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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下人的悲歌(簡體書)
79折

鄉下人的悲歌(簡體書)

人民幣定價:4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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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名人/編輯推薦
目次
書摘/試閱

商品簡介

★各界大咖的私人書單。

比爾·蓋茨、白岩松、彼得·蒂爾、吳敬璉、劉勝軍、《虎媽戰歌》作者蔡美兒、《經濟學原理》作者格里高利·曼的私人書單!

★能拿的獎都拿了!能上的榜都上了!

《紐約時報》暢銷書榜霸榜80+週;《紐約時報》暢銷榜榜首;彭博年度書單推薦圖書首位;《華盛頓郵報》年度圖書首位;《時代周刊》十佳非虛構圖書;美國亞馬遜年度編輯推薦圖書;科克斯獎非虛構獎入圍;哈德遜書店年度暢銷圖書榜榜首;《出版人周刊》暢銷書榜非虛構類榜首。

★豆瓣8分好書,國內外知名媒體默契推薦!

《新京報》《參考消息》《南方人物周刊》《虎嗅》《新世相》 《紐約時報》《科克斯書評》《紐約郵報》《華爾街日報》《出版人周刊》《經濟學人》《華盛頓郵報》《環球郵報》 《國民評論》《書單》《圖書館雜誌》

★洪流中,每個人都是一座孤島;絕望到深處,那裡有向上流動的力量,因為除了向上爬你別無選擇。

一個生長於一個充滿酗酒、吸毒、暴力的小鎮,沒有接受過良好的教育的農村娃,如何成為矽谷高管?刻畫另一個美國,真正的“美國人民在想什麼”。

★所有的大人都曾經是小孩,即使只有少數人記得。原生家庭對一個人的影響到底有多大?

萬斯有一個不斷更換男友的老媽;從小遊走於“不同的爸爸”之間;生父早年再婚,放棄他的撫養權;身邊充滿了暴力、酗酒、吸毒等;不時有小伙伴因為各種原因輟學或死亡……

★好萊塢傳奇、曾導演《美麗心靈》《天使與魔鬼》《達·芬奇密碼》《阿波羅十三號》朗·霍華德將執導《鄉下人的悲歌》電影版。

 

在《鄉下人的悲歌》中,J.D. 萬斯真實講述了社會、地區和階層衰落會給一生下來就深陷其中的人帶來什麼樣的影響。萬斯的外祖父母從肯塔基州的阿巴拉契亞地區向北遷居到俄亥俄州,希望逃離那可怕的貧窮。他們通過努力躋身中產階層,最後他們的外孫從耶魯法學院畢業,這是傳統意義上成功實現一代人向上流動的標誌。
但是隨著家族故事慢慢發展,我們發現萬斯的外祖父母、阿姨、叔叔、姐姐,以及最重要的他的母親,都在極力適應中產階級生活的要求,卻從沒完全逃離過藥物濫用、酗酒、貧窮和精神創傷。萬斯便是在這樣混亂又令人心碎的環境中成長,但也是這群“鄉下人”的愛與忠誠,使他取得了今日的成就。
然而綜合來看,像作者一樣成功脫離貧困的案例,屈指可數。大多數的美國白人藍領仍舊擺脫不了世襲的貧窮與困頓,仿佛是一條與生俱來的枷鎖,牢牢套在他們的脖子上。究竟是什麼樣的原因,讓他們無法在美國這個以自由為豪的國度中,找到合適的出路?
《鄉下人的悲歌》是一部極其動人的回憶錄,包含了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和諸多幽默元素,記述了向上流動到底是怎樣的感覺,也對一大批人喪失美國夢的現象作了思考。這本書同時也是一部深刻的社會評論,通過作者的成長故事與經歷,以“局內人”的角度,帶領我們以更宏觀的視野,深入探視美國藍領階層所面臨的困境與危機。

