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計耕耘莫問收(2011-2014)（簡體書）

本書收錄了厲以寧先生四年來發表于各報刊雜志，以及在大學演講、講話（記錄稿）的文章共計42篇。
2012年前后的文章，全面反映了厲以寧對全球金融危機后中國經濟自身暴露出的重大問題的提醒與解決思路。他認為改革已進入核心領域，改革的關鍵是經濟體制轉型與政府放權。2014年前后的文章，著重反映了厲以寧關于“中國經濟雙重轉型”理論的醞釀與成熟的過程，這個理論代表了厲以寧對中國經濟學的重大貢獻，是他“非均衡”理論與“股份制改革”主張的合理發展。這個理論深入地觸及到了中國經濟問題的癥結，也更具體地探討了其在各個經濟領域、行業的改革通路和方案。
這是厲以寧近年來最重要的學術成果之一，標志著他的思想、觀點、文章、學問都達到了新的高峰，是他最新的代表性作品。

厲以寧，江蘇儀征人，1930年生于南京，資深教授，博士生導師。1951年考入北京大學經濟學系，1955年畢業后留校工作、任教至今。現任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名譽院長、北京大學管理科學中心主任。七、八、九屆全國人大常委，十、十一、十二屆全國政協常委。主要著作有《體制目標人：經濟學面臨的挑戰》《非均衡的中國經濟》《中國經濟改革與股份制》《股份制與現代市場經濟》《轉型發展理論》《超越市場與超越政府》《資本主義的起源》《羅馬—拜占庭經濟史》《工業化和制度調整》《希臘古代經濟史》《厲以寧經濟史論文選》《中國經濟雙重轉型之路》等。1998年獲香港理工大學榮譽社會科學博士學位。還出版了《厲以寧詩詞選集》（上下卷）、《山景總須橫側看：厲以寧散文集》。

厲以寧八十歲后新作，幫讀者看清當今中國經濟改革的癥結和未來走向，首度結集出版；本書是厲以寧近年來最重要的學術成果之一，標志著他的思想、觀點、文章、學問都達到了新的高峰，是他最新的代表性作品。
中國經濟改革頂層設計的理論參照
厲以寧八十歲后新作，首度結集出版
幫你看清當今中國經濟改革的癥結和未來走向
中國最具影響力的經濟學家之一，榮獲“中國經濟年度人物終身成就獎”
中國改革進入深水區的解決方案
經濟雙重轉型產業升級產權改革國進民退通脹城鎮化城鄉一體化民企出路擴大內需改革紅利

適應改革新形勢，謀求教育新發展——答《中國教育報》記者陳中原問
《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同時明確指出，緊緊圍繞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堅持和完善基本經濟制度，加快完善現代市場體系、宏觀調控體系、開放型經濟體系，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加快建設創新型國家，推動經濟更有效率、更加公平、可持續發展。
為此，記者專訪了全國政協常委、北京大學教授厲以寧，就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問題以及對教育的影響等話題進行了交流。
記者在我國，市場機制的地位，從1984年的輔助作用到1993年的基礎性作用，到如今的決定性作用，標志著我國經濟體制改革進入核心領域。這樣的經濟體制改革將對全社會以及教育產生什么樣的影響?
厲以寧緊緊圍繞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對社會發展提出了新要求，這個要求就是建立全國統一的市場，讓資源在城鄉之間平等地流動。這就要求建設城鄉一體化的社會。
當前我們正在進行的城鎮化，不是一項簡單的建設，而是一場復雜的改革。從古至今，我國始終存在“城鄉二元結構”，但是“城鄉二元體制”是新中國才有的，在1958年戶口制度實行城市戶口、農村戶口后，城鄉的人口流動受到了極大限制。在此之前城鄉人口是自由流動的，現在的改革不是簡單恢復1958年以前的人口自由流動，因為我們的社會經濟狀況完全不同于以前了。可以說“城鄉二元體制”是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水火不相容的!既然要建立市場經濟，那我們就應該破除“城鄉二元體制”!城鎮化主要的目的是“城鄉一體化”。“城鄉一體化”就包含了破除“城鄉二元體制”，或者把破除“城鄉二元體制”作為一個必經的階段。
