笛卡爾（簡體書）

羅素在《西方哲學史》裡說：“笛卡爾通常被看成近代哲學的始祖，我認為他的確是。”本書是對笛卡爾其人、其著、其哲思令人愉悅的探索，通俗之中見出功力。英國伯明翰大學哲學、神學與宗教學院教授湯姆·索雷爾著。著名哲學學者、同濟大學哲學系主任陳家琪作序推薦。

 

笛卡爾因“我思故我在”之說聞名於世，他從“我思”的原則出發，借助“直覺”和“演繹”，推導出物質世界存在的證明。然而，笛卡爾並不希望這種形而上學獨立於他的科學研究而存在，他在基礎物理學、數學、心理學和光學領域都有重要探索。湯姆•索雷爾的這本書表明，笛卡爾最大的成就在於宣導和實踐了以數學為研究工具的物理學，他的哲學則是為支持自己的自然科學研究而發展起來的。

湯姆·索雷爾

英國伯明翰大學哲學、神學與宗教學院教授，國際倫理研究中心主任。曾任教於牛津大學、埃塞克斯大學、開放大學，1996至1997年任哈佛大學倫理學研究員。致力於早期現代哲學與哲學史學、道德理論與應用倫理學等領域的研究。著有《霍布斯》（1986）、《道德理論與死刑》（1987）、《科學主義》（1991）、《道德理論與反常行為》（2000）等。

笛卡爾還活著！但願這本小書能幫助你們認識他！

——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教授　馮俊

 

笛卡爾的一生都是在被壓制、被禁止、被批判、被圍攻中度過的，伴隨著他的一直是恐懼與離群索居……索雷爾在這本書中告訴我們，笛卡爾要讓教會和周圍的人能容忍他，只有三條路可選……

