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文選：文學與哲學（簡體書）

胡適先生是我國現代著名的學者、詩人、歷史學家、文學家、哲學家，因提倡文學革命而成為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之一，一生曾獲32個博士頭銜。葉君主編的《胡適文選：文學與哲學》收錄了胡適先生文學、哲學理論創作中最重要的作品，可以從中瞭解大師的風範。《胡適文選：文學與哲學》作者把“白話文學”的範圍放得很大，故包括舊文學中那些明白清楚近於說話的作品這部文學史裡，每討論一人或一派的文學，一定要舉出這人或這派的作品作為例子。故這部書不但是文學史，還可算是一部中國文學名著選本。

本收中胡適先生是我國現代著名的學者、詩人、歷史學家、文學家、哲學家，因提倡文學革命而成為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之一，一生曾獲32個博士頭銜。《胡適文選:文學與哲學》收錄了胡適先生文學、哲學理論創作中最重要的作品，可以從中了解大師的風范。

民國十年(1921年)，教育部辦第三屆國語講習所，要我去講國語文學史。我在八星期之內編了十五篇講義，約有八萬字，有石印的本子，其子目如下：
第一講我為什么要講國語文學史呢?
第二講古文是何時死的?
第三講第一期(一)漢朝的平民文學
第四講第一期(二)三國六朝
第五講第一期(三)唐上
第六講第一期(三)唐中
第七講第一期(三)唐下
第八講第一期(四)五代十國的詞
第九講第一期(五)北宋(1)文與詩
第十講第一期(五)北宋(2)宋詞
第十一講第一期的白話散文
第十二講總論第二期的白話文學
第十三講第二期上之一(1)南宋的詩
第十四講第二期上之一(2)南宋的詞
第十五講第二期上之一(3)南宋的白話文
后來國語講習所畢業了，我的講義也就停止了。次年(1922年)3月23日。我到天津南開學校去講演，那晚上住在新旅社，我忽然想要修改我的《國語文學史》稿本。那晚上便把原來的講義刪去一部分，歸并作三篇，總目如下：
第一講漢魏六朝的平民文學
第二講唐代文學的白話化
第三講兩宋的白話文學
我的日記上說：
……原書分兩期的計劃，至此一齊打破。原書分北宋歸上期。南
宋歸下期，尤無理。禪宗白話文的發現，與宋“京本小說”的發現，
是我這一次改革的大原因。
但這個改革還不能使我滿意。次日(3月24日)我在旅館里又擬了一個大計劃，定出《國語文學史》的新綱目如下：
一、引論
二、二千五百年前的白話文學——《國風》
三、春秋戰國時代的文學是白話的嗎
四、漢魏六朝的民間文學
(1)古文學的死期
(2)漢代的民間文學
(3)三國六朝的平民文學
五、唐代文學的白話化
(1)初唐到盛唐
(2)中唐的詩
(3)中唐的古文與白話散文
(4)晚唐的詩與白話散文
(5)晚唐五代的詞
六、兩宋的白話文學
(1)宋初的文學略論
(2)北宋詩 (3)南宋的白話詩
(4)北宋的白話詞
(5)南宋的白話詞
(6)白話語錄
(7)白話小說
七、金元的白話文學
(1)總論
(2)曲一小令
(3)曲二弦索套數
(4)曲三戲劇
(5)小說
八、明代的白話文學
(1)文學的復古
(2)白話小說的成人時期
九、清代的白話文學
(1)古文學的末路
(2)小說上清室盛時
(3)小說下清室末年
十、國語文學的運動
這個計劃很可以代表我當時對于白話文學史的見解。其中最重要的一點自然是加上漢以前的一段，從《國風》說起。
