敵人喪了命。”格林說，“當天下午，數百名昆明人趕來機場，他們點了鞭炮，吹著號，慶祝這次勝利。”
美國人的飛機上都畫了鯊魚頭，大家覺得很稀奇。第二天，昆明的一家報紙用“飛老虎”來形容這些飛機。“飛虎隊”自此叫響。
“飛虎”，自此成為一個傳奇。
宋美齡請來的洋顧問
美國首都華盛頓波托馬克河邊的阿靈頓國家公墓，能夠長眠于此被視為安息者的榮譽。阿靈頓國家公墓里僅有一塊鐫刻著中文的墓碑，它屬于著名的“飛虎將軍”陳納德，飛虎隊的靈魂人物。
克萊爾?李?陳納德，1893年9月6日出生于美國得克薩斯州一個小農場主家庭。據抗戰時為國民政府外交部駐昆明辦事處職員的黃澄說：“陳納德，這個名字根本是錯的，因為電報一來，中國人一看，Chennault，就照英語的拼法翻譯成陳納德，其實不是，他是一個法裔，按法語的拼法不應該譯為陳納德。”
少年時代的陳納德最喜愛的課程是歷史，尤其喜愛讀歷史上偉人的傳記。他最敬佩的歷史人物有兩類：一類是像成吉思汗-拿破侖那樣的軍事領袖，他夢想著自己有朝一日也成為一個軍事統帥；另一類是富有冒險精神的拓荒者。《圣經》也是陳納德百讀不厭的書籍。11歲時，他受洗禮成為基督教徒。
成年后的陳納德，身材壯實，深褐色的粗獷臉孔，眼神里流露出自信-堅韌-倔強，活脫脫一個典型西部牛仔。
陳納德的女兒羅斯瑪麗?陳納德?西姆洛爾提到陳納德的一件趣事：陳納德小時候有一個名叫喬的黑人朋友，喬曾經教陳納德打架和各種逃生的技能。后來，陳納德養過一只狗，給它命名為喬。“父親喜歡拳擊賽。他有時進林子里打獵，一去就是一個多星期。”羅斯瑪麗說。
1917年8月，陳納德考入印第安納州本杰明士官學校。在學校學習飛行時，他以熱心好學-勤于鉆研著稱，通過嚴格訓練，很快就熟練地掌握了各種飛行技術。1918年秋，陳納德擔任第46戰斗機聯隊的副官。1923年，陳納德被調到夏威夷珍珠港擔任第19驅逐機中隊中隊長。在那里，陳納德編寫了《戰斗機飛行技巧手冊》。1930年，陳納德到弗吉尼亞州蘭黎空軍戰術學校學習，畢業后在亞拉巴馬州馬克斯韋爾基地的航空兵戰術學校任戰斗機的戰術教官。
1932年，陳納德組建了一支名為“三人空中秋千”的特技飛行隊，在全美各地進行特技飛行表演。格林認為這種特技飛行表演很考驗飛行員的技術，“在空中展示高難度動作，非得是高手，否則做不出那樣的飛行秀。比如環圈翻筋斗，三架飛機同時爬升回旋，一氣呵成。根據美國空軍當時的記錄，陳納德本人是頂級的飛行員，他的工作就是提升戰斗機飛行員的戰術戰略水平。”
1936年1月，“三人空中秋千”在邁阿密的泛美航空博覽會上進行表演。在眾多的觀眾中有一個特殊的來客——來自大洋彼岸的國民黨中央航空學校副校長毛邦初。毛邦初是來美國考察空軍的，當他看了“三人空中秋千”的表演后，當即邀請陳納德到中國幫助訓練飛行員，結果卻被陳納德拒絕，因為陳納德對于自己在美國陸軍航空隊中的前途依舊抱有很大希望。
格林談到，當年美軍中有很多空軍將軍級別的官員最初都是轟炸機飛行員，那時的轟炸機有多個引擎，飛得比戰斗機快，這讓那些開轟炸機出身的將軍們產生了錯誤的自信，信奉“轟炸至上”的空戰理論，漠視戰斗機。而1930年代中期，戰斗機技術迅猛發展，飛行速度已比轟炸機快兩倍，陳納德堅信，現代空戰是不能沒有戰斗機的，在未來的戰爭中，戰斗機將像轟炸機一樣扮演重要角色。“他撰寫過著作，抨擊錯誤教條，堅持精良戰斗機才是發展方向。他的言論惹怒了不少固守成見的將軍。”
特立獨行的陳納德與陸軍高層在戰略觀點上不時發生的沖突，影響到他在軍界的發展。1937年，陳納德44歲了，他的很多同齡戰友都已是校官，而他還不過是個上尉。對于好勝心很強的陳納德來說，這是受不了的。當年4月，陳納德以“健康問題”為由提出退役申請，獲得批準，結束了他在美國陸軍航空隊近20年的軍旅生涯。