——同濟大學哲學系教授　陳家琪

序言
陳家琪

在人類哲學思維的全部歷史上，以自己的一句話或一個命題而與自己以前的一切繁瑣論述劃清了界限，從而也就開創出了一個嶄新的時代，或者理解為奠定了一個全新的基礎、確立了一個完全不同的領域、並使得自己以後的所有哲學家都不得不面對的，恐怕就只有笛卡爾一個人了。
這句話或這個命題就是“我思故我在”（Cogito，ergo sum），後來也有人乾脆把這句話簡化為“我思”（cogito）；因為“我思故我在”中的這個“故”字給人一種“所以”、“因此”的感覺，於是從“我思”到“我在”就似乎成了一種推論。
這恰恰是笛卡爾最反對的，這種反對針對的就是中世紀以來所流行的亞里士多德的三段論式的推論模式：凡思維者均存在——現在我在思維——所以我存在；或者從思維中的觀念推導出觀念的存在：因為我的思維中有上帝的觀念，所以上帝一定存在。
其實，“思維中有上帝”，只能證明思維存在，既不能證明上帝存在，也不能證明“我”（思維者）的存在，儘管這二者的存在也是他在後面所想證明的。
羅素後來在他的《西方哲學史》中指出，“我思”中的“我”字於理不通，因為這裡的“我”指的就是“思”，“我在”即“我思”，它並不是指笛卡爾（自己）的存在或任何一個思維者（作為肉身）的存在，它確定的只是“思維自身”的“存在”。
有思維存在，哪怕這個思維受了蒙蔽，受了欺騙，哪怕這是一種正處於想像、幻想、夢境中的思維，但只要有思維的活動，思維就總是存在著的，他把這視為他的“第一哲學”。
這種前所未有的“第一哲學”具有如下的非凡意義：
第一，思維與存在的同一是一個最簡單不過的命題，它說的只是思維存在；因為沒有思維，什麼都談不上。大家在哲學上爭論的唯物、唯心，辯證法、形而上學，哪個是第一性、哪個是第二性，誰決定誰，以及歷史是否有規律，上帝是否真的存在等等，都需要有一個前提，這就是先得有“思維存在”，或者說“有思維”。於是，當那個時代的所有的科學家們都在努力理解物質世界的運動規律時，笛卡爾所告訴我們的卻是：這種理解與爭論之所以可能，是因為有思維存在。
這難道不是一句廢話或多餘的話嗎？
不是。湯姆·索雷爾在他這本小書中告訴我們，當伽利略率先開始以幾何學的圖景理解物理學時，笛卡爾說：“他還沒打地基就開始蓋樓了。”（本書第2頁）
“地基”是什麼？笛卡爾又比喻為“樹根”。他說，哲學（也就是他那個時代的科學）就如一顆樹一樣，形而上學是樹根，物理學是樹幹，其他學科是樹枝，比如醫學、構造學、道德學（第97頁）；這並不是說形而上學最重要，重要的是“樹枝”，因為所有的果實都結在“樹枝”上。
但形而上學畢竟是“地基”或“樹根”，是人類“最高層次的智慧”。 （第98頁）
西方的大科學家們直到今天依舊不失其“哲學家”的底色，就在於他們總想為自己的研究提供一個堅實的“地基”或“樹根”。
我們應該承認，這裡所說的“地基”或“樹根”是超出感覺之外的，是無法證明其存在的；我們在這裡只能籠統地把“地基”或“樹根”如笛卡爾那樣理解為思維，理解為思維中的觀念（這些觀念只好被說成是“先天”就有的）。這裡所說的“思維”指的是一種具有“普遍總體性”的“空洞形式”，包括無任何內容的設想、理解、肯定、否定、意欲、想像、感覺等等。就是說，思維也好，思維中先天就有的觀念也好，都只是作為前提必須先要具有的“形式”，然後經驗、感覺（也就是具體的內容）才能在其中得到歸納與整理（這一問題在以後演變為現象學中的意向性及其意向對象間的關係）。這就涉及到了西方哲學的某些基本特徵。可惜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甚至直到今天，我們依舊習慣於把經驗中的外部事物視為真實，認為凡是超出了我們感覺經驗的就是不確實的。黑格爾對此的反駁和為笛卡爾所作的辯護就是：“我們雖然可以思維這件和那件東西，但是，我們可以把這件和那件東西抽掉，卻不能把‘我’抽掉。有人說，我們之所以思維這件和那件東西，是因為東西存在；這種說法是慣常的狡辯，其實文不對題；殊不知說有某種內容存在，這話正是值得懷疑的，——其實並沒有什麼可靠的東西。”