但這個修改計劃后來竟沒有工夫實行。不久我就辦《努力周報》了；一年之后，我又病了。重作《國語文學史》的志愿遂一擱六七年，中間一年(1922年)暑假中我在南開大學講過一次，有油印本，就是用三月中我的刪改本，共分三篇，除去了原有的第一講。同年12月，教育部開第四屆國語講習所，我又講一次，即用南開油印本作底子，另印一種油印本。這個本子就是后來北京翻印的《國語文學史》的底本。
我的朋友黎劭西先生在北京師范等處講國語文學史時，曾把我的改訂本增補一點，印作臨時的講義。我的學生在別處作教員的，也有翻印這部講義作教本的。有許多朋友常常勸我把這部書編完付印，我也有這個志愿，但我始終不能騰出工夫來做這件事。
去年(民國十六年，1927年)春間，我在外國，收到家信，說北京文化學社把我的《國語文學史》講義排印出版了，有疑古玄同先生的題字，有黎劭西先生的長序。當時我很奇怪，便有信去問劭西。后來我回到上海，收著劭西的回信，始知文化學社是他的學生張陳卿、李時、張希賢等開辦的，他們翻印此書不過是用作同學們的參考講義，并且說明以一千部為限。他們既不是為牟利起見，我也不便責備他們。不過拿這種見解不成熟，材料不完備，匆匆趕成的草稿出來問世，實在叫我十分難為情。我為自贖這種罪過起見，遂決心修改這部書。
恰巧那時候我的一班朋友在上海創立新月書店。我雖然只有一百塊錢的股本，卻也不好意思不盡一點股東的義務。于是我答應他們把這部文學史修改出來，給他們出版。
這書的初稿作于民國十年十一月，十二月，和十一年的一月。中間隔了六年，我多吃了幾十斤鹽，頭發也多白了幾十莖，見解也應該有點進境了。這六年之中，國內國外添了不少的文學史料。敦煌石室的唐五代寫本的俗文學，經羅振玉先生，王國維先生，伯希和先生，羽田亨博士，董康先生的整理，已有許多篇可以供我們的采用了。我前年(1926年)在巴黎、倫敦也收了一點俗文學的史料。這是一批很重要的新材料。
日本方面也添了不少的中國俗文學的史料。唐人小說《游仙窟》在日本流傳甚久，向來不曾得中國學者的注意，近年如魯迅先生，如英國韋來(waley)先生，都看重這部書。羅振玉先生在日本影印的《唐三藏取經詩話》是現在大家都知道寶貴的了。近年鹽谷溫博士在內閣文庫及宮內省圖書寮里發現了《全相平話》，吳昌齡的《西游記》，明人的小說多種，都給我們添了不少史料。此外的發現還不少，這也是一批很重要的新材料。
國內學者的努力也有了很可寶貴的結果。《京本通俗小說》的出現是文學史上的一件大事，董康先生翻刻的雜劇與小說，不但給我們添了重要史料，還讓我們知道這些書在當日的版本真相，元人曲子總集《太平樂府》與《陽春白雪》的流通也是近年的事。《白雪遺音》雖不知落在誰家，但鄭振鐸先生的《白雪遺音選》也夠使我們高興了。在小說的史料方面，我自己也頗有一點點貢獻。但最大的成績自然是魯迅先生的《中國小說史略》；這是一部開山的創作，搜集甚勤，取材甚精，斷制也甚謹嚴，可以替我們研究文學史的人節省無數精力。近十年內，自從北京大學歌謠研究會發起收集歌謠以來，出版的歌謠至少在一萬首以上。在這一方面，常惠、白啟明、鐘敬文、顧頡剛、董作賓……諸先生的努力最不可磨滅。這些歌謠的出現使我們知道真正平民文學是個什么樣子。以上種種，都是近年國內新添的絕大一批極重要的材料。
