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較文學：人文之道（簡體書）

在此意義上講，隱喻通過拓展、深化“意象圖式”而賦予人類經驗及理解以形式與結構，故其在結構人類經驗的過程中具有“構成性”作用。如人類對于“力”的認識即是如此：首先，從出生之日起，我們就從飲食、光熱聲響、重力作用等身體經驗中發現了“力”，并通過與外界的互動交往一再與之打交道而發現其中的關系范式、建立起相關的意義結構，同時又進一步將之隱喻地映射到外部世界，由此不斷擴大、提升、抽象了“力”的命題內容，于是便逐漸獲得了諸如“活力”、“視力”、“智力”、“權力”、“效力”等隱喻性范疇和概念。由此可以看出，身體經驗的“意象圖式結構’’并不僅僅是前意向的“完型”活動，人體運動也不僅僅是神秘的天賜之物；恰恰相反，它有能力勝任認知的轉換生成工作，即通過建立“意向結構”而形成統貫的意義網絡，從而幫助我們理解諸多抽象的、非實體的、非空間性事物。總之，就人類認知而言，所謂“意義”可以說是通過轉換身體經驗“向內”生成的。
雷考夫與約翰遜等人的研究成果將隱喻研究進一步提升到了生命本體論的高度。當然，他們提出的“體驗一認知”論并不是全然無懈可擊的。有論者（如皮亞杰）指出“體驗”對于建構認知結構只起著很次要的作用，因為所謂結構并不存在于主體的意識之中，而是存在于主體的“運算行為”之中，在有能力科學地思考結構之前，主體并未意識到整體結構的存在；事實上主體的本性就是構成“一個功能作用的中心”，因而解除“自我中心”、建立互動關系的“運算過程”即為結構的生產者。換言之，“結構主義”作為一種認知方法，就是主體與客體的互動函數關系（運算一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