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學‧第十二輯（簡體書）

司馬相如通西夷及其貢獻
諸葛亮史事考辨——以《三國志》和《魏略》為中心
詩僧可朋：其入及其詩
三蘇《南行集》同題作品研究
論三蘇赴汴應試之緣由及薦舉者張方平之推薦
蘇軾《廣成子解》發微
試析宋人心目中大禹的崇高智能
元代文學家謝端考述
論《讀杜詩愚得》的注杜特色及其得失
清代蜀中詩人許儒龍初考
李調元的學術與文藝思想淵源考論
南羲采《龜硐詩話》對李白詩歌的評價
家族文化對劉咸忻的影響
成都市首任市長——黃隱將軍
漫談蜀中名士林思進的另類文學成就：聯語
淺草社中的川籍作家們——文學地理學個案分析
論歌德《浮士德》第二部及郭沫若的翻譯
教育社會學者黃大洲及其學術貢獻簡論
翰笙抗戰時期活動紀實（年表）
宋代四川交通與商貿活動研究
宋代巴蜀書法述略
晚清四川碑派書家包弼臣書法藝術特色及其影響
劉沅一門與都江堰
民國時期四川省圖書館發展簡論
輕拭塵埃看佛光——禪宗史上的彭州大隨山
對一條古驛道的文化勘厘——以成渝古驛道為例
懷念繆絨先生
激流之序曲——我的非正常的大學生活
重溫仁者正史，回望樂山鄉愁——序羅家祥《二十五史樂山史料集》
四川：百年中國新詩的“半壁江山”
稿約

2014年，蘇軾鄉人、眉山蘇軾研究專家張忠全先生托人將經他整理注釋重編出版的三蘇《南行集》送給我，我異常高興。張先生不僅盡其所能恢復了蘇轍親手編輯的這一三蘇早期作品合集的原來規模，收入三蘇父子詩文作品計154篇，較著名蘇學專家曾棗莊先生上世紀認定的作品數略有增益，而且使我從2009年開始就想分析比較三蘇南行同題創作作品的願望有了最現實的實現條件，材料的完備性、可靠性、便捷性都因此而得到了較好解決。
研究三蘇南行沿途創作的詩文作品，既能夠了解蘇軾父子早期創作的思想內容與風格特征，也可以由此縱觀他們後來創作發展的歷程變化及其主客觀原因，還能夠通過父子在同一創作題材上的表現方法與視角異同，窺探父子、兄弟間因各自性格、觀念、才情的差異而呈現出的關聯性和區別所在，實在很有意義。
關於三蘇《南行集》的研究，當代學者要數曾棗莊先生著手最早，他在上世紀80年代發表的《三蘇合著〈南行集〉初探》一文中，對該集的編纂、作品收錄、作品內容、藝術風格等問題就進行了全面的梳理分析，認為蘇轍所編《南行集》作品共計173篇，尚存150篇，佚23篇。曾先生為完成此項工作做了大量的基礎性資料收集，其簞路藍縷之功甚偉。近年中山大學朱立俠先生作《蘇洵、蘇軾、蘇轍同題詩比較》，刊載於2009年在眉山召開的全國首屈蘇洵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蘇洵研究》。該文對《南行集》中11組三蘇或蘇洵、蘇軾父子的同題詩歌進行了比較分析，不僅涉及這些作品的異同，還探討了造成如此異同的原因。③但朱文對三蘇同題作品的比較，其實不夠全面。首先，三蘇父子同題作品，該文只涉及詩歌一種文學形式，而未及其他。事實上在蘇洵、蘇軾、蘇轍的同題作品中，除詩歌以外，還有同題異體（即相同題材不同文體）的作品，如蘇洵的《昆陽城詩》和蘇軾的《昆陽城賦》，蘇軾的《巫山詩》和蘇轍的《巫山賦》等。其次，在該文對蘇洵父子三人的詩歌作品比較分析中，只涉及了三人同題詩和蘇洵、蘇軾兩人同題詩的比較分析，而未及蘇軾、蘇轍兄弟兩人的同題詩文作品，而事實上這一部分占比最大，計有同題詩23組、同題賦1組（屈原廟賦），同題異體作品2組，即濫澦堆詩（蘇轍）賦（蘇軾）、巫山詩（蘇軾）賦（蘇轍），兩者相加達到26組，比其納入比較分析的三蘇父子11組同題作品還多一倍以上。如果不把這些為數眾多的同題作品納入研究範圍，那麼，三蘇同題詩比較論題的研究就說不上全面。最後，只比較同題詩而不及同題異體作品，父子三人何以同一題材要用不同文體來表現的問題自然無從了解。所以，本文在相關研究的基礎上，作進一步的探討分析。
一 三蘇同題詩
真正意義上的三蘇父子同題詩為6首，分別是《初發嘉州》《題仙都觀》《神女廟》（蘇轍題為《巫山廟》）《題三遊洞石壁》（蘇軾詩題為《遊三遊洞》）《荊門惠泉》《襄陽懷古》（蘇洵詩題為《襄陽懷古一首久蘇軾詩題為《襄陽古樂府三首》，蘇轍詩題為《襄陽古樂府二首》）。朱文納入比較的其餘5首作品實為蘇洵、蘇軾父子二人同題之作，本文將在下一部分進行專門分析。
從6首詩的題目看，第一和第六首為以所經地名命題，故可以不拘泥於一景一物的詠寫，各自表達的內容範圍和藝術手法能夠多樣化選擇，自由空間最大；中間4首均為遊覽同一景點的同題作品，詩題基本以所遊景點為名，表現物件是確定的，敘寫的範圍與空間受到明顯限制，但各自的表現視角或側重點可以有所不同。6首詩敘寫的地點，按照經歷先後，依次分別為嘉州、豐都、巫山、宜昌、荊州、襄陽6地，幾乎涵蓋了三蘇父子由水路南行進京所經歷的路綫全程。
考察三蘇父子這些隨行同題詩文創作，不得不提到蘇軾所作的《南行前集敘》。其言云：“己亥之歲，侍行適楚。舟中無事，博弈飲酒，非所以為閏門之歡者。而山川之秀美，風俗之樸陋，賢人君子之遺跡，與凡耳目之所接者，雜然有觸於中，而發於詠嘆。蓋家君之作與弟轍之文皆在，凡一百篇，謂之《南行集》。將以識一時之事，為他日之所尋繹。且以為得於談笑之間，而非勉強所為之文也。”這段話的重要意義，主要體現在“凡耳目之所接者，雜然有觸於中，而發於詠嘆”一句中。蘇軾特別強調父子三人的所有創作，都是沿途經行耳目聞見觸動於心的產物，體現了蘇氏父子共同的文學創作觀念，即文章必須有感而發、有為而作，這是他們終身堅持的創作理念，不僅對他們自身，而且對整個北宋文學發展的理論和實踐都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至於蘇軾所言“得於談笑之間，非勉強所為之文”，不得望文生義地理解為遊戲無心之作，而在於強調創作過程的愉悅與。互動，特別是父子三人同行，所見所聞，各有所感，同題創作，互相借鑒放發，奇文共賞，不僅是美事，也是盛事，殊為難得。故蘇軾特意表而出之，讓讀者身不能與，心向往之。事實上，這也是三蘇父子唯一的一次同行創作，並寫下如此眾多同題作品的文學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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