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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目次
書摘/試閱
商品簡介
本書以中式政道思維與西式政體思維的異同分析為立論基礎，從中國政治現實出發，以國際比較的視野，審視了新中國60多年社會主義實踐在政治、社會、經濟方面一脈相承的艱辛探索及其巨大成就，并通過嚴謹細致的研究闡釋分析了當代中國政治與政策發展變化的新趨勢、新特點、新規律。全書分為上、中、下三篇，上篇為“中式政道思維”，中篇為“新中國的歷史演進”、下篇為“當代中國的政治與政策”。
作者簡介
王紹光，1954年生于武漢，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系講座教授，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長江講座教授，重慶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學術委員會委員。1982年獲北京大學法學學士學位，1984年獲美國康奈爾大學政治學碩士學位，1990年獲美國康奈爾大學政治學博士學位。曾在1972—1977年任教于武漢市堤角中學；1990—2000年任教于美國耶魯大學政治學系。已出版中英文專著與合著約三十本，包括《中國國家能力報告》、《分權的底限》、《民主四講》、《袪魅與超越》、《安邦之道》、《人間正道》、《中國式共識型決策》等。
目次
一、 理想政治秩序
——古今中西的探求
二、 政體與政道
——中西政治分析的異同
政體思維
政道思維
結語
三、“王道政治”是個好東西？
——評“儒家憲政”
蔣慶的“王道政治”
病癥：合法性危機？
“處方”：王道政治？
結語：中華社會主義民主
四 、傳統政道思維與當代治國理念
二百年治國的三個階段 一、 理想政治秩序
——古今中西的探求
二、 政體與政道
——中西政治分析的異同
政體思維
政道思維
結語
三、“王道政治”是個好東西？
——評“儒家憲政”
蔣慶的“王道政治”
病癥：合法性危機？
“處方”：王道政治？
結語：中華社會主義民主
四 、傳統政道思維與當代治國理念
二百年治國的三個階段
黨國體制解決了治國能力問題
前30年打基礎，后30年起飛
國家治理與國家能力
中國體制的四個優勢
四個優勢都是一個銅板的兩面
西方政體思維與中國政道思維
共產黨講的“民主”是政道層面上的
摒棄政體決定論思維方式
民主要談，更重要的是談社會主義
五、堅守方向、探索道路
——中國社會主義實踐60年
前30年的探索
所有制方面的探索
計劃方面的探索
破除“資產階級法權”方面的探索
前30年探索的成就
后30年的探索
鄧小平的探索
十五大以來的探索
后30年探索的成就
結語
六、要瘦身，不要虛胖；要先鋒隊，不要精英黨
七、社會建設的方向：“公民社會”還是人民社會？
正名：“公民社會”還是“民間會社”？
名與實：破除有關“公民社會”的五種神話
同質的神話
圣潔的神話
獨立的神話
國家與社會二元對立的神話
民主動力的神話
社會建設的目標：人民社會
結語
八、代表型民主與代議型民主
一個“悖論”？
中國人的民主觀
代表型民主與代議型民主
中式代表型民主的理論
代表誰？
誰代表？
代表什么？
怎么代表？
中式代表型民主的實踐
結語
——古今中西的探求
二、 政體與政道
——中西政治分析的異同
政體思維
政道思維
結語
三、“王道政治”是個好東西？
——評“儒家憲政”
蔣慶的“王道政治”
病癥：合法性危機？
“處方”：王道政治？
結語：中華社會主義民主
四 、傳統政道思維與當代治國理念
二百年治國的三個階段 一、 理想政治秩序
——古今中西的探求
二、 政體與政道
——中西政治分析的異同
政體思維
政道思維
結語
三、“王道政治”是個好東西？
——評“儒家憲政”
蔣慶的“王道政治”
病癥：合法性危機？
