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終將為他們作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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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7月7日至9日的高考，是中國恢復高考后的第4屆。這3天，決定我這輩子，將永遠離開歇張村。我拿著大隊開具的介紹信，到公社所在地煙垢糧管所，辦理了糧食戶口遷出手續。這就意味著，我跳出了“農門”，即將成為吃“商品糧”的人。
“狗日的吃商品糧的！。”
記得在村里的稻田里，在烈日下戴著斗笠勞動時，村道上過來一個騎著飛鴿車、穿著“的確良”、戴著上海表、腳登黑皮鞋的干部模樣的人時，田里的婦女們，就會抬起斗笠下汗水濕透的臉，無限羨慕地望著那個人，漸漸駛近、又漸漸走遠。如果那個騎車者，不識相地、夸耀地故意將自行車的鈴鐺搖響，他就會得到這樣的一句咒罵。
在村子的東邊斜坡上，有幾間當地唯一的磚瓦房，帶有一個頗為寬敞的院子，是我們那里唯一的單位，全稱應該是“漳河水庫管理局大碑灣三干渠管理處歇張管理段”，簡稱“管理段”，但在村民們口中，卻成了“管你蛋”。因為在湖北鄉間口音中，“段”(duan)和“蛋”(dan)同音。在我童年發生的事件中，包括這樣一件：某個夏天的傍晚，5里路外的吳集放電影，我們一群孩子在去看電影的路上，管理段的段長李胖子，騎著一輛自行車，神氣地從后面追了上來，地點正好是一座已經干涸的堰塘。那是大旱之年的1972年，我讀小學2年級。幾個調皮搗蛋的孩子一擁而上，有的拉自行車的后架，有的干脆朝上面跳。車頭東扭西歪，終于，李胖子連人帶車，跌進了泥塘里。
而最要命的是，在李胖子跌人泥塘之前，最后一個抓住他自行車的人，就是我。他咒罵著爬起來，將自行車拽上堰堤時，其他的孩子早就一哄而散，跑得遠遠的了，只有我一個人，還傻傻地愣著，等待他揚起滿是污泥的大手，給我一巴掌。這一巴掌拍在我的后背上，并不很疼，卻將后背糊上了一大塊污泥。李胖子掉轉車頭，在月光下，朝他的小小王國——那幾間磚瓦屋騎去，來時的白色身影，此刻變成了黑色。
管理段的段長，自李胖子開始，后來換了好幾茬。李胖子是吃“商品糧”的，每月的伙食，來自一個神圣的、神奇的糧本。憑著那個本子，他每月騎自行車，或是差手下人，到幾里路外的糧站，稱來幾十斤大米。后來的段長，卻得自己每個月從家里用自行車將大米馱來。村民們就說：“這個段長是‘款’米袋子的。”“款”是當地土話，動詞，“背”的意思。很多年之后，我的父親，也曾到這個管理段當過幫工，負責巡視渠道，并在菜地里干點雜活，每月“薪水”80元。在一次中暑昏倒后，我堅決逼迫父親，辭去了這份還算體面的“工作”。
當年的李胖子，如今尚在人世否？他給我的一巴掌，恰到好處地教訓了我的惡作劇。記得他從泥塘里爬上來，見到是我時，氣呼呼地罵道：“好小子，妄圖謀害革命干部！”我知道，他指的是我糟糕的家庭成分。胖子通常善良，他并無意于真正害我。他的話，只是那個荒誕扭曲時代的流行語，一種類似于今日的時髦而已。果然，第二天，老師也只是在班上嚴肅地點名批評了我，卻并沒有將它上綱上線到“謀害革命干部”這樣的嚴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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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中國人劃分成吃“商品糧”和不吃“商品糧”的兩類。