第二，這就涉及到了笛卡爾哲學的出發點：“懷疑一切”（de omnibus dubitandum）。我們經歷的意見和感官欺騙簡直太多太多，這使得我們無從信任一切來自外在或他人的說法，確信我們必須拋棄一切原先的假設與信從，一切從自己的思維出發；當然，首先是思維的存在無可置疑。
思維應該從自身的存在開始，黑格爾認為這是一條“偉大的、極其重要的原則”，而且它並不導致懷疑主義，因為它不是為懷疑而懷疑，不是以懷疑為目的，而是通過懷疑達到相對於自己的思維而言的確實可信的結論。精神的自由也就正體現在這裡；這也就是近代西方哲學中理性主義批判精神的起源。
懷疑本身所呈現的一個完全無可非議的事實就是“懷疑本身存在”。
笛卡爾說，在我們的一生中，哪怕只有一次，我們是不是可以對一切稍稍感到懷疑的東西都一律加以懷疑呢？因為我們從小到大，在沒有充分運用自己的理性之前，就已經先行接受了各種各樣的意見、看法、傳統與習俗；那麼當我們有一天想到應該從自己的思維出發時，是不是應該對以前所接受的一切統統加以懷疑呢？
相對於相信、肯定、盲從、聽話，只有懷疑才能回到自身，才能意識到“懷疑本身”即思維或思維的自由存在，因為你畢竟可以否棄掉一切成見、一切只要想輕而易舉接受就能接受的說法。
在這裡，“自由”與“思維”一樣，都是通過懷疑而返回自身的，同時也就證明了某種“絕對開端”的存在。
我們不要忘記，笛卡爾的一生都是在被壓制、被禁止、被批判、被圍攻中渡過的，伴隨著他的一直是恐懼與離群索居；也正因為周圍的一切對他來說都是否定性的，所以他才會想到回到自身，回到思維的自由。索雷爾在他的書中告訴我們，笛卡爾要讓教會和周圍的人能容忍他，只有三條路可選：一是修改自己的觀點，自我批判；二是掩飾其危險後果，把語言變得更隱晦、更隱蔽；三是找到一個就連最頑固的反對者都無法反對的“起點”，這才有了他的“我思故我在”。 （第38頁）他選擇的就是第三條道路。這也啟示我們：當意見無法統一，當所有的人都情緒激昂地認為只有自己的想法才對時，我們是否也應該尋找一個共同的、“就連最頑固的反對者都無法反對的‘起點’”？當然，我們首先得問一下自己：有這樣的起點嗎？我們自己相信這樣的起點嗎？ “起點”，我在這裡也可以理解為“底線”或對話的“基礎”。如果連這一點都不相信了，那可就真成了懷疑論者或虛無主義者。
最後一點，我想特別強調一下笛卡爾的文風。
從索雷爾的書中我們可以看出，笛卡爾所提出的都是一些很平常、很日常、別人不會注意到的問題，比如當他從作為一個科學家起步時，提出的問題就是“為什麼人覺得白晝比夜晚暖和？為什越接近赤道也就越暖和？”“彩虹為什麼是弧形？”，到了哲學階段，他的問題變成了：人們到底是如何得出上帝存在、上帝完美、上帝不會欺騙我們這一結論的？儘管結論在問題提出之前就已得出，但他作為一個科學家，想的卻始終是有無“總體科學”和“普遍數學”的問題；作為哲學家，他思考的也一直是“我思”與“我在”間必然會有的聯繫：“如果沒有三角形的存在，所謂的三角形的真實本質如何能存在？其次，只要完美就必定存在，究竟是什麼意思？”（第72頁）黑格爾在他的《哲學史講演錄》中說，笛卡爾是第一個以非學院的獨立思想者的身份開始哲學討論的，而且所有論述都十分自由、簡明、通俗，拋開一切公式、假定，“文章開門見山、十分坦率，把他的思想過程一一訴說出來”，於是改變了整個哲學文化的氣氛。所以笛卡爾不但是一個徹底從頭做起，帶頭重建哲學的英雄人物，而且更重要的，就是通過他的著述標示出了一個把哲學問題作為困擾自己人生的最大問題來加以討論的“全新方向”和哲學的“新時代”。