城鎮化可以擴大投資、擴大消費，這是大家都知道的。“城鄉一體化”最要緊的是，破除城鄉不同的待遇、不同的權利，讓城鄉都能夠處在權利平等的地位。權利平等，特別是受教育權利的平等，成為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的必然要求。經濟體制改革推動著城鄉一體化，推動著城鄉教育的公平。城鄉教育公平問題已經成為日益緊迫的社會問題，數以億計的進城務工人員子女要求到父母工作地接受教育、參加中考和高考。因此，教育要加快改革，主動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的新形勢。
記者隨著城鎮化建設的深入，全社會教育資源的配置將面臨著格局性的大調整。政府如何把握好教育的資源布局調整、教育的公平與效率問題？
厲以寧有統計說，每提高1個百分點的城鎮化率，就意味著每年有1000多萬人進城。這些人進城不是簡單的就業問題，他們需要一個城市化的歷練，所以人的城市化是城鎮化的關鍵。而人的城市化關鍵在教育，這個教育包括社會教育、學校教育和家庭教育，這些方面的教育要幫助他們加快適應城市生活，融入城市社會。
因此，教育適應城鎮化不是簡單的教育資源布局調整就能夠滿足的。要真正適應城鎮化，教育改革與發展面臨著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是教育資源的布局調整問題，二是如何幫助千千萬萬進城務工人員適應城市生活、融入城市社會的教育內容問題。
教育資源的布局調整過程中，究竟是完全由政府來操作還是由市場來實現，是一個需要認真對待的問題。有些地方政府職能轉變不到位，習慣于直接插手，有形之手伸得比較長，結果不僅滋生了腐敗，而且降低了教育資源發揮作用的效率，因為主觀主義和官僚主義往往同時起作用，導致教育資源配置失當。因此，隨著城鎮化的進程，教育資源配置還是要發揮市場的決定性作用。至于如何發揮市場在配置教育資源中的決定性作用，需要大膽的實踐探索。在城鎮化過程中，政府關鍵要做好城市規劃，引導城鎮建設開發者完成城市規劃中教育、衛生、安全等基礎設施建設。
市場做市場可以做的，政府做政府應該做的。政府有形之手要伸入的領域是適應城鎮化的教育內容建設、區域之間教學條件(特別是師資條件)的公平性調節。
記者1992年明確提出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時候，上海、北京等地出現了許多政府機關干部、教師、科研機構技術人員下海的浪潮，于是出現了一些學校開學沒有教師上課的現象。資本市場、勞動力市場影響著全社會人力資源的配置，當然也影響著教師隊伍的建設。隨著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經濟體制改革深化，學校以及政府如何才能吸引全社會優秀的人才當教師呢?
厲以寧如何讓優質的社會資源，特別是優質的人才資源，配置到教育領域，這確實是一個重大的問題。隨著我國資本市場的發育，越來越多的優秀人才不愿意留在學校當教師，而是紛紛去創業。我們教育界如何創造一種有利于教師創業的環境，讓優秀教師在創業的同時兼顧教育以及教學工作，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
與此同時，在激烈競爭的勞動力市場中，如何吸引優秀人才擔任教師，如何留住優秀的教師心甘情愿繼續從業，這是一個不可小視的問題。教育界要吸引、留住優秀人才，就需要加強自身市場競爭力的建設。
勞動力市場對于教師隊伍建設的影響是一個方面，另一個方面是教育如何適應、滿足勞動力市場的需求，積極化解結構性失業的問題。教育市場為勞動力市場提供人力資源，勞動力市場為教育市場提供需求信號、動力信號，二者密不可分。目前在勞動力市場上，大學本科、專科畢業生不如職業高中、技工學校的畢業生，具有普通高中學歷的人也受市場歡迎，大學畢業生不如中學畢業生受市場歡迎，這是一個嚴重的浪費問題，值得政府和教育界反思。為什么會出現這樣不利于教育發展的現象?原因肯定是多方面的，其中有勞動力市場的規范問題。無論是正規的勞動力市場還是非正規的勞動力市場，都面臨一個規范的問題。只有規范才能避免勞動力市場給教育發送失真的信號，誤導青少年，防止讀書無用論的沉渣泛起，防止“拿手術刀的不如拿剃頭刀的”、“制造導彈的不如賣茶雞蛋的”現象再度發生，才有利于建設一個和諧的社會。
記者教育投入實際上是資源配置問題，如何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吸引越來越多的資金投向教育領域?
厲以寧光講教育投入是不夠的，必須注意重視“資源配置”問題，增加投入不一定產生高的效益和效率，只有資源配置合理了才會提高效率和效益。當然，教育的投入遠遠是不夠的，實現了4％的目標后，教育投入相對于社會對教育的需求來說依然是杯水車薪。為了爭取把更多資金資源配置到教育領域，需要高度重視教育資金來源的多元化。
