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續環境系列：自然保育

地球之維生系統自從歷史記載有人類出現以來，在20世紀初迄今的最後一百年時期裡，都比任何時期的變化都更為劇烈，此乃肇因於全球人類人口的增加、科技的日新月異，以及對地球環境資源破壞與消耗有增無減，且人類對地球的資源開發活動，也因科技的進步而造成自然環境的快速變化，然而這種環境變化，也影響了人類社會的發展。
本書即討論自然資源保育管理與永續發展，分別闡述永續發展與地景資源、生物資源與生態系統，及其保育管理之密不可分的關係，從而說明在自然與人的互動過程中，應以長期之社會生態系恢復力、生態與社會脆弱性以及適應能力為基礎，以達成永續性與自然保育的最終目標－人類福祉。

張長義
國立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名譽教授

林俊全
國立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教授

金恒鑣
珍古德教育暨保育協會理事長

夏禹九
國立東華大學環境學院院長

推薦人
吳思華 教育部長
蔣本基 國立臺灣大學環境工程學研究所教授
林慶隆 國家教育研究院編譯發展中心主任
※推薦文
教育部長序
全球氣候變遷已是我們面對永續發展的挑戰，亦是人類須嚴正面對的難題，在日趨嚴重的地球暖化現象，以及能源危機問題逐漸浮現後，環境保護與節能減碳，已成為地球村公民共同努力的目標。而《永續發展教育系列叢書》之出版，即是因應100年6月5日環境教育法施行後，我國將環境教育列為重要教育議題之一，以培養具有環境意識與素養的公民，希透過教育方式為永續發展做出貢獻。

本叢書內容分為「永續環境」、「永續經濟」及「永續社會」三系列，其中永續環境系列包括《自然保育》、《公害與防治》、《氣候變遷與災害防救》及《環境與資源管理》等4冊；永續經濟系列包括《綠色產業》、《清潔生產》及《綠色所得與綠色消費》等3冊；永續社會系列包括《文化保存》、《社會正義與社區參與》及《人口與健康》等3冊。合計有10冊。由本部補助，國家教育研究院結合五十多位學者專家歷時兩年餘編著而成，再經由審查通過後出版，是國內第一套為大專校院永續發展教育課程與教學編著的專書。希望讓我國成為繼美國、日本、韓國、巴西之後，躋身少數將環境教育立法與落實教育政策的國家，揭示政府推動環境教育的用心與盡力，透過永續發展教育促進民眾主動積極瞭解人與人、人與自然，以及人與社會之相互關係，培養永續發展之知識、態度、技能、價值與倫理觀，進而產生對永續發展負責任的行為模式，以具體行動解決或避免問題，達到環境、經濟及社會的永續發展。

永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教育內容關切環境與生態、環境問題以及其對人類社會文化的影響、瞭解日常生活中的環保行動、洞悉環境正義與世代永續公平發展、認識環境與經濟關係、環境法規與政策、國際環境公約與環保組織等等，係一個横跨環境、經濟以及社會學門的跨域整合的新領域，所需專長遍布各科系，除一般環境議題外，更擴及綠色產業、清潔生產、綠色消費、文化保存、人口與健康等前瞻性議題，涵蓋永續發展各面向，目前坊間並無一套適合大專校院學生使用的書籍，本叢書的出版正符合當前需求，相信對我國永續發展教育的推動，必能發揮很大的助益。

最後，本套書能如期如質付梓，感謝編著者、審查者、本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同仁、國家教育研究院同仁及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等的努力及貢獻。
 

第一章　自然與人互動
第一節　環境治理之變革
第二節　環境治理之變革
第三節　永續之環境管理

第二章　地景多樣性
第一節　地景的特性與形塑地景的背景
第二節　地景的多樣性
第三節　地景的保育

第三章　生物多樣性
第一節　生物多樣性的科學本質
第三節　生物多樣性的喪失
第三節　生物多樣性的喪失
第四節　生物多樣性的保育
第五節　生物文化多樣性與生物多樣性保育
第六節　生物多樣性的價值