這些新材料大都是我六年前不知道的。有了這些新史料作根據，我的文學史自然不能不徹底修改一遍了。新出的證據不但使我格外明白唐代及唐以后的文學變遷大勢，并且逼我重新研究唐以前的文學逐漸演變的線索。六年前的許多假設，有些現在已得著新證據了，有些現在須大大的改動了。如六年前我說寒山的詩應該是晚唐的產品，但敦煌出現的新材料使我不得不懷疑了。懷疑便引我去尋新證據，寒山的時代竟因此得著重新考定了。又如我在《國語文學史》初稿里斷定唐朝一代的詩史，由初唐到晚唐，乃是一段逐漸白話化的歷史。敦煌的新史料給我添了無數佐證，同時卻又使我知道白話化的趨勢比我六年前所懸想的還更早幾百年!我在六年前不敢把寒山放在初唐，卻不料隋唐之際已有了白話詩人王梵志了!我在六年前剛見著南宋的《京本通俗小說》，還很詫異，卻不料唐朝已有不少的通俗小說了!六年前的自以為大膽驚人的假設，現在看來，竟是過于膽小，過于持重的見解了。
這么一來，我就索性把我的原稿全部推翻了。原稿十五講之中，第一講(本書的“引子”)是早已刪去了的(故北京印本《國語文學史》無此一章)，現在卻完全恢復了；第二講稍有刪改，也保留了；第三講與第四講(北京印本的第二第三章)保存了一部分。此外便完全不留一字了。從漢初到白居易，在北京印本只有六十一頁，不滿二萬五千字；在新改本里卻占了近五百頁，約二十一萬字，增加至九倍之多。我本想把上卷寫到唐末五代才結束的，現在已寫了五百頁，沒有法子，只好把唐代一代分作兩編，上編偏重韻文，下編從古文運動說起，側重散文方面的演變。依這樣的規模做下去，這部書大概有七十萬字至一百萬字。何時完功，誰也不敢預料。前兩個月，我有信給疑古玄同先生，說了一句戲言道：“且把上卷結束付印，留待十年后再續下去。”“十年”是我的《中國哲學史大綱》的舊例，卻不料玄同先生來信提出“嚴重抗議”，他說的話我不好意思引在這里，但我可以附帶聲明一句：這部文學史的中下卷大概是可以在一二年內繼續編成的。
現在要說明這部書的體例。
第一，這書名為“白話文學史”，其實是中國文學史。我在本書的引子里曾說
白話文學史就是中國文學史的中心部分。中國文學史若去掉了白話文學的進化史，就不成中國文學史了，只可叫做“古文傳統史”罷了。……
我們現在講白話文學史，正是要講明……中國文學史上這一大段最熱鬧，最富于創造性，最可以代表時代的文學史。
但我不能不用那傳統的死文學來做比較，故這部書時時討論到古文學的歷史，叫人知道某種白話文學產生時有什么傳統的文學作背景。
第二，我把“白話文學”的范圍放得很大，故包括舊文學中那些明白清楚近于說話的作品。我從前曾說過，“白話”有三個意思：一是戲臺上說白的“白”，就是說得出，聽得懂的話；二是清白的“白”，就是不加粉飾的話；三是明白的“白”，就是明白曉暢的話。依這三個標準，我認定《史記》、《漢書》里有許多白話，古樂府歌辭大部分是白話的，佛書譯本的文字也是當時的白話或很近于白話，唐人的詩歌——尤其是樂府絕句——也有很多的白話作品。這樣寬大的范圍之下，還有不及格而被排斥的，那真是僵死的文學了。
第三，我這部文學史里，每討論一人或一派的文學，一定要舉出這人或這派的作品作為例子。故這部書不但是文學史，還可算是一部中國文學名著選本。文學史的著作者決不可假定讀者的頭案上總堆著無數名家的專集或總集。這個毛病是很普遍的。西洋的文學史家也往往不肯多舉例；單說某人的某一篇詩是如何如何；所以這種文學史上只看見許多人名、詩題、書名，正同舊式朝代史上堆著無數人名年號一樣。這種抽象的文學史是沒有趣味的，也沒有多大實用的。
學史，即作為這書的“前編”。我的朋友陸侃如先生和馮沅君女士不久要出版
一部《古代文學史》。他們的見地與功力都是很適宜于做這種工作的，我盼望
