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羅伯特·J·阿特(Robert J. Art),美國布蘭代斯大學國際關系教授,哈佛大學博士,專長于國際關系、美國對外政策和國家安全政策研究。2006年榮獲國際研究協會(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頒發的杰出學者獎。
羅伯特·杰維斯(Robert Jervis),美國著名國際政治學學者。加州大學伯利克分校政治學博士,先后在哈佛大學、耶魯大學、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執教。美國科學進步協會會員,美國藝術科學院院士,1988 —1989 年任美國政治學會副會長,2000 —2001年擔任美國政治學會主席。
譯者簡介
陳積敏,男,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助理研究員、法學博士。著有《非法移民與美國國家戰略》。
聶文娟,女,外交學院國際關系研究所講師、法學博士。
張鍵,男,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亞太研究部助理研究員、法學博士。
名人/編輯推薦
推薦一:暢銷40年的政治學經典讀物:《政治的細節(第10版)》在西方暢銷40年,是公眾理解政治學的必備讀物,是政治學類書籍難以逾越的學術成果集結。本書得到了數十所世界頂尖大學(如普林斯頓大學、芝加哥大學)教授的聯袂推薦。
推薦二:打破學科內派系的限制,將西方政治學核心理論一網打盡:《政治的細節(第10版)》囊括了政治學領域內的經典文章共53篇,分為無政府狀態、武力的使用、國際政治經濟學與全球化、世界政治中的當代議題四個部分十六個章節,幾乎將政治學核心理論一網打盡,匯聚了世界上最出色的政治學者的觀點,或相互印證,或互為補充,或針鋒相對,為讀者提供了一種更為多元的思考問題的方式,一種更為廣闊的審視國際政治的視角。
推薦三:注重現實與理論的結合,立足社會熱點:除了介紹政治學領域的核心理論之外,本書還特別關注現實與理論的結合,將與社會熱點相關的研究獨立成篇,重點介紹了關于恐怖主義、國際干預、人權、跨國行為體、全球公地、全球治理、未來發展的問題,向讀者們展現了國際政治學者是如何思考現實世界的,引導讀者學以致用。
序
《政治的細節》第一版于1973 年問世。如今,第十版的面世是對《政治的細節》37 歲生日的祝賀。我們為這本選集的精心編纂感到十分高興,并希望教師與學生能夠發現第十版當中有著與其在前九版當中已經體現出來的用處。
本版新意之處
第十版保留了第九版中的四個主要部分,包含有54篇精選文章,其中14篇是新選錄的材料,這使得本版的新內容在全書中占到了25%。第十版當中還有三個主要的結構性變化:
· 我們將全球環境與氣候變化內容移到了第四部分,題為“全球公地”(the Global Commons);
· 我們擴展了第三部分中關于全球化的篇幅,把這些內容細分為兩章:“全球化的意義”與“全球化的批判”;
· 我們在第四部分增加了“未來發展”一章。
除了這些主要的結構性變化之外,我們還做了如下變動:
·第一部分保留了三個主要的章節,但我們在第一章中增加了修昔底德(Thucydides)的《米洛斯人對話錄》,以便將修昔底德對于國際政治中實力與權利關系的深思融入其中。同時,我們還將羅伯特·杰維斯(Robert Jevis)的論文《進攻、防御和安全困境》調至“無政府狀態的緩解”一章中,它更適合被放置于此。
·第二部分保留了三大主要章節,但我們增加了一篇布魯斯·霍夫曼(Bruce Hoffman)關于恐怖主義的擴展版論文,新選錄了瑪麗·卡爾多(Mary Kaldor)關于當代世界的戰爭與過去戰爭相互區別的論文,并且還收錄了亨利·索科爾斯基(Henry Sokolski)關于“一個核武裝的伊朗”論文的一部分,巴里·波森(Barry Posen)同樣就這一主題發表了見解。
·第三部分包含兩篇新的關于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節選論文:艾倫·布林德(Alan Blinder)的論文從歷史的角度探討了海外貿易(海外的生產、服務活動);羅伯特·韋德(Robert Wade)在歷史和國際語境下探討了2008—2009年的金融危機。
·第四部分有9篇新選論文:羅伯特·阿特(Robert Art)研究了中國崛起對中美關系的預示意義,奧黛麗·克羅寧(Audrey Cronin)關注恐怖主義如何終結,艾倫·庫珀曼(Alan Kuperman)探討了人道主義干預的本質,巴里·施瓦茨(Barry Schwartz)研究了如何解決公地問題,摩西·納伊姆(Moses Naim)探究了多邊主義的有效形式,他將其稱為“微型多邊主義”(minilateralism);另4篇讀物,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的《全球趨勢2025》報告,巴里·波森的多極化的顯現,羅伯特·卡根(Robert Kagan)的大國對抗的回歸以及理查德·杰克遜(Richard Jackson)和尼爾·豪(Neil Howe)的即將到來的人口現實。它們洞察未來,從而闡釋了那時國際政治的輪廓。
目次
書摘/試閱
1.2 政治現實主義的六原則
1. 政治現實主義者認為政治,如普遍的社會一樣,受制于植根于人性的客觀法則。要改善社會,首先需要理解這些社會置身于其中的法則。這些法則的運行不受我們的偏好所左右,人們試圖對其進行的改變只會受挫。
