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總用別的道兒謀生；至于所謂文章也者，不擠，便不做。擠了才有，則和什么高超的“煙士披離純”呀，“創作感興”呀之類不大有關系，也就可想而知。倘說我假如不必用別的道兒謀生，則心志一專，就會有“煙士披離純”等類，而產生較偉大的作品，至少，也可以免于獻出剝皮的貍貓罷，那可是也未必。三家村的冬烘先生，一年到頭，一早到夜教村童，不但毫不“時時想政治活動”，簡直并不很“干著種種無聊的事”，但是他們似乎并沒有《教育學概論》或“高頭講章”①的待定稿，藏之名山。而馬克思的《資本論》，陀思妥夫斯奇的《罪與罰》等，都不是啜末加②加啡，吸埃及煙卷之后所寫的。除非章士釗總長治下的“有些天才”的編譯館③人員，以及討得官僚津貼或銀行廣告費的“大報”作者，于謀成事遂，睡足飯飽之余，三月煉字，半年鍛句，將來會做出超倫軼群的古奧漂亮作品。總之，在我，是肚子一飽，應酬一少，便要心平氣和，關起門來，什么也不寫了；即使還寫，也許不過是溫暾之談，兩可之論，也即所謂執中之說，公允之言，其實等于不寫而已。
所以上海的小書賈化作蚊子，吸我的一點血，自然是給我物質上的損害無疑，而我卻還沒有什么大怨氣，因為我知道他們是蚊子，大家也都知道他們是蚊子。我一生中，給我大的損害的并非書賈，并非兵匪，更不是旗幟鮮明的小人：乃是所謂“流言”。即如今年，就有什么“鼓動學潮”呀，“謀做校長”呀，“打落門牙”呀這些話。有一回，競連現在為我的著作權受損失抱不平的西瀅先生也要相信了，也就在《現代評論》（第二十五期）的照例的《閑話》上發表出來；它的效力就可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