正在此時，陳納德收到了在杭州筧橋中央航空學校任教官的好友霍勃魯克寄來的一封信，說中國的航空委員會秘書長宋美齡想請他到中國去，擔任空軍顧問，對中國空軍的戰斗力作出客觀全面的評估。中國政府將給他每月1000美元的工資，外加津貼-汽車司機和翻譯官，此外，他還有權駕駛中國空軍的任何飛機。
對陳納德來說，這是一個無法拒絕的誘惑。1937年5月29日，抗戰爆發前夕，他踏上了中國的土地。
當年6月3日，在上海，宋美齡接見了陳納德。《飛虎將軍陳納德回憶錄》一書中如此描述這次美妙的會面：
她是蔣介石先生的妻子，比我想象的要年輕二十歲。她講英語時，像富有的美國南方人那樣，慢慢地拉著長調。這次會面使我終身難忘。這一天深深地印在我的腦海里。晚上我在日記中寫道：“她永遠是我的女王。”從那時起，我們一同度過了漫長而艱苦的抗戰歲月。
擊落日軍“四大天王”
在接受了國民政府的委托之后，陳納德開始對中國空軍及其訓練狀況進行考察。考察即將完成時，日本侵華戰爭全面爆發了。
1937年7月30日，北平失守；8月13日，淞滬抗戰爆發。日軍憑借著強大的空中力量對上海狂轟濫炸。在那幅曾引起國際輿論憤怒的著名照片《火車站的孩子》里，日軍轟炸下的上海火車南站，一個嬰兒在鐵軌的廢墟上哭泣，他的父母已被炸死。在這次轟炸中，1800名在車站等候撤離的婦女和兒童，只有300人活了下來。
面對日軍的暴行，中國軍民奮起反擊。8月14日，中國空軍出動轟炸機對長江上的日本軍艦以及位于上海的多處日本軍事目標進行了轟炸，擊沉日本驅逐艦一艘，造成日軍人員-物資的重大損失。當天中午時分，日軍飛機進行報復性轟炸，在杭州灣上空遭遇中國戰機的攔截，中國空軍驅逐機部隊司令兼第四航空大隊大隊長高志航帶領戰友們在杭州灣上空與敵機展開了一場激烈空戰。中國空軍共擊落敵機6架，取得了 6∶0的戰績，這就是著名的“8?14空戰”。
抗戰爆發之后中國空軍的第一次大規模空戰就取得大捷，讓習慣于聽到陸軍慘敗消息的國人喜出望外。第二天，關于中國空軍的報道占據了國內各大報紙的頭版。為了慶賀這一勝利，國民政府把8月14日定為“空軍節”。
1937年11月21日，在河南周口機場，正準備駕機起飛迎敵的高志航中彈殉國。抗戰史學者余戈描述了高志航犧牲時的情景：“當時他飛機還沒有拉起來，他死的時候手還緊握著飛機的操控盤。”年僅8歲的小姑娘高麗良失去了他的父親。多年來，每年的8月14日，高麗良都會在父親的照片前點燃一根蠟燭，插上一束黃花，寄托對父親無盡的思念。“當年他說，只要有日本飛機在我頭上，我必須打掉它，因為我們是中華民族的飛行員。”83歲的高麗良說，“有人說，人死的時候，他的魂魄會告訴他最懷念的人。父親走的那個時候，11月份，東北已經下雪了，很冷，我睡覺時聽到噓噓的聲音，感覺很痛苦的聲音，我抬頭一看，有一個黑影子。我大喊大叫，爺爺起來了，問怎么回事。我說有一個黑影子。爺爺說是小娃娃夢魘了。”
“8?14空戰”的勝利掩蓋不了一個尷尬的事實——中國空軍的實力太過薄弱。國防大學副教授房兵研究過當年中國空軍的裝備情況：“可以說是萬國航空博覽會，美國的-英國的-德國的-法國的，大概除了買不到的日本飛機之外，幾乎所有西方國家的先進飛機都有。”但是，如格林所說，“因為飛機制式不同，歐洲制造的飛機用米來計量，美國飛機卻使用英尺，歐制維修工具無法應用到美制飛機上；蘇制飛機也有這個問題”。
裝備駁雜而不成體系，就是當年中國空軍的真實狀況。
考察了當時中國空軍的狀況后，陳納德發電報告訴宋美齡：名義上中國當時有500架飛機，但實際上只有91架能起飛戰斗，真正合格的航空人員不過600人。“當時他坦言，蔣介石擁有的空軍力量，并非蔣自己認為的那么強大。他的見識贏得了蔣介石的尊重。”陳納德外孫女內爾?卡洛維說。
