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中國史1：早期中華帝國‧秦與漢（簡體書）

陸威儀（Mark Edward Lewis），1954年生，師從何炳棣，畢業于芝加哥大學。美國著名中國古代史專家，斯坦福大學Kwoh—Ting Li（李國鼎）中國文化講座教授，。他的研究關注中國文明的不同方面，尤其擅長從政治和社會層面考察中國問題。著有“哈佛中國史”叢書中前三卷《早期中華帝國：秦與漢》、《分裂的帝國：南北朝》《世界性的帝國：唐朝》，以及《早期中國的寫作與權威》《早期中國的空間構造》等。

王興亮，復旦大學歷史學博士，現任江蘇科技大學副教授。著有《清末民初鄉土教育研究》，譯著有《阿爾貝•加繆：一個生命的要素》，整理出版《病鶴遺稿》等；參加《中華大典》（歷史地理典）等國家和省市古籍文獻整理專案，目前研究方向為思想史和文化史。

名人推薦

★我希望我們抱著生命經驗之複雜的想法，而不是退回到“歷史事件之所以發生就是因為它該發生”那一套統一的、早已建構出的歷史敘述中。我們應該從自己所寫時代的內部而非外部來呈現那些歲月，但同時，我們的寫作也需要囊括該時期內中國所征服的地區，這就要求我們不僅從內部來觀察，還要具備全域眼光，將影響該地區歷史進程的非漢人形象更加具體。這套書仍保留的一個傳統是按照朝代來劃分中國歷史。之所以這麼做，部分是因為朝代變更往往意味著正式統治者的改變，由此人民的生活組織方式也改變了；更重要的是因為朝代的確提供了時間定位，方便人們明白自己在歷史的何處徜徉。所以，讀者會在這一套書中見證朝代興衰，但也能更多地瞭解某個時代的經濟、社會、文化，以及人民的日常生活，而不是像在故事書中那樣只看到皇帝和大將軍們的傳奇故事。

——主編卜正民，著名漢學家，“哈佛中國史”中文版總序

★透過海外中國學家對“中國/歷史”的敘述，我們不僅能看到“異域之眼”中的“中國史”，而且能看到塑造“中國史”背後的理論變化，也能看到重寫“中國史”背後的世界/全球史背景。其實，當他們用流行於西方的歷史觀念和敘述方法來重新撰寫中國史的時候，另一個“世界中的中國史”就產生了。

——葛兆光，復旦大學教授，復旦大學教授，“哈佛中國史”推薦序

★六卷本“哈佛中國史”叢書成功地填補了一卷本中國史教科書和多卷本的多位作者合力撰寫一卷而成的“劍橋中國史”之間的空白，為讀者提供了一個基於朝代、每卷由一位作者獨自撰寫完成的解釋性歷史。

——包弼德，美國歷史學家、哈佛大學教授

★權威、詳盡的六卷本“哈佛中國史”叢書一直被奉為多卷本中國史的黃金標準。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的這套六卷本中國史以一種新鮮、緊湊、易讀的方式涵蓋了西元前2世紀到20世紀初期中國古代王朝興起、發展和衰亡的歷史進程。

——獨立學者查理斯• W.海福德

★這一精彩的由著名漢學家卜正民教授主編的“哈佛中國史”叢書，為哈佛大學出版社帶來了至高的榮譽。它讓我們從不同的角度思考中國。

——歷史學家喬納森•米爾斯基

★《早期中華帝國：秦與漢》一書中有些見解或許可以作為對我們的考察和理解有所助益的“他山之石”。比如，作者陸威儀教授在政治史、軍事史之外，以“帝國的城市”“農村社會”“外部世界”“宗族”“宗教”“文學”“法律”幾個方面說明秦漢歷史，這樣的分析方式富有新意。中國的秦漢史學者有必要從西方學者的文化理念、學術視角、考察思路、研究方法借鑒其優異之處，通過比較鑒別，擴展自己的學術視野，提升自己的學術品質。

