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與法律：科斯四大定律猜想 民商法建議 900條(上下冊)（簡體書）

在當今人類社會邁向資本生產工具時代的宏大跨越時期。設立法律整體降低資本價格水準，盈余專用于租買生產工具，普及大眾化是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保障，并且，資本價格水準，決定引誘投資總量和轉化為技術裝備的效率，最終決定就業總量、收入增長和經濟水準，法制作用力成為生產的第四要素。這一進步，十分簡易，而困難在于大眾依法協力整體抬升社會生產力。
原始資本有野性，必須通過法律管護資本成為大眾租買得起的工具。
以西方“資本生產工具”為參照，1984年“撥改貸”為起點，中國邁入生產共同體市場，“租買”成為企業獲得生產工具的基本方式。因此，“撥改貸”生產方式，應是經濟轉型和法制改革的綱領。
該書是《法制經濟學》的修訂本，增加了經濟與法律“科斯四大定律猜想”，和“撥改貸”之民商法建議900條。在區間內，抽象出“正義經濟的數學公式”，邏輯清晰簡潔，建設性強、便于操作。
本書揭示，西方工業革命的秘密武器，是公平量化自然法的三大箴規，盈余得專用于做成生產工具創新、創業、創造。自然法，是各民族共有的，可以學習互動。中華民族正在復興文化自信，超越西方“主奴好戰沖突”文化，必將引領世界走向和諧自由文明。
正義經濟學系列研究，填補了我國法制經濟學領域的空白。

蔣愛群，1966年畢業于北京理工大學光學精密儀器系。正義經濟學獨立學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理事，國家國防科學技術工業委員會成員。
曾在國防工業經濟管理部門和軍工企業工作30年。從事過光學精密儀器設計、經濟長遠發展規劃、年度計劃、技術改造、科技開發、勞動工資等工作，文革期間當過五年裝配工人。對企業財務、基本建設預決算比較熟悉，對國家相關政策和運作有一定了解。結合本職工作和國家經濟改革實踐，自學社會科學知識，堅持研究和寫作28年，終于取得成果。曾對“物權法草案”提出67條意見，并接受中央電視臺采訪，在國際臺播出。
主要著作：
《公平價格與持久效率.就業利息工資稅賦與持久經濟》
《法制經濟學·經濟轉型與法制改革》

正義經濟學系列研究，該書試圖找尋當今經濟發展問題的癥結所在，并希望通過建立法治經濟秩序，預防問題、解決問題。填補了我國法制經濟學領域學術理論建設的空白。

第一卷
法制資本論(修訂本)
(Capital)
導論生產的第四要素——法制作用力
普通勞動剩余率，租買資本生產工具當今，繼石器、青銅器、鐵器之后，人類正在從鐵器時代邁向資本生產工具的宏偉時代。資本生產工具，是現代經濟與古代經濟的分水嶺。
也許，亞當斯密自己也沒有料到，需要從歷史的最大跨度、云集大數字，宏觀大略，才能清楚明白回答他的經濟學問題。
亞當斯密在《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中，提出了3＋1個課題：
第1問：“國民財富的性質”？
第2問：“勞動生產力增進的原因”？
＋1問：當資本是生產工具，充分就業的決定？
第3問，“并勞動產物自然而然地分配給各階級人民的順序。”
對上述課題，正義經濟學簡約回答如下：
1.國民財富的性質，是勞動創造的那種財富，包括收入和資本生產工具。
2.資本工具生產力，是社會勞動生產力整體上臺階的原因。
3.資本價格水準，最終決定充分就業和經濟水準。
就業是社會國家[臺灣]陳清秀：《稅法總論》，臺灣元照出版公司2008年第5版，第49頁“社會國家原則”。穩定發展的第一要務。而資本價格利息率水準，決定引誘投資總量、制度成本水準、資本與技術轉化為生產裝備的效率，決定鑄成鋼鐵的生產崗位總量，從而決定宏觀就業總量、收入水準、經濟水準。