作者簡介

JD 萬斯

成長於美國“鐵鏽地帶”的一個貧苦小鎮,高中畢業後加入了海軍陸戰隊並在伊拉克服役。後就讀於俄亥俄州立大學和耶魯大學法學院,目前在矽谷一家投資公司任管理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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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做過的蕞棒的事——至少是名義上的,就是從耶魯法學院畢業。耶魯法學院每年都有大約200名的畢業生。我不是參議員,沒當過哪個州的州長,更沒擔任過內閣部長。我並沒有創立市值10億美元的公司,也沒建立改變世界的非營利組織。我僅有的是一份不錯的工作、一段幸福的婚姻、一個舒適的家,還有兩隻可愛的狗。

我的童年很窮困,生活在鐵鏽地帶指(原來工業發達現在衰落的地區)俄亥俄州的一座鋼鐵城市。從我記事時開始,這座城市的工作崗位就在不斷流失,人們也逐漸失去希望。

所以,生活在無時無刻都想放棄自己的環境中,能夠成為一名優秀的“普通人”是我做過的蕞棒的事。

——生長在“鐵鏽地帶”的窮小子,留守兒童,前海軍陸戰隊隊員,耶魯大學法學院的畢業生,希拉里和克林頓的校友JD 萬斯

名人/編輯推薦

《鄉下人的悲歌》不僅是一本重要的書,也是一本偉大的書,這讓我感到頗為驚喜。書中沒有設置重大懸念,沒有用“結局將會怎樣”式的謎團推動故事發展。我們從一開始就知道結果,作者從他混亂、父親幾乎缺位的童年中倖存下來,然後他最終踏上了耶魯大學法學院的土地。

比爾及梅琳達·蓋茨基金會聯席主席比爾·蓋茨(Bill Gates)

全球學術界、金融界、企業界、政界、科技界的領軍人物驚覺自己置身於這樣的一個世界。似乎是為了更好地了解世界,他們紛紛開始閱讀JD 萬斯所著的《鄉下人的悲歌》。

彭博推薦書單朱莉·維哈格(Julie Verhage)、西蒙·肯尼迪(Simon Kennedy)

聚焦於個人坎坷的奮鬥之路,既真誠樸實,又顯露出其帶有社會學眼光的分析視野。可佩的是,本書並非販賣個人成功經驗的勵志雞湯,而是努力在“悲歌”中叩問“悲”從何來,在現實面前思考希望何在。

“負責報導一切”的《新京報》

這是一本動人的回憶錄,記述了作者如何從一個多災多難、因毒癮而支離破碎的亞巴拉契亞家庭走出來,成功考取耶魯法學院。《鄉下人的悲歌》意義深刻,它給美國那個通常不受關注的角落打開了一扇窗,並以真誠、有力的話語表達了殷切希望。同時《鄉下人的悲歌》的出版也標誌著一位天才原創作家的興起,這本書也是所有關心美國當下真實狀況的人的必讀書。

暢銷書《虎媽戰歌》作者、耶魯大學法學院教授蔡美兒(Amy Chua)

萬斯先生以悲天憫人、體察入微的筆觸進行社會學解讀,講述了社會底層的白人如何驅動政治反抗,推動唐納德·J. 特朗普的崛起。萬斯探究縝密,充分運用一手資料,舉重若輕地以文明的方式解讀了這場混亂的選舉,他的文字無論對民主黨還是對共和黨都極有啟發。

——珍妮弗·西尼爾(Jennifer Senior),《紐約時報》評“讀懂特朗普為什麼能贏”

