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民如何變成屠夫（簡體書）

本書是二戰大屠殺研究中的重要著作。作者通過資料拼合1941年波蘭發生的大屠殺事件，研究屠殺執行者的心理，力圖用社會學的各種理論解釋普通人參與屠殺普通人的原因

[美]克里斯多夫•白朗寧，太平洋路德大學歷史教授，猶太人大屠殺研究專家，耶路撒冷猶太人大屠殺紀念館官方大屠殺史（二十四卷）作者之一。

編輯推薦
當平庸之惡、權威人格、權力實驗都無法解釋普通人的作惡動因，

我們是否該正視人性中的罪惡。

耶魯大學公開課“歐洲文明”推薦書目

出色地對人類行為的探照，讓人毛骨悚然……研究非常嚴謹……為大屠殺研究作出了重要貢獻。——安德魯•納戈爾斯基，《新聞週刊》

難以想像的一本重要著作，毫無爭議地傳達出我們無法想像的東西。——邁克•多利斯，《芝加哥論壇報》

不僅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了大屠殺的成因，更讓我們認識到，在心理上人們是如何從一個個普通人，積極參與到人類歷史上最為髮指的獸行中去的。——《紐約時報書評》

序言

1942年3月中旬，猶太大屠殺受害者中，75%～80%的人尚在人世，20%~25%已經遇害。僅僅11個月後，即1943年2月中旬，存活者和遇難者的比例便精確地對調了。位於大屠殺核心的，是一場短暫但激烈的大規模殺戮行動，行動的重心是波蘭。儘管兩年半來經歷艱辛、貧困和恐怖的迫害，但直到1942年3月，波蘭主要的猶太人社區並沒有垮掉。11個月後，卻只剩下為數不多的殘存者在貧民窟和勞動集中營中勉強維生。簡而言之，德國對波蘭猶太人的攻擊並不是在較長的時間內逐步實施的漸進行動，而是一場動員大量突擊部隊，真正堪稱“閃電戰”的大規模攻勢。這一攻勢展開時，正值德國在蘇聯泥足深陷之際：淩厲刺入克裡米亞和高加索的德國軍隊，在斯大林格勒潰敗。

德國1942年的攻勢最終難免敗局，但其針對猶太人——特別是波蘭猶太人的閃電戰，並沒有失敗。我們早已熟知，波蘭的主要猶太人區，特別是華沙和羅茲市（Lód?）猶太居民是如何遭到屠殺的。然而，絕大部分猶太人居住在小城鎮。這些城鎮的人口中，猶太居民的比例通常都超過30%，有些地方甚至達到80%～90%。德國人是怎樣對如此龐大的猶太人口實施屠殺行動的？在影響戰局的關鍵一年，他們又如何組織到大規模屠殺所需的人力？死亡集中營的工作人員數量其實極少，而在清除規模更小的猶太人區，圍捕、驅逐或射殺中投入的人力，則甚為可觀。

對這些問題的追問，促使我前往德國斯圖加特市附近的路德維希堡（Ludwigsburg），負責調查納粹罪行的官方機構德國納粹黨人犯罪調查中央辦公室（Zentrale Stelle der Landesjustizverwaltungen）就坐落於此。這裡卷帙浩繁，保存著關於納粹罪行審判的所有起訴書和判決書。我就是在查閱這些資料時，第一次見到了針對一支德國治安警察部隊——後備員警一〇一營的起訴書。

雖然我研究大屠殺的檔案資料和法庭記錄已近二十年，但這份起訴書依舊令我震撼和不安。在此之前，我從未想到，事件的發展能夠如此戲劇性地引發抉擇問題，作惡者——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竟如此公開地討論抉擇問題；我也從未見過，駭人的大屠殺罪行和一張張行兇者的面孔之間會形成如此殘酷的對比。

起訴書大量逐字逐句地引用了審判前對一〇一營員警的調查報告內容，由此可以立即判斷出，這起案件證詞的豐富程度非同尋常。此外，這些證詞流露出“坦白”和“直率”之感 ，而與之類似的法庭記錄中，則充斥著不在場證明和洗刷罪行的謊言。德國最堅定、最勤勉的納粹罪行起訴者之一漢堡檢察院（Staatsanwaltschaft）對後備員警一〇一營的調查和起訴耗時十年（1962—1972），至今仍保管著與此案相關的法庭記錄。我獲得許可查閱了這些記錄。

絕大多數納粹屠殺部隊的成員名單只得以部分復原，與此截然不同的是，後備員警一〇一營的人員名冊完整無缺。1942年6月，一〇一營全員近500人被派赴波蘭。由於大部分隊員來自漢堡，並且在調查時仍然居住在此，因此，我得以研究了其中210人的審訊。審訊資料為一〇一營成員的年齡、是否為納粹黨員、是否為黨衛軍成員、社會背景等問題提供了富有代表性的統計結果。此外，大約125份證詞真實描述了一〇一營的詳細情況，分析了這支屠殺部隊的內部動態。