——王子今，秦漢史專家、中國人民大學教授

★回歸敘事，是歷史學的新趨勢，不僅中國如此，西方也是如此。敘事有種種形式，形式的變化和創新，應是歷史學的追求。基於深厚的學術研究基礎，作出精准的概括，寫成易懂的敘事，是需要相當的努力才能達到的境界。我相信，閱讀《早期中華帝國：秦與漢》一書的讀者，一定會體驗到作者陸威儀的苦心而受益。

——李開元，秦漢史專家、日本就實大學人文科學部教授

★《早期中華帝國：秦與漢》是繼《劍橋中國秦漢史》之後又一部認識和瞭解西方學者對秦漢歷史總體看法的佳作。它把秦漢放在世界史、中國史的整體視野中觀察，較為全面系統地描述了秦漢歷史的概貌與演變。陸威儀教授把目光深入到了歷史的內部，用自己的體驗與理論，而非“早已建構出的歷史敘述”體系，在各個專題中表達了自己不少獨特的見解。與此同時，他對秦漢傳世文獻、出土文獻、碑刻資料以及西方學術界的研究成果極為熟悉，信手拈來，運用得當，體現了一位專業史學家的高超素養。

——卜憲群，秦漢史專家、中國社科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

★作為該叢書的第一卷，《早期中華帝國：秦與漢》奠定了一個權威、可靠的基調，為“哈佛中國史”叢書這個重要的新系列開了一個好頭。這本書具備極高的歷史準確度，覆蓋話題的廣度更加令人驚歎。它將吸引所有對中華帝國傳統之基礎感興趣的人。

——梅維恒（Victor H. Mair），漢學家、賓夕法尼亞大學教授

★陸威儀教授的《早期中華帝國：秦與漢》開啟了六卷本“哈佛中國史”系列。這一卷牢牢把握住了秦漢的顯著特徵，這些特徵得以持續兩千多年……打算入手整套叢書的讀者，千萬不要忽視陸威儀教授為此打下的堅實基礎。

——吉伯特•泰勒（Gilbert Taylor），《書單》（Booklist）

★陸威儀教授這一開闊思維、通俗易讀的經典作品提醒我們中國始終延續但又不斷改變的現實。

——喬納森•米爾斯基，歷史學家，《泰晤士報文學增刊》（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早期中華帝國：秦與漢》是大眾讀物的傑出典範，筆法精細，生動好讀。作為涵蓋整個中華帝國歷史的六卷本叢書的第一卷，它奠定了非常高的標準。

——格蘭特• 哈代（Grant Hardy），《歷史學家》（The Historian）

序言

20世紀90年代初我到北京參加一次會議時，幸運地發現清史研究專家朱維錚教授也出席了同一會議。在朱老師這一代人中，他可謂極富才學，或許性情也最火爆。對我而言，他還是一位慷慨的良師益友，在我需要之時往往不吝提出明智的建議。我想通過回憶自己與朱老師在北京月壇公園的一次談話來為中國讀者介紹這一套書。當時我倆正散著步，我突然向他袒露心聲，說自己曾數度迷茫——90年代初的我正處於迷茫之中——既然我不是中國人，那當一名中國歷史學家到底有什麼意義。我雖然能夠像朱老師那樣閱讀第一手文獻，但還是極度渴求擁有他那般理解中文文獻的本能。到底怎樣我才能像理解自己的母文化那般，更真切地理解中國呢？

朱老師做了這樣一個比喻來回答我的問題：“你想像中國是一個僅有一扇窗戶的房間。我坐在房間裡面，屋裡的一切都在我的目光之中，而你在房間外頭，只能透過窗戶看見屋裡的景象。我可以告訴你屋內的每一個細節，但無法告訴你房間所處的位置。這一點只有你才能告訴我。這就是為什麼中國歷史研究需要外國學者。”

朱老師或許對中國同事們的研究局限多有責備，但對那些願意付出真正的努力來瞭解中國的外國人，則往往慷慨相助。他相信，我們的確能夠帶來些什麼，而且我們擁有一種中國人無法依靠自身開闢出的觀察視角，因為我們對中國的觀察受世界其他地方的政治、社會、文化生活經驗影響，而這些經驗是中國人所沒有的。聽他說著，我不禁想起了明朝時的一句俗語：中國人用兩隻眼睛觀察世界，歐洲人只用一隻眼，其他地方的人則都是瞎子。我相信，朱老師是覺得他這一代的中國學者只睜開了一隻眼，而外國歷史學者正好為他們提供了第二隻眼睛。

