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書讀懂經濟學常識（簡體書）

第一章走進經濟學，經濟學并不玄妙
利己不損人是經濟學的顯規則
可能有人會有這樣的疑問：如果人人都是理性經濟人，都是理性且自利的，社會秩序會不會變得紊亂？以亞當·斯密為代表的經濟學家給出了回答：“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處于本意的情況下更有效地促進社會的利益。”也就是說，人人都是理性經濟人，更能在客觀上維護社會的秩序。
在承認人的利己心的同時，有一點需要指出，利己并不完全等于自私。舉個例子說，一個虔誠的基督教徒由于相信上帝，充滿了行善的愿望，他人得到幸福時，他自己也會覺得幸福——他是自利的，但并不自私。
人類的所有行為都將被判定為利己的，因為無論一個人做出什么行為，都是因為這個人有這種需要。其實只要不損害他人的利益，自利對社會是有很大貢獻的。比如說廠商為了利潤才生產和銷售產品，為了爭取更多的客源，他們就必須在價格、質量、包裝以及服務等方面讓你滿意；廠商之間的競爭越激烈，也就是說，廠商追求私利的欲望越強烈，那么他們為消費者所提供的服務就越周到，消費者也就可以從廠商的利己行為中獲得越多的好處。
利己可能不影響他人，如 “一個和尚挑水吃”，自食其力，既不占別人的便宜，也不會無償幫助別人，即這類行為并不妨礙他人。利己也可能影響他人，如“一人栽樹，大家乘涼”、“一人種花，大家觀賞”等，在利己的同時也為他人謀福利；另一種則是不好的影響，如企業生產時排放污染物、破壞環境，廠商兜售偽劣商品等。我們的利己行為不能以損害他人的利益作為前提。
利己是人的本性，但為實現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不一定非得以“損人”作為前提。在經濟活動中要“利己不損人”，只有互助才能互利。舉個簡單的例子來說：
有一對兄弟，哥哥仗著自己年齡大，經常搶弟弟的玩具。弟弟玩具一被搶，就跑到爸爸那兒去告狀。可是爸爸很忙，不想總是管兄弟倆的小事，所以規定：如果來告狀，不管是誰的過錯，兄弟二人都將被各關在屋子里一天且不許玩。
如果弟弟是一個理性經濟人，當他的玩具再次被搶的時候，他會怎么辦？選擇無外乎“告狀”或者“不告狀”。“告狀”的后果就是自己被關，這絕對是沒有任何好處的；“不告狀”的話，等哥哥玩膩了，自己尚且能有一點玩兒的時間。“經濟人”會毫不猶豫地選擇忍氣吞聲——為了最大的利益。
但是現實中情況很大程度并非如此，即使面對懲罰，“弟弟”也會選擇“告狀”，以此來懲罰“哥哥”。而作為哥哥，搶了弟弟手中的玩具，完全是“損人利己”的行為，但卻造成了“雙輸”的結局。損人利己并沒有為自己贏得更大的利益。
由此，我們不難看出，損人利己并不一定能有效獲得自己的利益，甚至還會受到一定的損失。現代經濟學認為，每個人都有利己的需要，并且產生利己的行為。但是，利己不可損人，這是一條行為底線。因此，我們一定本著“利己不損人”的原則去做每一件事，這樣才能真正達到“利己”的目的。
我們并不是要去用經濟學家復雜難懂的經濟學模型和數據來分析生活中的一二三四五，而是借鑒經濟學家的智慧來洞悉生活。正如經濟學家凱恩斯所說，經濟學理論并未提供一套立即可用的完整理論，經濟學能夠給予的是一個全新的思考問題的角度和全新的嘗試。它是一種方法，一種思維的技巧。經濟學的眼光不是要剝奪人的感性與溫情，只是為我們提供一種更為客觀的思維方式。
稀缺是時代永恒的主題
一位游客在食人族聚居的島上旅行，路過一個人腦專賣店，見其櫥窗上貼著一張價目表：
藝術家腦每磅9元，哲學家腦每磅12元，科學家腦每磅15元，經濟學家腦每磅219元。