總而言之，大屠殺最根本的原因是身為個體的人類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大規模殺害其他人。草根階層的行兇者成為“職業殺手”。歷史學家在試圖書寫這樣一群人時，會遇到數不盡的困難，其中之一便是資料匱乏。與前往蘇聯的大多數屠殺部隊不同，在後備員警一〇一營的案例中，當時的檔案極為稀少，並且沒有一份材料明確地記述屠殺行動。一些猶太倖存者的記敘還原了一〇一營在某些城鎮執行任務的時間，以及各類行動的強度。在猶太人區和集中營，犯罪者和受害者可能有長時間的接觸，倖存者的證詞使我們對主要兇手有所瞭解。然而，對於後備員警一〇一營這樣的流動部隊，我們幾乎無法從倖存者的證詞中獲得資訊。陌生人抵達，殺戮，離開。事實上，倖存者們甚至連治安警察特有的綠色制服都沒記住，而這足以使他們判斷出行兇者隸屬何種部隊。

因此，我在寫作時，很大程度上依賴1960年代德國對一〇一營中125名成員的偵訊。同樣一支員警部隊，同樣的經歷，事隔二十多年後，在125名警員記憶中折射出不同的面貌，對於試圖解讀這段歷史並追求確定性的歷史學者而言，這令人感到迷惑、沮喪。125名員警，每個人都曾扮演與眾不同的角色，所見所為也千差萬別。每個人都壓抑或遺忘了對一〇一營某段歷史的記憶，或以自己的方式重塑了這段經歷。因此，審訊不可避免地展現出令人困惑不解的各種視角和回憶。多少有些荒謬的是，我甚至會產生一種幻覺：一〇一營究竟發生過什麼，單獨一名成員巨細靡遺的追憶比125個人的敘述更能提供準確的答案。

除了相互矛盾的記憶和視角，一〇一營成員提供證詞時的環境也帶來了干擾。簡單地說，有些人因為懼怕據實供述後將面臨的法律後果而故意說謊。所以，在壓抑和扭曲的記憶之外，虛偽的謊言也塑造了證人的敘述。還有，審訊者提出的問題，是為了收集特定人員可訴罪行的具體證據，而不是系統地調查警員們更廣泛的經歷中的主觀感受——這對歷史學家而言很重要，但對律師則不那麼重要。

與採用多方消息來源時一樣，我需要查證和篩選這些陳述和觀點，評估每份證詞的可信度。很多證詞都有部分乃至全部內容無法採用，因為我接受了與之矛盾的說法。絕大部分情況下，我的判斷是清晰、明確的，但有時做出這樣的判斷並不容易。雖然我竭盡全力保持警覺，但毫無疑問，我也曾下意識地做出過純粹出於本能的判斷。其他歷史學家在研究這些材料時，可能會以不同的方式重新講述這些事件。

最近幾十年，史學界愈發關注“自下而上”地看歷史，挖掘重述在高層政治和精英文化支配的歷史中，長期被忽視的大眾經歷。特別是在德國，這一潮流通過“深度描寫”普通人共同經歷的“日常生活史”（Alltagsgeschichte）達到高潮。然而，當運用這一方法分析第三帝國時，它被有些人批評為一種逃避手段，一種將注意力從納粹恐怖的種族屠殺政策轉移到相對而言未被擾亂的庸常生活的手段。因此，以某一員警營為物件的個案研究或微觀歷史寫作，似乎都會招致一些人的反感。

然而，“日常生活史”作為一種研究方法，本身是中立的。只有它無法顯示納粹政權的刑事政策對日常生活的全面滲透時，這個方法才是逃避，才是試圖使第三帝國“正常化”的粉飾。特別是對於成千上萬從各行各業走向東歐大地的德國佔領軍來說，大屠殺政策不是幾乎沒有在日常生活中激起漣漪的反常特例。正如後備員警一〇一營的案例所展現的，屠戮與日常生活已融為一體，“正常”本身已經成為一種“反常”。

這類研究面臨的另一種反對意見是，在試圖理解這些罪犯的過程中，相伴而來的同情之心。顯然，寫作這一段歷史，必須避免將物件妖魔化。一〇一營中流放、屠殺猶太人的員警，和為數不多拒絕或逃避任務的員警一樣，都是人。我必須承認，如果想最大程度地理解和解釋這兩種人，在同樣的情境下，我既有可能成為兇手，也有可能做逃兵。承認這一點，並不意味著同情。我不能接受的是，認為“解釋就是開脫，理解就是原諒”的陳腐思想。解釋不是辯解，理解也不是原諒。不從人性的角度理解作惡者，不只會令這一項研究徒勞無功，也無從超越對大屠殺犯罪者單一緯度的拙劣描畫。死於納粹之手的法國猶太歷史學家馬克?布洛赫（Marc Bloch）在被殺前不久曾寫到：“歸根結底，只有一個詞，‘理解’，才是歷史研究的指路明燈。”就是本著這一精神，我寫了這本書。

