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攝影史：中國攝影師1844-1879（簡體書）

這套叢書共有三卷，講述的是1879年以前攝影在中國發展的經過。19世紀80年代以后，濕版攝影術被操作更簡單、成本更低廉的干版攝影術取代，攝影師也因此大幅增加，商業攝影師和業余攝影師的陣容都以幾何速度增長著。此后的攝影史有待我們進一步研究，內容更
多，篇幅也會更長。不過，雖然這部分歷史充滿趣味，卻不是本套叢書的研究對象。本套叢書著力于研究早期中國攝影史。第一卷《中國攝影史：1842─1860》（英文版2009年出版，中文版2011年出版）從追述第一架銀版相機在中國使用的文獻記載開始寫起，對中外攝影師都有涉及；第二卷《中國攝影史：西方攝影師1861─1879》（英文版2010年出版，中文版2013年出版）銜接著第一卷末尾的內容，記述了西方攝影師在這一時期的活動情況；本次出版的第三卷是最后一卷，在內容上與第二卷互為補充，聚焦的對象是19世紀40年代至70年代的中國攝影師。需要說明的是，本卷沒有一個嚴格的研究時期的下限，有一些照相館在1880年之前就已開張，19世紀80年代之后還在經營，也被收錄進來。在內容上，本卷對前兩卷中涉及的中國攝影師的材料進行了補充、修正，此外，還對19世紀時西方人對中國攝影的理解，以及攝影術在中國起步、逐步為人接受的過程進行了一些探討。書末附有一表，列出了三卷本中涉及的全部攝影師的簡要信息，可算是總結。
前兩卷書中的地名及一些專名大多采用舊時英文拼法（比如把北京拼做“Peking”而非“Beijing”），僅在其首次出現時在括號中標注今日對應的拼法。若地名和專名出自引用文獻，則一律保留原拼法。這樣的處理可能為讀者帶來了不少麻煩，對行文的一致性也有干
擾，但為求規范統一，本卷將延續這一處理方式，在此懇請讀者諒解、海涵。本卷中引用文獻在每章首次出現時用全稱，此后用縮略名。書目在書后“參考文獻”一節中集中列出，書籍出版物附有出版地、出版商及版本信息。相關檔案、名錄、圖錄、報紙及其他期刊的引用情況則不再重復。
在第一卷的序言中，我曾提到了中國早期攝影師的相關史料在本土稀缺的情況。截至英文版付梓，中國仍沒有一個國家級的攝影博物館，中文參考書的數目和豐富程度也比不上英文文獻。那些最早拍攝的中國影像也多收藏在美國和歐洲。西方學者的研究很難繞過家族檔案，但常用的家譜查詢工具在中國很難派上用場。且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社會動蕩，不少照片、書籍、報章和其他種種文獻都遭受了嚴重的損壞。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難免會對編寫一部完整的中國攝影史這一任務的可操作性抱有懷疑，即便是僅僅著眼于記述幾位最杰出的攝影師的成就，也絕非一蹴而就之事。
不過，縱然現狀如此，我仍然堅信，在未來的幾年中，中國攝影史這一研究領域會獲得顯著發展。在本叢書出版之前，前人曾發表過兩本奠基性的著作：一本是克拉克·沃斯維克先生（Clark Worswick）的《大清舊影：1850─1912》（Imperial China:Photographs 1850─1912 ），一本是奈杰爾·卡梅隆先生（Nigel Cameron）的《外國攝影師和旅行者眼中的中國：1860─1912》（The Face of China as Seenby Photographers and Travellers 1860─1912）。兩本
書的出版日期都是1978年。正是它們激發了我對這個領域的研究興趣。兩本書在當時都收納了一些最新的信息，今日讀來，更令我感慨它們將對此后幾十年的學術研究起到十分深遠的影響。這幾年，學界的研究更是突飛猛進。2011年，我在撰寫這套叢書期間，亦有兩本很重要的出版物面世。其一是菲利普·薩克邁爾（Filip Suchomel）與瑪薩拉·薩克美拉娃（Marcela Suchomelová）的《早期照片中對中國的理解及中國圖像》（Perception and Image of China in
Early Photographs），書中刊登了大量由海因里希·華拉（Heinrich Wawra，1831─1887）和歐文·杜布斯基（Erwin Dubsky，1839─1909）收藏的照片，這些照片內容豐富，迄今仍不太為人所知。其二是杰夫瑞·寇迪（Jeffrey W. Cody）與弗朗西斯·特帕克（Frances Terpak）編輯的《丹青與快門：中國早期攝影》（Brush& Shutter: Early Photography in China），拙作有多處引用此書。
最后我想說，研究西方攝影師的生平情況，總有很多線索可查，但研究中國攝影師，情況卻不是這樣。他們的生平信息很難勾勒，研究很難獲得新進展。相信未來的研究者定會發掘出更新、更有趣的信息，并對本書內容有所補正。如果拙作尚能對后來者有所啟發，或對未來的研究有所貢獻，最終出現豐碩的成果，也總算不枉費光陰了。
泰瑞·貝內特
2013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