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形態‧思想‧制度：先秦秦漢法律史的若干問題研究（簡體書）

上篇 國家形態
第一節 古禮的雙重性格與戰國之前的國家形態
第二節 國家形態變革的一個側面：國人的興衰
第三節 國家形態變革的另一個側面：有關盟的考察

中篇 思想
第一節 新出土文獻與先秦法律思想
第二節 《九主》、《黃帝書》與黃老法理論
第三節 老莊法哲學新探
第四節 從出土文獻看《論語》中的法觀念

下篇 制度
第一節 三族刑的制定時間及其背景
第二節 漢初三族刑的變遷
第三節 漢代“夷三族之令”考
第四節 西漢文帝元年以后的“罪人妻子沒入為官奴婢
第五節 張家山漢簡《奏讞書》案例20“魯法”考
第六節 湖南張家界古人堤遺址出土漢簡
所見漢律的《賊律》、《盜律》
后記

其五，邑制國家論。此論先由日本學者松本光雄先生提及，后被其他一些學者發展，尤其是由松丸道雄先生進一步將其提升為戰國之前中國的社會政治模式。作為一名以甲骨文和金文為研究對象的學者，松丸氏首先研究了“邑”的含義，將所有稱為邑的聚落歸為三類即都邑、族邑和屬邑，并認為邑的三級分層是商周國家的基本結構。①進而，松丸氏又發現青銅器銘文在語言上對這三類“邑”基本不作區分，這說明它們都擔當著類似的社會經濟功能；“族邑”為商周社會的基本單位，因此戰國之前的中國可以被稱為“邑制國家”。這些邑或“邑制國家”大體上為自治的實體，商周國家則均是若干“邑制國家”的聯盟。在眾多模式中，邑制國家論最能反映西周國家的內部組織原則，尤其是它所倡導的邑的分層結構形式具有重要理論價值。但是，它并未對國家政治權力予以充分強調，而這種權力恰恰是明顯地附著于邑的組織結構之上的；并且，不甚清楚的是，“族邑”、“屬邑”等的橫向空間關系如何，或者說戰國之前中國的不同板塊是如何結合成一個政治整體的。所以，邑制國家論也有可修正之處。
鑒于上述諸說的優缺點并結合自己的研究，曾先后在日本及美國游學的李峰先生對戰國之前尤其是西周的國家形態提出了新認識即所謂“權力代理的親族邑制國家論”（Delegatory Kin-ordered Set-tlement State）：“西周國家首先被設想為邑群的集結體，它們靠國家政治權力組成一個分層的網狀組織。其中，邊遠的屬邑通過路徑與族邑連接起來，而族邑又進一步借助道路與王室宗族所在的諸侯國都保持聯系。在頂層，王都——即渭河平原的‘五邑’和東部的成周構成了權力的網狀組織，周王正是通過這個網絡進行巡行。根據委任原則和王室宗族的血緣結構，國家權力由王都分派至諸侯國的國都，并且通過諸侯國的政治結構，進一步到達不同的土著宗族。在西部的王畿地區，它由王都直接傳至管理著眾多偏遠屬邑的宗族中心。”①李氏之說顯然認識到西周以邑為基本地域單位的事實，強調邑的層級區分，并指出諸邑之間通過以血緣差異為內涵的權力委任聯系在一起，這無疑如李氏本人所希望的那樣對邑制國家論作出了補充。此論盡管不能不作調整地直接適用于西周之前的歷史時期，但由于殷商時代也以邑為基本地域單位，且如松丸氏所說，諸邑之間存在著層級區分，邑的居民又主要以血緣為其連接點，因此李氏之說大體可適用于殷商年代源于同一血族如子族的諸邑所構成的地域空間；至于遠古時期因國家尚未誕生，自然不能套用，但遠古時代同樣以邑為聚落中心，其血緣聯系或許比殷周年代更為強烈，且殷周時期又保留了眾多遠古遺風，因此李氏之論或多或少也包含了遠古時代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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