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理學（簡體書）

尹協理，男，漢族，1944年8月出生，江蘇江都人。曾任山西省社會科學院文化研究所副所長、研究院員；河北師范學院歷史系兼職教授；山西省古籍整理工作委員會委員。主要著作有：《王通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宋明理學》（新華出版社，1992）；《新編傅山年譜》，收入《傅山書法全集》第一冊（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合作主編《傅山全書》七冊（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未來的哲學》（青島海洋大學出版社，1991）；等。

第一章宋明理學的形成
一、隋唐經濟制度的變革
二、隋唐政治制度的變革
三、隋唐意識形態的變革
四、理學的形成

第二章理學程朱派的基本理論
一、宇宙生成論
二、人性論
三、教育論
四、道德修養論
五、治國論

第三章理學陸王派的不同觀點
一、心即理
二、致良知
三、知行合一

第四章理學的衰落
一、明中后期反理學思想的萌芽
二、理學正統派挽救社會危機的努力
三、理學的衰落

簡短的結論

后 記

第二章 理學程朱派的基本理論

由于某些理論和觀點的不同，理學可以分為若干派別。北宋至明中葉以前，主要有三派：以二程和朱熹為代表的道學派，又稱程朱派，是理學的典型形態；以陸九淵和王守仁為代表的心學派，又稱陸王派；以張載和王廷相為代表的氣一元論學派。有人認為張載、王廷相不是理學家，甚至認為王廷相是反理學的思想家，這種看法值得商榷。對于氣一元論派為什么應該是理學家而不是反理學思想家的問題，因需要詳細辯證，而本書的篇幅又有限，所以就不專門介紹了。
作為理學典型形態的程朱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是周敦頤、二程和朱熹。朱熹（1130-1200），字元晦，號晦庵，徽州婺源（今屬江西）人，后僑居建陽（今屬福建）。朱熹幼年受其父朱松影響較深。朱松曾師事二程后學羅從彥，羅是楊時的弟子，楊又是二程的弟子。朱熹24歲后從學于羅從彥的弟子李侗，受李侗的影響很大。19歲登進士第后，歷任左迪功郎、泉州同安主簿、知南康軍、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江西提刑、漳州知府、潭州荊湖南路安撫使、煥章閣侍制兼侍講。著作十分豐富，主要有《朱子大全》一百二十一卷，其中文集一百卷、續集十一卷、別集十卷，《朱子語類》一百四十卷，《四書集注》，《伊洛淵源錄》，《近思錄》，《楚辭集注》等。朱熹廣泛吸收了理學先輩的優秀成果，并加以發揮、補充、完善，建立了一個完整而龐大的理學體系，成為理學的集大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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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育論

理學的人性論已經提出了改變氣質、純潔人心、消除私欲的任務。如何才能做到這一點呢？理學家提出了加強教育、道德修養、改良政治等重要主張。這三個方面是互相配合、緊密聯系的整體，目的都是導人為善，保持社會的和諧與安定。

（一）教育的目的
理學家認為，教育的首要目的，在于改變氣質，清除私欲，保存太極之理，恢復天地之性。朱熹說：“古之圣王，設為學校，以教天下之人。使自王世子、王子、公侯、卿大夫、元士之適子，以至庶人之子，皆以八歲而入小學，十有五歲而入大學。必皆有以去其氣質之偏，物欲之蔽，以復其性，以盡其倫而后已焉。”②《朱文公文集》卷十五《經筵講義》。如果“自天子至于庶人，無一人之不學”，那么就會使“天下國家所以治日常多而亂日常少也”。②使人人恢復天地之性是教育的根本目的，具體地說，就是明五倫。“昔者圣王作民君師，設官分職，以長以治，而其教民之目，則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蓋民有是身，則必有是五者，而不能以一日離；有是心則必有是五者之理，而不可以一日離也。是以圣王之教，因其固有，還以道之，使不忘乎其初。”《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九《瓊州學記》。這五倫是天地之性所固有的，但因氣質之偏、物欲之蔽，需要教育、引導，以復其初，“不忘乎其初”。因此，朱熹把這五條圣王教民之目，寫進了他講學的白鹿洞書院的《學規》和岳麓書院的《教條》中，并說：“右五教之目，堯舜使契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學者，學此而已。”《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四《白鹿洞書院揭示》。只要做到了這五條，人們的關系就會融洽，社會就會和諧安定，封建社會就會日久天長了。
在封建社會的自由租佃制階段中，由于實行了科舉制度，因而教育還要承擔另一個任務，就是培養符合五倫關系并有才能為民造福的清官廉吏。朱熹說：“圣賢教人為學，非是使人綴緝言語，造作文辭，但為科名爵祿之計，須是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而推之以至于齊家、治國，可以平治天下，方是正當學問，諸君肄業于此，朝夕講明于此。”《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四《玉山講義》。又說：“國家建立學校之官，遍于郡國。蓋所以幸教天下之士，使之知所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而待朝廷之用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五《送李伯諫序》。朱熹認為，即使是公卿子孫，如果不進行嚴格的教育，也不可任用為官；即使是草茅之士，如果經過教育，使他懂得了義理，也可以任用為吏。他說：“今之公卿子孫，亦不可用者，只是不曾教得，故公卿之子孫莫不驕奢淫佚。不得已而用草茅新進之士，舉而加之公卿之位，以為茍勝于彼而已。然所恃者，以其知義理，故勝之耳。若更不知義理，何所不至！古之教國子，其法至詳密，故其才者既足以有立，而不才者亦得以熏陶漸染，而不失為寡過之人，豈若今之驕淫奢也哉！”《朱子語類》卷一○九。