種糧食的人口，占全國人口的90％，人多理應勢眾，卻在中國社會中處于低人幾等的地位。這是我的童年少年時代，在中國農村生活最深刻，也最難忘的體驗。在舊中國，從農村進入城市的道路，有許多條。比如，到城里的商鋪當學徒，進工廠當徒工，慢慢熬成老板或師傅，在城里安家立業。1949年之后，尤其是公社化的1958年之后，這條路被徹底堵死。一個農家女孩，無論如何聰明，貌如天仙，也沒有一個城里人肯將她娶回。因為，她在城市里沒有，也不能獲得戶口。沒有戶口就沒有工作，沒有工作就沒有收人。在那個近乎赤貧的時代，一般的工薪家庭，絕對養不起一個吃白飯的人。她只能留在農村，白汗黑流。更要命的是，人民政府將所生子女的身份，跟母親一方掛鉤，也就是說，新生兒出生后，是吃“商品糧”，還是“‘款’米袋子”，視乎母親的身份而定。母親是農民，子女就是農民，哪怕父親是城里的干部。
這樣的歧視，不勝枚舉，幾十年不廢。
1975年夏天，公社組織了現場批判會。我家附近的小廟大隊，一位大號熊傳飛的回鄉知青，在田邊地角的小塊荒地上，種上了自己的莊稼：水稻或小麥。當時的口號是：“斗笠大、扁擔長，塊塊種上革命糧。”熊的罪狀是：種下這些糧食，落入自己口袋。結果，數以萬計的公社社員，以及全公社十幾所中小學的全體學生，分期分批來這個村里，觀看“資本主義復辟”的活樣板。我小學班上的女同學彭金娥，在“割資本主義尾巴”的運動中，將瞎眼爺爺種在路邊荒地上的煙葉，扯得干干凈凈，換來了一張大紅的喜報：《斗私批修扯煙葉》。我在自己菜地旁，挖了一塊大約兩平方米的荒地，作為我的“小菜園”，種了幾棵菜瓜和西紅柿，也被舉報到學校，遭到老師的批評。班主任還親自到我家的菜地踏勘，看那兩平方米的“小菜園”是否確實屬于非法開荒，是“資本主義尾巴”。“舉報”我的，可能是村里最喜歡到我這里借書但后來打過架的一位伙伴；我一報還一報，“舉報”他在自己院子里種西紅柿，結果被班主任當堂駁回。熱愛大自然，熱愛植物與種植的童心童趣，就這樣被荒唐而嚴酷的政治踐踏，而“舉報”之毒，這樣早，就普遍植入了無知少年的心靈深處。在中國的歷次政治運動中，夫妻互相“舉報”，父子彼此“揭發”，反倫常被歌頌為“立場鮮明”，反人道被標榜為“斗志堅強”，這樣的悲劇可以說無處不有，其來有自。
從1958年的不準搭火車外出逃荒，到1975年不準在荒地上私種莊稼，“寧長社會主義的草，不長資本主義的苗”，一脈相承的，是對人民利益，尤其是農民利益的輕賤和漠視。
前些天，給我家鄉的少年伙伴打電話。他時常關注我的博客，對我批判那個時代及當時主要領導人的文章，既不以為然，也隱隱擔心。他說：“你那樣評論，是不對的。哪個國家沒有經歷曲折呢？就像我們自己，哪個人的路走得很順？” 在越洋電話中，我無言以對。這是我小時候常常睡一個被窩的伙伴，在村里門與門相對。因為閱歷、視野與審視的角度不同，他將那些年的那些事，看作是“無心之過”，而我，覺得是“制度之惡”。如果執政者，不牢記“治大國如烹小鮮”的古訓，隔三年五年，就來一番“一刀切”、“全國一盤棋”、“一風吹”之類的折騰，那樣的荒誕、荒唐、悲慘，還會重演。近年來，“半夜偷加印花稅”、“人民幣一夜‘勃起’”之類的事情，不是一再發生，跌破了國人與世界的眼鏡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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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第一次在美國的中文報紙上讀到一位讀者對我的評論，稱我為“農民作家”時，我忍不住笑了。我的笑，帶有點自嘲的味道，但更多的還是自豪。畢竟，從1991年，寫下第一篇關注“農民、農村、農業”的“三農”散文《水稻》以來，我這一題材的散文作品，已經多達近百篇，許多都被收入全國性選集中。2004年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的《一個農民兒子的村莊實錄》，更獲得中美兩國約60家報刊載文評論，并入選“網絡信息杯上海市民最喜愛的20本書書目”。我從網絡檢索得知，鄭州市第11中學，更將該書列為當年高中生10大課外必讀書。在網友的博客中，提及、摘錄這本書的文章，據我偶爾檢索，竟然有50多篇。這令我甚感欣慰。