“處方”：王道政治？
結語：中華社會主義民主
四 、傳統政道思維與當代治國理念
二百年治國的三個階段
黨國體制解決了治國能力問題
前30年打基礎，后30年起飛
國家治理與國家能力
中國體制的四個優勢
四個優勢都是一個銅板的兩面
西方政體思維與中國政道思維
共產黨講的“民主”是政道層面上的
摒棄政體決定論思維方式
民主要談，更重要的是談社會主義
五、堅守方向、探索道路
——中國社會主義實踐60年
前30年的探索
所有制方面的探索
計劃方面的探索
破除“資產階級法權”方面的探索
前30年探索的成就
后30年的探索
鄧小平的探索
十五大以來的探索
后30年探索的成就
結語
六、要瘦身，不要虛胖；要先鋒隊，不要精英黨
七、社會建設的方向：“公民社會”還是人民社會？
正名：“公民社會”還是“民間會社”？
名與實：破除有關“公民社會”的五種神話
同質的神話
圣潔的神話
獨立的神話
國家與社會二元對立的神話
民主動力的神話
社會建設的目標：人民社會
結語
八、代表型民主與代議型民主
一個“悖論”？
中國人的民主觀
代表型民主與代議型民主
中式代表型民主的理論
代表誰？
誰代表？
代表什么？
怎么代表？
中式代表型民主的實踐
結語
書摘/試閱
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也談到過政體問題，即“政權構成的形式問題”。他同意“沒有適當形式的政權機關，就不能代表國家”。不過需要注意的是，他所說的“政體”并不是亞里士多德或孟德斯鳩意義上的政體，而是一種政道。 例如，他把其理想政體稱為“民主集中制”。顯然，西式的政體理論決不會把“民主集中制”看作一種政體，它不過是中國共產黨的一種治國之道。
同理，在與黃炎培的“窯洞對”中，當毛澤東說下面這段話時，他提到的“民主”并不是一種政體，而是一種政道：“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歷史周期律。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可以說，中國共產黨講的“民主”從來都是政道層面上的民主，因此才會有諸如“民主作風”、“這個人比較民主”、“這次會議開得比較民主”之類的說法。如果僅從政體上理解民主，這些話毫無意義。
“民主”本來的意思是人民當家作主。既可以從政體的角度看民主，也可以從政道的角度看民主。從政體的角度看，民主與否的關鍵在于，政府是否有代表性 (representativeness)。但從政道的角度看，民主與否的關鍵在于，政府能在多大程度上回應人民的需求 (responsiveness)。
現在世界上最流行的民主觀是政體思維的民主觀，其依據是熊彼特1942年出版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在這本書中，熊彼特批判了所謂“古典民主觀”；因為在他看來，原來的民主觀把人民當家作主放在首位而把他們對代表的挑選放在第二位是不對的。他把民主定義為：一些個人通過競爭人民選票來獲得（公共）決策權的制度安排。這就徹底顛覆了民主的原意。他對此也毫不諱言，“民主不是，也不意味著任何明確意義上的‘人民的統治’，民主僅僅意味著人民有機會接受或拒絕將要統治他們的人。但由于人民也可以用完全不民主的方式來決定誰做領導人，我們必須再加上另一個標準以收窄我們對民主的定義，即候選人自由競爭人民的選票”。在熊彼特手里，“民主”完成了從“人民統治”向“人民選擇統治者”的轉型：“人民”變成了“選民”；“民主”變成了“選主”，即人民每隔四五年在幾個相互競爭的精英團體中進行選擇。從這種觀點看，凡是存在競爭性選舉的政體就是民主的，凡是不存在競爭性選舉的政體就是專制的，因為據說人民在前一種政體下“被代表”了。
