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幕上的昭和：日本電影的二戰創傷敘事（簡體書）

昭和時代就是一段圍繞著戰爭，由“戰前”、“戰時”、“戰後”構成的特殊歷史時期。《銀幕上的昭和：日本電影的二戰創傷敘事》中分析的電影情節及人物，大多數以昭和時期為情節背景，對於日本國民來說，這個詞匯不僅僅代表長達六十二年的裕仁天皇統治期，還指涉日本以極端而激烈的方式進行現代化的歷史進程，具有特殊的精神象徵意味。

陸嘉寧，1983年出生，本科畢業於中國傳媒大學戲劇影視文學專業，在北京電影學院獲得電影學碩士、博士學位，主修電影歷史與理論，現為中國傳媒大學藝術研究院講師。曾主編《中國影視教育專業現狀》（江蘇教育出版社出版，與王志敏教授合編）、《電影學簡明詞典》（中國電影出版社出版，與王志敏教授合編）。

《銀幕上的昭和:日本電影的二戰創傷敘事》是對日本近代化進程的表達和反思，觀望另一個民族戰爭記憶和內部矛盾的窗口，折射一個國家的集體記憶和集體無意識，管窺人們想要銘記什么，想要遺忘什么。

導言：圖繪創傷年代
上篇戰後日本電影中的二戰戰場和軍人形象
第一章絕望的戰鬥——戰鬥類型片
第一節戰鬥的空間：戰場與敵人
第二節陸軍電影
一、“消失了的敵人”
二、軍營內的鬥爭：“人道主義的好人”與“極權主義的惡人”
三、荒野流浪之旅：人性的淪喪和救贖
四、從校園到戰場：精英主義的感傷
五、戰俘營敘事：文化衝突
第三節海軍電影
一、日本電影的“海軍熱”
二、海軍與家庭
三、失去戰艦的悲劇
四、學習與職業化
五、山本五十六神話
第四節空軍電影
一、空軍敘事與“神風電影”
二、浪漫化的死亡
三、精神主義的復活
四、個人的悲劇
五、反類型的“特攻電影”
第二章從戰時後方到戰敗廢墟——非戰鬥類型的影片
第一節軍人在後方
一、“二二六”情結
二、戰地護士與士兵
三、平民敘事中的軍人
第二節戰後的軍人與回憶
一、戰犯與審判
二、退伍軍人敘事

下篇昭和時代的日常生活圖景與“未亡人”形象
第一章哭泣吧，女人！——女性與戰爭創傷敘事
第一節母親——圖騰般的存在
一、在傳統與現代的夾縫中掙扎的母親
二、富有原始生命力的母親
三、完美的傳統母親
第二節妻子／戀人——愛情的救贖
一、借愛情抗議戰爭
二、借戰爭襯托愛情
三、寫實批判視角下的妻子形象
第三節妹妹——純潔的象徵
第四節小學女教師——文明的代言
第五節風塵女子——從陪襯的符號到戰敗創傷的隱喻
一、藝伎：軍人的陪襯符號
二、妓女：時代和戰爭的犧牲品
三、潘潘女郎：戰敗創傷的隱喻
第二章在黑暗中生存一創傷年代的人間群像
第一節兒童——控訴和希望的載體
一、天真無辜的受害者
二、兒童世界的叢林法則
第二節反戰者——民主和理性的倡導
一、理性的精英分子
二、民主的女神
三、底層的本能反抗
第三節原爆受害者——戰爭創傷的最大化
一、“原爆神話”
二、絕對受難者
三、與遺忘作戰
第四節出軌的未亡人——創傷逃避者
結語：影像寫史
一、固定的視角：感情記憶與歷史敘事
二、電影昭和史：近代化與戰爭創傷
參考文獻
致謝

這番話只是清水在悲憤心境下的任意之語，并不是他深思的回答，但也并非全無真意，日本戰爭時期底層民眾受到的沖擊遠遠大于中上層，這是事實，透過清水的言辭，階級之問的分野被批判。最后一刻，清水所想已經超越了貧富之差，個體在社會體制中生存所感受到的壓力和無奈并不因貧富而有本質差別，正像他的遺言所說：“如果有來生，我絕不做人，做牛馬或許還好些，不，當牛做馬最終還要被人欺負虐待。還是做一只貝好了，在深深的海底，再也沒有戰爭，也不會被抓丁到軍隊里去。房江、直子你們也不再需要我操心了。如果一定要有來世，我想成為貝殼。”清水極度厭倦無處不在的體制，寧愿放棄人與人之間的愛戀、親情，也不想再面對人世的種種規條、戒律、那些不得不遵從的命令。影片在傷感中結束，為了寬慰觀眾，最后一個鏡頭是春天來到海角，房江添置了新的理發椅，懷抱著幼小的女兒，預示著新生活的開始。
《我想成為貝殼》與《留給明天的遺書》的共性在于將美國的轟炸與日本B／C級戰犯的罪行聯系在一起，質疑反法西斯陣營的“正義”邏輯，突出了日本人的苦難；塑造理想的領導人形象來緩解創傷；通過表現戰犯的私人生活和情感，尤其是與新生命的聯系，把他們從罪犯的污名中洗脫出來，還原為普通人。“這種對歷史與記憶的改寫、對全體帝國陸海軍的人性面目的恢復，是修復國民心理的環節。假使這些最可恥的軍人無論缺陷多么嚴重，都能被展現為復雜而敏感的人，那么即使不能完全消除至少也能弱化掠奪成性的‘蝗軍’的惡名。”
“大人物”敘事與“小人物”敘事顯著的分野體現為對待體制的態度，《留給明天的遺書》沒有從根本上顛覆軍隊制度和法律民主，而是承認各自的合理性，對于二者之間的矛盾進行調和，重新確立新的秩序；而《我想成為貝殼》是更加徹底地從個體角度進行的反思，片中監獄和軍隊都是權力運作的核心機構，人在這種全景敞視的環境下，完全被監控，失去自由。清水被命令殺死俘虜，是在古老的神社前；清水被判處死刑，是在秩序森嚴的監獄，這兩個地點的象征意味很明顯，無論軍國的封建傳統，還是現代國家的法制體系，都拒絕給鮮活的生命留下更多選擇的余地，強大的權力體系對于個體而言是一種生命不能承受之重。后者透過普通人在戰時和戰后的悲慘遭遇，并不僅僅是譴責戰爭，更進一步反思個體人與權力機構之間的沖突，訴說的是個體作為歷史人質的種種不甘與無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