（二）教學的內容
理學家主張按照學生的年齡分設小學與大學兩類學校，進行不同內容的教育。
關于小學，朱熹說：“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六《大學章句序》。在這些內容中，一部分是禮儀規矩，一部分是知識技能。小學教學內容的特點是以踐行為主，而不重在講道理。朱熹說：“小學是事，如事君、事父、事兄、處友等事，只是教他依此規矩做去。”至于道理，只要說個大概就行了，“教小兒只說個義理大概”。“小學者，學其事；大學者，學其小學所學之事之所以。”“小學是直理會那事，大學是窮究那理因甚恁地。”《朱子語類》卷七。
關于大學，朱熹說：“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眾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六《大學章句序》。大學的教學內容，一部分是修身為己，一部分是治國淑世，并且要通過前者以到達后者。“大人之學，窮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是也。”《朱文公文集》卷十五《經筵講義》。大學教學內容的特點，是既重視文化知識的教育，更重視高深義理的教育。“小學涵養此性，大學則所以實其理也。忠、信、孝、弟之類，須于小學中出，然正心、誠意之類，小學如何知得，須其有識后，以此實之。”《朱子語類》卷十四。大學教育的目標，是要使受教育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為，而各俯焉以盡其力”《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六《大學章句序》。。“性分之所固有”，指的是人人本來具有的極好至善的天地之性。“職分之所當為”，指的是各人所承當的社會角色的義務和責任，包括在家庭、社會和政府中的義務和責任。明白了這兩點之后，便去努力實行，“各俯焉以盡其力”，那就會天下太平，人民安居樂業了。這是理學家所盼望和為之奮斗的目標，在中國封建社會中，是很少、很難出現這種太平盛世的。關于大學教育的教材，程朱派理學家主張博覽群書，但在博覽中，必須有輕重緩急先后之次序，不可隨意亂看。朱熹對此說：“古之圣人作為《六經》以教后世。《易》以通幽明之故，《書》以紀政事之實，《詩》以導情性之正，《春秋》以示法戒之嚴，《禮》以正行，《樂》以和心。其于義理之精微，古今之得失，所以該貫發揮，究竟窮極，可謂盛矣。”《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八《建寧府建陽縣學藏書記》。此外還應讀史書，“先讀《史記》，《史記》與《左傳》相包，次看《左傳》，次看《通鑒》，有余力則看全史”③《朱子語類》卷十一。。朱熹認為，在讀這些書之前，必須先學《大學》、《論語》、《孟子》、《中庸》這四書，懂得了根本的道理，才能不被它書所迷惑。“凡讀書，先讀《語》、《孟》，然后觀史，則如明鑒在此，而妍丑不可逃。若未讀徹《語》、《孟》、《中庸》、《大學》便去看史，胸中無一個權衡，多為所惑。”③如果讀懂了四書，那么讀什么書都不會被迷惑，讀什么書都可以了。“如《大學》、《中庸》、《語》、《孟》四書，道理粲然。人只是不去看，若理會得此四書，何書不可讀，何理不可究，何事不可處？”《朱子語類》卷十四。在理學之前，《大學》、《中庸》并未獨立成書，《論語》、《孟子》也沒有六經地位高，到理學家這里，根據理論體系的需要，把四書抬到了高于六經的地位，這是教學內容上的重大變化。在四書中，理學家認為也有個循序漸進的先后次序。朱熹說：“某要人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立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處。《大學》一篇有等級次第，總作一處，易曉，宜先看。《論語》卻實，但言語散見，初看亦難。《孟子》有感激興發人心處。《中庸》亦難讀，看三書后，方宜讀之。”《朱子語類》卷十四。為了引導人們讀四書，朱熹經多年努力，特撰成《四書集注》，利用四書，發揮了理學的思想。元末明初以后，凡科舉考試，多以四書的文句為題，以朱熹的集注為標準，影響極為深遠。