4．收入觀變革，爭取收入與資本工具生產力同步提高。
租買資本生產工具的契約合同，實際就是對預期創造價值的預分配，合同已經預先安排下了“遵循自然準則的、各階級的收入分配和順位”。
1.古巴比倫佃農之普通剩余率，為普通邊際
我們用克拉克的“效用邊際”理論，可以得出完全不同的結論。
《漢穆拉比法典》第四十六條“倘彼非收取佃金，而系按收成的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出租田地，則田中之谷物由農人與田主按約定比例分之。”傳遞了一個生產力信息：早在3800年前，農業的生產力水準，一個佃農家庭勞動生產率，起碼可以養活兩家人，佃農的一般剩余率為1∶1。這一大數分配率，通過宗教輾轉傳到歐洲，在勞動與制度成本之間的分配中，迄今適用，詳見本書封底。
同時，佃農地里的麥子可以肯定是佃農生產的，沒有勞動，再好的土地也只能長草。并且地主也承認麥子原始歸佃農所有，并沒有派狗腿子直接到地里割麥子。
以佃農為最困難、最普通勞動的替代邊際，則有：
普通剩余價值率是普通勞動創造的；
普通利潤率是普通剩余價值支付的；
資本價格利息率，來源于普通利潤；
由以上，租買資本生產工具還本付息的普通利潤率，是普通勞動所創造的普通剩余率支付的。
再看市民法，后面將介紹，自然箴規，一半是動物都能做到的本能，例如“眾生”、趨利；一半是“鄰里”規則。民商法，只要稍加自律、拘束、敬畏法律權威，是99%的市民都能夠做到的行為規則；是95%的企業都租買得起資本生產工具的法律規范。95%~99%，可以肯定屬于“普通、一般”范疇，包括企業家、技術人員的普通勞動。而超額利潤才是創新勞動創造的，包括企業家、科技專家的創新勞動。
毋庸置疑，普通勞動是資本生產工具之社會生產力整體上臺階的原因。
簡而言之，社會整體上臺階，除了大眾自己，還有什么力量抬升得起全社會那樣宏大的事業？
效用派的問題，其一，生命遵循“物競天擇，適度者生存”規則，以適度為正義，是生物的一般自然規律，而區別于無生命物質。而“效用、效率”純屬物質概念，失落了正義準則，具有不確定之破壞性。其二，“效用派”鼻祖薩伊承認“唯有當作生產工具使用的財產，才叫做資本”。[法]薩伊：《政治經濟學概論》，商務印書館1963年版，第71頁:“金銀如不用在勞動上面，就沒有生產力。”西方效用派，是在資本生產工具高效用平臺的基礎上，卻不愿意區別普通效用與“超額”效用。只不過他們是在西方法律健全的肌體上做一些小手術。其三，對于法律不健全的后發展國家，還沒有越上“資本生產工具”平臺，沒有解決對誰有利的效用？什么方法的效用？權力、權利最大化，停滯在手工密集工具自給古代經濟。
2.國民財富的性質，勞動創造的那種財富
獲得財富的方法有兩種，生產它或掠奪它。亞當斯密定義，經濟學研究的課題是“勞動產物”，國民財富的性質，是勞動創造的那種財富。
關于國民財富的具體內容，他指出，“收入和資本（Capital租買資本生產工具）的增加，就是國民財富的增加。”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商務印書館1972年出版,上卷第63頁。在羅馬法文化圈，Capital一般指資本生產工具。[英]H卡特、Ｉ巴丁頓：《實用銀行財政學》，中國金融出版社1984年版。資本是生產工具，見第447頁。租買資本生產工具，見第2、466頁，例如分期付款購買設備。
而當下投機經濟學問題之一，不能區別財富的性質，將掠奪財富也算在內，例如高利貸“資本下金蛋”，是零和交易，不能增加一國財富總量。
第二節法制作用力，馴化資本成為生產工具一、資本生產工具法律創新