精英通常認為我們的社會危機就是“經濟停滯”或“不平等”。而JD 萬斯以動人的筆觸描繪了那些抽象的學術文章一直未關注到的真正的民眾生活。

——彼得·蒂爾(Peter Thiel),暢銷書《從0到1》作者,企業家、投資人

萬斯用引人入勝的語言解釋了為什麼像他那樣成長起來的人成功會如此困難……真是一本令人著迷的書。

——《華爾街日報》

書中的觀點提出及時、影響深遠,書裡討論的社會階層的健康和經濟問題是美國大選中的關鍵。

——《科克斯書評》

我之所以寫這本書,並不是因為我取得了什麼不平凡的成就,而是因為我做的事雖然非常平凡,但大多數像我那樣長大的孩子都做不到。你們要知道,我的童年很窮困,生活在鐵鏽地帶(Rust Belt)俄亥俄州的一座鋼鐵城市。從我記事時開始,這座城市的工作崗位就在不斷流失,人們也逐漸失去希望。至於我家的情況,用委婉一點的說法是,我和父母間的“關係比較複雜”,他們中的一位接近整整一生都在和毒癮作鬥爭。把我帶大的外祖父母連高中都沒畢業,而我的整個大家庭裡上過大學的人也寥寥無幾。各種各樣的統計都會顯示,像我這樣的孩子前景黯淡——我們當中幸運的那些,可以不用淪落到接受社會救濟的地步;而那些不幸的,則有可能會死於過量服用海洛因——我的家鄉小鎮僅僅去年就有幾十人因此死去。

我曾是那些前景黯淡的孩子之一。我差點因為學習太差而從高中輟學,也差點屈服於身邊每個人都有的那種憤怒與怨恨。現在,人們看到我時,看到我的工作和常春藤名校的畢業證書時,都會以為我是什麼天才,認為只有特別出眾的人才會走到我今天這一步。儘管我對這些人毫無惡意,但恕我直言,這種理論其實是一派胡言。就算我有什麼天分,如果不是得到了許多慈愛的人的拯救,這些天分也會白白浪費了。

這就是我真實的人生,也是我寫這本書的初衷。我想讓人們知道那種對自己瀕臨放棄是一種什麼樣的感覺,以及為什麼會有人放棄自己。我想讓人們了解窮人的生活到底發生了什麼,以及精神和物質上的貧窮會對窮人家的孩子造成什麼樣的心理影響。我想讓人們理解我和我家庭的美國夢。我想讓人們體會向上層流動的真實感受。此外,我還想讓人們認識到我自己不久前才意識到的一個問題:對於我們這些實現了美國夢的幸運兒來說,那些我們經歷過的惡魔一直就在身後不遠處窮追不捨。

令人吃驚的是,據調查顯示,白人工人階級是美國最悲觀的群體。拉美裔移民當中許多人面臨著難以想像的貧窮,但白人工人階級比他們還要悲觀。美國黑人的物質生活前景仍然落後於白人種族,但白人工人階級比他們還要悲觀。雖然真實情況中可能存在一些憤世嫉俗的成分,但現實是,相較於許多其他群體,像我這樣的“寒門”對未來更為悲觀,雖然很多群體明顯比我們更為貧困。這種現象就說明,肯定是金錢之外的某些地方出了問題。

確實如此,我們從未如此脫離過社會,而我們還將這種孤立傳遞給我們的孩子。我們的信仰也發生了變化:越來越多地圍繞教堂,更多地依賴情緒化的修辭,而不是那種可以幫助貧苦孩子進步的必要社會支持。我們當中的許多人退出了勞動力大軍,還有許多人不選擇為了獲得更好的機會而搬遷。我們的男性正遭遇一場特殊的危機,而這恰恰是因為我們的文化在潛移默化中讓他們養成了某種性格,難以在這個變化的世界中取得成功。

我提及我們社區的困境時,總能聽到諸如此類的解釋:“JD,白人工人階級的前景確實惡化了,但你把本末給倒置了。他們的離婚率在增加,結婚率在降低,幸福感也在下降,但這是因為他們的經濟機會下降了。只要他們能得到更好的工作,他們生活的其他方面就會相應地好轉。”

我自己年輕時也曾這樣認為,當時的我拼命想相信這種觀點。它聽起來很有道理。沒有工作會造成很大壓力,而沒有足夠生存的錢會更有壓力。隨著中西部的製造業中心被掏空,白人工人階級不僅失去了自己經濟上的安全感,還隨之失去了穩定的家庭和家庭生活。