作為一個二十來歲才開始研究中國的學者，我自然是站在房間外面來觀察中國的。然而重要的是，我二十來歲的光陰正好是在20世紀70年代——這意味著我大致上與中國所謂的“文革一代”同輩。彼時正是西方史學經歷大轉折的時期，歷史不再是偉人和強權間相互影響所取得的成就，而轉變為普通人在其所處社會的約束與機遇中經歷的生活。對於一個在此時擁抱中國明代社會和經濟史的外國人來說，這無疑是一個諷刺，因為彼時我最想求教的歷史學者並非來自西方，而是一個中國人——傅衣淩。傅衣淩對與我同輩的中國歷史學者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他展示給了我們具體的研究路徑，讓我們知道如何用明代史料寫出各個階層民眾經歷的歷史，而不是統治家族支配的歷史。70年代末，我有幸在北京見過傅老師一面，至今我仍後悔沒能向他學習更多，像我從朱老師那裡學到的一樣。

當哈佛大學出版社邀請我主編一套中國帝國時期的歷史時，我找到了與我同輩的三位歷史學者，他們多多少少形塑了我在社會關係和物質文化方面的興趣。我們並非用同一種語調或同一種國家視角（三人中一位元是德國人，兩位是美國人，我是加拿大人）來論述問題，但我們差不多是同一代人，踩在同一片知識的土地上。我並未做多少導引，主要是請他們引用自己和其他人近期研究的一些成果，這樣他們的描述才能夠與時俱進，跟上現在的知識腳步。我可不想我們只是在重複老套的故事。另外，我請他們仔細考慮在他們所寫的那個時代生活到底意味著什麼，並從這個角度來進行寫作。我希望他們抱著生命經驗之複雜的想法，而不是退回到“歷史事件之所以發生就是因為它該發生”那一套統一的、早已建構出的歷史敘述中。他們應該從自己所寫時代的內部而非外部來呈現那些歲月，但同時，他們的寫作也需要囊括該時期內中國所征服的地區，這就要求他們不僅從內部來觀察，還要具備全域眼光，將影響該地區歷史進程的非漢人形象更加具體。這套書仍保留的一個傳統是按照朝代來劃分中國歷史。之所以這麼做，部分是因為朝代變更往往意味著正式統治者的改變，由此人民的生活組織方式也改變了；更重要的是因為朝代的確提供了時間定位，方便人們明白自己在歷史的何處徜徉。所以，讀者會在這一套書中見證朝代興衰，但也能更多地瞭解某個時代的經濟、社會、文化，以及人民的日常生活，而不是像在故事書中那樣只看到皇帝和大將軍們的傳奇故事。

我所寫的元明卷與其他幾卷有一個顯著不同，這種不同是在整個系列的編纂後期才逐漸顯露出來的，所以該特徵在其他幾卷中並沒有出現。正如我提到的，我發現自己越來越喜歡從環境的角度來看待歷史，這麼做最開始是為了滿足我對自身的要求——我認為我們應該好好利用環境研究領域的最新成果，而這些成果正不斷湧現。然而，我逐漸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在元明四個世紀的歷史中，對民眾生活經歷和政治時運產生影響的最重要因素正是氣候變化。氣候雖不能回答歷史提出的所有問題，但我發現要回答元明時期的許多歷史問題就不得不把兩個最基本的物質生活條件——整個世界的寒冷和乾燥程度——考慮進來。元明卷並非完全在論述中國自中世紀暖期到小冰期的環境歷史，但它的確是在將氣候變化影響納入考慮的框架內對歷史進行闡釋的。

現在，我邀請你們走進這個中國歷史的房間，而四位學者正站在外頭觀察它。我希望你會同意，我們的確看到了一些你會錯過但值得留心的東西。我還希望我們發現的一些具有挑戰性的問題，能夠激勵中國讀者用自身的內部觀察視角來檢視中國的過去與未來。