第四章　生態系統
第一節　指令與控制式經營的病徵
第二節　複雜系統的動態與不確定特性
第三節　調適循環
第四節　尺度概念
第五節　調適性的共同經營管理

第五章　臺灣環境特色與自然保育
第一節　臺灣環境特色
第二節　臺灣自然地理分區
第三節　臺灣之自然保育

第六章　自然資源保育管理與永續發展
第一節　地景資源保育管理與永續發展
第二節　生物資源之保育管理與永續發展
第三節　生態系統之保育管理與永續發展

結語
參考文獻

全世界當今正在經歷一場史無前例的轉變，地球的維生系統自有人類歷史以來的最後一百年（20世紀初）以來，比任何時期的改變更加迅速，此乃肇因於全球人類對地球環境資源的開發活動有增無已，造成自然環境的快速變化，此種變化也回過頭來影響人類社會的發展。晚近地球暖化的事實，造成全球環境的變遷，兩極冰帽的溶解，全球海平面的上升，造成對低地國家與島嶼國家的恐慌；地球平均氣候比500年來任何時段皆溫暖，其部份原因肇因於大氣層中積累的二氧化碳的增量，而增量的原因乃是燃燒化石燃料釋放出來的，此皆是人類日愈密集地從事經濟開發、政治、軍事與社會活動造成的結果，如果人類在此轉捩點上不積極反思而有所作為，全球將陷入萬劫不復的災變景況，末日之景象將可預期。
本章即由自然與人的互動為題為本書鋪陳為何需要自然保育，為何需要以自然保育為基礎來思考一個新的自然資源治理的理念，並提供一個奠基於人類福祉的自然生態系統治理架構。茲以環境治理之變革與永續之環境管理兩個面向分別闡述自然與人互動關係的變遷與地球發育至今人與自然生態系統已深具唇齒相依之密切關係。
第一節　環境治理之變革
一、人地關係研究之學科傳統
（一）早期的人地研究觀點
自然與人（Nature and Human relation）早從十八世紀就為環境研究相關學者所關心的研究領域，主要想探究人類活動與自然環境之間的互動關係，如此的人類與環境互動相關議題，更是百年來地理學最主要的研究方向之一。同時，自然與人關係的研究傳統亦為地理學中對自然資源相關議題著墨最多的研究領域，Pattison（1964）在The four traditions of geography一文中，將人與自然（土地）關係列為地理學四大研究傳統之一，並肯定地理學未來在自然資源利用與保育（resource use and conservation）方面的可能性，更將自然與人關係的研究視為和其他自然或社會科學領域間最重要的畫分特色。
自然與人關係相關的思想與討論起源很早，但較為系統性地被學者們討論可回溯至十九世紀中後期源於歐洲學界的環境決定論（determinism）。早期的觀點認為，人類的一切活動與發展都是受制於自然環境，側重自然環境對人類系統之影響與控制，人類生活於自然環境中是屬於被動受制的一方（Holt-Jensen, 1999）。爾後，有許多不認同環境決定論的看法出現，其中包括了環境對人類的影響力量其實並非真正源自於環境，而是人類自己的力量所致等質疑。
至二十世紀初期至中期，有學者修正環境決定論中自然環境單方面對人類造成限制的思想，在不全然否定自然環境有一定影響與限制的前提下，強調人類在自然環境中是具有主動自由選擇的能力，發展出可能論（possibilism）的觀點。可能論思想的學者秉持著「自然環境提供許多種不同的發展可能，但由人類因時代、社會等之不同而在利用上做選擇與決定」的想法，進而認為地理學者的使命即為在自然環境一定的影響限度之下，幫助人類從中做最佳的選擇，與自然環境合作共存，而非消極的遷就或粗暴的抵抗（Holt-Jensen, 1999; Johnston and Sidaway, 2004）。另一方面，也發展出和可能論相似的或然論（probabilism）論點，其與可能論最大的差異在於，或然論認為不同地方的自然環境提供給人類做選擇的機會與限制並非相同，此思想將人地關係視為或然而非絕，與環境決定論相比較具彈性，但和可能論相比，他較承認自然環境對於人類活動或人類系統的影響力量（施添福，1980）。綜言之，或然論和可能論皆認為，自然與人關係／人與環境之間的互動是非常複雜的，無法以單向的影響或是受制等概念一言以蔽之。
（二）生態學概念與系統分析引入自然與人關係