我笑的原因，還在于我，不僅遠離了農村，甚至遠離了中國。如今，我在被稱為“人間天堂”的美國夏威夷任教，靠漢語，更靠英語，掙一碗洋飯吃。然而，在村民大多搬離那個村子，村莊一天比一天破敗冷清的情形下，我于2007年年底，以我微薄的財力，資助父母了卻了多年的心愿，將幾間早已廢棄、東倒西歪的土屋拆除，新建成了三間瓦房。父母故土難離，田園難舍，又從100多里外的城里，搬回村中，成了村里唯一沒有責任田的“編外”村民。
我的內心，既略感安慰，也甚覺凄涼。那三間瓦房，耗資不過兩萬元人民幣，竟然成了村里近十多年來唯一修起的新房子，而且，千真萬確，成了村里最“漂亮”、最“氣派”的房子，與周圍老舊、衰敗，毫無生氣的土屋，形成了刺眼的對照。
越來越多的人家搬走了，土屋被拆掉，只剩下斷墻殘壁。連以前熱鬧喧嘩、孩子們打來打去的“大街”上，母親也種上了蔬菜。南宋詞人曾有“故宮離黍”的悲嘆。昔日的宮殿，如今長滿了“黍”這種古老的莊稼，這種滄海桑田的變遷感，令人悲不自禁。我祖屋前的街道上，母親種植的這一片蔬菜，其“農村凋敝”的象征意義，實在不必明言了。令我困惑與深思的，卻是這樣一個命題：為什么中國的城市日新月異，現代化的程度，甚至超過了美國，農村卻人去村空、房倒屋塌，只剩下老弱病殘，獨守著孫兒孫女？中國經濟三十年奇跡般增長，為什么沒有惠及我老家，那個江漢平原邊緣，東距沙洋縣城不過30分鐘車程、北距荊門市不過一小時車程、到處是肥沃黑土、畝產稻米千斤的村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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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記憶里的村莊，有40多戶人家，近200口人。村子位于一處高崗上，村北曾有一座古廟，稱為“歇張廟”，據說道教祖師張天師，曾在此留駐，稍事休息，因而得名。廟中佛殿，想必是用鐵所鑄(距離我家數百里的武當山頂峰的佛殿，就是鐵鑄)，所以，也被稱為“鐵廟子”。廟在村北半里許的一處高崗上，是全村的制高點，風水應該很好，周圍一圈，挖有深深的壕溝。那里曾被開辟成生產隊的禾場，修有一間土屋，當作倉庫。我曾在那里，將曬干的稻谷扛進倉庫里。后來，禾場被廢，成為麥地，土地深處，時常還有殘存的瓦片被耕出來，令人回想清末民初，寺廟里香客如云、香火鼎盛的情景。
閑來無事的時候，我偶爾會在一張白紙上，試圖將我小時候村莊的格局，完整地畫出來。我的努力總歸于失敗，因為我并無任何繪畫才能。那一間間屋子，如此清晰地留在我的記憶里，我畫在紙上的，卻完全是另外的樣子。有時候我想，要是當年有照相機，能為我的村莊，留下一些照片，該有多好。
在我六七歲之前，我家的房子，并非我們家獨居，而是和后來擔任過多年大隊長的范維志家合住，隔著天井，他們家住一側，我們家住另一側。這一點，怕是我的弟弟妹妹們，都未必知道。他們家后來搬出去，在村子南街的那棵大樹下，另建新屋，這座土屋才歸我們獨居。當時兩家是如何協商的、有哪些補償條件，我至今對此一無所知。好在父母健在，我可以了解清楚。
