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民初散記（簡體書）

辛亥革命的硝煙散盡，驀然回首，往事已百年!
辛亥革命，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場真正意義上的革命。武昌城頭的槍聲，喊出了國人的心聲，震動了神州大地，驚醒了億萬民眾。繼武昌之后，湖南、江西、陜西、山西相繼舉義，革命之火迅速蔓延，不到一月，起義和光復的烈火燒遍了大江南北——云南、上海、蘇州、安徽、福建宣告光復，廣東、廣西、貴州宣布獨立，清朝兩個半世紀的統治瞬間陷于土崩瓦解的境地。
對于山西同盟會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和功績，孫中山先生1912年蒞晉考察時贊許有加，他在太原演講時說：“去歲武昌起義，不半載競告成功，此實山西之力。”“前在日本時，當與現任都督閻君謀劃，令閻君于南部各省起義時，以晉省遙應。此所以去年晉省聞風響應，一面鼓勵各省進行，一面牽制滿兵南下，而使革命之勢力迅疾造成也。”由此可見，山西對于辛亥革命的貢獻不言自明。
論及山西辛亥革命，不能不提到發生起義前的社會背景。從物質條件上講，當時山西已是全國有名的煤鐵之鄉，本書收錄的發表在《清華大學學報》燕春臺的《山西省之煤鐵礦》，詳細陳述了山西的煤鐵資源及其分布情況。從文化條件上講，山西經過東學西學之爭，學校教育已經開啟，普及教育已在提倡。發表在《晉陽公報》上的《演說教育兒童新法》和《強迫教育白話》，深刻點評了當時的教育變革。從政治改良上講，雖然百日維新宣告失敗，立憲思想仍在彌漫，愛國精神正在喚醒，憲政思想深入精英階層。發布在《晉陽公報》上的《改良》、《說中國人心之日下》、《歡迎新選各議員的演說》、《立憲淺說》和《說國民愛國》，反映了當時社會各界的政治思想。從百姓習俗上講，人們對煙毒的危害認識已經清晰，但禁煙禁毒執行乏力。發表在《晉陽公報》上的《宣講煙字利害》和《勸戒煙白話歌》，反映了當時知識界對煙毒和戒煙的認知。
從社會背景上說，還不能不提到革命前發韌于1905年的保礦運動和發生在禁煙過程中的“交文慘案”。這兩件事看似互不相干，但都為山西的革命運動蘊釀了政治氣氛，鍛煉了干才。
甲午戰爭以后，外國侵略勢力加快了資本輸出的步伐。山西向以煤鐵蘊藏豐富而著稱天下，西方商人對此垂涎已久，隨著外國侵華勢力向內地擴展，山西礦產資源日益成為他們覬覦的對象。1898年，在清政府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主持下，山西商務局和英國福公司秘密簽訂合同，將山西平定、潞澤、平陽礦產六十年的開采權拱手讓給注冊英國的福公司。1905年，正太鐵路通至陽泉，福公司緊鑼密鼓籌劃圈地開礦，一場聲勢浩大的群眾性“保礦運動”由此爆發。這一運動，經過士紳農工學各界一致努力，最終以保晉礦務公司成立，收回礦權而勝利結束。保礦運動是山西近代史上的一次偉大的愛國運動，是反清革命運動在山西的一次預演。平定，作為保礦運動的重要策源地，在保礦運動中譜寫了可歌可泣的篇章。本書首篇收錄的景耀月撰寫的《祭義士李靜齋文》，是一篇紀念李培仁蹈海明志抗議西方商人仗勢掠奪中國礦產的祭文，反應了廣大知識界的悲傷之情和愛國之念。本書重點收錄的《石艾乙巳御英保礦紀聞》，則是平定紳商保礦運動的實錄。《紀聞》以日記的形式撰寫，共95則，時間跨度從1905年2月18日到1908年5月18日，總計長達三年零三個月，所記內容既包括了1905年保礦運動的醞釀、發起、過程，還重點敘述了運動中發生的重大事件和英雄壯舉。作者張士林(1856～1927)，字墨卿，平定士紳，山西保礦運動的重要領軍人物之一，平定地方保礦運動的支持者和組織者之一。全篇以文言寫成，有言：“吾民之權何為外人相蹈，意謂何為?白話天下，子龍何在?廉頗老矣，能將食否?皇恩浩深，以報寸心。礦之不存，民將安否?一方何求?吾身為大清國之臣民，焉能任之流乎?雖區區之地苗，實乃吾大清國土，棄能拱手讓其雕零于外人之圄。……”字字珠璣，句句鏗鏘，愛國熱情溢于言表，民族責任感力透紙背。