游客因此得出經濟學家的腦袋最受食人族歡迎的結論，因為根據供求定律，只有越多人要買，價格才會越高。
詢問店主，哪知答案完全相反：“經濟學家大多無腦，不知要多少個經濟學家才有一磅腦，物以稀為貴，經濟學家腦的價格因而較高！”

雖然是對經濟學家的調侃，但是揭示出一個經濟學道理：“物以稀為貴。”稀缺性是經濟物品的顯著特征之一。“稀缺”，顧名思義便是稀有的、緊缺的。在經濟學里，稀缺用來描述資源的有限可獲得性。人的欲望是無限的，但資源是有限的，相對于無限的欲望，有限的資源就是稀缺的。
2005年，耐克推出了限量版飛人喬丹13代復古低幫鞋，引得數百消費者排起了長隊。數十位爭搶的骨灰級耐克迷在耐克銷售店發生沖突，直到警察趕到才解決了問題。據說，該款耐克鞋全球僅150雙。
英國滑板品牌西拉斯&瑪麗亞位于東京的分店，消費者每次只能進20人，其他人需要站在門外由工作人員拉起的繩子后面等待。在前一批購物者離開之后，貨架上的產品會被更換。消費者不僅不因排隊而煩躁，反而樂此不疲。

可見，稀缺在市場競爭中的重要性。資源的稀缺性是經濟學領域中永恒的主題，因為經濟學的產生就源于稀缺性的存在。人類的欲望大大超過了能滿足欲望的資源，而資源的稀缺性引起了人與人之間的競爭與合作。
稀缺是每個人都必須面臨的問題，當你想要考取一所名牌大學時，當你想要追求一個可愛美女或“鉆石王老五”時，當你想買一個LV限量包時，都會面臨稀缺，那么是不是億萬富翁就無須面對稀缺的煩惱了呢？其實不是，對于比爾·蓋茨這樣的人來講，或許他想要在更短的時間內做更多的慈善事業，或許他想要多拿些時間陪伴家人、享受更多的家庭溫暖，對于他們來說，時間總是稀缺的。
毫無疑問，稀缺是商品的屬性，人人都在為了追求更多具有稀缺性的商品、金錢以及物質資源等奮斗不息，在這個過程中，首先被犧牲的就是時間。例如同樣的一個小時，你可以用來吃飯、購物、寫文案、打桌球、聊天甚至無所事事，總之，一個小時過去了，你得到了什么？沒有其他付出的條件下，大家的成本都是一樣的，即一個小時的時間。
但所有人的收益是不完全一樣的，面對稀缺，你唯一能做的就是充分把握，使之價值最大化地得到實現，否則，“稀缺”也將不再“稀缺”，而成為“雞肋”，甚而“廢品”，那就真的成了最大的浪費。
經濟學有只“看不見的手”
一群武校的學生要畢業了，老師告誡他們：“出去以后，千萬不能和經濟學家過招，因為他們都有一只看不見的手。”
在談到市場時，我們常常會提到“看不見的手”，因為“看不見的手”是市場機制的同義替代詞。“看不見的手”是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提出的命題。最初的意思是，個人在經濟生活中只考慮自己利益，受“看不見的手”驅使，即通過分工和市場的作用，可以達到國家富裕的目的。后來，“看不見的手”便成為表示資本主義完全競爭模式的形象用語。這種模式的主要特征是私有制，人人為自己，都有獲得市場信息的自由，自由競爭，無需政府干預經濟活動。
斯密較為詳細地描繪了看不見的手作用的過程：“每種商品的上市量自然會使自己適合于有效需求。因為，商品量不超過有效需求，對所有使用土地、勞動或資本而以商品供應市場者有利；商品量少于有效需求對其他一切人有利。
“如果市場上商品量一旦超過它的有效需求，那么它的價格的某些組成部分必然會降到自然率以下。如果下降部分為地租，地主的利害關系立刻會促使他們撤回一部分土地；如果下降部分為工資或利潤，勞動者或雇主的利害關系也會促使他們把勞動或資本由原用途撤回一部分。于是，市場上商品量不久就會恰好足夠供應它的有效需求，價格中一切組成部分不久就升到它們的自然水平，而全部價格又與自然價格一致。