我家隔壁，就是全大隊的最高領導、村支書程應海家。他家晚飯吃得最晚，“夜深猶喚兒吃飯”，那個細節已被我寫進散文《回家吃飯》中。而《回家吃飯》中寫及的那個當鎮長的本家兄弟，又成了散文《探監記》中的主角。所謂世事如云，命運弄人，大概就是如此吧？程書記的隔壁，是隊長曾祥生家。這個當權時兇巴巴的精瘦老頭子，我對他頗有好感，因為他曾幾次弄電影到村里，在大白天將倉庫關起門來當電影院，使四鄰八村對我們村羨慕得要死。他還曾請了一個河南的梆子戲班，在村里連唱三天大戲，轟動四鄉，出夠了風頭。我尤其記得，他將一個河南討飯的老頭，收留下來，安頓在村外的養豬場居住，提供口糧，讓這個異鄉人，在我們村過了好幾年安生日子，直到他的家人找來，將他接回河南。老人離開的時候，家家戶戶都送了些大米。這個討飯的異鄉人和他的兒子是背著滿滿兩大袋大米離開村子的。有一年，我回家探親，他光著上身，走到我家門前。我敬了一根煙給他，他感傷地說：“寶林，你下次回來，怕是見不到我這個老頭子了！”與我非親非故，當權時曾多次欺負我家成分不好的這位前隊長，對我說出的這句感嘆，令我感動和感傷。他的善，出自本性；他的“惡”，歸于時代。
曾祥生家的隔壁，就是劉汝謙家了。一個農民，竟然有如此儒雅的名字，這是我兒時常常思索的問題。他會所有的農活，但他卻能在墻上用石灰水刷白一塊地方，將那里變成語錄欄，寫上“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之類的語錄。劉汝謙是個任何時候都笑哈哈的農民，他腦子運轉得越快，眼睛眨動的頻率就越快。他原本是正牌的武漢師范學院的大學生，武漢某中學的語文老師，莫名其妙，沒有任何文件和手續，他就當了右派，先是送去伐木，后來被趕出武漢，回鄉來當了農民。有好幾年，他在隊里的窯上燒瓦，將黃泥做成“瓦圈”，曬到半干后，—拍成四瓦，手藝屬一流。他后來成為我的地理老師，我高考的地理成績是81分，這其中就有他的教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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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一家家地想下去，我有了一個堅定的念頭：為什么我不能為這個村莊寫一本《村莊史》？在這本只涉及一個中國小村的“斷代史”中，我要發揚太史公秉筆直書的精神，讓那些默默無聞死去的人，其姓名和生平傳略能借我的文字，留存下去。這些如螻如蟻的生命，曾經承載了中國的一個時代。那個時代，無情地奪走了他們的勞動成果，留給他們的是兩代人的赤貧，是如今的斷墻殘壁、冷清無人的街道，是街道上我母親種下的蔬菜。
有許多史實，需要核定。比如，1974年2月的那場大火，燒毀了半個村莊，成為我們村子的一大劫難，它究竟是怎樣引起的？比如，1975年，大隊的民兵，用繩子牽著我家對面的曾姓富農的老婆，游街示眾，甚至到小學里敲鑼，在全校師生，包括其子女前面，自我辱罵。她的胸前，吊著一雙破鞋和一把稻谷。她真的偷過隊里的稻谷嗎？游街示眾的決定是誰作出的？
宋代儒者張載著名的“橫渠四句”是這樣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時代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在這幾句話里彰顯無遺。時易，境遷，這些我都難以企及。只有“為生民立命”這句，也許勉強可以做一點嘗試。“生民”這個詞太大了，我所能替他們說幾句話的，只有那些村民。
比如，寫這樣的一部《村莊史》。
這部書，我目前還沒有寫出來，但這是我內心深處的一個夢，一個承諾，一份責任。
是為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