當承認是普通勞動之普通剩余價值率租買了資本生產工具，這一正義原則，大眾整體抬升社會生產力的方法就很簡明，實現大眾齊心協力實施租買活動，這屬于道德和法律的范疇。
市場規律的實質，是市民的一般行為規律。
共同體市場，是市民唯一的謀生場所，借貸租賃成為獲得工具的主要方式，逼迫兩大階級合伙法律馴化資本成為生產工具，周文《為野性資本尋找良性出口》，環球時報2014年1月22日。“資本并非天生就是良駒，而是‘烈馬’，有內在的野性”，需要“給資本套上法律與道德的韁繩”。“任由資本的邏輯無限制發揮作用，將是贏家通吃的反社會結局。”勞動生產力成10倍地提高（與工具自給手工密集相比較），價值法則作用力，成為生產的第四要素。
例如，亞當斯密舉例，當資本價格利息率下降到4%~5%，租地農場主只要預期有8%~10%的利潤率，就有還本付息能力，就借得起錢改良沼澤地。這樣低的門檻，95%的企業都做得到，英國租地農場主資本生產工具主義萌芽。
亞當斯密的這個例子嚴格地遵守著一款著名的基督教會法，1545年亨利八世欽定，資本價格利息率絕對地不得超過10%（未包括貨幣通脹因素），中立適度的利息率為5%，約定利息率，還有政府債券法定利息率。這成為資本生產工具法的分配率一般尺度。
英國法律之壩，內含的自然一般規律：
正義原則。基督教、第三階級、社會主義運動均認同并捍衛勞動創造價值觀念，“勞動被視為唯一（人類的）財富的原因，又被視為對占有財富的唯一正當要求。”[英]威廉詹姆斯亞斯萊著作:《英國經濟史及學說》,中國臺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74年翻譯出版，第574頁。在英國財產法中迄今適用。
市民行為的三大自然規律：
其一，眾生平等一般自然規律，包容等價交換；
其二，趨利一般自然規律，有不確定性，依蜘蛛網的三種走向，最大、最小、均衡，包容等價交換規律；
其三，鄰里最大幸福一般規律。資本（借貸）的最大幸福是，財產被當作生產工具使用，鄰里之間可以分享財富增長和幸福。鄰里規律是價值規律與趨利規律共同適用的區間。
英國共同體市場的變革，形象一點，就是設立法律大壩管護資本價格利息率不得超過10%，利潤適度流向治產人，用于租買資本生產工具。反之，利息率超過10%，當權力、權利之利潤最大化，生產者不參與利潤分配，就買不起先進工具、借不起錢租買資本生產工具，就停滯在手工密集工具自給古代經濟。
資本有野性，趨利規律有三種可能走向。
普及資本生產工具，最直觀的方法，立法降低資本價格水準。例如，英國16世紀以來的變革的核心，是設立禁止高利貸四階梯，適度降低資本的價格利息率水準，直至達到95%的企業都有還本付息能力來租買資本生產工具。
就好比，古代采用食物引誘和限制，條件反射方法，馴化野獸馬牛羊成為工具，是一個道理。
二、就業觀：資本價格水準，最終決定就業總量、經濟水準
社會國家，市場、政府都是手段，必須隨附于資本生產工具的普及工作。
共同體市場，是市民唯一的謀生場所，只有征得他人同意才能勞動、才能生存，就業是首要問題。當今政府最關心的是就業、物價、國際收支、經濟增長率，如果處理不好，將導致這種經濟社會的崩潰。
在1776年以前，就業問題尚不突出，亞當斯密是在資本價格利息率為4%~5%，資本利潤率在8%~10%的范圍內討論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盡管已經注意到固定資本總量決定就業總量。50年后，從李嘉圖，至凱恩斯的100余年間，發現資本價格利息率是變量，有一個資本價格水準，就有一個投資引誘總量，對應著一個鋼鐵鑄就的生產崗位總量，就有一個就業總量，尚沒有充分就業，經濟已經均衡，是存在失業大軍主要原因。為了實現充分就業，實現資本生產工具普遍化，價值法則超越并管護趨利配置資源自然規律。