然而，從政道的角度看民主，政府政策對人民需求的回應性更重要。當代西方最著名的民主理論家羅伯特道爾指出，“民主最關鍵的特征是政府對其公民偏好持續的回應性”。因此，他認為現實世界中沒有真正的“民主”，只有一批“多頭政體”（polyarchy）而已。 盡管道爾在西方學界名聲很大，但他的這個觀點在主流話語中幾乎完全被遮蔽了。
從普通民眾的角度看，是代表性重要還是回應性重要？當然，兩者都重要，但老百姓最關心的恐怕還是政府出臺的政策能否反映他們的需求。環視當今世界，我們不難發現，有些政治體制從形式上看，似乎有“代表性”，因為那兒有競爭性選舉，但這類體制的回應性未必很高；有些政治體制沒有多黨競爭，但對人民需求的回應性比較高。
本文之所以花這么大的篇幅對比西方的政體觀與中國的政道觀，目的是為了說明：把西式政體的視角換為中式政道的視角，無論是回顧中國歷史上的政治、評判當代中國的政治，還是展望未來中國的政治，我們都會有不同的感受。
從政體的視角看，政治體制某一兩項特征至關重要。例如，是君主治國還是貴族治國？是否存在多黨競爭？似乎這幾個特征可以決定政治體制其他方方面面的表現。從政道的視角看，政治體制內形形色色主體的行為模式以及他們之間的互動模式都非常重要，都可以影響政治體制的表現；某幾種形式上的安排未必能左右全盤。
從政體的視角看，復雜的政治現實會被化約為幾個簡單的標簽，如“民主政體”、“專制政體”等，仿佛它們決然不同、非此即彼。從政道的視角看，所有的政治體制都是混合體制，包含了各種成分，只不過成分的搭配各不相同。所謂“民主政體”都或多或少夾雜著一些非民主的成分；所謂“非民主政體”都或多或少夾雜著一些民主的成分。
從政體的視角看，某些政體必然優于另一些政體。從政道的視角看，不管是什么政體，它們都面臨著種種挑戰，其中相當多的挑戰是類似的，完全可以相互借鑒治國之道，很難說這個政體優于那個政體。
從政體的視角看，只要它所關注的那一兩項制度特征（如是否有多黨競爭）沒有變化，其他政治體制的變化（如決策過程的開放程度）都可以忽略不計，是以靜態的眼光觀察動態的現實。從政道的視角看，治國之道必須隨著條件的變化而變化，一切治國之道的變化都意義重大，是以動態的眼光看待動態的現實。
從政體的視角看，人們往往會尋求一攬子解決方案：既然政體被看得那么重要，有人就會以為換個政體（如開放多黨競爭），一切問題都會迎刃立解。從政道的視角看，具體問題必須具體分析，換個政體也許可以解決某些現存的問題，但也可能帶來一些新的、也許更大的問題，切不可幻想用簡單的方法對付復雜的世界。
政體思維與政道思維最關鍵的不同是視野的寬窄。西式政體思維重政體，而政體只是各種制度的一小部分。中式的政道思維并沒有忽略“制度”，如上文所示，“治術”即包括各種制度安排，當然也包括政治制度的形式。但制度只是政道的一部分，因此中式的政道思維不會陷入制度決定論，更不會陷入政體決定論。兩者思維的差異高下立判。如此說來，摒棄狹隘政體
同理，在與黃炎培的“窯洞對”中，當毛澤東說下面這段話時，他提到的“民主”并不是一種政體，而是一種政道：“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歷史周期律。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可以說，中國共產黨講的“民主”從來都是政道層面上的民主，因此才會有諸如“民主作風”、“這個人比較民主”、“這次會議開得比較民主”之類的說法。如果僅從政體上理解民主，這些話毫無意義。
“民主”本來的意思是人民當家作主。既可以從政體的角度看民主，也可以從政道的角度看民主。從政體的角度看，民主與否的關鍵在于，政府是否有代表性 (representativeness)。但從政道的角度看，民主與否的關鍵在于，政府能在多大程度上回應人民的需求 (responsiveness)。