而敵人異常強大。在抗戰剛剛開始之時，日本陸軍航空兵力為140個中隊，海軍常備基地航空兵力為65個飛行隊，陸海軍共有飛機約2700架。
中國空軍和敵人血拼。1937年8月14日到8月31日，在歷時半個多月的空戰中，中國空軍共空襲67次，空戰12次，擊落日機61架，擊中日本艦船10艘，自己也損失了27架飛機。當年8月17日，中國飛行員閻海文在完成轟炸任務返航時，座機被敵高射炮擊中，他跳傘后不幸落入日軍陣地，以配槍擊斃數名日軍，最后舉槍自盡，年僅21歲。日軍專門為他立了墓碑，上書：“支那勇士之墓”。
在“8?14空戰”之后的三個多月中，在上海-武漢-南京-杭州，一場場空戰驚心動魄。處于劣勢的中國空軍給予日軍以重創：日軍損失飛機230架，飛行員陣亡327人，其中，三輪寬-山下七郎-潮田良平和南鄉茂章，都是日軍的王牌飛行員，號稱“四大天王”，竟在短短的一年時間里，先后被年輕的中國空軍送上西天。
最先喪命的是享有“射擊之王”和“攻擊能手”美譽的三輪寬。1937年9月21日，三輪寬率領轟炸機和戰斗機21架轟炸太原。中國空軍第28中隊中隊長陳其光奉命率4架戰機起飛攔截。空戰中，陳其光咬住一架日機。盡管敵機使出渾身解數企圖逃脫，但陳其光始終咬住不放，并抓住時機果斷開火。敵機中彈后迫降在一塊稻田里。“當地老百姓圍上去，把那個日本飛行員打死了。在他的遺物里面看到他的資料，才知道這個人的名字，發現是日軍的一個王牌飛行員。”抗戰史學者余戈說。
5天后的9月26日，山下七郎駕機掩護轟炸機群轟炸南京。在蘇州附近，日機群遭到中國戰機的攔截。激戰中，山下七郎的戰斗機中彈，迫降后被俘。頑固不化的山下七郎趁看守不備越獄逃跑，但很快被捉回并被槍決。
第三個殞命的是號稱“東方紅武士”的潮田良平。1938年1月7日，他駕駛的戰機在南昌上空被中國飛行員徐葆畇擊落。
1938年7月18日，被譽為“四大天王”之首的南鄉茂章率機轟炸南昌，在鄱陽湖上空與中國空軍展開激戰。中國空軍的一架飛機不幸中彈。“通常情況下，飛機中彈以后，飛行員就跳傘，但是我們的飛行員非常了不起，他駕著受傷的戰機，直接迎著南鄉茂章的飛機撞過去。這是完全超出南鄉茂章的想象的，所以來不及躲避，兩機在空中相撞-爆炸。”余戈說。那位與日本王牌飛行員同歸于盡的中國勇士的姓名，至今不明。
“四大天王”的斃命對日軍的士氣打擊極大，時任日本海軍航空本部部長的山本五十六大將親自參加了南鄉茂章的追悼會，當眾痛哭流涕。至此，山本五十六的噩夢并未結束：1939年11月4日，日軍集結29架戰機突襲成都上空，中國空軍中尉鄧從凱率隊迎戰。“擒賊先擒王”，鄧從凱駕機緊逼日方“轟炸之王”奧田喜久司大佐駕駛的長機，一直將其逼至仁壽與簡陽交界處上空，并一舉擊落。奧田喜久司是日軍第十三航空隊司令官，日軍轟炸南京-重慶等地，他都參與指揮甚至親自駕機轟炸。此人是抗戰期間被中國空軍擊斃的日本海軍航空隊軍職最高者。不幸的是，此次空戰中，鄧從凱因其戰機被其他日機擊中，魂歸藍天。
對日空戰中，中國空軍損失慘重，本就為數不多的飛行員多數陣亡，一批空中名將相繼隕落。開戰不到半年，中國空軍的優秀飛行員劉粹剛-樂以琴-李桂丹等也相繼英勇犧牲。到后來，中國空軍能升空作戰的飛機只剩下36架。
如今，占地4000多平方米的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紀念館用多種形式，向公眾全面展示中-美-蘇等國空軍共同抗擊侵華日軍的英雄事跡。負責設計紀念館的南京海軍指揮學院教授高曉星談到，“中國空軍在抗戰中犧牲-受傷的大概有6000多人。”他指著墻上一位烈士的遺像說：“這位是林恒烈士，他的姐姐就是林徽因，眾所周知的民國才女。林恒當了中國空軍飛行員，1941年在一次執行任務時犧牲了。”