卜正民

2016年6月2日

推薦序/葛兆光
中文版總序/卜正民
導言
第1章 帝國版圖
第2章 一個備戰中的國家
第3章 矛盾重重的帝國
第4章 帝國的城市
第5章 農村社會
第6章 外部的世界
第7章 宗族
第8章 宗教
第9章 文學
第10章 法律
結語
致謝
統治者年表
注釋
參考文獻
索引

導 言

在西方的想像中，中國歷史始終與“帝國”這個概念緊密相連。但實際上，中國歷史走過了逾一千年之久，仍然沒有出現絲毫和此前存在的任何“帝國”相類似的特徵。幾個世紀以來，六個不同的諸侯國為了爭奪軍事優勢而相互攻戰，直到西元前221 年，秦國最終擊敗了它最後的對手，使六國歸為一統。然而，軍事征伐只是帝國歷史的一個小篇章。中國歷史具有持久和頑強的特質，在歷經數個階段的分裂之後，它一次又一次重塑自身，最終形成了中華文化的雛形，即最早的兩個朝代：秦和漢。當然，政治和軍事制度都被重新制定，文化、宗教儀式、血緣結構、村社生活以及城市景觀也都進行了調整。

總體來說，秦和漢兩個帝國構成了中華文明的“古典”時代，如同希臘和羅馬之於西方。和“希臘—羅馬”地中海時代類似，這個時代的中國文化和其他時代明顯不同。但是，如果不先抓住中國這個最早的統一時期，瞭解其完成統一的具體過程，我們就無法理解本書所要講的內容。在以後的章節中，本書將就這個古典時代的五個主要特徵進行深入探討，它們是：（1）在帝國秩序之下式微、但並未被完全抹除的地域文化之分野；（2）以皇帝個人為中心的政治結構之強化；（3）建立在表意文字基礎之上的文化教育，以及由國家操控的、鞏固帝國存在的文學經典；（4）帝國內部的去軍事化（demilitarization），和對國家邊境的邊緣族群所開展的軍事活動；（5）農村地區富裕的世家大族的興旺—他們維持社會秩序，並在村落和權力中心之間建立起聯繫。

中華帝國最為突出的特徵—的確， 和其他所有帝國一樣——是其遼闊的疆土及多元的族群。儘管今天所有的中國居民都可以追溯為“中國人”，這個詞彙對於前帝國時期卻是不恰當的。那個時期的人，要麼以“秦人”“齊人”“楚人”為人所知，要麼以其他諸侯國國名命名，或者以某個特定地域命名，比如“關內人”。西元前3 世紀，秦的征伐把這些不同的人群在政治上聯結起來，但是，各地獨特的地域文化和“人性”仍然留存了下來。這些地域文化的多樣性非但沒有妨礙人民生活，相反其意義對於帝國而言是至關重要的。帝國正設法通過把這些帝國中心流行的優越文化和有限的、特殊的地域文化之間的等級差別合法化，來使帝國本身合法化。這些基本的不同表現在政治服務、宗教信仰、文學以及中國生活的其他很多方面。

中國古典時代的第二項基本革新是發明了皇帝這個角色。……，還是政治統治的真正體現。整個國家都以他為核心向外輻射：國家的每個公職人員都是他的僕人，並且在他的命令下履行職守。國家就意味著皇帝及其身邊的庸從；同樣，沒有皇帝，國家也就不可能存在。的確，這種高度集權的特性在尊顯皇帝身份的諸多禁奢規定中表現得淋漓盡致，比如，發明了只供皇帝穿戴的紡織紋飾，……。但是，它還通過一種新的城市化的形式—帝國首都—表達出來，在皇帝生來就註定成為祭司和獻祭者的新的崇拜儀式裡表達出來，還在新的宇宙秩序中表達出

