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媒.現代性與工人階級主體性探究：以工人日報(1949-1992)為例（簡體書）

述了共產黨的群眾路線以及對中國革命的影響，但諸多作者筆下的“紅色”，與美國國內當年“麥卡錫主義”對共產主義的仇視一樣，代表了二戰以后彌漫于美國知識分子之間對新型的共產主義中國政權的恐懼心理。周寧①具體分析了這段時期中國在西方媒介再現的形象的文化意義。在這些西方人離奇的想象中，中國共產黨不僅征服毀滅了中國，也將征服毀滅世界。于是，一個邪惡危險的中國形象，在西方，尤其是美國，大眾的普遍認同。可見，“紅色”不代表任何喜慶吉祥的意涵，反而成為一種災禍的表征，“紅禍”一詞由此而來。而這種多重含義的“紅禍”恐慌，流行于整個50—60年代的北美與西歐，已形成了一種媒介建構的大眾神話。
但究竟是什么讓這些西方媒介如此趨之若鶩，卻又極盡“奇觀”處理之能事？理查德·L.沃克的《共產主義的中國：前五年》一書總結了西方人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最初印象，奠定了西方關于中國的極權政治形象②。他把共產黨政權對人民的關系“污名化”為一種極權主義制度下的“洗腦”功能，“可怕的奧威爾主義（Orwellian）式的國家透過一切盯著你，武力、監督、窺探、宣傳擰成一股繩，把國家變成了托洛茨基（Trotsky）所描述的可怕的蘇聯體系：一部前所未聞的強制機器”③。彼時，冷戰逐漸拉開帷幕，美國國內的麥卡錫主義橫行無忌，必然導致身處另一意識形態陣營的中國的攻擊，更何況近代以來，中國一直以一個他者的身份出現在西方的現代性敘事中。但“紅色”到底對國內的人民，尤其對城市工人們究竟意味著什么？而千禧之初在大眾傳媒廣為流行的“紅色經典”是否代表著毛時代“紅色”政治文化的一種復蘇？還是它所帶動的一個時代的集體記憶在消費主義的追逐中更加凸顯了它的一度輝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