三年后，病榻上的林徽因寫了一首悲愴的《哭三弟恒》：

弟弟，我沒有適合時代的語言
來哀悼你的死；
它是時代向你的要求，
簡單的，你給了。
這冷酷簡單的壯烈是時代的詩
這沉默的光榮是你。

假使在這不可免的真實上
多給了悲哀，我想呼喊，
那是——你自己也明了——
因為你走得太早，
太早了，弟弟，難為你的勇敢，
機械的落伍，你的機會太慘！
……
中國空軍的伏特加和“紙片轟炸”
就在中國空軍陷入絕境之時，蘇聯志愿航空隊于1937年12月來華，與此同時，一批蘇制戰機也運到中國，中國空軍絕處逢生。
當年8月21日，中蘇兩國正式簽訂了《互不侵犯條約》，此后，蘇聯開始向中國提供貸款和軍事援助，并派遣軍事專家和志愿航空隊參加中國的抗日戰爭。當年10月，從蘇聯的阿拉木圖經蘭州到漢口的航線通航。10月下旬，從蘇聯現役空軍中抽調的第一批志愿航空隊成員先后到華，包括空-地勤人員254名。蘇聯志愿航空隊的成員采取輪換方式，先后在華參戰的達到2000多人。到1938年2月止，蘇聯出售給中國的飛機為232架，其中戰斗機156架，輕型轟炸機62架，重型轟炸機6架，教練機8架。
1938年2月，蘇聯志愿航空隊28架轟炸機從武漢起飛，轟炸日據臺灣。日軍做夢也想不到遠在臺灣的松山機場會遭到空襲，機群投下的280枚炸彈，大多數直接命中目標。剎那間，松山機場濃煙滾滾，機場上的40架日機被炸得七零八落，燃起熊熊大火，十幾座油庫和機庫也陷入一片火海。機場上儲存的可使用3年的航空油料和設備毀于一旦。機群勝利返航后，宋美齡以航空委員會秘書長的名義設宴為全體參戰人員慶功。
在1937年底到1939年一年多的中國航空史上，蘇聯空軍的裝備成為了主角。1937年11月24日的《紐約時報》上有這樣一條消息：“100架蘇聯飛機運抵中國。”到1939年9月，蘇聯空軍4個中隊的戰斗機和2個中隊的轟炸機共120架飛機-300多名飛行員先后在中國參戰。近兩年的空戰中，蘇聯志愿航空隊同中國空軍并肩作戰，保衛廣州-成都-漢口-重慶-蘭州等經常遭到日本飛機轟炸的城市，共擊落-擊毀敵機近200架，炸沉-炸毀敵艦船14艘，先后有236名蘇聯飛行員長眠在中國大地。國民政府把收集到的蘇聯烈士骸骨多葬于漢口的萬國公墓。
1938年，空戰更加慘烈，侵華日軍的戰機數量越來越多，而中國戰機卻越打越少。即便如此，中國空軍還是集中有限力量對日軍占領的臺北-武漢-上海等航空基地進行了轟炸，甚至派遣飛機到日本本土進行了著名的“人道遠征炸”：當年5月19日，兩架中國空軍的“馬丁”B-10型轟炸機從漢口機場起飛，5月20日2時45分，飛臨日本長崎上空，炸彈倉開啟，《告日本國民書》飛向地面。這份《告日本國民書》是這樣寫的：“我們大中華民國的空軍，現在飛到貴國的上空了。我們的目的，不是要傷害貴國人民的生命財產。我們的使命，是向日本國民，說明貴國的軍閥，在中國全領土上做著怎樣的罪惡。請諸位靜聽……日本兄弟，在諸位之中，有開始時反對戰爭，理想著正義和平的人，也有為軍閥的宣傳所欺騙而謳歌戰爭的人；但，不管是哪一種人，想來一定都因貴國的言論被統制，要了解時局的真相是困難的。所以，試作以下的說明，希望諸位詳加考慮。”落款是“中華民國空軍將士-中日人民親善同盟”。兩架飛機在長崎撒完傳單后，又折向福岡方向，總計在日本本土撒下超過100萬張的傳單。直到此時，日本的防空部門才如夢初醒，對福岡實行燈火管制，全城一片漆黑，地面高炮也猛烈開火，但兩架中國飛機毫發無損地從長崎附近飛離日本領空，勝利返航。