笛卡爾是近代一位偉大的科學家，他建立了高等數學的重要基礎，是解析幾何的發明者，對物理學、光學、天文學都有重大貢獻；是他發明了用x、y和z表示方程中的未知量，用a、b和c表示已知量，創立了表示數字的立方和高次冪的標準符號；他二十三歲時，就聲稱自己已經找到了一種適用於所有科學問題的“總方法”（第13頁），而且在1630年（三十四歲）著手寫他的《世界》一書，其中就包括地球運動的假設；他的《屈光學》確立了光的折射與光所穿越的介質密度之間的關係；他的《氣象學》則在風、雲、彩虹、雪、冰雹、風暴與其他自然現象間建立起簡潔一致的解釋方式，因為他相信“本性天然是有秩序的、穩定的，每種事物由於其本性的決定作用，都表現出與之相應的特定行為和變化方式”（第43頁）。
但所有這一切並不足道，至少，牛頓的成功就已經沉重打擊了笛卡爾在自然科學上的成就與聲望；也許正如有些人所說的，笛卡爾是一位很少有興趣用實驗來驗證自己理論的沉思型人物，他的沉思最能滿足的，就是他的形而上學兩原則（“我思故我在”與“上帝存在”）之間的關係，是他對一切成見與權威的懷疑和堅定地把“開端”奠基於普遍性思維的努力，是他的對事物是否具有統一本性的思考與簡潔明了的文風、自我敞開的坦白。
說到底，他是一位真正的哲學家，儘管在黑格爾看來，在自由問題上，他無法解決一個問題：如果人是自由的，是否會與神的全知全能、預先安排發生矛盾；而且他把哲學（科學）比喻為大樹的說法，事實上也導致了以後集各種科學之大成的體系化趨向，如從邏輯學、形而上學講起，再講自然哲學，包括物理學、數學等等，最後再講倫理學，研究人的本性、義務、國家與公民。而黑格爾自己恰恰就是這一體系的最後一個完成者，其間歷經將近兩百年。
我自己最有興趣的是這樣一個哲學問題：笛卡爾認為感官並不再現任何事物，感官僅僅負責從周圍的物質接受碰撞；再現（包括顏色、味道、質地、溫度）是理性靈魂的職司；於是，身邊有一個又紅又大的蘋果是理性的靈魂單獨感知到的，感性只能感知到蘋果與我身體的碰撞。是這樣嗎？笛卡爾為什麼要這樣認為？其實，他的意思是說：人的感性只能感知到蘋果，但當我們說到或想到“蘋果”這個詞語時，它在我們心目中所喚起（也就是“再現”）的“又紅又大”是理性靈魂的功能。於是，他又從這裡得出了這樣一個結論：人的感官會接觸到一些具體的事物，這種接觸只會在人的心智中引起“再現”（包括聯想）；而且人的心智中也會有一些概念（詞語）是無須到外界尋找對象的；也就是說，理性靈魂會有一些天生的或自己製造的概念（詞語），這些天生的或自己製造的概念也可以在人的心智中衍生出更多的句子，用以表達那種僅僅“再現”於心智中，但又與外部事物極其相似的景象。索雷爾說，令人驚訝的是每種語言的使用者都能製造出大量從未學過的句子；而且儘管掌握語言的方法和個體的智力千差萬別，不同語言的使用者卻能把握到某些相同的東西，這應該歸因於語言的使用者一定具有某些相同的能力，而且這種能力不是我們在學習語言的過程中獲得的。 “顯然，這樣的看法是笛卡爾假說的一個變種，它正是美國語言學家諾姆·喬姆斯基的傑出理論。喬姆斯基承認自己受到了笛卡爾的影響。”（第78頁）

