祠堂與教堂：韋伯命題下的浙江模式研究（簡體書）

《越文化研究叢書：祠堂與教堂》通過對韋伯命題的一般化處理，將中西方文化模式歸納為“祠堂模式”和“教堂模式”。以祠堂模式為背景，通過“准先發內源型發展模式”、“行擔經濟”、“後福特製”等概念，對浙江模式的形成和發展、浙商精神的特質，進行了學理化的闡述：浙江模式是政府與民間良性互動的結果，是一種祠堂模式基礎上的後福特製；浙商精神以工具理性代替價值理性，具有貪婪攫取性特徵。政府與民間如何協調、浙商精神如何改善，事關浙江社會經濟的健康發展。

張炎興，1963年生於浙江省諸暨市，紹興文理學院教授。研究方向主要為：財務會計理論與實務研究；區域經濟研究。已經主持國家級和省級課題若干個，在《會計研究》、《學術月刊》等雜誌上發表論文多篇。

《祠堂與教堂:韋伯命題下的浙江模式研究》以韋伯文化分析為基礎，結合格蘭諾維特基于社會網的鑲嵌分析，從受利益驅動的個體出發，在結合經濟系統基礎上，論述了在經濟分析中如何引入“情境”、“文化”的問題。

第一章 浙江模式及其研究
第一節 浙江模式：一種“准先發內源型”發展模式
第二節 浙江模式的研究
一、浙江模式研究文獻綜述
二、浙江模式的研究
第三節 “韋伯命題”和浙江模式的研究
第四節 一個基於文化-情境的經濟分析框架
一、韋伯文化分析的兩個層面和兩個要素
二、格蘭諾維特的“鑲嵌”觀：一種經濟社會的微觀分析
三、韋伯式、格蘭諾維特式分析框架的結合：一個基於文化-情境的經濟分析框架
四、經濟系統與基於文化-情境的經濟分析框架
五、一個基於文化-情境的經濟分析框架的意義
第五節 本書架構和研究方法
一、本書架構
二、本書的研究方法

第二章 祠堂模式與教堂模式
第一節 建立一個基於“制度-世界圖像”的中西方文化比較類型
第二節 “祠堂模式”與“教堂模式”概念的提出
一、韋伯的中西方“制度-世界圖像” 比較
二、“祠堂模式”與“教堂模式”概念的提出
第三節 祠堂模式與教堂模式
一、教堂模式
二、祠堂模式
第四節 基於“祠堂模式”與“教堂模式”的心理、行為及制度取向
一、基於二元世界圖像的教堂模式和基於一元世界圖像的祠堂模式
二、基於祠堂模式與教堂模式的心理和行為取向
三、基於祠堂模式、教堂模式的制度取向

第三章 行擔經濟與塊狀經濟的形成
第一節 以市鎮區系為基礎的浙江鄉村社會
一、鄉村社會生活方式研究的兩個視角
二、以市鎮區系為基礎的浙江鄉村社會
第二節 浙江傳統鄉村中的行擔經濟
一、 自然環境、人口與浙江傳統鄉村手工業、商業的發展
二、浙江傳統鄉村社會中的行擔經濟
第三節 1949—1978：浙江鄉村行擔經濟的延續
第四節 個私經濟發展與塊狀經濟的形成
一、行擔經濟的新發展
二、計劃經濟縫隙中私營經濟的發展與塊狀經濟的形成
第五節 祠堂模式基礎上的塊狀經濟

第四章 政府與民間良性互動基礎上的浙江模式
第一節 “政治集權-經濟聯邦制”下的中國地方政府
第二節 蘇南模式、珠江模式擠壓中的浙江地方政府
一、蘇南模式和珠江模式的崛起
二、蘇南模式、珠江模式擠壓中的浙江
第三節 浙江地方政府順勢而為的政策取向和“省管縣”體制創新
一、地方政府順勢而為的政策取向
二、“省管縣”體制創新
第四節 地方政府與民間市場化力量的良性互動：浙江模式的擴展
一、一個案例：1988—1998中國輕紡城十年發展史
二、浙江模式的擴展：地方政府與民間市場化力量的良性互動
第五節 浙江模式：祠堂模式、經濟發展方略基礎上政府與民間良性互動的產物
一、“政治集權一經濟聯邦制”與中國傳統差序格局式政治結構
二、浙江模式：祠堂模式、經濟發展方略基礎上政府與民間良性互動的產物