目前教育投入主要來自政府的公共財政，而且占了絕大多數。眾所周知，公共財政的教育投入，從經濟學上講屬于第二次分配；通過市場實現的收入分配，被稱為“第一次分配”；個人出于自愿，把可支配收入的一部分或大部分捐贈出去，可稱為“第三次分配”。在第一次分配中，教育界可以通過多種途徑獲取資金，如鼓勵企業投資參股創辦或改造教育機構；鼓勵企業捐贈設備等方式；為師生提供實習機會，比如由學校承包一條生產線等。在第二次分配中，也可以從多方面來設計獲取更多投入，如像追求4％一樣以執政黨和政府文件形式明確，也可以通過廣泛參與社會經濟建設各個領域獲取。在第三次分配中，教育界要發揮校友等人脈優勢，爭取社會公益事業的捐獻。
（原載《中國教育報》2014年3月12日）
社會和諧紅利是最大的制度紅利
一、看《闖關東》，反思城鎮化
不要把城鎮化單純看成城鎮建設問題，城鎮化是長期的。當前，我們推行城鎮化，除了考慮建設問題，最要緊的是體制問題，城鎮化是一個體制改革的過程。
城鎮化需要改變什么體制?我們從計劃經濟時代一直到現在，都存在城鄉二元體制。城鄉二元結構從古就有，但城鄉二元結構到了20世紀50年代末期，就制度化了，就變成了城鄉二元體制。
舉個例子，電視劇《闖關東》講的是清朝末年、民國初年，山東的人遷居到東北的故事。山東的農民到了東北，他可以在城里建房、買房、開店，生下小孩以后，就是城里的孩子；他愿意下鄉、愿意種地、愿意在農村建房，也可以。在城里居住的可以搬到農村，在農村居住的也可以搬到城市，這就是：有城鄉二元結構，沒有城鄉二元體制。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戶口制度一分為二變成城市戶口和農村戶口，導致生產要素的割裂，城鄉之間的流動受到極大限制。這個難題不消除，我們就與市場經濟還有不小的距離。
二、國企改體制，民企改觀念
第二個例子，國企跟民企的雙贏問題。“國進民退”“國退民進”都不是我們的目標，我們的目標是共贏，但是共贏需要改革，制度是要創新的。
在國有企業方面，主要是國有資本體制的改革。國有資本體制改什么呢?它是管資本而不是直接管企業，資本有流動性，國有資本能夠發揮更大的作用。這里有一個概念需要搞清楚：資本的力量不是看資本本身的數量多少，而是看資本所控制的數量有多少。1000億的投資，如果100％國有，那么國有資本控制的是1000億，如果50％國有，則國有資本能控制的是2000億。
國企走股份制道路、走上市公司道路，除了一些個別產業外，它應完全按法人治理結構來調節，股東會、董事會、監事會，再加上聘任總經理等，這樣的話，它就能夠和民營企業一樣成為獨立的市場主體，既競爭又合作。
同時，民營企業的競爭體制也要轉型。首先是觀念的改革。很多民營企業是從小企業做起來的，帶有小生產者的意識，不適合現代市場的意識，比如認為“肥水不流外人田”。現代企業要做大，為什么要上市?就是為了提高資源的配置效率。第二代是不是一定能夠管好企業?當這個企業突破了家族制的范圍、成為公眾的企業之后，還能這么做嗎?
三、社會和諧紅利的三大前提
最大的制度紅利是社會和諧紅利。市場調節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這意味著根據資源配置效率來決定資本的配置，這一點很重要。
根據資源配置效率來決定資本的配置，第一個前提是要公平競爭。有了公平競爭，市場就能充分發揮作用。政府直接干預企業的資源配置，不利于經濟的進一步發展。
從經濟學的觀點來說，20世紀30年代以前，經濟學里面看重的是生產效率。什么叫生產效率?投入產出之比，在一定的投入之下產出越多越好，在一定的產出的前提下，投入越少越好，這就是生產效率。
20世紀30年代以后，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西方經濟學界著重討論的、重視的是資源配置效率。資源配置的前提是什么?投入是既定的，用A方式配置資源能夠產生N效率。用B方式配置資源，能夠產生N+1效率，這就是資源配置效率提高了。首先，它是一個宏觀意義上的效率，它不是一個單純的企業內部的車間里的投入產出之比，它是一個結構意義上的效率提高。
第二，重視資本市場。沒有資本市場，經濟怎么上一個新臺階?沒有產權交易平臺，你怎么來實現資源的最佳組合?
第三，每個人都和資源配置有關。長期以來，人們的認識是，搞籌資、融資工作的，搞人事、組織工作的，搞宣傳工作的，或者說凡是搞行政管理工作的，都是非生產人員，因為他們不在生產第一線，跟生產效率沒有直接發生關系。資源配置效率出來后，大家的觀念變了：從事融資、籌資工作的人是直接在從事資源優化配置；做人事組織工作的人，是把人力資本放在最有用的地方去配置；做宣傳工作的是調動每一個投入者的積極性；還有做行政管理工作的，是把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更好地結合起來，從而產生更好的效率。我們要重視生產效率，但更要重視資源配置效率。