“反之，如果市場上商品量不夠供應它的有效需求，那么它的價格的某些組成部分必定會上升到自然率以上。如果上升部分為地租，則一切其他地主的利害關系自然會促使他們準備更多土地來生產這種商品；如果上升部分是工資和利潤，則一切其他勞動者或商人的利害關系也會馬上促使他們使用更多的勞動或資本，來制造這種商品送往市場。于是，市場上商品量不久充分供應它的有效需求。價格中一切組成部分不久都下降到它們的自然水平，而全部價格又與自然價格一致。”
參與經濟生活的每個人在一種利益機制的制約下，都不得不去適應某個一定的東西，這就是有效需求。假若勞動、土地或資本在某一行業比另一行業獲致較高的報酬，這些生產要素的所有者將把它們從報酬較少的行業轉移到這些行業上來。原來供過于求的行業提供的較少報酬引致部分業主向報酬高的行業轉移，直到所提供的報酬與其他行業大致相等為止，而原來供不應求的行業因為新的業主的加入而報酬降低，直到與其他行業報酬大體相同為止。每個人為適應社會有效需求所做的努力，使得供給與需求達到均衡，盡管這個均衡可能是暫時的，大多數情況是或者供過于求、或者供不應求，但會適時得到修正，重又回到均衡。均衡狀態，對一切人有利。
在商品經濟或市場經濟下，都存在有一只看不見的手在幕后調節參與經濟生活的每個人的行為，使有限的社會資源合理地在各部門和各生產者之間配置。這是一只只要有商品交換行為就存在的手，商品經濟條件下無所不在的手。
亞當·斯密的后繼者們以均衡理論的形式完成了對于完全競爭市場機制的精確分析。在完全競爭條件下，生產是小規模的，一切企業由企業主經營，單獨的生產者對產品的市場價格不發生影響，消費者用貨幣作為“選票”，決定著產量和質量。價格自由地反映供求的變化，其功能一是配置稀缺資源，二是分配商品和勞務。通過“看不見的手”，企業家獲得利潤，工人獲得由競爭的勞動力供給決定的工資，土地所有者獲得地租。供給自動地創造需求，使儲蓄與投資保持平衡。通過自由競爭，整個經濟體系達到一般均衡。在處理國際經濟關系時，政府不對外貿進行管制，遵循自由放任原則。“看不見的手”反映了早期資本主義自由競爭時代的經濟現實。
“看不見的手”揭示了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中所存在的一個悖論，認為在每個參與者追求自己的私利的過程中，市場體系會給所有參與者帶來利益，就好像有一只吉祥慈善的看不見的手，在指導著整個經濟過程。
市場機制就是依據經濟人理性原則而運行的。在市場經濟體制中，消費者依據效用最大化的原則做購買的決策，生產者依據利潤最大化的原則做銷售決策。市場就在供給和需求之間，根據價格的自然變動，引導資源向著最有效率的方面配置。這時的市場就像一只看不見的手，在價格機制、供求機制和競爭機制的相互作用下，推動著生產者和消費者做出各自的決策。
正常情況下，市場會以它內在的機制維持其健康的運行。其中主要依據的是市場經濟活動中的理性經濟人原則以及由理性經濟人原則支配下的理性選擇。這些選擇逐步形成了市場經濟中的價格機制、供求機制和競爭機制。這些機制就像一只看不見的手，在冥冥之中支配著每個人自覺地按照市場規律運行。
鸚鵡也可以學好經濟學
一位哈佛大學的學生在網上講了這樣一個故事。

一天，快上課了，一位學生匆匆忙忙地往教學樓上趕，偏偏這個時候電梯十分緊張，他發現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羅也在一樓等電梯上樓。但是，接連幾部電梯都是開往地下室的，這位學生叫道：“真是的，為什么每個地下室的人偏偏都要在這個時候上樓湊熱鬧！”阿羅立即嚴肅地糾正他：“你把供給和需求弄混了。”

