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青者憶》——取這個書名的人是我們的辛笛大哥。他仿佛又笑瞇瞇地站在我面前，用他那特有的沙啞的男高音對我說：“靜如，我送你這個書名，本來是我自己要用的，還是送給你吧，也算是送給老巴！還是早點把這本書弄出來好！”
唯一叫巴金先生“老巴”，也是最后一位這樣稱呼他的老朋友，已經在二〇〇四年元月離去了，一個平靜從容的長眠，因為他知道和他同甘共苦一生的老伴文綺姐在那邊還等著跟他攜手同行，他們并沒有分離很久。
我也曾幻想過這堆文稿早日成書，雖然我深知其中的文字粗淺，雜亂無章。但我確曾希望著有一天巴金先生會用他顫抖的手指吃力地翻著紙頁，那時他已坐在輪椅上，已經笑不出來，只能使勁說：“多寫，多……寫！”其實這還是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下旬的事，卻是在華東醫院的最后一面！不久他就日夜躺在病床上，再也不能努力做出笑容接受人們的問安了。
我記得到了二十一世紀初，一天在電話里從濟生口中傳來他四哥突然患了重病的消息。我問他：“你四哥還能坐在輪椅上么？”這以前我曾聽濟生說“老兄”多想回武康路家里看看九姐，又想再去淮海坊看看，我忽然傻傻地在電話里問濟生：“你們就不能陪他坐輪椅去轉轉么？”濟生嘆息著：“你真是！不可能了！”于是我才領悟到再也不可能讓他看我的一篇篇支離破碎的文字了！
一個個不切實際的幻想破滅了，我們畢竟不能違抗自然規律！但是我卻常常聽見我心上響起一連串的“如果”——如果沒有那長達十年的浩劫，如果沒有那幾十年時起時落的風風雨雨，如果在暴風雨初來時他們倆還能得到朋友們的安慰和鼓勵，如果我那個天真坦率的老朋友蕭珊還能禁得起那一切羞辱，也許她不至于得了不治之癥……也許巴金先生還可以活得更長久一些，能看到他疼愛的小端、小晅長大成人！但我知道他苦苦想念蕭珊，有天他對我說：“長壽是個懲罰。”他說這話時很吃力，而我這個聽者卻只能強忍住淚水，笑著說：“活下去就是勝利！”
十七歲的高中生悄悄地寫信給她心目中最敬仰的“先生”，傾吐她對封建制度的憎恨，她所有的苦悶、寂寞、孤獨和對自由的渴望。那個時候，不止是我一個傻孩子這樣做，還有我不認識的不知有多少年輕人都是這樣如饑似渴地尋找指路明燈，因為他們(或她們)在自己的環境里感到無助和失望。我在中學的一個好友，她比我低一屆，是東北出來的，在天津她沒有家，因此住校。她勇敢地投進了抗日的行列，一九三八年輾轉到了延安，改名“林寧”。她也是在“一二·九”運動之后寫信給巴金先生的中學生之一。到了延安之后，我們的先生在信上對她說：“你這條路走對了！”在延安“審干”時，她受審查，被抄家，這封信當時也被“抄”走了！
半個世紀以后我鼓勵林寧去北京的招待所見了巴金，她寫了一封長信給我。到了一九九一年，我又一次在北京和老同學相聚，回憶過去各自的遭遇，她和我都感慨萬千！
但無論如何我們都永遠不會忘記我們年輕時的引路人，我們能理解巴金先生為什么給我們不同的鼓勵，顯然他認為我們的性格和所處的環境不同。他鼓勵林寧早日離開淪陷區，卻勸我忍耐，安心讀書，不要一心想離開“家”。這就是當年曾被巴金先生在他的《感想》一文中稱作“十七歲的孩子”的我。他寫道，他為她“淌了眼淚”，因為后來他也身陷“孤島”(上海)了！直到一九四〇年八月，我這才第一次見到巴金先生，當時我已二十一歲！