但我那艱難的親身經歷教給我:這種關於經濟上不安全感的說法有其偏頗之處。幾年之前,在我進入耶魯法學院前的那個夏天,我想找一份全職工作,以便攢錢搬到康涅狄格州(Connecticut)的紐黑文(New Haven)市。我家一位朋友建議我在家鄉附近一家中等規模的地磚分銷公司打工。地磚特別重:每一塊重3到5磅不等,而一箱通常裝有8到12塊。我的主要工作就是把地磚搬到貨板上,為運走做準備。這份工作雖不輕鬆,但一小時能掙13美元,而我正需要用錢。所以就接受了這份工作,並儘量多輪班和加班。

這家公司有差不多12名僱員,其中大多數都已經在那里工作了許多年。有位同事同時干著兩份全職工作,但並不是因為迫不得已:他在地磚公司的這第二份工作使得他可以追尋自己開飛機的夢想。一小時13美元對我家鄉的單身漢來說不算是小錢了——一間不錯的公寓的月租也才500美元左右,而且地磚公司還有穩定的加薪。在經濟下滑的背景下,在那家公司幹過幾年的員工一小時至少能掙16美元,也就是年收入32000美元——這比哪怕一個家庭的貧困線都高出不少。雖然公司能提供如此相對穩定的環境,但管理者發現我在倉庫的這一職位很難找到長期員工。在我離開之前,倉庫共有3名員工,雖然我當時只有26歲,卻比其他員工年長許多。

其中有一名員工叫鮑勃(Bob,化名),他在我之前幾個月剛剛到這個倉庫工作。他當時19歲,有一個懷孕的女友。經理非常體貼地給了他女友一份接聽電話的行政工作。他和他女友的工作表現都非常糟糕。他女友差不多每隔兩天就要翹一天班,而且從不預先通知,而他則是長期遲到。不僅如此,他每天還要上,3~4次廁所,一去就是半小時以上。他的表現實在是太差了,以至於我在那兒工作結束之前,我和另一名員工發明了一種遊戲:當他去上廁所的時候,我們會定上計時器,然後每個重要的“里程碑”都會在倉庫兩端互相喊叫——“35分鐘了!”“45分鐘了!”“1小時啦!”

最終,鮑勃也被解雇了。被解僱時,他對著經理怒斥道,“你怎麼能這樣對我?你不知道我有一個懷孕的女友麼?”而且像他這樣的還不止一個,我在地板磚倉庫工作的短短時間裡,至少還有兩個人也丟掉了工作,其中還有鮑勃的表哥。

討論機會平等時,這樣的事例不可忽視。那些獲諾貝爾獎的經濟學家擔心的是中西部工業地區的下滑,以及白人工人經濟中心被掏空。他們指的是製造業的崗位流向海外,而那些沒有大學學歷的人更難找到中產階級的工作。確有此理——這些事情也是我所擔心的。但這本書是關於除此之外的那些問題:當工業經濟向南移的時候,老百姓的真實生活發生了什麼變化。這本書講的是,在不利的條件下,人們是如何用最壞的方式來應對的,講的是現在的美國文化越來越鼓勵社會的潰敗,而不是抵禦腐敗。

我當年在地磚倉庫所看到的問題位於比宏觀經濟趨勢和政策更深的層面。太多的年輕人對努力工作並不感冒,而好的工作崗位卻總是找不到人。一個年輕人有著各種需要工作的理由,如要供養未來的妻子還有即將出生的孩子,他卻丟掉了一份有著很好醫療保險的不錯工作。更令人不安的是,當丟掉自己工作的時候,他還認為自己是受到了不公正的對待。他身上就缺少一種主觀能動作用——他認為自己對自己的生活掌控很少,總是想要責怪除自己之外的任何人。這和現代美國總體的經濟面貌完全不同。

