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電影：歷史、反抗與民主的想像（簡體書）

文化和敘事的反抗：新現實主義和民族電影運動
民族電影的出現
1980年5月，光州運動被血腥鎮壓，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日益團結，這催生了一種重要的反抗文化一尤其是隱蔽的地下電影，也對緩慢回歸民主制度的可能性進行了重估。雖然韓國電影主要的觀影群體一直是日益壯大的城市工人階級，但韓國電影從來都不是民主的，或從沒有為“民眾”的利益服務，如服務于勞工斗爭和反映歷史真實等。換言之，從20世紀初開始，除極少數情況下，韓國電影從未試圖表現“民眾”的現實生活，而是主要是模仿進口電影，制造視覺奇觀。
與此同時，一些初出茅廬的電影創作者開始實驗拍攝各種被禁的文化與政治題材，以集體的力量挑戰主流電影的霸權地位和國家電影制作的機器。電影俱樂部、地下雜志和其他出版物也推動7民族電影運動的產生，激發了大眾的興趣。然而，民族電影運動并不僅僅是對好萊塢和主流電影業的主導文化話語的回應，更是一個表達多樣性的語言和社會話語的場所。從巴赫金的“眾聲喧嘩”理論看，民族電影運動是一種嵌入文化之中的復雜話語關系的結構，而這種文化經歷了不同的政治、經濟和歷史的急劇變化。換言之，它與其他分層的多樣性文化運動緊密關聯，如勞工運動等。本節將揭示和審視一系列相互制約因素，正是它們使得韓國民族電影運動成為韓國一股重要的社會政治和文化力量。此外，我們還將論述這場運動是如何推動韓國當代獨立電影制片發展的。
民族電影和現實主義
不像日本或中國的電影，韓國電影相對默默無聞少有人研究。托馬斯·多亨迪（Thomsa Doherty）撰寫了第一篇關于韓國電影的英語學術論文。在文章（1984）中，他認為一些現實主義影片如金洙容的《去城市的姑娘》（1981）和李長鎬的《暗街中的人們》（1981）具有“民族電影”的特征。雖然他們都是主流電影的導演，但也為不能真實地再現生活而備感沮喪。他們努力捕捉和組織生活的影像，使得觀眾在電影中獲得比在日常眼見的更多的內容。例如《暗街中的人們》塑造了一個無辜的農村姑娘，她被剝削，最后淪落風塵，形象地表現了城市街頭的殘酷現實。但導演李長鎬在影片中并沒有過多地關注腐化墮落的男性世界的社會政治寓意，而是集中描寫了女主人公性格的悲劇性轉變。影片末尾，女主人公拿著錢，背著那個無家可歸的雙腿殘疾男人走進了自己的房間。這個被剝削的妓女自我蛻變為了一個悲劇性的天使。盡管如此，紅燈區盡頭的教堂卻仍然未能注意那些暗街中的人們。從社會意義上說，這部影片主要批判了基督教缺乏對下層民眾起碼的人性和憐閥，但它卻沒有挑戰政府或其社會政策，因為這種批判在當時是不可想象的。
這些電影批判哀嘆了韓國當代社會，引導了電影制作的新潮流，但卻很少挑戰現狀、主流電影制作模式和政府對電影業的控制。相反，他們將諸如賣淫、家庭問題和由于西化所帶來的傳統價值混亂等社會問題浪漫化了。因此，把這些當下膚淺的話題作為開啟復雜歷史的鑰匙是不切實際的。而且必須謹記自，一部電影雖然以民族資金拍攝，表現的也是本國問題，但卻不一定就是民族電影。因此，一些人將這些電影視為“民族電影”顯然是不合適的。它們對民族電影運動的發展幾乎毫無影響。此外，李長鎬、林權澤、裴昶浩和崔仁浩的電影也審視了韓國社會的諸多緊迫問題，表現了韓國非精英或普通人的生活——社會發展的不平衡所帶來的惡果。盡管如此，它們缺乏真正的政治抱負和歷史真實。但是這樣一些電影卻很受歡迎，并獲得了可觀的票房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