二十世紀初期之後，學界對自然與人關係的研究開始出現許多不同學派的聲音，在眾多思想概念中，1922年H. H. Barrows於美國地理學家學會（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主席就職演說時特別強調自然與人關係研究在地理學中的重要性，研究上應從人類對自然環境的調適（adjustment）切入，其觀點介於環境決定論與可能論，認為人地關係之重點不是在環境對人類的控制（Mitchell, 1989）。Barrows並於隔年以Geography as human ecology為題，將其觀點寫成文章發表於美國地理學會會刊（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明確指出地理學為「運用生態學觀點研究人和自然關係的人類生態學（human ecology）」（Barrows, 1923）。當時，其他不同角度討論自然與人關係的學術思想，例如，Carl Sauer最早於1925年，討論人類作用於自然環境而將之轉化為文化地景（cultural landscape）的觀點、或從區域研究（regional studies）的內涵談論各區域之自然與人的關係（Holt-Jensen, 1999）。
Barrows成為將生態學觀點引介入地理學領域的學者。生態學觀點並不加以區分人類與自然環境，而是將人與環境放在一個整體的分析系統內討論。因此，Barrows認為地理學的自然與人的關係研究，即為在一區域內以人類生態為核心，進一步探討人類分布、活動、資源利用等與自然環境之間的關係。至二十世紀中期之後，這樣的觀點引發了後續學者的進一步研究，例如Gilbert White的災害識覺研究，從人類面對自然災害時的調適來看人與自然環境的關係（Mitchell, 1989），討論人如何去適應環境變動，人類如何在自然災害後作調適，爾後成為脆弱性（vulnerability）研究的基礎。1960到70年代地理學行為革命的學者們，也承襲了人類生態學的觀點，嘗試從人的內在或行為去瞭解地表環境事物，透過環境識覺（perception）與行為取徑（behavioral approach），以人類對自然環境之內在識覺及調適來討論人類系統與環境系統之間的互動關係（張長義，1977）。
生態學的概念引入地理學後，促使地理學界將自然環境與人類社會視為一個系統的整體來討論，逐漸消弭早期自然與人關係研究中「自然」與「人文」二元論的對立，同時也因為生態學的學科特性，引進了系統分析（system analysis）的觀點與方法至地理學（Holmes and Wolman, 2001）。於是，地理學雖然是以研究人類生態系統為主，但卻與自然環境系統息息相關，而有學者指出地理學應以生態系統為架構做為分析自然與人的關係的研究架構，同時因為生態系統是一元的，所以在分析人類與自然環境關係時必須將兩者至於同一系統中來分析。
生態學的理論與觀點因為能適度消弭地理學傳統上討論自然與人關係時人類與自然環境二元的問題，而受地理學者的注意，同時，也帶進了系統分析方法，適度解決了傳統討論人地關係時較不具體的困境。然而，二十世紀後期，生態學概念在地理學領域之發展除了在農業系統及土地利用領域有所進展之外，其他應用相對較慢，一方面因為生態學發展1970年以後對於科學的確定與穩定思維模式的改變，從學科早期的自然平衡世界觀轉換到認為干擾及變動的複雜非線性關係才是生態系統的本質（夏禹九、林佩蓉，2011）；另一方面，王洪文（1991）認為原因為地理學者傳統上受空間分析方法的訓練與影響，因此對於生態分析方法尚未有深刻著墨，其次為因為生態研究將自然環境與人類視為一整體的觀點，使得分析上非常複雜且龐大，最後，因為生態學研究的空間尺度較小而當時地理學著重於大區域的課題，這些生態學學科本身認識論的轉變以及其與地理學研究之間在方法上的發展限制，而使得生態學概念在地理學人地研究至1990年代缺乏顯著的學術進展。綜言之，地理學對自然與人關係的研究已從早期人與環境二元的研究取徑，演進至二十世紀後期企圖以整合的系統視角來處理，但這樣的取徑在地理學學術發展進程上並未受太多重視也未有顯著突破。直至2000年後以來，因全球氣候暖化與環境變遷等大尺度環境議題使人類安全遭受威脅，而使當代社會日趨重視環境議題，自然與人關係/人類與自然環境的議題才又重新受重視，再加上研究方法的演進以及技術的發展（例如，地理資訊系統以及遙測，電腦運算等），自然與人關係的複雜系統才逐漸有學術與實務上之進展，而發展出耦合的人類與環境系統（coupled human-environment system）以及社會—生態系統（social-ecological system, SES）等理論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