如果我們把保礦運動視為山西革命運動的序曲，那么利用“交文慘案”掀起的倒夏(學津)運動，更是山西辛亥革命的前奏。山西鴉片種植日久。在20世紀初，春天來山西的人會看到一幕奇特的情景，漫川遍野的紅罌粟在風中搖曳，誘人的香氣傳蕩在汾河兩岸。伴隨中國人的漸漸覺醒，許多開明之士不斷呼吁全面禁煙，清政府在禁煙的問題上承受越來越大的壓力。1906年，清政府即下達禁煙法令。上海萬國禁煙會后，人們對禁煙的要求更加強烈。1909年，清政府再次頒布了六年禁絕種煙的命令，同時宣布提前禁絕者，官員受獎。然山西下級官員為保有煙利，謊稱批準種煙，百姓不明真相，繼以種植。1910年春，時任山西巡撫丁寶銓，為了邀功領賞，不惜出動軍隊，由協統夏學津率領，強行鏟除煙苗，引發了武裝沖突，當地民眾死傷百余人，演成“文交慘案”。革命黨人利用慘案擴大宣傳，不僅在《晉陽公報》刊發，而且在《申報》上連載，掀起倒夏運動，促成了軍政大權向有利于革命方向轉變。案后，清廷覺得丟臉，調離丁撫，革除夏學津幫辦職務，黃國樑接任第85標標統，閻錫山接任第86標標統。這正是革命黨人所期望的，這一變化在此后的太原起義中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本書收錄的發表在《申報》的《交文兩縣民變詳記》、《交文兩縣民變續志》、《交城縣亂事已平》詳盡記錄了上述事件的前因后果。
論及山西辛亥革命的過程，不能不提到吳祿貞提議組建的燕晉聯軍。太原起義后，清政府驚恐萬狀，即令駐防于保定的第6鎮統制吳祿貞進軍山西，鎮壓革命。豈不知吳祿貞素懷革命大志，早有倒袁意向，主動電告閻錫山共組燕晉聯軍，阻袁北上。閻錫山欣然同意組建聯軍，并親到娘子關和吳會晤。會議決定公推吳祿貞為聯軍大都督兼總司令，閻錫山為副都督兼副總司令，并決定山西民軍派兩個營赴石家莊歸吳指揮，共同執行截斷京漢路的任務，然后揮師北上，直搗北京。但是，吳祿貞返回石家莊車站后，卻被袁世凱所派刺客暗殺，燕晉聯軍功敗垂成。本書收錄的閻錫山《致黎元洪促速麾軍北上書》和《通電籌建吳祿貞銅像》文，以及《故燕晉聯軍大將軍吳公之碑》的碑文，反映了革命黨人對共同推翻清政府的謀劃和期待，以及對吳祿貞將軍的悼念之情。
論及山西辛亥革命的結果，不能不提到袁世凱竊取北京政權后山西所面臨的復雜處境和閻錫山的堅持堅守。吳祿貞被暗殺后，娘子關附近的山西民軍立即受到北洋軍的攻擊，山西民軍不得不兵分南北撤退。閻錫山率部北撤晉北，直至包頭，溫壽泉率部南撤臨汾。全國南北議和后，在孫中山的督促下，袁世凱勉強承認了山西革命省份的地位。1912年4月4日閻錫山從包頭率部返晉，并發表《通告全國率軍回省文》。
1912年袁世凱為進一步加強中央集權，曾欲廢省存道，撤銷各省民政長，設巡按使，并派親信金永任山西巡按使，旨在消除革命黨人的勢力。此時閻錫山被委任為同武將軍(意即掌管大同軍隊，后無耐又改稱同武將軍督理山西軍務)，卻沒有行政、財政之權。袁世凱的倒行逆施，激起了革命黨人的憤慨，許多革命黨人公然出面反對。張瑞璣連書《致內閣總理袁項城書》、《再上內閣袁總理書》、《致晉撫張中丞書》、《致盧永祥書》，聲討袁世凱及袁派人物。閻錫山本質上也是反對袁世凱的，但懾于袁的勢力，沒敢公開聲討，而是通過與南方革命黨人往來電報表明自己的政治主張。1912年7月19日《復李烈鈞中央地方互相監督電》，他明確提出反對中央集權，主張實行“地方分權”。
鑒于沙俄虎視蒙古，鼓動蒙古獨立，外蒙古派白彥臺吉領兵襲擊歸化、潛伏庫倫等內侵行徑，閻錫山從1912年10月11日至1913年9月18日，連續向袁世凱發出十數封電報，要求晉綏軍隊駐扎綏遠鎮邊固安。他甚至提出“懇大總統俯準錫山親率馬兵一獨立旅，步兵一混成旅，先行屯駐薩拉縣屬之包頭鎮，相機進取。萬一事機決裂，即率所部占據內蒙各盟旗，然后進窺庫倫。”但袁世凱始終未允。這些電報有：1912年10月11日《致北京大總統國務院陸軍部外蒙侵綏電》，1912年11月13日《致北京大總統等請率軍保內蒙取庫倫電》，1913年5月19日《致北京參謀部調軍援綏電》，1913年5月20日《致北京大總統由鹽款撥軍費以利綏遠剿匪電》，1913年5月27日《致北京大總統請赴歸綏剿蒙匪電》，1913年5月31日《復北京大總統六月三日防剿蒙匪電》，1913年6月3日《復北京大總統派孔庚赴歸綏協防電》。1914年7月28日閻錫山又發出《致大總統晉綏劃為三駐兵區電》。