四、員工持股是社會和諧的重要一環
十八屆三中全會指出，要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混合所有制經濟的發展是實現我們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形式。無論對國企、民企來說，這都有極大的意義。
對國企來說，把門檻降低、放開，歡迎人家參加國有資本的配置，能夠讓自己真正建立法人治理結構，而且是完善的健全的法人治理結構。
對民營企業來說，要鼓勵它們打破家族制的范圍，走向混合所有制經濟道路。其他經濟成分的進入有利于民營企業的發展、壯大。
此外，還有員工持股。員工持股是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的一個方法、一條道路，但它的意義更深遠。因為根據經濟學理論，利潤是物質資本投入和人力資本投入創造的，是兩個資本的結合而產生的。
既然如此，如果利潤只歸物質資本的投入者所有，投入多少股、分多少錢，而人力資本的投入只能夠從工資中取得自己的收入，而這個工資是在成本中開支的，這就產生問題了。要讓人力資本的投人者，也像物質資本投入者一樣有一定的比例分享利潤，這才合理。這是調動職工積極性的方法，也是走向社會和諧的一個重要方面。
我們調查過，在國有企業，假如實行了員工持股，員工的積極性就會很高。過去下班的時候，一些員工會把廠里的木料什么的都帶回家去，廠里也不管，你拿就拿。實行員工持股后就不行了。“你別拿了，還有我的一份在里頭，”他有這個積極性了，他對企業的經營好壞更關心了。
資源重新配置效率的提高，市場起決定作用，關鍵在于公平競爭。企業走向混合所有制也是合作和競爭，民企和國企各種所有制發揮各自的長處。
國企有國企的優勢，民企有民企的優勢。國企資本雄厚、裝備先進、人才聚集，而且干部多年經營，有豐富的經驗，要在好的體制下能更大地發揮作用。對民企來說，機制靈活，敢于冒險，自負盈虧。員工持股能調動員工的積極性，加上十八屆三中全會指出的，教育資源的均衡配置，這將產生社會和諧紅利。
五、“發展經濟學”可歸納為四句話
社會和諧紅利不是天上掉下來的，是要通過改革逐步實現的。我們制度的優越性在哪里?我們制度最大的優越性表現在社會和諧紅利。應該更多地關心社會和諧紅利。社會和諧紅利不是短時間就能夠實現的，只有通過改革，我們才能逐漸得到社會和諧紅利。
我曾經把“發展經濟學”這門課歸納為四個觀點、四句話。第一句話，就業是靠就業擴大的。一批人就業了，就有了收入，花掉，別人就就業了。第二句話，富裕是靠富裕帶動的。一批人先富裕了，會幫助自己的親戚、朋友、同鄉、熟人，然后還能夠起示范作用，有更大的影響。第三句話，繁榮是靠繁榮支撐的。有了經濟的繁榮就有了投資的潛力、投資的機會，收入的增加，增加了購買力，所以繁榮靠繁榮支撐。第四句話，和諧靠和諧積累，和諧從自己做起、從身邊做起、從社區做起、從家庭做起。我相信，社會和諧紅利將是我們最大的制度紅利。
（本文系作者在第十三屆中國經濟論壇的演講，摘自2014年1月3日《中國經濟周刊》。原載《首都企業家》2014年第2期）
新社區正在發生變化
新社區是中國新型城鎮化的三個組成部分之一，而且是新型城鎮化中不可缺少的一個組成部分。有條件的新農村轉變為新社區，是新型城鎮化中一個必經的階段。在新農村基礎上，園林化了，循環經濟化了，公共服務到位了，城鄉社會保障一體化了，再加上由村管會管理改為社區管委會管理了，就完成了由社會主義新農村向新社區的過渡。這時，城鄉二元體制在新社區已經消失，新社區中的居民同城鎮居民一樣享有充分的居民權利。這時，新社區可以正式稱為“新社區”，前面不必再加“農村”或“農民”這兩個字。
但新社區的升級和發展不會到此止步。新社區的建立并不是終點。在民間積極性繼續發展的條件下，新社區將繼續升級，繼續發展。
以前我曾多次指出，中國的新型城鎮化體現了中國經濟雙重轉型的特征。中國經濟的雙重轉型是指：這種轉型既是“發展轉型”，又是“體制轉型”。“發展轉型”意味著中國從農業社會過渡到工業社會。“體制轉型”意味著中國由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過渡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自從1979年中國實行改革以來，“發展轉型”和“體制轉型”在中國一直是重疊的。因此，中國的新型城鎮化實現之日，正是上述雙重轉型成功之時。
需要探討的是：下一步，新社區將朝哪個方向繼續升級和發展？
一、新社區中夠條件的將過渡到新城鎮
隨著新社區人口的不斷增加，外來的商人、手工業者、各種自由職業者、服務業的企業和從業者聚居于新社區的也越來越多，新社區中有一些建立城鎮的，完成有可能向新城鎮過渡。這是新社區繼續升級的又一主要步驟。
