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4月28日，我出生于布魯塞爾馬若蘭區。這個貧困城區的居民精打細算、熱情互助、仇視德國人、同情甚至幫助猶太人。我父親名叫約伊納·勒德漢德勒，1907年生于波蘭拉多姆市。拉多姆位于“意第緒語區”的中心。在這個沒有明確邊界的區域產生了猶太復國主義。《十字架報》記者阿蘭·吉耶莫爾在他的著作《沒有邊界的國家——意第緒語區尋蹤》中說，“20世紀30年代，猶太人在波蘭及西烏克蘭的眾多城市的人口比重中占據30％一70％①”。30年代末，全世界母語為意第緒語的人口總數遠遠超過1100萬。“意第緒語區滋養了中歐所有的文化：波蘭文化、立陶宛文化、烏克蘭文化、俄羅斯文化及匈牙利文化。這些文化的優秀代表，如馬克·夏加爾、羅曼·加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柴姆·蘇丁，都或多或少屬于意第緒語區的猶太人，他們都是歐洲文化的驕傲。”東歐猶太史專家亨利·明切勒斯指出，他們雖身為猶太人，但同時也是歐洲的、世界的、國際的②。
早在16世紀，就有眾多猶太工匠定居在拉多姆這個當時重要的貿易樞紐。“勒德漢德勒”(Lederhandler)本意為“皮匠”，因此，很可能某位皮匠是以職業為姓。20世紀30年代，針對猶太人的大屠殺愈演愈烈——據統計，僅拉多姆地區就有3萬猶太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被屠殺。但這些暴行被嚴密掩蓋著，于是，意第緒語區像沒人洋底的神秘大陸亞特蘭蒂斯一樣消失了。這也是為什么很少有人聽說過這個業已消失的歐洲地區……意第緒語也差點兒消失，但這個粗獷、豐富、有活力、自成一種生活方式的語言正在蓬勃地復興。各種各樣的創意說明，大家開始重新關注意第緒語區的文化，而這種富有生命力的文化更多地存活于我們的精神歷程中。
在1925年或1926年，我父親離開波蘭，來到比利時這個以中立聞名的國度。當時，大家都說這里很容易找到工作。我父親來到埃諾地區的一個煤礦，并很快改行做了鞋匠。我的母親叫妮卡·霍洛維奇，1909年生于華沙。她和我父親同一時期、出于同樣的理由移民來到布魯塞爾。
1926年，他們相遇并結婚，定居在布魯塞爾洗衣街51號。
因此，我的父母都是猶太人。我父親受宗教影響較少，所以不戴小圓帽。他屬于世俗猶太人，對自己的出身感到自豪，熱愛傳統文化，有民主思想，既不涉足政治也不參與宗教活動。他是個非常外向的人，說一口流利的法語，完全融人了比利時社會。我母親相對來說更加傳統一些。在家里，我們不過猶太人傳統的安息日。但是，贖罪日這一天，母親會點亮蠟燭。重要的節日，我們會去猶太教堂。
我有一個大我三歲的哥哥，他叫莫里斯。我還有一個生于1937年的妹妹薩拉，和一個生于1944年的弟弟阿爾弗雷德。
我們曾經居住的房屋至今依然存留于馬若蘭區的中心地帶。每次經過這里時，我都禁不住心潮澎湃。頂樓的鳥籠一直是我心中的秘密。我父親有一輛卡車，車庫位于鏡子街。他獨自替人搬家，以改善一家人的日常生活。他很強壯，我眼前至今還能浮現出他將鐵鍋扛上四樓的畫面。他還在布列斯街從事拳擊運動。據說，他獲得過布拉班特業余拳擊冠軍稱號。我很為他自豪。我們二人之間的關系非常親密，當他將卡車倒進車庫時，我就坐在他的身邊，并感到自己在長大。
四歲到五歲時，我在花匠街上幼兒園，而我的真正意義上的第一所小學是我六歲到九歲就讀的位于南方大街的第六小學。
我父親是獨自一人移民比利時的。他的兄弟們有的去了美國，我和這些叔叔伯伯很少聯系。在祖父母、外祖父母輩中，我只認識波瑪姥姥，她的小公寓位于網球廣場旁邊的一座樓的四層。由于父親在我九歲時便不在人世了，我對他的記憶大多很模糊。
我母親則是跟著一大家子來到比利時的：有她的姐妹、姑姨嬸妗、伯叔舅等。所有這些親戚后來都被納粹屠殺了。母親非常通情達理，她出身低微，是管家理財的能手。她不識字，我和她用意第緒語交流。
我們的家庭非常和睦。可以說，我的童年非常幸福。無論是在學校還是在社區，我都很快樂。我與小伙伴們一起在街道上玩耍。我們結成一個個團體，有猶太人的，也有其他民族的；我們在南方火車站附近的田野里用木劍打斗。到了星期日，我們則會穿戴一新，父親系上領帶，戴上帽子。我們一家集體出游，和眾多猶太家庭一樣，一直走到坎布雷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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