引用文獻說明
1　物質與形而上學
2　發現自己的天命
3　統一的科學，統一的方法
4　“絕對項”、簡單本質與問題的處理
5　在世界浪游
6　巴黎歲月
7　秘而不宣的物理學
8　一種方法的三個樣本
9　一種新“邏輯”
10　形而上學之必要
11　《沉思集》
12　剔除懷疑主義的懷疑？
13　神學家與物理學的上帝
14　概念
15　心
16　體
17　公之於眾的物理學
18　“其他科學”
19　最後的日子
20　笛卡爾的幽靈
索　引
英文原文

第二章　發現自己的天命
笛卡爾竟能積攢足夠的自信和熱情，持之以恆地推進自己遲遲才起步的研究工作，這樣的結果似乎完全出於偶然。他1596年3月31日生於法國西北部的圖賴訥，但他的家族卻沒有科學家的遺傳因子。他的祖父和曾祖父都當過醫生，父親卻是律師，並任治安推事。外祖父曾在普瓦提埃擔任高級公職。母親一方的親屬中似乎有人做過司法官員。父母雙方的家族即使不是下層貴族，至少也離貴族身份不遠，財產殷實，也受過良好的教育，但對科學沒有特別的興趣。在早年居家的這段時間裡，沒有任何跡象能讓人預見到笛卡爾最終的職業選擇。
大概是在十歲左右，小笛卡爾被送到了耶穌會士在安茹創辦的拉弗萊什公學。他在這裡學習了八年，接受了自然科學方面的早期訓練。最後兩年的課程中有數學和物理。他在數學方面表現出了天賦，然而他所學的物理卻並不倚靠數學工具。笛卡爾接觸的理論是以經院哲學的思路來解釋自然界的差異與變化的，旨在以深奧、抽象和非量化的語彙來闡釋定性描述的觀察結果。
17世紀早期的耶穌會士在講授經院物理學的同時，也意識到了天文學領域的最新進展，而後者的動力來自一種截然不同的、數學式的探究自然的方法。這一點在拉弗萊什公學也有所體現。例如，該校在1611年曾慶祝伽利略發現木星的衛星。耶穌會士們甚至可能開明地允許笛卡爾和他的同學們使用新發明的光學儀器，這些儀器早在1609年就開始在巴黎出售。但在課堂上，佔絕對主導地位的仍是沉悶的經院教條，笛卡爾不禁興味索然，至少他後來是這麼描繪的。在仿自傳體的《方法談》（1637年作為他三篇科學著作的前言發表）中，他給讀者的印像是，自己不僅未能從學生時代獲益，反而深受折磨。只有拉弗萊什公學的數學啟蒙對他後來的研究有所幫助，但據他說，就連這點知識都需清理一番之後才能發揮功用。這樣看來，他著作中的那些核心問題最初激發他的興趣，不是在1613年或1614年的拉弗萊什，而是在五年之後的荷蘭。
笛卡爾於1614年離開拉弗萊什，1618年到達荷蘭，其間他做了什麼，我們知之甚少。有證據表明，1616年他在普瓦提埃獲得了一個法學學位，這和幾年前他哥哥皮埃爾的經歷如出一轍。然而，皮埃爾後來遵父親之命做了律師，家人為笛卡爾設計的卻是軍旅生涯。 1618年笛卡爾到了荷蘭的布雷達，以紳士志願兵的身份加入了荷蘭莫里斯親王的軍隊。這支軍隊堪稱歐洲大陸貴族子弟的軍事學校，而笛卡爾的實際地位則相當於一名士官。
二十二歲的時候，笛卡爾在布雷達遇見了一位比他年長約八歲的醫生，此人名叫埃薩克·貝克曼。兩人一見如故。貝克曼知識淵博，對科學的諸多領域都感興趣，他對年輕的笛卡爾產生了重要影響。 1619年的一封信即是證明。 “告訴你實話吧，”笛卡爾對貝克曼說，“是你幫我克服了無所事事的狀態，讓我想起了從前學過卻幾乎忘記的東西；每當我的心思偏離了嚴肅的主題，你總把我拉回正途。”所謂“嚴肅的主題”似乎是指理論數學和實用數學的一系列深奧問題。現存的兩人在這一時期的通信很少涉及別的話題，他們的信件似乎只是面談的延續。一封信討論了獨唱歌曲中音調之間的數學關係，在另一封信中笛卡爾宣稱，他在六天之內解決了數學領域的四宗懸案。他還向貝克曼透露，自己打算公佈一種嶄新的科學，借助它可以全面解決任何算術或幾何問題。由此可以推斷，笛卡爾正是在此階段孕育了對科學問題的熱情。
與貝克曼的通信始於1619年4月底，當時笛卡爾離開了布雷達，前往哥本哈根。適逢三十年戰爭爆發，他小心翼翼地避開軍隊的行進路線，繞道阿姆斯特丹和但澤，然後穿越波蘭，最後到達奧地利和波希米亞。信件表明，他啟程時滿腦子都是數學問題，在整個旅途中，這種興趣不僅沒有減弱，反而與日俱增。他似乎也改變了計劃的行程。他沒時間在波蘭、匈牙利、奧地利和波希米亞漫遊，於當年9月到達了法蘭克福，正好趕上費迪南皇帝的加冕禮。