他們的書能早日出來，好補我的書的缺陷。
此外，這部書里有許多見解是我個人的見地，雖然是辛苦得來的居多，卻
也難保沒有錯誤。例如我說一切新文學的來源都在民間，又如說建安文學的主
要事業在于制作樂府歌辭，又如說故事詩起來的時代，又如說佛教文學發生影 響之晚與“唱導”、“梵唄”的方法的重要，又如說白話詩的四種來源，又如
王梵志與寒山的考證，李、杜的優劣論，天寶大亂后的文學的特別色彩說，盧仝、
張籍的特別注重……這些見解，我很盼望讀者特別注意，并且很誠懇的盼望他
們批評指教。
在客中寫二十萬字的書，隨寫隨付排印，那是很苦的事。往往一章書剛排好時，我又發現新證據或新材料了，有些地方，我已在每章之后，加個后記，如第六章，第九章，第十一章，都有后記一節。有時候，發現太遲了，書已印好，只有在正誤表里加上改正。如第十一章里，我曾說“后唐無保大年號，五代時也沒有一個年號有十一年之長的；保大乃遼時年號，當宋宣和三年至六年”。當時我檢查陳垣先生的《中西回史日歷》，只見一個保大年號。后來我在廬山，偶然翻到《廬山志》里的彭濱《舍利塔記》，忽見有南唐保大的年號，便記下來；回上海后，我又檢查別的書，始知南唐李氏果有保大年號。這一段只好列在正誤表里，等到再版時再挖改了。
我開始改作此書時，北京的藏書都不曾搬來，全靠朋友借書給我參考。張菊生先生(元濟)借書最多；他家中沒有的，便往東方圖書館轉借來給我用。這是我最感激的。余上沅先生，程萬孚先生，還有新月書店的幾位朋友，都幫我校對這部書，都是應該道謝的。疑古玄同先生給此書題字，我也要謝謝他。

上篇：白話文學史自序引子第一編唐以前第二編唐朝下篇：中國古代哲學史序再版自序《中國古代哲學史》臺北版自記第一篇導言第二篇中國哲學發生的時代第三篇老子第四篇孔子第五篇孔門弟子第六篇墨子第七篇楊朱第八篇別墨第九篇莊子第十篇苟子以前的儒家第十一篇苟子第十二篇古代哲學的終局

《法華經》（《妙法蓮華經》）雖不是小說，卻是一部富于文學趣味的書。其中有幾個寓言，可算是世界文學里最美的寓言，在中國文學上也曾發生不小的影響。我們且引第二品中的“火宅”之喻作個例：
爾時佛告舍利弗：“我先不言諸佛世尊以種種因緣譬喻言辭方便說法，皆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耶？是諸所說，皆為化菩薩故。然，舍利弗，今當復以譬喻更明此義。諸有智者以譬喻律解。
“舍利弗，若國邑聚落有大長者，其年衰邁，財富無量，多有田宅及諸僮仆。其家廣大，唯有一門。多諸人眾，一百，二百，乃至五百人止住其中。堂閣朽故，墻壁聵落，柱根腐敗，梁棟傾危。周幣俱時倏然火起，焚燒舍宅，長者諸子，若十，二十，或至三十，在此宅中。
“長者見是大火從四面起，即大驚怖，而作是念：‘我雖能于此所燒之門，安穩得出；而諸子等于火宅內，樂著嬉戲，不覺不知，不驚不怖。火來逼身，苦痛切己，心不厭患，無求出意。’
“舍利弗，是長者作是思惟：‘我身手有力，當以衣械，若以幾案，從舍出之。’復更思惟：‘是舍唯有一門，而復狹小。諸子幼稚未有所識，戀著戲處，或當墮落，為火所燒。我當為說怖畏之事。此舍已燒，宜時疾出，無令為火之所燒害。’
“作是念已，如所思惟，具告諸子：‘汝等速出！’父雖憐愍，善言誘喻；而諸子等樂著嬉戲，不肯信受，不驚不畏，了無出心。亦復不知何者是火，何者為舍，云何為失。但東西走戲，視父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