效用派炒作稀缺對抗正義。實際情況是，需求與稀缺是作用與反作用關系，如果產權價格太高，治產人買不起，就不存在稀缺。而效用派以“稀缺”作為經濟的出發點，薩繆爾森：《經濟學》商務印書館1978年版，上冊第4~5頁。又承認稀缺源于欲望無窮，經濟學成了無解的游戲。
市場邏輯、資本邏輯、效用邏輯、稀缺邏輯的實質，都是趨利邏輯，有三種不確定性，正如科斯所指出，產權最大化也可能導致資源浪費。趨利資源配置代理人薩繆爾森：《經濟學》商務印書館1978年版，上冊第65頁。產權利益最大化，引誘投資脫離生產領域，制度成本上升，資本與技術的轉化效率下降，后果是還沒有充分就業，經濟已經均衡，總體經濟水準下降。機會主義盛行，引誘發達國家實質經濟空殼化衰退。
三、收入觀：爭取收入隨資本工具生產力同步提高
工業革命以來，資本成為生產工具，生產力大幅度提高，薩伊指出，“供給創造它的需求”，生產的預分配決定收入的分配。
當資本是生產工具，盡管“收入”是目標，“工具”是手段，但是在“過程”中，生產準備的契約預先分配比率和分配順位決定收入的預分配和順位，例如，租買資本生產工具的契約強制預分配，和購買勞動力（收入）的預分配，優先順位。并且，治產勞動者運用資本生產工具所創造的財富，將供給收入的分配，并制約收入的分配。總之，價值法則為核心，決定各階級人民收入分配比率和順序。
按照鄰里效應，資本的最大幸福在于被當作生產工具使用，創造出更多財富，鄰里共享。因此，資本的合理分配，比資本的分配抽血機收益更重要。而資本收益最大化必將毀掉資本生產工具，資本將回歸野獸抽血機吸血鬼。
機會經濟學問題之三，脫離生產工具的變革、生產力提高，討論收入分配，不能避免分光吃光陷阱，退回古代經濟。
四、法律觀，法制是追求幸福的事業
資本生產工具法制，是生產方式的條件反射、映像、形式，法律是規范化的道德階梯。法律早已經華麗轉身，公平正義的目的就是共同幸福，《阿奎那政治著作選》，商務印書館1963年版，參見第101頁。正如哈耶克所介紹的，“英國人道德觀念中的重要箴銘：公正‘可使人事事如意，并能延年益壽。’”弗里德里希奧古斯特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162頁。由于該書引用較多，后面引用采用括號形式。關乎我們每個人賺錢與心身快樂共贏，是大眾都應當關注的事業。法律早已經遠離了古代原始暴力之“嚴刑峻法”。
中文“市”字像天平，形象地演示“平準交易”。為了和平，市場至少由三個要素組成，交易主體雙方，主持正義的第三方。如果缺失正義，就不是“市”場，而是披著市場外皮的掠奪場所。放松管控的方法釋放市場力量注定過于危險。
200年來，無論西方哪個經濟學派，盡管給市場取了各種各樣的名稱，例如，自由市場、自律市場、完全市場、法治市場、公開市場，但是榜樣只有一個，都是特指200年來創造并養育著工業革命的那個英國“共同體市場”，市場向廣度和深度拓展，這只是昨天的事情。
市場經濟是法制經濟，解放思想、改革開放、平等交換、市場資源配置核心一般規律、市場價格機制、利率市場化等，這一切，都必須通過遵守價值法則來實現和管護。而自由放任和無所作為，是國際霸權主義勸自殺陰謀和陷阱。
價值法則是市場的核心機制
(1)∵共同體市場是市民唯一謀生的場所
∴就業治產是核心，價值法則管護趨利配置資源自然規律；
法律保護用于租買資本生產工具的普通利潤率；
法制作用力成為生產的第四要素。
(2)∵市場存在大數字價值規律現象
∴是否遵守價值法則決定市場的廣度和深度≠一市場就靈
(3)∵產權趨利資源配置最大化=生產者無利潤、工具自給市場、帕累托修改
∴市場趨利配置資源是有限范圍一般規律≠一市場就靈
(4)∵所有制=生產方式及其分配率是核心，管護所有權要素
