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來的森林（簡體書）

在我這部作品的新版本即將面世之際，對于已經熟悉我的讀者們我又該說些什么，好讓我們彼此之間可以進一步互相了解呢？可能什么也不必說了吧。我們彼此之間已經非常了解對方了。作為向導，我已經向他們提供了某些戶外的東西和一些室內的東西。在我自己看來，我認為讀者已經接受了我。總體看來，讀者對我滿意的程度已經大大地高于我自己的意料之上。為此我自是心存感激，那我為什么還要再說呢？既然我都已經開始說了，那我就多閑聊幾句，多閑扯上幾分鐘吧。
距我的第一本書《醒來的森林》出版迄今已有將近四分之一世紀那么久了。從我寫完那本書的主要章節之后我又在這個世界上活了這么多年頭，期間又有其他集子陸續出版并且連續不斷。每當有人問起我已經寫了多少本書時，我經常不得不停下來算一算。我想一個大家庭的母親無須先數一數自己的孩子有多少個，然后再回答說自己有多少個孩子吧。她的眼前會浮現出所有孩子的面孔。據說一些原始部落的人數數至多只能數到五，然而他們卻擁有非常多的家禽和牲畜。可是每一個土著人都知道所有的家禽和牲畜是不是都趕回來了，他們靠的不是數數，而是靠記住每一頭家禽和牲畜的特征。
土著人每天都和他的牲畜在一起，母親總是在內心深處源源不斷地愛著自己的孩子，但是當一本書離作者而去的時候，在某種程度上它將再也不會回來了，就像果實從樹上掉下來就再也回不到樹上一樣。然而，每個作者坐下來談起自己所寫過的書時，就像為父者談論起離開家門獨自出去闖蕩的兒子一樣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與父親和子女的關系相比，作者與書的關系更為直接一些，更具有個人色彩一些，畢竟它更依據作者本人的意愿和取舍。無論其運氣如何，書是不會有變化的，一開始作者是怎么寫的，到最后它還是保持著作者原來所寫的樣子。兒子是祖先血脈長期進化出來的結果，并且一個人對這個或那個特征所承擔的責任通常是非常小的；而書卻是作者心靈的真實寫照，或博學多識或愚蠢荒謬均取決于作者的筆端。因此，如果回避討論我的這些聰明孩子的種種優缺點，或是我對這些書嘮叨一些不為外人所知的評述，我相信我的讀者是會體諒我的。
我認為我自己不能夠把我的這些書視為自己的“作品”，這是因為在創作這些作品的過程中我幾乎沒有“勞作”，所有的這些書都是在娛樂中完成的。我去垂釣，野外露營，劃獨木舟，而這些新的文學素材便是結果。當我在閑逛、睡覺的時候，我的莊稼成熟了。而寫這本書只不過是我對在原野和樹林里的度假的更美好的回味，似乎只有將之付諸筆端它才能打動我，從而成為我的一部分。
我有一個朋友，現已是老年人了，他的青年時代是在俄亥俄州北部的樹林里度過的。他寫過許多書，他說：“只有在我流落異鄉的時候，我才想到要寫本書，而那時我也只不過是想把我從前的生活重新呈現在自己跟前而已。”寫作可以治療或減輕某種鄉愁，我自己的情況也大抵如此。
我的處女作《醒來的森林》是我在華盛頓當政府職員時寫的。它使我能重溫年輕時代與鳥兒為伴的歲月與情景。我是坐在一堵鐵墻跟前的一張桌子前寫這本書的。當時我是一個金庫保管員，所保管的金庫里儲存著數百萬的鈔票。在那漫長而又無所事事的歲月里，我從自己手中的這支筆得到了庇護。我的心里是多么的抗拒那一堵鐵墻，只能從對那些鳥兒以及對夏日里原野和樹林的回憶里尋找慰藉！大多數《冬日的陽光》的章節也是在這同一張桌子上寫的，書中所描述的陽光比紐約和新英格蘭地區的陽光更加燦爛。
1873年我離開了華盛頓，我的書桌跟前已不再是那堵鐵墻了，取而代之的是一面大窗戶，透過它我可以俯瞰哈德遜河與遠處的青山。我的眼前已經不再是金庫，而是一個葡萄園，或許它帶給我的心靈的感受要比金庫有活力得多，葡萄園的藤蔓纏繞著我，讓我駐足，架上累累的果實要比金庫里成堆的美鈔更令我覺得喜悅。
當然，我還是會想起那堵鐵墻的，不過那只是在冬季，此時窗外的風景都已被皚皚白雪所覆蓋。我發現正是在這—季節，我的心靈深清地沉湎于我所喜愛的主題上。冬季將人驅回自我，檢驗著他自娛的能力。
我的書是否有時候會讓讀者對大自然產生錯覺，使得讀者對于野營或者林間漫步有了過高的期待呢？有幾次我也曾這樣想過。只有當我試圖將自己從一次散步中所獲取的巨大歡樂與讀者共享時，我才意識到那種歡樂。加熱會顯示出色與味，人們對藝術的想象力也同樣重要。如果我的讀者認為他從自然中得到的與我所得到的不同，那么我要提醒他，只有當他像我一樣去理解自然，并對他拋撒詞語的魅力，才能理解他從自然中的所得。文學并非是在樹林中自生自長出來的，每位藝術家所做的也不僅是照搬自然，他的筆下所描述的不僅僅只有最初的經歷。
大多數人認為蜂蜜是蜜蜂從花中采來的，但實際并非如此。蜂蜜是蜜蜂生產制造出來的，它是由蜜蜂添加了花蜜制成的。蜜蜂從花中采得的是甘露，它通過自身的轉化過程來釀蜜并賦予其特性。它減少了甘露中的水分并加入了一小滴蟻酸，正是它的這一滴才制造出甜美可口的蜂蜜來。因此，蜜蜂是真正的詩人，真正的藝術家。它的產物往往反映出其環境，甚至是超越了其環境的某些事物。我們在品嘗三葉草、百里香、椴樹和漆樹蜜的同時，也品嘗著某些根本就不存在于這些花中的東西。
真正的博物學家并不歪曲事實，事實是他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事實越多越新鮮越好。脫離了這些事實我便無法寫作，但我必須對這些事實添加風味，我必須給它們添加一種能夠使其升華和強化的品質。 解釋自然并非改善自然，而是取其精華，與其進行情感的交流，吸收她，并以精神的色彩來再現她。
如果我只是羅列出在散步時所見過的每只鳥的名字，描述其顏色與形態等，給出大量的相關實際情況與細節，那么我的讀者是不是對我的書感興趣委實叫人覺得懷疑了。然而，如果我在某種程度上把鳥同人類的生活、同我的生活聯系起來——描述它同我的聯系及它所處的環境和季節——那么我呈給讀者的將是一只活生生的鳥，而不是一個貼著標簽的鳥標本。
約翰·巴勒斯
18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