需要指出的是,雖然我在這本書裡面關注的是我認識的這類人,即阿巴拉契亞地區的白人工人階級,但我並不是說我們這類人比其他人更值得同情。我寫這本書的初衷並不是因為白種人比黑種人或其他任何人種有更多值得抱怨的地方。這就是說,我希望這本書的讀者能摘下種族的有色眼鏡,來從中感受階層和家庭是如何對窮人造成影響的。對於許多分析家來說,一聽到“福利女王”,腦力裡就會浮現出靠失業救濟金過活的懶惰的黑人母親這一有失公允的形象。這本書的讀者很快就會發現,我的論據與這種形象並無關係:我認識一些“福利女王”——有些還是我的鄰居,但都是白人。

這本書並不是一項學術研究。前幾年,威廉姆·朱利葉斯·威爾遜(William Julius Wilson)、查爾斯·穆雷(Charles Murray)、羅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和拉吉·切迪(Raj Chetty)都曾發表引人矚目、研究出色的著作,其中顯示:上向社會流動在20世紀70年代衰退,且再沒有真正恢復;某些地區比其他地區的遭遇更糟(令人震驚的是,阿巴拉契亞和鐵鏽地帶錶現糟糕);那些我曾在生活中目睹的現象,其實存在於整個社會。雖然他們得出的結論有些地方我不敢苟同,但他們都已經有說服力地指出:美國出了問題。雖然我會運用數據,也會藉助學術研究來說明問題,但是我的主要目的並不是讓讀者相信一個紙面上的問題,而是講述一個真實的故事:一出生就被這樣的問題壓得喘不過氣來是一種什麼樣的感受

這個故事離不開我生命中那些人物。所以,這本書不是我一個人的回憶錄,而是我們整個家庭的。這是一部一群來自阿巴拉契亞的寒門子弟的眼睛所看到的機會與向上流動的歷史。兩代人之前,我的外祖父母一貧如洗而又彼此相愛。婚後,在逃離身邊令人窒息的貧窮的希望的驅使下,他們搬到了北方。他們的外孫(我)畢業於世上最好的學府之一。

目次

序:這是我的故事,卻是美國的問題

第一章:貧苦、瘋狂和脆弱

第二章:逃離肯塔基,卻逃不出鄉下

第三章:掙扎的中產生活

第四章:童年的壓力

第五章:破碎的身份認同

第六章:遊走於不同的“爸爸”之間

第七章:阿公之死

第八章:母親的世界有缺陷,但她無法改變

第九章:我們這些努力工作的人反倒被嘲笑

第十章:海軍陸戰隊教會我的:吃飯、早起、規劃

第十一章:如果你失敗了,應該怪誰

第十二章:我和我耶魯的同學有什麼不一樣

第十三章:那些我不知道的,讓我失去了很多

第十四章:童年經歷如影隨形,我一直在抗爭

第十五章:窮孩子的成功比想像得要難

結語:我們是一群很牛的鄉下人,卻無法改變孩子的命運

致謝

書摘/試閱

我上耶魯是為了獲得法學學位,但在那的第一年教會我許多之前不知道的東西。每年8月,知名法律公司都會來紐黑文招聘,求賢若渴,希望找到高質量的下一代法律人才。學生稱這次招聘為FIP,全稱是秋季面試計劃(Fall Interview Program),屆時會舉辦長達一周的晚宴、雞尾酒會、在酒店舉行的宴會以及面試。我參加FIP的第一天恰好在第二學年開學之前,當時我已經有了6個面試,其中包括我最心儀的一家法律公司吉布森律師事務所(Gibson, Dunn & Crutcher, LLP),公司的華盛頓分部招人。

和吉布森的面試進行得很順利,公司邀請我去紐黑文最貴的一家餐廳參加那場“惡名遠揚”的晚宴。流言稱那晚宴實際上是一場面試:候選人要風趣、有魅力、積極,不然就永遠不會被邀請到華盛頓或紐約的辦公室參加終面。我到餐廳的時候想,最貴的一頓飯竟然要在如此高風險的環境下吃,真是煞風景。

晚餐之前,我們都被要求待在一個包廂裡,喝喝酒,聊聊天。比我大十多歲的女人端著酒,酒瓶用精美的亞麻布包裝。她們每隔幾分鐘就問我要不要新倒一杯或續上一杯。剛開始我緊張得喝不下去,後來我終於鼓起勇氣在侍者詢問我是否需要來點酒、要什麼酒時回答是,“我要白葡萄酒。”我想回答完以後她總該不問了吧,但她又說:“您要白蘇維翁(sauvignon blanc)還是霞多麗(chardonnay)?”