要知道，這些由新社區轉變而成的新城鎮，同絕大多數原有的城鎮（或稱之為老城鎮）有一個區別，即原有的城鎮(包括老城區）是歷史上經過多年的發展而陸續形成的，而由新農村轉變而成的新社區、再由新社區轉變而成的新城鎮則是新型城鎮化過程中的產物，它們是一場悄悄的“造城造鎮”活動的結果。也就是說，中國現階段正在悄悄地“造城造鎮”，先形成“新社區”，再擴大“新社區”和充實“新社區”，使農村居民遷入“新社區”，讓“新社區”繁榮起來，最終，循著這條道路轉變為新城鎮。這不是人為地靠行政手段、靠長官意志或指令而建立的新城鎮，而是靠市場經濟的力量來開拓發展起來的新城鎮，過去在計劃經濟時代，在一些偏僻的礦區和冶煉企業所在地，也有過“造城造鎮”活動，除了建立礦山礦井和冶煉企業而外，還建立了居民區（職工宿舍區）、服務區（商店、服務業企業事業單位）等。這樣建立的城鎮，雖然也是”造城造鎮“活動的結果，但在很大程度上是靠計劃經濟體制的指令而推進的，這就是它們同新型城鎮化過程中靠市場機制及力量推進的“造城造鎮”活動之間的巨大差別。
但決不是所有的新社區所都會發展成為新城鎮。這是因為，新社區所處的位置是不是適宜將來發展新城鎮，新社區有沒有一定的產業支撐，否則非農的產業不一定能提供那么多的就業機會，以及新社區不一定有較多的空地和較多的淡水資源供給。如果沒有空地和淡水資源供給，那么它的發展空間有限，發展余地不大，這也就限制了新社區向新城鎮的轉變。
雖然只是一部分新社區有可能轉變為新城鎮，那也是很了不起的成績，這是因為，通過市場經濟力量而推動的“造城造鎮”活動畢竟有了原來意料不到的結果。這再一次證明了新社區之所以有可能朝著新城鎮方向轉變，政府的規劃和社區管理層的指導固然有主要的作用，但不可否認的是民間蘊藏的極大積極性和新社區居民們的創業精神扮演著不可替代的角色。如果沒有這種積極性，沒有創業精神，市場經濟的力量不可能充分顯示出來。“謀事成事均在人”，這句話千真萬確。
總有一些新社區由于種種原因而依然是新社區而未能轉變為新城鎮。這有什么不妥之處呢？沒有。本來它們就是地地道道的農村，后來建立了社會主義新農村，蓋起了新建和擴建的居民樓，后來又漸漸變成了新社區。這已經是重大的變革了。作為新社區，這里已經戶籍一元化了，已經是新城鎮化的三個組成部分之一了。夠條件的可以進一步升級為新城鎮，條件還不太具備的依然是新社區，相比于過去，這個成就是不能抹煞的，因為新社區的農民在戶籍一元化、城鄉社會保障一體化的條件下已經市民化了，這不是社會的進步又是什么？新社區還正在繼續發展，說不定將來某一天轉變為新城鎮的條件成熟了，不是照樣可以轉變為新城鎮嗎？完全可能。
新型城鎮化的實現意味著城鄉二元體制已經結束，作為新社區的居民，權利同城鎮居民一樣，福利待遇比過去強多了，即使某些新社區還未轉變為新城鎮，這又有什么不妥呢？沒有。
二、農民將成為一種職業
未能轉變為新城鎮的新社區，戶籍已經一元化。這里的居民，盡管過去長時間內是農村戶籍，但在新型城鎮化推進過程中已成為城鎮居民，權利同城鎮居民一樣。他們中的務農者，依然是農民。在戶籍一元化后，城鄉社會保障一體化后，農民成為一種職業，而不再代表一種身份。從身份上說，他們都是市民。
不僅已經轉變為新城鎮的新社區如此，而且散居于偏遠山村里的居民也是如此。只要他們依舊務農，依舊從事種植業、養殖業、林業、牧業，他們的職業都是農民。農民不再是他們的身份。將來的農民，可能是家庭農場主、家庭林場主、家庭牧場主、家庭漁場主，也可能是給家庭農場、林場、牧場、漁場打工的工人，但由于從事的是農林牧漁業勞動，所以不管他們是不是家住在新社區、新城鎮或原有的城鎮，也不管他們是不是散居于偏遠的山村里，他們的職業都是農民。
根據中國的國情，以務農為職業的農民及其家屬子女，在城鎮化完成或接近完成的時候，他們合起來大約占總人口的20%左右。這就是接近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00年之時中國的人口按職業的分布情況。簡單地說，到那時，以務農為職業的人口約占全國人口的20%。由于這些農民中有一部分住在老城區、新城區和新社區，所以按常住人口計算，中國的城鎮化率大約在80%以上。
再往后看，城鎮化率還會發生什么樣變化？現在還很難說。我們只能做一些推測，從事農林牧漁業的人員（包括家庭農場主、林場主、牧場主、漁場主及其家屬子女，以及這些農村牧漁場所雇用的工人及其家屬子女）變化不會很大，可能仍占全國人口的20%，或略低一些，而城鎮化率則可能也在80%左右，但不會高出許多，因為到那時，會有一些家庭愿意住在鄉間，他們認為鄉居生活可能比在老城區、新城區、新社區中生活要清潔些、安靜些、舒適些。這意味著“反城市化”傾向在中國同樣會顯示出來。雖然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偏好和生活方式，對于年輕一代、更年輕一代的情況我們很難有把握地預測，但愛清潔、安靜、舒適的生活環境，可能是人之常情，帶有普遍性。
