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公共行政學研究跟蹤報告：2000-2015（簡體書）

《中南大學學術文庫·地方治理與公共政策叢書：中國公共行政學研究跟蹤報告（2000-2015）》對2000年以來國內公共行政學研究進行了整體回顧與反思，匯聚了學界領軍人物和新銳學者的優秀研究成果。遵循“沒有反思，就不會有發展”的理念，全方位展現國內公共行政學研究的進展與不足，為學界的科學研究和人才培養奠定基礎。全書分為“學科概況”、“研究范式與方法”和“分領域報告”三大板塊。涉及公共行政學總體發展、定量分析框架、公共政策研究評估、學科范式、公共政策仿真研究、區域公共管理研究、服務型政府研究、城市治理研究、行政區劃研究、電子政務研究、公共危機研究等諸多領域，對于促進我國公共行政學的學科發展具有一定的理論和現實指導意義。對于學科科研和教育工作者及政府部門的工作人員等，具有一定的閱讀參考價值。

許源源，男，1974年生于湖北省黃梅縣。2006年中山大學行政管理專業博士畢業，獲管理學博士學位，現為中南大學哲學博士后流動站在站博士后。中南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院長、副教授。湖南省普通高校青年骨干教師（2008-2011）、中南大學人文社會科學杰出青年人才（培育）、印第安納大學一普渡大學印第安納波利斯（IUPUI）訪問學者（2010-2011）。研究方向為地方政府與區域公共管理、公共行政理論與方法。主持完成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一項、湖南省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一項、湖南省軟科學重點項目一項。現正主持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一項、湖南省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一項。在《中國行政管理》、《社會主義研究》、《經濟與管理研究》等刊物上公開發表學術論文三十余篇。出版專著一部，合著一部。

吳曉林，1982年出生，畢業于南開大學獲政治學博士學位，中央編譯局博士后。現為中南大學公共管理學院行政管理系主任，副教授，南開大學中國政府與政策聯合研究中心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向：城市治理與社區建設。

李曉飛，1984年出生，畢業于武漢大學獲得公共管理博士學位，中南大學博士后。現為中南大學公共管理學院行政管理系講師，主要研究方向：公共行政理論與方法。

第一篇 學科概況
中國公共行政學：回顧與展望
中國公共管理理論研究的重點領域和主題
學術史中的公共行政學概念澄明
公共管理研究幾個值得關注的領域
公共管理學：定位與使命
擺脫“身份危機”：中國行政學若干基本問題的再反思
公共行政學發展繞不開的幾個問題
中國公共行政學的中國性與公共性
中國公共行政學研究的未來
中國行政管理博士學位論文研究
中國公共行政學：反思背景下的本土化之路研究
中國公共行政學的本土化：以合法性危機為視角
新世紀以來中國行政管理學發展的特點、問題與建議

第二篇 研究方法
也談公共管理研究方法
中國行政學方法論分析（2000～2004）
公共行政學觀照下的定性研究方法
行政學方法論的內涵及其一般應用范式
行政學方法論：內涵與結構
公共行政學研究方法：問題與反思
公共行政學中的規范研究

第三篇 專題研究
中國公共政策仿真研究的緣起、現狀、問題與展望
從區域公共管理到區域治理研究：歷史的轉型
政府轉型與政府創新研究述略
中國政府績效評估研究綜述
府際治理：當代中國府際關系研究的新趨向
服務型政府研究：十年歷程及分析
國內城市治理研究述評（2000～2013）
中國行政區劃研究述評
公共管理視角下的中國危機管理研究
我國電子政務學科的研究述評（2001～2009）
后記