第五章 行擔經濟、祠堂模式與浙商精神
第一節 教堂模式基礎上的資本主義精神
一、“韋伯命題”的研究路徑
二、韋伯論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
三、教堂模式基礎上的資本主義精神
第二節 “韋伯命題”與浙商精神的研究
一、余英時的《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
二、兩種“入世苦行”
三、“韋伯命題”與浙商精神的研究
第三節 行擔經濟、祠堂模式與浙商精神
一、基於庶民階層的浙商精神
二、具有貪婪攫取性特徵的浙商精神
三、價值理性日益式微的浙商精神
第四節 浙商精神與浙江模式

第六章 浙江模式：祠堂模式基礎上的後福特製
第一節 基於農戶的技術（設備）引進和資本積累
一、產品市場需求誘導的技術（設備）引進
二、資本分散一集中式積累與設備可分性
第二節 浙江模式：祠堂模式基礎上的後福特製
一、西方後福特製的興起
二、浙江模式：祠堂模式基礎上的後福特製
第三節 浙江模式的競爭優勢分析
一、縱向一體化模式和市場化合作模式的成本比較
二、縱向一體化模式和市場化合作模式的成本要素分析
三、浙江模式的低成本優勢分析
第四節 浙江模式的推廣和借鑒意義
附件1
附件2

第七章 浙江模式與中國經驗
第一節 浙江模式的發展
第二節 徽商、晉商與浙商及中國經濟的發展
一、政治權力與徽商、晉商的興衰
二、浙商成長與中國經濟的發展
參考文獻
後記

改革開放后，為引進國外先進技術、設備、經驗和資金，中央決定開放與試辦經濟特區。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了廣東、福建兩省委的報告，正式確定分兩步在深圳、珠海、汕頭、廈門試辦4個經濟特區，對廣東、福建兩省對外經濟活動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給地方以更多的主動權。1980年5月16日，中共中央關于《廣東、福建兩省會議紀要》的指示作為中央41號文件下發，正式決定在廣東省的深圳、珠海、汕頭和福建省的廈門，各劃出一定范圍的區域，試辦經濟特區。在整個80年代，中央對外開放的各種優惠政策幾乎都給了廣東、福建兩省。
香港在20世紀50年代前，既無農業，又無像樣的工業，主要作為大陸與國外商品的轉運站而生存。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依靠從上海和珠三角轉移出去的工業底子，香港開創了原料、市場兩頭在外的經濟模式，并利用大陸20世紀60年代困難時期和70年代“文化大革命”時期，每年流入香港的數以萬計的勞動力而發展壯大起來。20世紀70年代后期，香港重新成為大陸的南大門，由于中央的開放政策，大批香港以及澳門、臺灣的企業，由于當地生產要素成本過高，乘機紛紛移師珠三角投資辦廠。珠三角由此成為外資（尤其是港資和臺資）搶占中國市場的“橋頭堡”和“主戰場”，同時也是中國對外貿易的主要窗口。
珠三角的工業，從“三來一補”和國內生產的進口替代兩個方面起步。
臨近香港的珠三角東部地區的工業主要從加工貿易起步，1978年。中國第一家加工貿易企業在東莞成立，“三來一補”是珠三角東部改革開放后城鄉經濟起飛的突破口。香港的企業通過這種方式，利用大陸較低的地價和工資，把設備和技術搬到內地鄉村進行生產，產品則運回香港向外銷售。這種形式，內地鄉村既不需要投入啟動資金，也不需要墊付流動資金，只需提供土地和勞動力；由于產品由外商包銷，內地鄉村也不需要承擔市場風險。因此，這種“無本生意”一旦啟動，地方和農民均可得到利益，逐步積累起了發展所需的資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