三、走向雙向的城鄉一體化
最后，我正想探討一下城鄉一體化的走勢。
在西方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城鄉一體化都是雙向的，這里所說的雙向城鄉一體化是指：住在農村的人，可以進城投資，建工廠、開商店、辦手工業工場或作坊，做雇工，他們也可以在城里購房、租房、建房，也可以在城里安家落戶；同時，住在城里的人，可以到農村去投資，購地、租地、辦農場和牧場，可以在農村購房、租房、建房，也可以在農村安家落戶，過著清閑的生活。將來在法律上、政策上這些都不會有障礙。然而迄今為止，在中國只存在單向的城鄉一體化，即只有農村居民遷入城鎮的可能，而禁止、限制城鎮居民到農村去購房、建房、租地、購地、辦農場、充當家庭農場主等等。
那么，在新型城鎮化推進過程中，中國的單向城鄉一體化的情況會有所改變嗎？中國會從單向的城鄉一體化轉變為雙向的城鄉一體化嗎？我們有必要從中國的國情出發來探討這個問題。
當前，關于雙向城鄉一體化的難點，不在于由農村遷往城鎮這一環節，而在于由城鎮遷往農村這一環節。原因是中國存在著城鄉二元體制，農村的土地在集體所有制的前提下實行了家庭承包經營制和宅基地使用制，承包地和宅基地都是按農戶計算的，即“一戶一塊承包地”和“一戶一塊宅基地”，農村地少人多，城里人要在鄉下買地是絕對不容許的，要種地或建房，首先遇到的問題是地從何而來。農民既不能把地賣給城里人，連宅基地上自建的房屋也不準賣，這被稱做“小產權房”。城里人既然不是本地農村戶籍的人，憑什么到農村里來分得土地呢？這個問題不解決，還談什么雙向城鄉一體化？
城鎮化推行后，能解決城里人下鄉購地或購房的難題嗎？看來仍無法解決，因為城里人無權分享農村的承包地和宅基地，私下買賣土地和房屋是違法的。然而，從發展趨勢上看，城里人下鄉的種地和住房有可能以變通方式處理，這在某些地方已經在悄悄的進行了。比如說，采取的是租地、借地的做法和租房、“暗賣明不賣”住房，甚至“抵押房屋，長期不贖”的做法。這些做法至少暫時不會出問題，至于將來怎么辦，那就只好靜觀其變了。供求雙方都在觀望之中，雙方都希望這方面的政策有所調整。長期的變化現在還不能預測，而從近期看，禁止私下把承包地或宅基地公開出售給城里人的行為雖然不會改變，但出租或轉包承包地或宅基地的做法可能有所松動，于是雙向城鄉一體化有可能在某些地方被試行，而“小產權房”的租賃或抵押的行為也有可能在某些地方被允許。
應當承認，適當地、有分寸地調整承包地、宅基地和“小產權房”的流轉政策，對城鎮或對農村未必不是一項有利于資源有效配置的好事，可以吸引民間資本投入農林牧漁業，也有利于調動民間振興農林牧漁業的積極性。經濟生活中要正確處理的一個主要問題是興利除弊。怎樣除弊防弊？可以采取嚴格的審查制度和準入制度，以防止借雙向城鄉一體化之名而行投機、壟斷，爭取暴利和侵害農民權益之實。
后代人會比這一代人更加聰明，更有智慧，我們何必為他們在這些問題上絞盡腦汁，為他們操心呢？
（在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研究生班關于城鎮化的研討會上的發言，2014年4月）
江西南昌五星墾殖場體制改革的探討
一、從北京大學江西分校舊址陳列館說起
鯉魚洲是江西鄱陽湖西南湖畔的一片墾殖區，屬南昌縣管轄，在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辟為“五七干校”之前，是原江西生產建設兵團九團所在地。
1969年7月，為響應毛主席“五七指示”精神，北京大學軍宣隊、工宣隊派出先遣人員在江西考察，準備選擇合適的地點作為“五七干校”。清華大學的軍宣隊、工宣隊也派出了先遣人員進行“五七干校”的選址工作。兩校都同意在江西南昌縣的鯉魚洲建立農場，作為“五七干校”。北京大學大約1500名教職員工于1969年10月乘火車由北京到達南昌市，再乘船在鯉魚洲堤岸登陸，從此開始了長達兩年的農墾勞動與生活。清華大學下放江西的教職員工也同時到達鯉魚洲。這樣，鯉魚洲這塊面積達55平方公里的農墾區，由江西生產建設兵團九團、清華大學“五七干校”（后改稱清華大學江西分校）、北京大學“五七干校”（后改稱北京大學江西分校）三家共同從事農墾活動。一年以后，清華大學和北京大學都招收了工農兵學員，他們都在鯉魚洲農場邊勞動，邊學習。根據統計資料，北京大學江西分校教職員工有1500人（在1971年9～10月間分批返回北京大學前），教職員工、工農兵學員（400多人），再加上家屬（包括中小學生、幼兒）一起，大約超過2300人。在我認識的死在鯉魚洲的同事中，有心理學系桑燦南教授等人，他們永遠留在鯉魚洲荒涼的土地上。
