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歷史筆記論叢（簡體書）

歷史筆記的史學價值，主要不是體現在思想和編纂學的層面，而是體現于文獻和史料學的層面，又主要表現對“正史”的拾遺補闕的作用上。具體到唐宋的歷史筆記，涉及的內容和范圍十分廣泛，對研究唐宋時期的有關人事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

姚繼榮，字美桐，1960年9月生，四川劍閣人，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博士，現為青海民族大學教授，主要從事中國地方史和中國史學史研究。近年作品計有：《起名的學問》（主編，哈爾濱出版社，2000）、《中國姓氏通史·愛新覺羅》（合著，東方出版社，2002）、《智慧靈光：發明與發現》（編著，臺北創智文化有限公司，2006）、《撥云見日：歷史大追問》（編著，臺北創智文化有限公司，2006）、《清代方略研究》（專著，西苑出版社，2006）、《青海史史料學》（合著，西苑出版社，2007）、《中華上下五千年民族風情》（合編，西苑出版社，2009）、《中國歷史大講堂》（專著，西苑出版社，2011）、《毛澤東中南海往事》（合編，西苑出版社，2012）、《清代歷史筆記論叢》（專著，民族出版社，2014）、《元明歷史筆記論叢》（專著，民族出版社，2015）。

《唐宋歷史筆記論叢》：
陳橋兵變，趙匡胤黃袍加身，代后周而立北宋；隨后，又通過一系列戰爭，結束了五代以來的分裂局面，實現了國家的局部統一。說北宋是局部的統一，一是因為它的北邊只及河北中部，而西邊也只及甘肅東南部，這與早先漢唐之遼闊疆域已相去甚遠；二是因為終北宋一朝，北方及西北的遼、西夏一直與之并存，在青藏高原東北部還有藏族的唃廝噦政權在活動。
立國之初，北宋統治者也想借吞并南方及北漢的余威，向北和西北拓展自己的疆域，力圖恢復像漢唐那樣的泱泱大國氣象，于是，與遼和西夏展開了大規模的戰爭。可天不遂愿，北宋在這些戰爭中總是處于下風，還不得不與遼和西夏訂立了有些屈辱的和約。
不過，宋、遼、西夏三方也各自清醒意識到，誰也沒有能力消滅和吞并對方，所以，和約在消弭戰爭中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三方也在各自的軌道上發展社會經濟與文化。在這方面，北宋的社會經濟文化恢復發展得尤為迅速。
另外，為了從側翼牽制西夏，也為了取得戰爭所需要的馬匹，北宋與唃廝噦政權關系密切，一度也還借“熙和開邊”深入到了青海的河湟流域。這一時段，除了與嘣廝噦政權加強政治聯系之外，北宋與以藏族為主體的西北各族的茶馬互市也開展得有聲有色。
北宋一直存在“三冗”問題，即“冗官”、“冗兵”和“冗費”，也使朝廷不堪其累。翰林學士宋祁嘆道：“三冗不去，不可以為國。”①于是，隨后有了范仲淹的慶歷新政和王安石的熙寧變法，目的在于富國強兵，既改變人不敷出的現狀，又對付來自北方的強敵。不過，積習難改，舊勢力過大，這些令人炫目的改革也多半流產了，沒有起到有效扭轉世風和時局的作用；在與契丹和黨項的戰事中，依舊改變不了連吃敗仗的命運。
北宋統治者以武立國，所以也很警惕武人亂政；又有鑒于中唐以來藩鎮強盛、尾大不掉的歷史教訓，采取了“崇文抑武”的國策，而文臣受到了高度重視。這種“重文輕武”的傾向，一方面使文人學士大受鼓舞，這也是北宋文化積累大為可觀的一個重要原因；另一方面，軍隊的訓練、提調和統領偏離正軌，這也是北宋與外敵接戰屢屢失敗的一個重要因素。至宋徽宗、宋欽宗父子，北宋已難以抗御來勢兇猛的金兵，從而招致了開封城破、他們雙雙做了金兵俘虜的“靖康之恥”，終客死黑龍江五國城，落得個喪國辱身的可悲下場。
北宋滅亡后，宋欽宗的九弟趙構在應天府（今河南商丘）重組宋政權。不過，他在剛即位的幾年中，一直是在疲于奔命中度過的。在金兵的窮追不舍之下，他先是從中原逃到臨安（今浙江杭州），再從臨安逃到寧波，隨后又沿海岸線避難，一度還寄居在沙船之上。金人北返后，他結束了顛沛流離的亡命生涯，重回臨安。臨安在汴京之南，所以，這以后的宋朝即稱“南宋”。
金兵的南侵和南宋的抗金，上演了一場金戈鐵馬、浴血拼爭的大戲。應該說，雙方各有勝負，南宋又略處下風。紹興和議的締結，各以淮河至大散關一線為界，這也表明，南宋比北宋的疆域又小了不少。不過，這之后也少有大規模的戰爭沖突了，是有利于社會經濟文化的恢復和發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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