這次被稱作“紙片轟炸”的空襲，是日本領空有史以來第一次遭到外國飛機的入襲，徹底打破了日本人所謂“大日本神圣領空不可入襲”的妄言。漢口王家墩機場，國民政府行政院長孔祥熙-軍政部長何應欽，中共中央和八路軍駐武漢辦事處代表周恩來-陳紹禹-吳玉章-羅炳輝等到機場迎接。武漢三鎮鞭炮齊鳴。周恩來親臨空軍司令部，慰問凱旋的中國飛行員，并獻錦旗一面：德威并用，智勇雙全。中外各大媒體紛紛對此進行報道。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期，美國《生活》雜志刊登了二戰中聞名于世的12名各國飛行員的照片，其中就有擔任這次“紙片轟炸”任務的中國飛行員徐煥升。
每周遞交一次辭呈的總教官
這一時期，陳納德奉命在南昌-南京等地訓練中國飛行員，為他們講授戰術課程，指導他們的飛行訓練。當時的飛行員中有不少是達官貴人的子弟，“只貪圖享受家庭的安樂，而無興趣于飛行”，他們在訓練中“毫無熱忱的懶洋洋的”態度，使陳納德大為惱火。格林談到，“在那個體制之下，很多家庭的長子進入空軍，因為當飛行員很榮耀，讓人激動。問題在于，如果年輕的飛行員得不到足夠優質的訓練，很容易就會喪命。此前的意大利教官只想賺錢，又不想費事，就讓每個人都通過考核-順利畢業了，但有些飛行員根本不能駕馭飛機，無異于自殺。”
當然，也有一些飛行員深得陳納德贊賞，比如中國空軍第五大隊第二十四中隊中隊長劉粹剛。這位空中英雄將陳納德講授的戰術用于實踐，出征頭兩天就取得了擊落日機3架的戰績。
陳納德親身經歷了淞滬會戰-南京保衛戰和武漢會戰，與中國和蘇聯空軍指揮官共同指揮戰斗。
1938年8月，根據宋美齡的要求，陳納德來到昆明巫家壩機場重組中央航空學校為空軍軍官學校，擔任飛行總教官，訓練中國飛行員。在這里，學生們一開始就給陳納德留下了良好的印象。這些抗戰爆發后投筆從戎的青年學生，目睹日本空中強盜在中國犯下的滔天罪行，有著飛上藍天嚴懲侵略者的強烈愿望，又有一定的文化知識，接受能力較強，能很快適應陳納德的美國式嚴格飛行訓練。陳納德從這些朝氣蓬勃的中國青年身上看到了組建一支新型的中國空軍的希望。
不過，空軍軍官學校的訓練工作也面臨著重重困難：訓練中損壞的飛機無法得到及時的補充，航空汽油也嚴重短缺；以海南島為基地的日本空軍還經常飛臨昆明，轟炸巫家壩機場和空軍軍官學校。
中國空軍沒有力量與日本飛機在昆明上空較量，陳納德只得利用每天清晨和黃昏日軍不來空襲的時候訓練他的學生們。為了使這些學生能得到更好的訓練條件，成為優秀的空軍人才，陳納德力主將他們中的一部分送往美國學習。這一建議得到中國最高當局的批準。當這些學生學成歸國參加作戰時，已是1944年的春天了。
在昆明任教官期間，陳納德與國民政府高層尤其是宋美齡建立了非常密切的關系。中國官場的拖拉和相互推諉作風一度使陳納德喪失了在昆明任教的信心，他一氣之下向宋美齡遞交了辭呈。宋美齡為了留住他，盡力為他排憂解難。陳納德發現，這是解決他面臨的各種難題的有效辦法。于是，向宋美齡遞交辭呈成了他的家常便飯，甚至頻繁到了每星期遞交一次。宋美齡也逐漸習慣了陳納德式的這種求援辦法。在這一過程中，他們建立了信任和默契。陳納德需要依靠宋美齡來實現自己的抱負，宋美齡需要陳納德的幫助，來建設中國的空軍。
當時中國空軍中有兩大派系：掌握空軍作戰指揮權的前敵總指揮毛邦初是留學蘇聯的飛行科班出身的空軍將領，而負責全國空軍事務的航空委員會主任周至柔原先是一個陸軍將領，兩派互相傾軋，明爭暗斗。對于不諳航空事務的宋美齡來說，要駕馭這兩派，雖有蔣介石為靠山，但有時也非常需要陳納德這樣的外國顧問，來發揮某種平衡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