我必須說明，我獲准接觸到審訊資料的條件。德國保護公民隱私的規章法律日益嚴格，過去十年內更是如此，漢堡政府和法庭也不例外。因此，在獲得查閱後備員警一〇一營法庭記錄的許可之前，我必須承諾，不使用當事人的真實姓名。一〇一營營長威廉?特普（Wilhelm Trapp）少校，以及三名連長——沃爾夫岡?霍夫曼（Wolfgang Hoffmann）上尉、朱利斯?沃洛夫（Julius Wohlauf）上尉、哈特維希 ?古納德（Hartwig Gnade）中尉的名字，曾在其他國家的檔案資料中出現，不涉及洩露隱私，因此我使用了他們的真實姓名。本書中出現的其他所有警員姓名，均為化名，並在首次出現時以星號標出。涉及證人的注釋中，證人姓名只簡明地以姓氏首字母和名字標示。儘管在我看來，承諾保密和使用化名不幸地限制了嚴格的歷史準確性，但我認為，這並不會影響這項研究的整體性、真實性和功用。

許多機構和個人為我的研究和本書的寫作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幫助。總檢察長阿爾弗雷德?施特賴姆（Alfred Streim ）准許我查閱了路德維希堡珍貴的德國法庭記錄。高級檢察官海爾格? 蓋比茨（Helge Grabitz）鼓勵我，支持我申請許可查閱漢堡的法庭記錄，並在我於漢堡逗留期間提供了慷慨的幫助。太平洋路德大學（Pacific Lutheran University）為我兩次前往德國查閱資料提供了資金，這兩次訪問促使了這項研究的誕生和完成。亞歷山大?馮?洪堡基金會（The Alexander von Humboldt Foundation）也曾資助我前往德國的研究訪問。大量研究和寫作是在大平洋路德大學的長假中完成的，在此期間，我也得到富布賴特研究基金（Fulbright Research Grant）的資助，訪問了以色列。我還要特別感謝為我訪問德國和以色列提供協助的美國以色列教育基金會（United States－Isreal Educational Foundation）的執行幹事丹尼爾? 克勞斯科普夫（Daniel Krauskopf）。

西北大學的彼得?海耶斯（Peter Hayes）和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的索爾?弗裡德蘭德（Saul Friedlander）組織的會議，為我提供了展示最初研究成果的機會。很多朋友和同事耐心地傾聽我的觀點，為我提供建議和鼓勵，在此我要特別感謝飛利浦?諾德奎斯特（Philip Nordquist）、鄧尼斯?馬丁（Dennis Matin）、奧德莉?歐拉（Audrey Euyler）、羅伯特?霍耶（Robert Hoyer）、伊恩?克肖（Ian Kershaw）、羅伯特?蓋拉特萊（Robert Gel lately）、耶胡達?鮑爾（Yehuda Bauer）、黛娜?波拉特（Dinah Porat）、邁克爾?麥若斯（Michael Marrus）、貝蒂娜?比爾恩（Bettina Birn）、喬治?莫斯（George Mosse）、伊莉莎白?多曼斯基（Elizabeth Domansky）、吉塔?塞裡尼（Gitta Sereny）、卡羅?金茲堡（Carlo Ginzburg）和已故的烏維?亞當（Uwe Adam）。我對勞爾?希爾伯格（Raul Hilberg）心懷感恩。1982年，他喚起了人們對治安警察在最終解決計畫中的罪責的注意，為此後的大屠殺研究設定了新的議題。後來，他親自表達了出版本書的興趣。無論就我現在受到的幫助而言，還是就我在早期學術生涯中得到的啟發而言，將本書獻給他，都不足以表達我對他的尊敬與感激之情。我的家人耐心地忍受又一本書的醞釀和誕生，感謝他們一直以來的支持和理解。

1991年11月，於塔科馬

第一章 約瑟烏夫的早上
第二章 治安警察
第三章 治安警察與最終解決計畫：蘇聯1941
第四章 治安警察與最終解決計畫：流放
第五章 後備員警一〇一營
第六章 抵達波蘭
第七章 約瑟烏夫的屠殺
第八章 反思慘案
第九章 沃馬濟：第二連的墮落
第十章 八月流放特雷布林卡
第十一章 九月底的槍聲
第十二章 流放繼續
第十三章 霍夫曼警長奇怪的健康情況
第十四章 “獵猶”
第十五章 “豐收節”：最後的大屠殺
第十六章 結局
第十七章 德國人，波蘭人，猶太人
第十八章 平民為什麼會變成屠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