我覺得她是故意整我。不過還好我推理出那是白葡萄酒的兩個品種。所以我點了霞多麗,不是因為我不知道白蘇維翁是什麼(我確實不知道),而是因為霞多麗這幾個字說起來容易些。但我只是躲過了第一顆子彈,那夜還很漫長。

在那種場合下,你必須在害羞和張揚之間找到平衡。你不想讓同伴討厭,但也不希望他們連手都不跟你握一下就走。我試著做自己,因為我一直覺得自己既合群又不咄咄逼人。但那天我對周圍的環境太過著迷了,只是一個人目瞪口呆地盯著餐廳的華麗裝飾,想著它們有多貴。

那些酒杯看上去纖塵不染。那哥們儿穿的西裝肯定不是Jos. A. Bank正裝店買一送三大促銷的時候買的,因為看著就像絲綢做的。鋪在桌上的亞麻布看上去比我的床單還柔軟,我要裝作不經意的樣子摸摸它們,別讓別人覺得我很奇怪。

長話短說,我需要一個新計劃。在我們坐下來吃晚餐的時候,我必須要集中精力完成手頭的任務——找到工作——然後離開這取笑窮人的地方。

我再忍耐了兩分鐘。我們坐下以後,女侍者問我要清水還是“閃閃發亮的水”。我翻了個白眼,雖然我覺得這餐廳是挺震撼的,但說“閃閃發亮的水”也太顯擺了吧,好像在說“閃閃發亮的”水晶或“閃閃發亮的”鑽石一樣。但我還是點了“閃閃發亮的水”,可能對身體更好吧,因為聽起來更乾淨。

我小啜了一口,但馬上吐了出來。這是我喝過的最難喝的東西。我記得有一次在地鐵站買一杯健怡可樂,但卻忘了飲料機做健怡可樂的時候是不會放糖漿的。這個高檔地方的“閃閃發亮的水”就是那樣的難喝。“這水有問題。”我提出抗議。侍者向我道歉,說她會給我再拿一杯聖培露氣泡水(Pellegrino)。那是我才意識到那“閃閃發亮的”水就是“碳酸”水的意思。我尷尬極了,幸好只有一個人注意到發生了什麼,而且是個同學。我安全了。現在開始不許再犯錯。

接著,我低頭看了看餐具的擺放,發現數量有些奇怪。為什麼有9個器皿?為什麼要用3把叉子?為什麼有好幾把塗黃油用的餐刀?我想起電影裡的一個場景,明白了這是一種傳統習慣,餐具的數量和擺放都是有規定的。我謊稱去衛生間然後打電話給我的精神嚮導:“那麼多該死的叉子我怎麼辦?我不想讓自己看上去像個傻瓜。”烏莎解答道:“先用外圍的,再用裡面的,不要用同一個器皿盛不同類的菜,哦還有,用那把大勺子盛湯。”有了這個解答,我便信心滿滿地回到餐桌,準備驚艷我未來的老闆們。

接下來平安無事。我有禮貌地交談,謹遵琳賽的教誨閉著嘴嚼東西。我們那桌人談了法律、法學院、公司文化,甚至一點政治。和我們一起用餐的雇主非常友善,我那桌每個人都收到了錄用通知,連我這個吐掉“閃閃發亮的”水的傢伙也拿到了。

