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與刀（簡體書）

菊與刀，是一對充滿矛盾的組合體，也是日本民族特有的文化傳統的蘊意象征。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美國人類學家魯思（RuthBenedlct）研究日本人的民族性特征，并以“菊與刀”作為指代，闡釋了日本傳統精神理念中矛盾統一的特質。菊，代表著日本天皇的族徽，是高貴美麗的象征；刀，代表著日本武士文化，是武力和權威的象征。在世界的其他民族性當中，很難同時存在兩種極端因素，并使之成為基本的民族精神。但日本民族文化卻具有相反的雙重性，他們性情溫和而又好武力，尚禮而又睚眥必報，喜歡新奇卻又頑固保守。
誠然，中國的傳統文化曾經大范圍輻射東亞及東南亞諸國，對日本民族精神的形成有著重大影響，我們至今仍可以在日本的大＿街小巷看到中國文化對其的影響。然而，日本民族精神的內質并非是中國文化的分流，它的確吸收了中國儒學傳統中某些倫理因素，如忠義，孝道，謙恭，家族禮儀，尊卑秩序等，具有明顯的東方文明中溫文爾雅的情致，他們也引入了中國道家含蓄隱逸的文化精神，具備感悟生命的敏感力和洞察力，擁有感受宇宙萬物細微變化的超強審美能力。故而日本的文學、美術、音樂、飲食、生活細節等都帶有一種細膩精巧、浪漫纏綿、憂郁傷感的古典情調，都有一種超脫世俗的靜謐的美感。
但是與此同時，日本又是地道的海洋國家，有著類似于西方傳統的冒險挑戰精神，他們崇尚武力，熱情洋溢，激動好斗，骨子里帶有天然的侵略性，如同古希臘勇士酷愛以武力征服世界。日本人具有強烈的復仇心和毀滅情結，他們的民族性格善于吹毛求疵，面對無法完成的復仇目標，他們傾向于毀滅自己，以保證尊嚴和榮譽不被踐踏。這種思想和行為被日本人贊譽為武士道精神，其間所包含的殘忍手段和暴力心理符合日本民族的崇高理想，在很多情況下都被鼓勵而非被譴責。
這是一個充滿性格矛盾的民族，魯思在研究日本民族特征時，將日本文化概括為“恥感文化”，這不同于中國的“樂感文化”。也有別于西方國家的“罪感文化”。“樂感文化”源于中國傳統儒、道、釋、騷文化的融合，而“罪感文化”源于基督教的原罪觀念和基督救贖的命題。日本人的“恥感文化”，顯然與宗教無關，也與倫理傳承無關。那是一種特有的自尊膨脹而又受到壓抑的情感，這與日本島國的地理位置和國土面積有關，也與日本民族自視甚高的文化情緒有關，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表露得淋漓盡致。日本試圖使用武力令世界臣服，同時再用獨特的“卓絕文化”感染全人類，建立大和民族夢想中的共榮世界。
魯思·本尼迪克斯（1887—1948）是美國著名的女性人類學家，她曾經在哥倫比亞大學攻讀文化人類學，其導師是美國著名人類學家弗朗茲·博爾斯（FranzBoas），魯思受到導師的影響，一生注重原始文化的調查研究。1944年6月，魯思接受了研究日本的課題任務，在研究過程中，特別重視對日軍戰俘和美籍日本人的研究，獲得了很多一手研究資料。其1945年提交研究報告，1946年將報告改寫為《菊與刀》出版，立即成為美國和日本的暢銷書。
《菊與刀》的完成和出版，至今已經半個多世紀，其對日本民族性的研究直至今日一直產生著影響。魯思針對的是美日關系的研究，中國僅是作為對比個案參與其中。事實上，從過去到今天，中日文化都不能漠視二者之間悠久的歷史淵源，中日兩國的關系也遠比其他各國的關系更為錯綜復雜，因此，《菊與刀》也為中國了解日本提供了重要的參考，這種價值對于探討中日關系中的敏感問題，也具有一定的意義。
《菊與刀》的譯本多種多樣，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至今，各類譯本的印數已經超過數十萬冊。我們之所以重譯《菊與刀》，是基于近些年來對日本民族的深刻理解，對當年魯思英文版本中某些模棱兩可的詞匯有了進一步的深刻的闡釋。英文詞匯與漢語詞匯在概念范疇上完全不同，通常一個英文詞匯，用漢語來解釋，會出現許多相似的釋義，也就是說，漢語的表達更為細致入微，同義詞和近義詞無比繁多，而這些在英文中，可能僅用一個詞匯來概括。比如《菊與刀》中出現的“GIRI”一詞，許多譯本翻譯成“情義”“義理”“理念”“情感的正義”等，但這些詞語顯然不是中國人常用的詞匯，也不是《菊與刀》所要表達的意思，因此譯本和原文之間就存在誤解和歧義。而本書將“GIRI”一詞譯為“道義”，這正是魯思所要表達的意思，是日本民族精神的核心因素，也是中國人能夠理解的一種情感傾向。本書的重譯試圖解決語言障礙與歧義的問題，在語言方面更加貼近漢語的使用習慣，在保證原文含義的同時，正確使用通俗性語言，讓讀者在閱讀時更為輕松容易。當然，限于譯者的水平和精力，難免存在不夠準確或錯誤之處，希望讀者寬容指正。但我們相信，每一種譯本的誕生，都會更進一步地接近原著的本來面貌，這也是我們一直努力的目標。
編譯者
2013年7月］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