現在世界上最流行的民主觀是政體思維的民主觀，其依據是熊彼特1942年出版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在這本書中，熊彼特批判了所謂“古典民主觀”；因為在他看來，原來的民主觀把人民當家作主放在首位而把他們對代表的挑選放在第二位是不對的。他把民主定義為：一些個人通過競爭人民選票來獲得（公共）決策權的制度安排。這就徹底顛覆了民主的原意。他對此也毫不諱言，“民主不是，也不意味著任何明確意義上的‘人民的統治’，民主僅僅意味著人民有機會接受或拒絕將要統治他們的人。但由于人民也可以用完全不民主的方式來決定誰做領導人，我們必須再加上另一個標準以收窄我們對民主的定義，即候選人自由競爭人民的選票”。在熊彼特手里，“民主”完成了從“人民統治”向“人民選擇統治者”的轉型：“人民”變成了“選民”；“民主”變成了“選主”，即人民每隔四五年在幾個相互競爭的精英團體中進行選擇。從這種觀點看，凡是存在競爭性選舉的政體就是民主的，凡是不存在競爭性選舉的政體就是專制的，因為據說人民在前一種政體下“被代表”了。
然而，從政道的角度看民主，政府政策對人民需求的回應性更重要。當代西方最著名的民主理論家羅伯特道爾指出，“民主最關鍵的特征是政府對其公民偏好持續的回應性”。因此，他認為現實世界中沒有真正的“民主”，只有一批“多頭政體”（polyarchy）而已。 盡管道爾在西方學界名聲很大，但他的這個觀點在主流話語中幾乎完全被遮蔽了。
從普通民眾的角度看，是代表性重要還是回應性重要？當然，兩者都重要，但老百姓最關心的恐怕還是政府出臺的政策能否反映他們的需求。環視當今世界，我們不難發現，有些政治體制從形式上看，似乎有“代表性”，因為那兒有競爭性選舉，但這類體制的回應性未必很高；有些政治體制沒有多黨競爭，但對人民需求的回應性比較高。
本文之所以花這么大的篇幅對比西方的政體觀與中國的政道觀，目的是為了說明：把西式政體的視角換為中式政道的視角，無論是回顧中國歷史上的政治、評判當代中國的政治，還是展望未來中國的政治，我們都會有不同的感受。
從政體的視角看，政治體制某一兩項特征至關重要。例如，是君主治國還是貴族治國？是否存在多黨競爭？似乎這幾個特征可以決定政治體制其他方方面面的表現。從政道的視角看，政治體制內形形色色主體的行為模式以及他們之間的互動模式都非常重要，都可以影響政治體制的表現；某幾種形式上的安排未必能左右全盤。
從政體的視角看，復雜的政治現實會被化約為幾個簡單的標簽，如“民主政體”、“專制政體”等，仿佛它們決然不同、非此即彼。從政道的視角看，所有的政治體制都是混合體制，包含了各種成分，只不過成分的搭配各不相同。所謂“民主政體”都或多或少夾雜著一些非民主的成分；所謂“非民主政體”都或多或少夾雜著一些民主的成分。
從政體的視角看，某些政體必然優于另一些政體。從政道的視角看，不管是什么政體，它們都面臨著種種挑戰，其中相當多的挑戰是類似的，完全可以相互借鑒治國之道，很難說這個政體優于那個政體。
從政體的視角看，只要它所關注的那一兩項制度特征（如是否有多黨競爭）沒有變化，其他政治體制的變化（如決策過程的開放程度）都可以忽略不計，是以靜態的眼光觀察動態的現實。從政道的視角看，治國之道必須隨著條件的變化而變化，一切治國之道的變化都意義重大，是以動態的眼光看待動態的現實。
從政體的視角看，人們往往會尋求一攬子解決方案：既然政體被看得那么重要，有人就會以為換個政體（如開放多黨競爭），一切問題都會迎刃立解。從政道的視角看，具體問題必須具體分析，換個政體也許可以解決某些現存的問題，但也可能帶來一些新的、也許更大的問題，切不可幻想用簡單的方法對付復雜的世界。
政體思維與政道思維最關鍵的不同是視野的寬窄。西式政體思維重政體，而政體只是各種制度的一小部分。中式的政道思維并沒有忽略“制度”，如上文所示，“治術”即包括各種制度安排，當然也包括政治制度的形式。但制度只是政道的一部分，因此中式的政道思維不會陷入制度決定論，更不會陷入政體決定論。兩者思維的差異高下立判。如此說來，摒棄狹隘政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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