《中南大学学术文库·地方治理与公共政策丛书：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跟踪报告（2000-2015）》：
这次会议的主题归纳起来是本土化，对话与超越。新时期中国公共行政学展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是在学术研究、人才培养以及政策实践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也开始走向世界，中国公共行政学界同国际公共行政学界（主要是美国）的学术交往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多的高等教育和研究机构要求自己的学者在国际公共行政学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在这样一个国际化背景之下，在和国际公共行政学学界交流的过程中中国公共行政学者面临着一系列问题和挑战（张建民，2009；江华，2009；何艳玲等，2007）。
首先，公共行政学本身是一个以应用为导向的学科，这就决定了它是非常地方性的（Parochial），非常本土化的。就以现代公共行政学研究的发源地美国来说，在美国，公共行政学一开始就是一个非常本土化的学科。尽管威尔逊强调美国公共管理可以从欧洲借鉴经验，但是美国公共行政学研究的问题和旨趣是非常美国化的，以解决美国公共行政管理出现的问题为己任。以此为基础发展出来的美国公共行政学研究是相当以美国为中心的，表现为比较公共行政学这一研究路径在美国公共行政学研究发展中的衰落和一蹶不振（Jreisat，2005）。在相当程度上.公共行政学研究主题的确定、研究问题的提出、理论的运用和研究方法的选择都是相当美国化的。在过去的20年里，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相当大程度上是以美国公共行政学研究为参照系的，学习和参考美国公共行政学的研究领域和主题，美国公共行政学的研究方法。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学者逐渐感觉到美国公共行政学研究的理论和旨趣与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的需要相去甚远，并在国际交流的过程中发现国际公共行政学者（特别是美国学者）对中国问题不了解或缺乏兴趣。由于美国公共行政学、政治学和公共政策研究高度分工和专业化，美国公共行政学研究关注的是，在一个成熟的民主架构下，行政机关如何管理自身和协调自身与其他政府机关和社会的关系的问题。中国公共行政学处在中国复杂的转型时期，在独特的历史、文化和政治制度中承担着提升政府治理能力、推进行政体制改革，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重任。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需要研究的问题，涵盖的领域大大超过美国公共行政学研究所关注的范畴。中国公共行政学迫切需要结合自身的需求拓宽研究的领域、研究“大问题”，而不是局限于美国公共行政学的小圈圈。与此同时，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还需要寻找和发展符合中国制度（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社会）特征的理论来进行对现实的描述、解释和预测（马骏，2012）。
中国公共行政学的本土化非常重要，然而在国际化的大背景下，中国公共行政学的“本土化”也非常需要得到国际公共行政学研究的认可和关注，可以和国际公共行政学研究对话和接轨。在这样的双重挑战下，有两种倾向：一种是忽略中国本土实际的需求，为寻求接受而接轨；另一种是以“本土化”之名走老路，故步自封，把旧的话语和研究范式看成是“本土化”。笔者认为，中国公共行政学面临的这个“本土化”和“对话”的挑战对未来中国公共行政学发展非常重要，这里面同时蕴含着中国公共行政学发挥后发优势超越美国公共行政学的巨大机遇。
笔者认为，现在中国公共行政学在和西方（主要是美国）公共行政学对话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不单单表现在研究主题、领域和研究问题的中国化上，还相当程度表现在研究路径和话语体系的差异上。除了语言方面的原因，还有历史的原因，传统的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和西方主流社会科学研究存在相当大的不同。如何看待这种不同，取决于对什么是好的研究的认识。如果承认有一个可以被共同接受的判断研究质量高低的标准，就需要深入研究和比较两种研究范式的优缺点。只有在研究质量（包括理论的构建和应用，文献的使用，研究方法的选择，研究技术工艺）的各个方面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时，才可以进行有效对话与沟通。在这个基础上谈“本土化”，就是要将对中国具体的公共行政问题放在构建国际主流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的场景中去思考。在此，中国公共行政学的机遇在于中国公共行政学有非常广阔的空间，不仅能贡献于国际公共行政学领域，也可以贡献于其他学科（比方说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等）。换言之，没有过早地给自己确定边界，没有画地为牢，是中国公共行政学的优势。中国公共行政学界由于历史原因带来了学科和学术研究队伍的多元化，在这方面是非常宝贵的资产。同时，不仅在研究主题上，中国公共行政学可以超越相对狭窄的美国公共行政学。在研究方法上由于后发优势，中国公共行政学也有潜力少走弯路，进而超越美国公共行政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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