如今我已達到九十三歲高齡，想到一生中有幾次和死亡接近，也就懶得數算了，正如風中之燭，隨時吹熄！和我同代的朋友們一個個相繼離去，好友林寧也早在二十年前搶先走向另一個世界，而我們敬愛的“先生”受盡了多年疾病的折磨，終于在二〇〇五年也得到了解脫！
我至今不能忘記在武康路家里他還能跟朋友們談笑風生時，他笑我從前居然可以寫十七頁那樣長的信給他。我也記得在八十年代初和中葉，那真是一長段美好的令人振奮的新時期，我們，還有黃裳、辛笛都忘記了自己的年齡，在聊天時，想起那場浩劫，我們都笑著說：“活下去真好！”巴金先生愛撫地摸著小孫女的頭，對我說：“未來總是有希望的！”
現在還有沒有像我們這樣的讀者和作者能夠通信幾十年、結成真正的友情和信任呢？沒有絲毫功利的動機，不摻雜任何雜念的絮叨，只是把心上掠過的快樂、煩惱和痛楚一股腦兒交給讀信的人，絕無顧忌，也不必設防，更不必害怕紙上的只言片語被別人“存底”！我從年輕時到年老還能保持這個習慣，任憑我的筆流出我的歡樂和哀思，這個習慣是巴金先生給予我的。因為朋友之間必須說真話，要堅持不說假話，寧可沉默，這才是待人處事的基本原則！我們年輕時喜歡把巴金先生稱為心靈醫生，他能醫治心靈上的創傷，能在我軟癱下來時支撐我，扶我站起來，這種友誼現在在這個世界也許漸漸飄去了！
七十多年就這樣滑過去了，像是從手指縫流出的一汪水，想抓也抓不住！我們被迫放走了那喜歡做夢的綠色年華，也詛咒過、咬牙切齒地詛咒那一次又一次的，使人疲憊不堪的鬼子濫炸的日子，又捱過了終日盼望“天亮”的黑暗歲月，跟著又在紅色恐怖中耗盡了我們金色的哀樂中年，我們原本在事業上可以豐收的收獲季節到后來卻顆粒無收！我們幻想過、迷信過，也失望過、幻滅過，如今幸存的老人再也沒有力氣“站好最后一班崗”，甚至再也不可能“跌倒了，在原地爬起來”！那種失去親人的刻骨銘心的痛楚，那一陣陣深深埋藏在心底的無奈，那些思念、牽掛、遺憾和惶惑，只有在夜深人靜時才能流下的眼淚……都隨風而逝！即使如此，在“先生”逝世七周年即將到來的時候，我仍舊記得幾十年來，他像兄長一樣對待我、鼓勵我、批評我(十分溫和地！)，用他溫暖的手握住我的手，低聲喃喃著：“多寫一點，你能寫，可以寫三哥，多寫！”
現在我又一次打開那只淡藍色的方紙盒，這是巴金先生一九九五年十一月十二日在武康路家里親自遞給我的一個白磁碟，上面有他親筆寫的一番話：
我們每個人都有更多的愛、更多的同情、更多的精力、更多的時間，比用來維持自己生存所需要的多得多，我們必須為別人花費它們，這樣我們的生命才會開花。道德、無私心就是人生的花。
巴金
一九九四年六月
他花了不少時間，一筆一劃，非常吃力地寫完這一段話，我知道他這段文字有點點繞口，甚至“歐化”，他告訴我這是為孩子們寫的，他要告訴他們千萬不要浪費生命，不要吝惜心中的愛。我們本該付出很多很多，因為生命在于給予，而不是索取。(Life is to give，not to take.)
朋友們，不妨思索一下：巴金先生的遺愿都一一實現了么？比如說：“文革”博物館在哪里？
我相信總有一天，在我們偉大的國家，他的愿望都會全部實現的。在這里，我又一次重復當年“先生”和我們這些讀者在年輕時喜歡互相提醒的法國大仲馬在《基督山伯爵》中最后交給讀者的一句名言：
“Wait and hope！”
根據二〇〇六年初稿，
二〇一二年十月重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