現實主義認為政治法則具有客觀性,也相信有可能發展出一套合理的理論體系來,盡管這個體系不完善并具有片面性,但還是能夠反映出這些客觀法則。進而,它還相信,在政治中可以區分真理與觀念,即區分什么是被證據所支持的客觀事實和由推理得出的因果判斷事實,什么是來自脫離客觀事實而由偏見和愿望思維所生成的主觀臆斷。
政治法則植根于人類的本性,自從中國、印度和希臘的古典哲學家試圖發現這些本性以來,它們一直都未發生過改變。因此,在政治理論中,新穎并不必然就是好東西,而古舊也不必然就是個壞東西。事實上,對于一套假想的政治理論而言,如果人們對其聞所未聞的話,那么這一理論很容易產生一個違反常識而不是符合常識的結論。相反,即使一套政治理論早在數百年前或數千年前就已成型問世——如“均勢理論”——也并不意味著它產生的結論失效和過時。
對于現實主義,理論包括辨別事實以及通過推理賦予這些事實以意義。它認為,一項外交政策的性質,只有通過考察所推行的政治行為以及這些行為可預見的后果,才能認識清楚。由此,我們可以觀察政治家實際上正在做的事情,然后通過分析他們行為的可預見后果,從而來推測出他們的真實目的。
然而,僅僅考察事實還不夠。要賦予外交政策的原始素材以意義,我們必須以一種理性的構思來接近政治的現實,這種構思類似于一張地圖,向我們指引了外交政策中的可能含義。換言之,我們將自己置身于政治人物的位置上,必須處理特定環境下的外交政策問題,我們問自己,在這些情景下要解決這些問題,有哪些理性的行為選項可供選擇(假定他按照理性的方式行事),特定的政治家又將作出怎樣的取舍來。正是通過理性的假設和客觀事實對可能發生的后果進行不斷的測試檢驗,才能賦予國際政治的現實以理論意義。
2. 由權力界定的利益概念是幫助政治現實主義者在國際政治的原野中找到路徑的主要路標。這一概念把試圖理解國際政治的理論和有待解釋的事實二者聯系了起來。它將政治作為一個獨立存在的行動領域與其他領域區別開來,如經濟(以財富來定義利益)、倫理、美學、宗教等等。如果沒有“政治理論”這個概念,不論是理解國際政治還是國內政治,都將全無可能;沒有它,我們就無法在政治事實與非政治事實之間作出區分,也無法賦予政治領域哪怕些許的條理性。
我們假定政治家們都依據以權力界定的利益這一概念來思考、行事,歷史事實也對此進行了佐證。這一假定使得我們能夠追溯和預測政治家已經或將要采取的措施策略——過去、現在或未來。在他書寫公文時,我們越過他的肩膀觀看;他與其他政治家交談時,我們側耳聆聽;他內心的思想,我們揣摩預測。以權力界定的利益來思考,我們想他所想,作為置身事外的旁觀者,我們對政治家的想法和行為的理解甚至要好過身處政治現場的政治家本人。
以權力界定的利益迫使觀察者保持科學的態度,將理性注入政治的主觀事務中,從而使得對政治理論的理解成為可能。對于行動者而言,利益概念為行動提供了理性的約束,創造出外交政策中令人吃驚的一致性,使得美國、英國或俄羅斯的外交政策顯現為一種睿智的理性連續體,盡管歷屆領導人具有不同的動機偏好以及學識和道德水準,但都呈現出總體的連貫性。因此,國際政治的現實主義理論反對兩種普遍的謬論:對動機的過分關注和對意識形態偏好的過分關注。
一味地在政治家的動機中尋求外交政策的線索既徒勞無功,又易生誤解。之所以徒勞無功,是因為動機是最難以捕捉的心理現象,經常受到行動者以及觀察者的利益和情感要素的扭曲,從而難以辨識。我們真正了解我們自身的動機嗎?我們又怎么能真正知曉別人的動機呢?
然而,即使我們能夠了解到政治家的真實動機,這樣的了解對理解外交政策也鮮有幫助,甚至可能導致我們誤入歧途。的確,對于政治家動機的把握可能對我們理解他外交政策的走向提供一條線索,但是我們卻不能以此線索追溯其外交政策未來的走向。歷史告訴我們,動機和外交政策之間沒有必然和確切的聯系。這一結論同樣適用于任何道德和政治范疇。
我們不能從一位政治家的良好動機來推測其外交政策在道德上值得贊揚或政治上能否成功。判斷其動機,我們可以說他不會蓄意實行不道德的政策,但對其成功的概率我們卻一無所知。如果我們想知道他的行為的道德水平和政治素質,我們必須了解其行為本身,而不是背后的動機。有多少時候,政治家們致力于改善和發展這個世界,結果卻使這個世界更糟?有多少時候,他們追求某個目標,結果卻是他們既沒有預見到,也不想看到的呢?
國際政治的現實主義理論還應避免另一種謬誤,即將政治家的外交政策與其哲學和政治傾向等同起來,并且由后者推斷出前者。政治家們,特別在當代環境下,很可能養成習慣,用其哲學或政治偏好去展示其對外政策,以便獲得大眾支持。然而,他們會像林肯(Lincoln)那樣,將他們的“官方責任”與“個人意愿”區別開來,前者是按照國家利益來思考和行動,后者是想在全世界實現他們自己的道德價值和政治準則。政治現實主義者不要求、也不贊成對政治理想和道德原則的漠然冷淡,但它確實要求在希望得到的和可能得到的之間作出截然區分:哪些是在任何時間和任何地點都希望得到的,哪些是在特定時間和特定地點才可能得到的。
按理,并非所有的外交政策都奉行如此理智、客觀以及不為感情所左右的過程。個性、偏見、主觀偏好、人固有的一切智力和意志弱點等隨機因素勢必使外交政策偏離其理性路徑。特別是在外交政策處于民主控制的條件下,集合大眾情感來支持對外政策的需要難免會損傷外交政策自身的理性。但是,一種致力于理性外交政策的理論必須從這些非理性的因素中暫時剝離出來,而勾勒出外交政策的輪廓,展示經驗中所見到的理性本質,刪除在經驗中也能見到的非理性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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