（三）教學的方法
朱熹認為，教學與求學都有一定的方法，才能達到目的。他說：“言教者，皆有不可易之法，不容自貶以殉學者之不能也。”《孟子集注》卷十三。朱熹關于教學方法的論述很多，這里介紹重要的幾點。
第一，循序漸進。朱熹認為，無論教學還是求學，都必須由近及遠，由易到難，由淺入深，遵守循序漸進的原則。他說：“圣人之教，循循有序，不過使人反而求之至近、至小之中，博之以文，開其講學之端；約之以禮，嚴其踐履之實。”《續近思錄》卷十一。“圣賢教人，下學上達，循循有序，故從事其間者，博而有要，約而不孤，無忘意凌躐之弊。今之言學者類多反此，故其高者淪于空幻，卑者溺于聞見，悵悵然未知其將安所歸宿也。”《續近思錄》卷二。他主張循序漸進，反對兩種不良的傾向：一是不先從事下學而妄想上達，此為躐等，必淪于空幻；二是專從事于下學而不想上達，雖非躐等，但溺于聞見。按朱熹的主張，必先上小學，再上大學；先教《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再教六經，再教歷史、詩文和諸子。
第二，啟發式。朱熹主張在教學中使用啟發式方法，培養學生的自學和思考能力，反對滿堂灌的注入式教學方法。他說：“某此間講說時少，踐履時多。事事都用你自去理會，自去體察，自去涵養。書用你自去讀，道理用你自去究索。某只是做得個引路底人，做得個證明底人，有疑難處同商量而已。”《朱子語類》卷十三。在這段話中，他認為教師主要有三大作用：引路、證明和解疑。教師應善于引導學生積極主動地去讀書和探索問題。對此，朱熹又說：“這道理不是如堆金積寶在這里，便把分付與人去，亦只是說一個路頭，教人自去討。討得便是自底，討不得也無可奈何。須是自著力，著些精彩去做，容易不得。”《朱子語類》卷一一七。
第三，因材施教。理學家認為，由于每個學生的氣質不同，因而在教育中應采取不同的方法，才能收到好的效果。孔子曾把他的十大弟子分為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科。朱熹說：“目其所長，分為四科。孔子教人，各因其材，于此可見。”《論語集注》卷六。又說：“德行者，潛心體道，默契于中，篤志力行，不言而信者也；言語者，善為辭令者也；政事者，達于為國治民之事者也；文學者，學于《詩》、《書》、《禮》、《樂》之文，而能言其意者也。蓋夫子教人，使各因其所長以入于道。”《論語或問》卷十一。根據學生的長處進行重點培養，能使他早日有所成就，這種方法是行之有效的。但人的才能有大小之別，理學家認為，這是稟氣清濁、厚薄所致，也是可以改變的。“圣賢施教，各因其材，小以成小，大以成大，無棄人也。”《孟子集注》卷十三。沒有不可改變的氣質，沒有不可教育的人，這種教育思想，充滿了辯證精神。
第四，以正面教育為主。理學家主張，在學校教育中，應以正面教育為主，以防禁懲罰為輔，通過積極的正面教育，讓學生懂得道理，自覺地嚴格要求自己。朱熹說：“嘗謂學校之政，不患法制之不立，而患理義之不足以悅其心。夫理義不足以悅其心，而區區于法制之末以防之，是猶決湍之水注千仞之壑，而徐翳蕭葦以捍其沖流也，亦必不勝矣。”《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四《同安縣諭諸職事》。又說：“茍知其理之當然，而責其身以必然，則夫規矩禁防之具，豈待他人設之而后有所持循哉！”朱熹認為，如果學生有了自覺性，懂得了應該怎樣去做，那么即使沒有規矩禁防的約束，也會做得很好。明代理學家王守仁曾批評某些學校、某些師長過于苛嚴的法規，說，“近世之訓蒙稚者，日惟督以句讀課仿，責其檢束而不知導之以禮，求其聰明而不知養之以善；鞭撻繩縛，若待拘囚”，結果使學生“視學舍如囹獄而不肯入，視師長如寇仇而不欲見，窺避掩復以遂其嬉游，設詐飾詭以肆其頑鄙，偷薄庸劣，日趨下流。是蓋驅之于惡，而求其為善也何可得乎”《陽明全書》卷二《訓蒙大意示教讀劉伯頌等》。。在這個問題上，理學程朱派與陸王派是基本相同的。
總的來說，理學家都十分重視教育，注意教學方法。朱熹曾把得當的教學比作及時雨，說：“草木之生，播種封植，人力已至，而未能自化。所少者，雨露之滋耳，及此時而雨之，則其化速矣。教人之妙，亦猶是也。”《孟子集注》卷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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