這雖然是一個笑話，但是向我們說明了需求和供給的分析方法是經濟學獨有的思考問題的方式，從供給和需求的角度去分析問題，也成為經濟學家常用的分析范式。
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薩繆爾森曾說過，學習經濟學是再簡單不過的事了，你只需要掌握兩件事，一個叫供給，一個叫需求。什么叫供給和需求？供給指的是生產者在一定時期內在各種可能的價格下愿意而且能夠提供出售的該商品的數量。這種供給是指有效供給，必須滿足兩個條件：生產者有出售的愿望和供應的能力。需求指的是消費者在一定時期內的各種可能的價格下愿意而且能夠購買的該商品的數量。需求不是自然和主觀的愿望，而是有效的需要，它包括兩個條件：消費者有欲望的購買和有能力的購買。
關于供給與需求的關系，人們普遍認為需求決定供給，如人們有穿皮鞋的需求，市場上才會出現皮鞋的生產與銷售。不過，供給學派強調經濟的供給方面，認為需求會自動適應供給。

西晉太康年間出了位有名的文學家——左思。在左思小時候他父親就一直看不起他，常對人說后悔生了這個兒子。等到左思成年，他父親還對朋友們說：“左思雖然成年了，可是他掌握的知識和道理，還不如我小時呢。”
左思不甘心受到這種鄙視，開始發奮學習。經過長期準備，他寫出了一部《三都賦》，當時人們都認為其水平超過了漢朝班固寫的《兩都賦》和張衡寫的《兩京賦》。一時間在京城洛陽廣為流傳，人們競相傳抄，一下子使紙昂貴了幾倍。原來每刀一千文的紙一下子漲到兩三千文，后來竟傾銷一空，不少人只好到外地買紙，抄寫這篇千古名賦。

“洛陽紙貴”的故事，用經濟學的道理來講，就是紙的需求越來越大，而供給卻跟不上，導致紙的價格不斷上漲。
一般來說，供需平衡時，市場價格就是正常價格。當供大于求時，市場價格低于正常價格；當供不應求時，市場價格高于正常價格。“洛陽紙貴”正說明了供不應求，紙的市場價格才會成倍增長。
在一般情況下，需求與價格的關系成反比，即價格越高，需求量越小；價格下降，需求量上升。例如，如果每勺冰激凌的價格上漲了2毛錢，你將會少買冰激凌，而購買冷凍酸奶。價格與需求量之間的這種關系對經濟中大部分物品都是適用的，而且，實際上這種關系如此普遍，以至于經濟學家稱之為需求規律：在其他條件相同時，一種物品價格上漲，該物品需求量減少。
另外，價格的變化與市場環境的變化也息息相關。例如，當“非典”襲擊中國的時候，全國食醋、消毒液、醫用口罩的價格都上漲了，一些日用品也成了普通消費者的搶購對象，這主要是因為突如其來的非典病毒造成了消費者對這些物品需求的劇增。在歐洲，每年夏天當新英格蘭地區天氣變暖時，加勒比地區飯店房間的價格就會直線下降。當中東爆發戰爭時，美國的汽油價格上漲，而二手凱迪拉克轎車的價格下降。這些都表現出市場對供給與需求的影響，而所有的這一切都是通過價格來反映的。
但在少數情況下會出現相反的情形，即價格越高，需求量越大；價格越低，需求量反而越小。這種商品通常是社會上具有象征地位的炫耀性商品，比如鉆石、古董等，它們常常會因為價格的提高需求量反而增加。可見，供需與價格的反比關系也不是任何情況下都成立的，需要根據具體情況來區分對待。
別輕易相信經濟學家的話
2011年1月19日，某網站財經中心在北京公布了“2010最佳最囧經濟預言評選結果”，經濟學家謝國忠成為“2010最囧經濟預言”得主。該結果由15萬網友、50位經濟學家、20位業內專家、30位財經主編、30位財經記者共同投票產生，按照投票結果考慮不同的權重得出最終結果。
為什么經濟學家謝國忠會被評選為“2010最囧經濟預言”的得主呢？這還得從2010年10月說起。當時，謝國忠發表言論認為，樓市已經見頂，中國已進入房地產熊市，且將持續5年左右，大城市的平均房價很可能會下降一半以上。然而在國家系列宏觀調控政策下，2010年9月至12月，全國房價連漲了4個月。