這場晚宴是磨人的5天面試中的第一天,正是在這頓飯上我才開始明白,我發現了我這類人中的大多數尚未發覺的一個道理。我們的就業指導處強調面試時要語音語調自然,要做面試官樂意與之共事的人。這當然很有道理,畢竟誰會想和一個混蛋一起共事?但在對於求職者來說最重要的場合強調這些東西似乎還是有些奇怪。我們被告知,面試不會太關注分數或簡歷,有了耶魯響噹噹的牌子,我們一隻腳已經踏進好工作的大門。所以面試更多的是一種社會測試,測試我們能否很好地融入集體,如何在公司會議中保持主見,如何與未來潛在的客戶打交道。

而最難的測試卻是根本就沒讓我參加的那場:首先去找到自己的觀眾。整個星期我都驚嘆自己竟能如此容易地接近全國最頂尖的律師。我所有的朋友都參加了至少十幾場面試,大多數面試也以錄用而告終。這週以前我還有16個面試通知,而最後由於我對自己的成功非常沾沾自喜,同時也由於我被接二連三的面試搞得精疲力竭,於是我拒絕了幾個面試邀請。但在兩年以前,我四處投簡歷,希望在大學畢業後找到一份高薪工作,卻四處碰壁。而如今只在耶魯法學院讀了一年,我和同學手上就拿到了那些曾在美國最高法院辯護過的頂尖律師提供的6位數高薪錄用邀請。

非常明顯,有一種神秘的力量在運作,而我才剛剛開始發掘它。之前我一直以為找工作就是去網上看招聘帖子,投幾十份簡歷,盼望得到回复。幸運的話,也許一個朋友會幫你把簡歷放在最上面。如果你能勝任一份要求很高的工作,比如會計,那麼找工作可能會更容易些,但規則基本都是相同的。

問題是,幾乎每個墨守遊戲規則的人都失敗了。那一星期的面試讓我看到成功人士玩的是迥然不同的遊戲。他們不會去市場上海投,盼著某個雇主會賜予他們一個面試的機會。相反,他們搭建網絡。他們給朋友的朋友發郵件,讓自己聲名遠揚。他們讓自己的叔叔打電話給老同學幫他們牽線搭橋。他們讓學校就業服務中心提前幾個月就專門為他們舉行面試。他們讓自己的父母教他們如何穿著得體、該說什麼、跟誰閒談。

這並不意味著你的簡歷或面試時的表現不重要。那些當然重要。但經濟學家所稱為社會資產的東西蘊藏著巨大價值。這是個專業術語,但意思其實很簡單:我們周圍的人脈和機構組成的網絡有著巨大的經濟價值。通過它們,我們可以找到合適的人,確保我們有機會,並能夠傳遞重要信息。如果沒有它們,我們就是單槍匹馬作戰。

我是參加漫長的FIP週最後幾場面試的其中一場時認識到這一點的。當時面得不咋地。他們問我的興趣,最喜歡的課程,期望從事的法律專長等。然後問我有什麼問題。經過多次實踐,我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已經完美,我提出的問題十分老練,顯得我對法律公司十分熟悉。但事實上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做什麼,也不知道想要從事法律的哪個領域。我甚至不知道我問的“公司文化”和“工作生活之間的平衡”是什麼意思。整場面試就像是在作秀,但我並沒有表現得像個混蛋一樣,所以也一直順風順水。

然後我碰壁了。最後一位面試官的問題讓我猝不及防:我為什麼想在法律公司工作?這本該很好回答,但我已經太習慣於談論我對反托拉斯訴訟萌發的興趣,因此可笑地被這問題抓了個措手不及。我本該說想要像優秀人才學習或從事於富有挑戰性的訴訟領域之類的話,但說什麼也不能說當時從我嘴裡出來的話:“我也不知道,不過工資挺高啊,哈哈!”面試官詫異地看著我,好像我長了三隻眼睛一樣,當然氣氛最終也沒有緩解。