從1971年到今天，已經43年。今天我們參觀當年勞動過的地方，感慨萬千，尤其是參觀至今仍保存下來的幾處遺址，更是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感受。大倉庫是當初剛修建的磚瓦建筑，現在仍在。記得1969年10月份我們剛踏上鯉魚洲時，這里是臨時集體宿舍，所有男性（不僅包括男性教職員工，還包括跟隨下放而來的中小學生中的男生），全住在大倉庫里。整個大倉庫內擺放了雙層床，并排排列，上下都是大通鋪，而不是一人一個床位，大體上兩個床位睡三個人。夜間起來上廁所，摸著找自己的鞋，怎么也找不著，只好隨便找一雙合腳的，穿上后直奔廁所。吃早飯、晚飯時，炊事員把大桶稀粥、大筐饅頭放到倉庫大門外，每人一碗稀粥、兩個饅頭、兩片咸蘿卜，就地吃完，然而就上工了。在大倉庫里睡了4個月，等到各個連隊（系的編制取消了，都改為連隊）自建的茅草棚蓋好了，我們才一個連一個連地搬出大倉庫，住到本連隊自建的茅草棚去。大倉庫空出來以后，就成了堆滿早稻、中稻、晚稻的地方。往事如昨，今天重回鯉魚洲，看到大倉庫仍完好地留在原處，真有說不出的感受。這是因為，大倉庫里面住得盡管非常擁擠，但屋頂上鋪的是瓦，不漏雨。外面下大雨，倉庫里的人仍可以睡一個好覺。而搬出大倉庫，搬到各連自建的茅草棚以后，屋頂全是稻草，沒有不漏雨的。外面下雨，屋里漏雨，半夜起床，忙著用塑料桶、臉盆接雨水，甚至在床上再加一層塑料布再入睡，以免把被褥打濕。
當年的茅草棚有好多座，這次回鯉魚洲，四處尋找，相隔40多年了，茅草棚早已拆光，沒有留下任何茅草棚。那么，除了大倉庫以外，北京大學江西分校還留下什么遺址呢？只有當初軍宣隊、工宣隊辦公和住宿用的一排磚瓦平房。那是北大分校黨委和指揮部所在地，一般教職員工是進不去的。現在用做“北京大學江西分校舊列陳列館”。陳列館內墻上掛了一些當年拍攝的照片，還有工具、炊具、床板等舊物，書柜里裝了一些當年用于教職員工學習的毛主席著作和《毛主席語錄》等等。
我們在舊址陳列館內參觀時，桌子上已經鋪好一張宣紙，筆墨硯臺也擺好了，請我這位當年在這里勞動兩年的北大人題詞。觸景生情，畢竟已過去40多年了，當初在這里，我剛好40歲，如今已84歲了。我站在桌前，寫下七個字：“事非親歷不知難”。的確如此，不是親歷其境，不知勞動的艱辛、創業的艱難和生活的艱苦。這是我人生中永遠不會忘卻的一段經歷。一想那時跟著家長一起到過鯉魚洲的幼兒（大約200多人），如今已經40多歲或50多歲了，有的也退休了。鯉魚洲，還是同40多年前一樣，靜靜地躺在鄱陽湖畔。
二、為什么改革開放這30多年以來鯉魚洲變化不大
1972年10月，北京大學江西分校，清華大學江西分校的師生撤回北京后，分校的建制也就取消了。江西生產建設兵團接管了北大江西分校、清華江西分校的草棚和稻田。生產建設兵團哪有這么多勞動力來從事墾殖呢？鯉魚洲成為江西省接收下放知青最多的農墾單位，其中有上海知青3600多人、南昌市知青3400多人。“文革”結束之后，在這里勞動的上海知青、南昌知青，陸續返回原籍，有些考取了大學，有些進了工廠，還有些被行政部門錄用。但大片農田、草地不能沒有勞動力來墾殖，于是鯉魚洲成為附近農民向往的地方。農民移民來到這里之后，安了家，妻兒老小也就搬來了。原來北大、清華教職員工所建的大草棚不適合一家一戶農民居住，他們蓋起了磚瓦房，一家一套，雖然簡陋狹小，但還能一戶住在一起。舊的大草棚，陸續拆掉了。
江西生產建設兵團第九團的建制取消了，所轄55平方公里的墾殖范圍的鯉魚洲，成立了國營五星墾殖場，實行“場帶村”的體制，遷移到鯉魚洲來的幾千戶農民，仍保留村的建制，但又統歸墾殖場管理，墾殖場則由南昌市農墾辦管轄。所有制是單一的，即國有國營。
實際上，在國有國營體制之下，南昌市農墾辦的資金是不足的，無法使經濟進一步發展，而且管理仍按照國有農場的原有方式，不能調動農戶的積極性。墾殖區內的人口不斷增長，資金有限，農戶的積極性調動不起來，行政指揮不靈。這么長的時間內，特別是改革開放以后這么長的時間內農民們還是貧困，再加上青壯年農民為了掙得較多收入，紛紛外出打工去了，村子里主要是老弱婦孺，再好的建設規劃也實施不了，墾殖場干部著急，村干部著急，農戶著急，連主管機構農墾辦也著急。這樣拖下去，出路何在？這么多年鯉魚洲變化為什么不大，根源何在？我們在鯉魚洲考察時，同行的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的委員和專家們的一致意見是：體制不順，必須從體制改革著手。
三、走混合所有制道路
在鯉魚洲上，同江西省政協、南昌市政協、南昌市農墾辦、五星墾殖場的領導開了一個座談會，主要是研究怎樣使鯉魚洲這一大片豐饒的土地擺脫原有的體制束縛，跟上全國的改革發展的腳步，把資源的潛力發揮出來。
在座的都提出要把五星墾殖場改造為混合所有制企業，但究竟怎樣改革，并沒有明確的想法。大家希望我講講有關混合所有制經濟如何推進的建議。盛情難卻，我談了以下六點建議，供江西省和南昌市參考：