孫中山發動二次革命后，閻錫山對袁世凱的態度漸次強硬，1913年7月7日閻錫山發《致袁世凱請邀孫、黃二公人都共圖國事電》，大論國際局勢，一邊揭穿日俄虎視中國野心，一邊指出袁世凱統治下中國面臨的危機，強烈要求袁邀請孫中山、黃興進京共商國事。他說：“經營年余，險象環生，堂堂神州，倘不亡于清朝而亡于民國諸公之手，則天下后世將謂我大總統何?今者三督解職，足征無他，望我大總統開誠布公，敦請孫、黃二公入都，共圖國事，破除黨見，一致進行，則內憂潛消，外患自滅。”
1915年北京政府與日本簽定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條約后，閻錫山立即于1月29日與各省聯電反對二十一條。1915年7月，為推動北京政府重視軍事強國，閻錫山撰著的《軍國主義譚》印送北京政府參閱。《答友人論軍事書》是對該書的一個介紹，從中不難窺見他所謂的“軍國強國”觀。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但中國社會并未完全開放，表里山河的山西民間的思想仍很保守，開拓民智仍然是社會建設的重要任務。一批留學歸國的學子不斷呼吁發展學校教育，放大眼光，拓展思想。孑L祥熙1915年9月《在太谷社交堂向三晉中級以下富有資產者之講詞》中就呼吁：“眼光放大、視線拉長——向娘子關外看、向京津看、向滬寧看、向武漢看、向廣州看、向日本看、向歐美看、向全世界看。”《在山西基督教青年會第一屆學生夏令會之講詞》中，他又提出“破除孤陋寡聞”，“集思廣益”，“研討學術”，“健全身心”，“務使德智體三育平行進展”。在《銘賢學校成立十周年紀念日之講詞》中，他還提出“立身行事，須有主義”，要求學生“積極從事個人認為有益于社會人群之工作”。
當袁世凱緊鑼密鼓擬改變民主政體為君主政體并帝制自為時，孔祥熙公開上書袁世凱反對帝制。1916年春他發表《為反對帝制上袁世凱書》，指責袁世凱“不圖報效，不謀盡責，乃欲推翻共和，自立稱帝，喪心病狂”，要求袁世凱立即“懸崖勒馬，幡然改圖，通電自責，退棲山林”。
袁世凱死后，1917年閻錫山兼任山西省長，從此軍、政、財、教大權集于一身，有了施展才能的舞臺。他從維護政治統治出發，著力推行水利、種樹、蠶桑、禁煙、剪發、天足六項工作，合稱“六政”。《六政宣言》是當時實施“六政”的一個綱領性文件，“六政”的目的、意義，以及實施要點無不涉獵。1918年5月25日閻錫山又把六政經辦情況及設立六政考核處呈報大總統徐世昌，并獲得徐世昌的允認。閻錫山還非常重視社會治理，任省長后先后提出了一系列告諭、手諭、訓言、訓戒，用以規范社會。隨后他又制定了《用民政治大綱》，發表了《用民政治宣言》。
辛亥革命后的社會治理，并沒有完全實現革命黨人的理想境界，比如民生問題并沒有得到很好的改善。由此，也受到了不同階層的抨擊和指責。本書收錄的劉大鵬《退想齋日記》(1913年～1920年)，反映了失落文人兼商人對社會變革的看法，以及對當時社會生活的描述。
本書在附錄中收錄了早期同盟會員、堅定的革命者景梅九的回憶性散記《罪案》。他較早投身于民主革命的洪流，無論是組織發動、輿論宣傳、軍事策劃，還是辛亥舉義、反袁護法，都義無反顧。景梅九“南響北應”的戰略設想曾為同盟會革命總方略的確定提供了重要參照。當山西的革命者在太原城頭豎起義旗時，尚在北京主辦《國風日報》的景梅九日夜兼程回到山西，參與戎機，出任山西軍政府政事部部長。其時正值吳祿貞被刺，強敵壓境之際，景梅九向山西都督閻錫山提出“唯有一戰，不可退讓，勝則長驅北上，敗則分兵南北”的戰略計劃。
本書在附錄中還收錄了梁上棟受閻錫山和國民黨山西支部及國民公會委托，迎接孫中山視察太原的回憶。此回憶較為詳盡，也較為客觀，系統記述了孫中山1912年視察山西的經過、在山西發表的六次講話，以及對山西辛亥革命的肯定和贊譽。
辛亥革命畢竟是近代史上開天辟地的大事件，對中國政治、經濟、文化都產生了極其深刻的影響。產生于這一時段的山西文作不勝枚舉，篇幅所限，本書只選擇了其中一些有代表性的，難免掛一漏萬。遺珠之憾，以后再版彌補。
李茂盛
2013年4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