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當代美術概覽（簡體書）

《中國現當代美術概覽》稿共七章內容，以鴉片戰爭為時間起點，以時間順序為主線，綜述了中國一百多年來美術的發展變化以及出現的各類美術現象，同時根據現代學生閱讀的習慣，把教材的可讀性和圖版資料互動的形式結合起來，力爭以最好的圖書形態克服以往理論類圖書呆板的面孔。

1925年，孫中山去世，廖仲愷被暗殺，緊張而難以廓清的政治現實進一步減弱了高劍父的政治情緒，傷感經常影響著他的繪畫，他會在接近寫實的暮色舊樓畫中題寫“萬劫危樓，只剩得蔓草荒煙，淡鴉殘照”這類讓人產生憂郁與荒蕪感受的文字。可是，低落的情緒沒有影響他在次年指使自己在學生方人定與黃般若進行“新國畫”與“舊國畫”的筆戰。方人定所討論的主要不是“剽竊”的真實性問題，而是國畫的改革，他以《新國畫與舊國畫》一文回應了黃般若。作為揭露高劍父“剽竊”日本畫真相的年輕人，黃般若在1925年一篇題為“剽竊新派與創作之區別”的文章中很理性地提示了“創作”、“臨摹”以及文人畫家謙謙之舉的問題。黃般若完全不同意說中國藝術缺乏“創作”，他提醒人們，古時候的畫家經常在自己的作品里題寫“仿某人法”，“表現中國畫人之道德，不忘其本之美性。是則我國藝術界，習慣如此，社會不察，以為俱屬臨摹古本，抑亦誤矣”。的確，盡管清季“四王”的影響覆蓋了絕大多數畫家的思想，但是，將所有使用筆墨紙硯的畫家的作品視為一味臨摹是不真實的。關鍵是，對創作的理解不能依憑是否中國人學習日本人或者西方畫家，抑或是西方人臨摹中國畫。可是，與當時的所有藝術家與批評家的思想能力一樣，黃般若也很難說清楚“就繪事而言，則非臨摹，非剽竊，能發揚個人之特性者，即為創作”的具體評判尺度與標準，任何人都有可能在前人或者西洋畫家藝術的基礎上進行筆墨或形式的變化而難以最后獲得“創作”的定論。
無論如何，受到政治革命影響的高劍父所秉承的改良中國畫的意圖是顯而易見的，在1935年到南京中央大學藝術系任教時，他開始梳理自己的思想，以明確自己藝術實踐的思想背景。他在《我的現代國畫觀》里寫道：“兄弟隨（孫）總理做政治革命后，就感到我國藝術實有革新之必要。”我們可以想象高劍父為什么要把跟隨孫中山參與革命的經歷作為產生藝術革命思想的背景，藝術革命借用了強有力的政治影響力，其主張的推行就自然容易獲得他人難以當場辯駁的可能性。可是，我們從高劍父的早期經歷中能夠看到，改變繪畫的思想早已萌發：早年，他應聘成為與康有為保持思想共鳴的邑紳潘衍桐的家庭圖畫教師，在這里，他得以受到康有為所謂宋畫寫實觀點的影響，以至為了目睹宋域精品，高劍父不惜向同時就學于居廉的伍德行三跪九叩這個他自己認為頗為屈辱的拜師大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