∴產權≠所有制核心
(5)∵市場規律的實質，是市民行為一般自然規律
∴政府下放權力的承接者，實際是法律、組織、市民。
關系大眾的事情確實需要和可以這樣簡單，凱恩斯認為：持久資產經濟“實在是異常簡單，應為人所共知”。陳云同志用“鳥籠”來簡單比喻市場需要籬笆。但是表述起來卻很復雜，這是由于，需要觀念或“常識”的更新或正名。
第三節“法制作用力”生產要素，與科斯四大定律猜想一、市場、政治、組織、法律的一般尺度“交易成本”
工具是生產力的綜合標志。前面介紹，亞當斯密已經發現資本生產工具與法制比率的關系，從亞當斯密到克拉克、馬歇爾，只認識到組織是生產的第四要素，然而這并不到位，因為“組織”必須包括團體人、財產、依法規章制度三個部分，才能為工商管理部門批準。在相當長的時間里，一方面熱衷于實踐科學主義機械論、自由輪，引起工人階級生存狀況急速惡化；另一方面，將注意力放在階級斗爭較量上。關于經濟與法律、特別是資本生產工具與法律公正的關系的研究，在150年后才逐漸開始，例如，康芒斯制度經濟學派、凱恩斯供給學派。
在20世紀30年代，羅納德哈里科斯向前邁進了一步，他在關于經濟與法律的研究中，抽象出了“交易成本”理論。年輕時學習興趣跨學科弱點，反而在日后成為在學術上跨學科的長項。初任經濟學助教時，為了講解“企業”，于27歲時寫作了一篇1萬多字的文章：《企業的性質》，而最著名的是1960年發表的《社會成本問題》。他抓住市場的基本環節“交易”，解釋了企業能夠在市場中存在的唯一理由：組織有降低交易費用的作用。科斯的最大貢獻在于，抽象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準則，他指出，“企業實質上是一個小統制經濟……競爭性體制的優勢并不是它消除了諸如此類統制經濟，而是它保證了它們只能在比其他類似的統制經濟或比市場運行的結果更有效率時才能生存下去。”羅納德哈里科斯：《企業、市場與法律》，三聯書店上海分店，1990出版，序言第2頁。由于該書引用較多，后面引用多數采用括號形式。從而進一步推定政府、法律存在的理由也是能夠降低交易費用。市場經濟領域，交易成本率決定優勝劣汰，政治為經濟服務。
科斯在研究過程中借鑒了牛頓“自然哲學的數學公式”方法，他開辟了宏觀經濟的力學數學的研究方法：例如“制度成本”、“法制作用力”、替代與邊際。
上世紀60年代，首先由斯蒂格勒在他的《價格理論》中提出“科斯定理”概念，蘇爾茨、布坎南等著名經濟學家也都有研究。當今在網上流行的“科斯定理”大致可以歸納為兩條：
(一)在交易費用為零的情況下，不管權利如何進行初始配置，最終結果(產值最大化)是不受法律狀況影響的。
(二)(1)在交易費用不為零的情況下，不同的權利配置界定會帶來不同的資源配置；(2)產權制度的科學合理的設置或變革，是優化資源配置的基礎(達到帕累托最優)。
本書在《正義經濟學系列》之系列一、系列二的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將科斯的理論表述為“科斯四大定律猜想”，其中：第一定律表述了科斯“法制作用力”加速生產力提高的意思，并有英國工業革命之蒸汽機“博爾頓——瓦特”運作模式為實證，迄今在守成國家適用；第二、第三定律包容當下流行的兩個定理；設立第四定律，是因為隨生產方式演變，經濟運動有歷史縱向性。
而自由放任派所謂“產權利益最大化”，則利潤被權力、權利瓜分完畢，生產者不參與利潤分配，就沒有財力改良生產工具，停滯在手工密集工具自給古代經濟階段，這顯然不是科斯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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