雖然這個評選有些戲謔的成分，但從另一個方面告訴我們：別輕易相信經濟學家的話。這并不是說經濟學家都是善于說謊的人，而是由經濟學本身的理論性和局限性決定的。
我們學習任何一門學問，都是為了學以致用。但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學問是不存在的。因為，現實是絕對的，理論是相對的。任何一門學問都有局限性，都有失靈的時候，經濟學也不例外。
經濟學是一門解釋社會現象的科學。當經濟學理論和社會現實脫節的時候，經濟學的局限性就會顯現，就無法解釋和預測社會現象，會出現經濟學失靈的問題。我們看下面一個例子。
2008年11月，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視察了倫敦經濟學院，并與一些教授討論了經濟形勢。她隨后發問：“為什么當初就沒有一個人注意到它（金融危機）呢？”
“抱歉，女王陛下，我們沒能預測到國際金融危機的到來。”英國一批頂尖經濟學家在2009年7月25日致女王伊麗莎白二世的信中這樣寫道。
英國《觀察家報》報社得到了這封信的復件。信件的聯合署名者皆為英國知名經濟社會學者，包括倫敦經濟學院教授、英格蘭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蒂姆·貝斯利，倫敦大學著名歷史學教授彼得·埃內西等。
在這封長達3頁的信中，學者們除表達歉意外，還向女王解釋了金融危機爆發的原因：金融家成功說服各國政府并讓自己也相信，他們已完全掌握了控制風險的有效辦法，而現在看來，“這已成為人們一廂情愿和傲慢自大的最佳例證”。“總之，沒能預測出這次危機的時間、幅度和嚴重性是許多智慧人士的集體失誤，無論國內還是國際上的學者，人們都沒能將系統性風險視作一個整體。”
為什么經濟學家們沒能預測到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很多經濟學家對此進行了反省。有些經濟學家的確警告了房價泡沫正在形成，大部分人承認自己沒能預計到泡沫的破裂會造成如此大的危害。有些經濟學家更加一針見血地指出，由于這個職業普遍存在自由市場偏見，再加上過時的、過于簡單的分析工具，使得很多經濟學家沒能覺察到危險跡象。
國外經濟學家之所以沒有預測出金融危機，是因為他們把自由市場經濟理論教條化，將自由市場看做支撐世界經濟發展的唯一妙方，迷信市場萬能、資本萬能。金融危機的爆發，使其所謂的“資本萬能論”不攻自破，也使各國經濟學家們大跌眼鏡，陷入難于自圓其說的尷尬困境。
中國經濟學大師薛暮橋曾說過：“任何一個經濟學家不可能完全超越時代的限制，我也不能例外。現在看來，我在各個時期寫的文章中的觀點，有一些就是不正確的，甚至是錯誤的。”他多次說過，一個經濟學家的經濟觀應該讓時間來檢驗，讓歷史來下結論，他期待著這種檢驗和結論。
凱恩斯說得好，經濟學是方法，而不是教條；經濟學是心靈的儀器，是思維的工具，能幫助人們推導出正確的結論。我們學習經濟學，是為了利用經濟學指導生活，而不是盲從于經濟理論。否則，就很可能會上了經濟學的當。
了解了這一點，我們當然應該用變化的眼光來看待經濟學現象，不摳死板的理論。同時做有關財富的決定時，應更審慎一些，在聽取專家或機構的經驗和判斷的意見時，也應該學習樂觀派和悲觀派經濟學家的分析邏輯，在現實與理論的相互印證中尋找到自己對經濟生活的解讀，有所選擇，而不要迷信權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