1混合所有制企業應當是一個獨立的市場主體，而不能再設一個主管機構對這個企業進行行政管理或干預。否則，企業就不可能成為真正的企業，成為一個有活力的企業，在這種情況下，只能是虛有其名，混合所有制經濟的優勢（機制靈活，自主經營，適應市場變化而不斷調整自己的策略等等）不可能顯現出來。
2投資主體多元化只不過是走上混合所有制企業道路的第一步。關鍵是要建立完善的公司法人治理機構，并正常發揮作用。公司法人治理機構包括：股東會、董事會、監事會等機構，要按時開會，發揮作用，還包括總經理的聘任制、任期制和責任制的實施。混合所有制企業依法建立上述各種機構后，所做出的決議要切實實施，任何個人不能違背，更不能置公司法人治理機構于不顧而由農墾當局獨斷獨行。
3從原來的國有墾殖場改制為混合所有制公司之后，國有股可以逐步通過減持、轉讓、交換股份等方式從股權存量方面改變股權結構，也可以通過吸納其他國家控股的企業投資，或通過吸納民間資本的進入，包括吸納民營企業的參股，甚至控股。這就是以股權增量的方式對股權機構的改變。要知道，當鯉魚洲上的墾殖場轉為混合所有制時，很可能成為“一股獨大”的格局。這是很難避免的。理由是：國有墾殖場既然是國家獨資，國有股不可能迅速減少，所以國家絕對控股于改制為混合所有制的企業是極有可能的。要是這樣，“國有股一股獨大”的格局難以避免，這將十分不利于混合所有制農墾企業的經營和發展，甚至連民營企業投資者也不前來參股。根據上述情況，比較合乎理想的改制為混合所有制企業的墾殖場最好是形成“相對控股均衡”的股權機構，具體地說，就是如下的格局：由幾家相對控股的企業（包括國有農場、另一家國有企業，再加上一兩家民營企業），各自持股20%左右，彼此處于相對控股而又實力相當的位置，董事會的董事由幾家較大投資方出任，有問題拿到董事會會議上討論，經過認真討論，既可以避免某一家投資者說了算的情況，而且彼此的利益可以協商，彼此都為這家混合所有制企業的長遠利益著想而不致被短期利益所蒙蔽。
4關于職工持股制，應當認識到，在五星墾殖場的現實情況下，可以有特殊的處理方式，這就是：可以鼓勵農民在土地確權的基礎上，不妨采取農民以承包土地入股的方式進行。一來，這是農民樂意從事的一種形式，二來，據目前掌握的資料看，五星墾殖場的土地中，國有土地大約占80%，集體所有土地大約占20%，這些原來屬于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是實行承包制的。因此，在改制為混合所有制企業的、原有的國有土地可以轉為國有股，原有的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如果實行的是承包制，可以相應地折合為承包者個人的股權；如果實行的是集體經營而沒有落實到承包者個人身上，可以根據村并入墾殖場時的情況，把它們折算為農民的個人股。這樣，就可以使土地存量得到較清晰的股權界定。但這依然不同于一般混合所有制的職工持股制。至于今后如何在墾殖場的范圍內實行職工持股制，可以放在以后再研究、推行。
5農村人口的戶籍更改，應當隨著墾殖場向混合所有制企業的轉變和城鄉社會保障一體化的逐步推進而妥善解決。等條件成熟后，可以采取“分區推進”的模式實施。不要單純追求城鎮化率，而要致力于社區內生活服務設施的建設、城鄉社會保障一體化的推進，以及社區管理方式的完善。重點在于人們生活質量的提高。戶口一元化對于墾殖場范圍的居民來說，是“水到渠成”的事情。至于居民住房條件的改善，需要跟隨新的混合所有制企業的發展而逐步實現。
6根據目前的調查資料，五星墾殖場的占地達55平方公里，其中有不少荒地、半荒地，預計可復墾的土地達10萬畝以上。再加上已經墾殖的土地，在新的混合所有制企業體制下，一個至為重要的問題是有必要制定新的規劃。哪些地方適合于種植水稻，哪些地方適合于建設果園、養牛養羊養雞養鴨，還有哪些地方適合于養魚養蝦，都應根據土質、水質和交通情況做出規劃。民間資本、其他企業的國有資本如何參與新建混合所有制企業的發展、建設，也應當先有統籌規劃，然后逐步落實。在我們考察期間，一些全國政協委員是民營企業家，他們有豐富經驗，他們就說：關鍵在于土地的利用率低，沒有規模經濟，這等于資源閑置或資源浪費。這句話值得墾殖場的干部們深思。要知道，資源配置效率和生產效率同樣主要，缺一不可。但從盤活國有資本的角度看，不僅要進一步調動墾殖場的職工或承包土地經營的農民們的積極性。著力提高生產效率，更主要的拓寬各級干部，包括墾殖場干部的視野，使他們懂得提高資源配置效率的深刻意義。通過改革，能把墾殖場轄區55平方公里土地、資源盤活，這是眼下最迫切的措施。一個新的鯉魚洲將由此出現在鄱陽湖岸邊。
（在考察江西南昌縣五星墾殖場時的講話，2014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