來—在這個秩序中，他成為天地之間唯獨的紐帶。在這個集權化的政治體系裡，任何在生活中最接近皇帝的人都能行使莫大的權力，無論這種權力是為了行善還是作惡。伴隨秦的征服而來的第三個重要變化，是統一的表意文字的廣泛使用。秦國規範了此前相互之間無法用語言溝通的人群的書寫方式，這個革新把帝國內所有的地區聯結為一體，並建立起一個國家認可的文化典籍體系。在此後的階段，即便是沒成為現代中國一部分的地區—韓國、日本以及越南，都通過使用一種共同的文字而分享了一些重要的文化元素。反之，這種國家經典，不但使皇帝成為帝國價值體系的宣導者與捍衛者，還使他成為踐行這些價值的人所仿效的楷模，以及為人們所共用的教育和文化生活的基礎。最後，共同的文化體系把所有從事帝國事務以及渴望為帝國服務的人都聯接起來。在後來的若干個世紀裡，通過傳統戲曲、大眾文學以及啟蒙讀本等方式，文化開始滲透到社會低層。

在秦征服之後的世紀裡，農民和城市人口逐步非軍事化，而帝國的兵役也漸漸由社會的邊緣人群來代理，這個趨勢扭轉了早期諸國為了競爭而把兵役擴展到整個農民階層的潮流。西元前31 年，全民兵役制被正式廢除，直到1911年中國最後一個帝國瓦解之後才重新出現。對全體農民的兵役總動員消失了，之後兵役完全由非本國人的部落民族承擔，他們都特別擅長在前線作戰。或出於民族特有的信念，或出於其他暴力的因素，他們被從內陸調遣到帝國邊陲的各個隘口。這種帝國內部的去軍事化有效地防止了地方武裝發展到挑戰帝國權威的可能，但同時也導致一種時常出現的情形，即外來民族征服及其對中國的統治。最後，“帝國”在早期中國的發展，依靠的是整個帝國新出現的一個社會精英階層—世家大族，他們是地主階級、商人集團和政府官員的集合體。這些世家大族利用他們主要投資在土地上的財富，以及他們動員大量親戚和附庸的能力，主宰了整個地方社會。在古典時代，法律和習俗使祖傳的土地被分配給兒子們，從而逐漸削減了家族的土地財富。即便是大地產（雖然按照西方的標準，這個階段還沒有地產算得上大）也在短短幾代人的轉移分配中變成了大量的小地產。為了能增加自己的財富，世家大族不得不致力於在農業之外尋找增加收入的來源。在這些家庭中，商業和借貸成為主要的職業，但最大的財富來源，當然是在朝廷內謀得一官半職。

久而久之，地方世家大族開始在經濟上依靠為國家服務，以保持他們的地位優勢。若要獲得為帝國服務的機會，就必須接受正式的教育，因此家族的子子孫孫都開始勤習帝國的文學、文化。這些世家大族既擁有地方權力，又效忠於帝國，從而成為了地方社會和朝廷之間

的最主要的聯繫。他們把皇帝的意志強加給整個帝國，範圍之廣是那種人手不足的官僚機構從來不可能達到的。後期，隨著帝國人口數量的增長，以及國家行政人員和人口數量比率的下降，這些散居在整個帝國的世家大族對國家而言更為重要了，同時他們向帝國索取的回饋

也更大了。

若干個世紀過去了，隨著中華帝國的逐漸衰弱和敗落，古典時期出現的國家社會的五個特性經歷了持續的變化。皇帝的特性和功能以及他的宗教性本質，在政治的壓力之下也都在發生演變。文化典籍的內容，它與文字文化的其他因素之間的聯繫，人們傳播並利用它來錄

取朝廷官員的方式，都隨著政治背景的轉換而變化著。無論何時，當外族入侵中國並建立新的朝代，他們都會對國家軍事組織進行調整，並且重新審視軍隊與朝廷之間的關係。同時，這些世家大族一次又一次在各個地區改變著他們增加財富和施展地方影響的方式，以及他們介入國家事務的管道。但是，不管是哪種形式，以上這五個特性在中華帝國兩千年歷史中發揮著作用，影響著一個國家和社會的理念。這種國家與社會的理念至今仍在塑造著中華文化，影響著當代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