我確定我完了。我犯了面試大忌。不過幕後,我的一位推薦人已經在給公司打電話。她告訴人力說我聰明、優秀,會成為一名很棒的律師。“她對你大加讚賞。”這是我後來聽說的。所以公司打電話通知我入圍了下一輪面試。最終我還是得到了這份工作,雖然在我認為是招聘環節中最重要的一環栽了個大跟頭。古語云,幹得好不如運氣好,但顯然良好的關係網絡比勤奮和運氣都更重要。

在耶魯,關係網絡的力量就像我們呼吸的空氣一樣,無處不在卻容易被忽略。第一學年快結束時,我們大多數人都為了參加《耶魯法學雜誌》(The Yale Law Journal)的寫作競賽而努力學習。《雜誌》刊登法學分析的長篇文章,主要面向學術界人士。那些文章讀起來就像電器說明書一樣,枯燥、程式化、夾雜著外文。(舉個例子:“雖然評級制度前景廣闊,但我們指出,制度設計、貫徹和實施層面仍有重大缺陷:各轄區在推諉而不是推進。”)玩笑歸玩笑,加入雜誌社可是正兒八經的事。這是法律界雇主的唯一看中的重要課外活動,有些雇主甚至只招參與過雜誌編輯的學生。

有的學生來法學院就是為了當《耶魯法學雜誌》的編輯。寫作競賽於4月舉辦。3月的時候,有些人已經準備了好幾週了。聽了剛畢業的學生(也是我們的好朋友)的建議,我一個好朋友去年聖誕之前就開始準備了。頂尖諮詢公司的校友聚在一起互相盤問編輯技巧。一個二年級的學生幫助他以前在哈佛的室友(是個一年級學生)設計了一份競賽前最後一個月的學習策略。每個角落,人們都在通過朋友圈和校友群了解這場第一學年最重要的測試。

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沒有俄亥俄州校友群,我來這兒的時候,是整個法學院唯一的兩個俄亥俄州畢業生之一。我猜《耶魯法學雜誌》非常重要,因為最高法院法官索尼婭?索托馬約爾(Sonia Sotomayor)曾經是那個雜誌社的一員。整個過程就像一個緊鎖的黑匣子,我認識的所有人都不知道鑰匙在哪。

官方渠道也發布消息,卻自相矛盾。耶魯為自己是一所壓力小、競爭小的法學院而自豪。但不幸的是,這一理念有時候卻與實際傳達的信息矛盾。似乎沒有人知道這張雜誌社工作證明究竟有多大含金量。學校跟我們說雜誌對找工作大有裨益但也不是那麼重要,說我們不應該過分強調,但這是獲得某些工作的先決條件。有一點毫無疑問是正確的:對許多職業選擇和興趣來說,在雜誌社工作純屬浪費時間。但我不知道我要選擇哪條職業道路,也不清楚如何找到我的興趣所在。

這只是說明成功人士的世界如何運轉的一個例子。但是社會資產在我們周圍無處不在。挖掘並利用社會資產的人會勝出,而讓資源閒置的人就如同瘸著腿和別人賽跑一樣,而如何運用而不是閒置資源對我這樣的孩子來說是個主要的挑戰。這裡列出了我初來耶魯法學院時不知道的道理,當然還有許多沒有在此列出。

面試要穿西裝。

穿特別寬鬆的西服是不得體的。

切黃油的刀不只是裝飾性的(畢竟,要用黃油刀來切的東西用勺子或用食指挖著吃更好)。

仿皮革和皮革不是同一種材料。

鞋和鞋帶應搭配。

某些城市和州有更好的工作機會。

去一所更好的大學不僅讓你有面子,還能帶來實惠。

金融是一種人們從事的行業。

阿嫲總是非常厭惡對鄉下人的偏見——人們認為我們這樣的人就是一群流著口水的蠢貨。事實上也是,我完全不知道怎麼讓自己獲得成功。不明白其他很多人做的事情通常會帶來嚴重的經濟後果,為此我在大學時失去了工作機會(海軍陸戰隊作戰靴和卡其褲明顯不是得體的面試裝),後來在法學院,要不是每走一步都有人幫助我,我還會失去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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