大概在烏爾姆附近，他停止了旅行，在德國過冬。在這裡，半年來專注的研究幾乎變成了一種偏執。至少1619年11月10日是一個特殊的日子。他把自己關在一間暖房裡，據說當日他看見了一個異象，晚上還做了三個夢。他相信這是上帝在啟示他，自己一生的使命就是將一種奇妙的科學（scientia mirabilis）呈現在世界面前。
第十九章　最後的日子
1649年笛卡爾離開荷蘭，動身去瑞典。在斯德哥爾摩的法國大使皮埃爾·沙尼一直代表克里斯蒂娜女王與笛卡爾通信。瑞典女王和伊麗莎白公主一樣，經常徵詢笛卡爾對靈魂衝動的看法，並和他討論道德哲學的一些問題。為了讓她理解自己在信中表達的這些觀點有何理論依據，笛卡爾贈給她一本《靈魂的衝動》。該書令她激賞，於是她邀請笛卡爾到瑞典宮廷任職。笛卡爾起初很猶豫，但最後還是接受了邀請。
他警惕荷蘭是有道理的。在烏特列支，他與烏特的恩怨曠日持久，此後在萊頓又爆發了一場論戰，對峙的雙方仍然是支持笛卡爾的哲學家和反對他的神學家。一位名叫特里格蘭德的教授提交了一份論綱，指責笛卡爾宣揚伯拉糾主義的異端思想（否認原罪，主張人可以不靠上帝的恩典而得救）。附屬於萊頓大學的一所神學院的院長雷福森也指控笛卡爾犯有褻瀆罪。 （雷福森曾勸笛卡爾皈依新教，但遭拒絕，似乎因此懷恨在心。）1647年5月，笛卡爾寫信給萊頓大學和城市官員，抗議這些神學家的污衊，並要求對手們指明自己的著作中哪些段落可以證實這些罪名。最後，城市當局頒布命令，禁止萊頓大學的教授在文章中或課堂上提及笛卡爾的著作。笛卡爾正是在此時開始考慮永久離開荷蘭。
《哲學原理》法文版問世前夕，笛卡爾在法國的朋友試圖為他爭取法王的恩遇。法王允諾賜給他年金，但他後來發現這筆錢很難到手。 1648年他回到巴黎，希望能在國王身邊謀得一職，但無功而返。笛卡爾抱怨說，自己就像大像或豹子，只被當做稀罕的物種來玩賞（5.329）。他在巴黎感覺很不遂意，政治動盪讓這個城市失去了寧靜，雪上加霜的是，梅森也快辭世了。笛卡爾於8月末動身去荷蘭，梅森9月1日就病故了。此後，克勞德·克雷色列爾取代他成了笛卡爾主要的通信者。
就這樣，笛卡爾空手回到荷蘭，等待他的是一場新論戰。曾支持他反擊烏特的羅伊改變了陣營。 1646年，羅伊不顧笛卡爾的勸阻，出版了一本物理學論著，書中不僅大量盜用了笛卡爾的觀點，而且歪曲了後者的形而上學思想。笛卡爾在1647年《哲學原理》的法文版序言中批駁了羅伊的著作。羅伊用一篇短論來回應，笛卡爾在1648年發表了《反對某套理論的筆記》，逐條予以反擊。
我們或許會以為，40年代後期這些令人沮喪的經歷和論戰讓笛卡爾真正陷入了與世隔絕的狀態，然而仍有一些人慕名而來，拜訪住在阿爾克馬附近的埃赫蒙德的笛卡爾。其中一位訪客是名叫弗朗斯·布爾曼的年輕人，他記錄了1648年自己與笛卡爾進餐時的一次哲學長談。布爾曼問了許多事先準備好的問題，笛卡爾的回答似乎出奇地坦率沉著。
1649年，克里斯蒂娜女王兩次發信，邀請笛卡爾到斯德哥爾摩的宮廷任職。克里斯蒂娜知道笛卡爾1648年回法國時沒能謀得職位，於是趁此機會力求讓這位聲名顯赫的人物成為自己的扈從。笛卡爾沒有立刻應允。他擔心去瑞典不是好選擇，一是因為他是天主教徒，融入一個新教宮廷不容易，二是因為他不願讓人覺得，克里斯蒂娜為了他而耽誤國事。但到了1649年夏末，他終於說服了自己，動身前往斯德哥爾摩。
他幾乎一到瑞典就開始後悔。他的哲學才能很少有機會發揮，即使能發揮，時間也不方便：克里斯蒂娜喜歡在清晨五點鐘聽他講課。笛卡爾原指望朋友沙尼能陪自己，但沙尼直到1649年12月才回到斯德哥爾摩。這位哲學家被迫為女王寫芭蕾劇說明，甚至還創作了一部喜劇，主角是兩位誤以為自己是牧人的王子。他難以適應瑞典的冬天，終於病倒了，於1650年2月11日逝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