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澤：江南民間祭祀探源（簡體書）

本書是一部文化人類學專著。選取上海青浦金澤鎮作為最主要的研究個案,作者李天綱經過多年的田野調查,並查閱了大量相關的府、州、縣、鄉、鎮等地方誌,探究了江南地區官方儒學經典、祭典和民間地方祭祀系統之間的密切關聯。〈金澤》主要觀察關注和研究江南地區以祠祀為特徵“民間宗教”的歷史、發展和演化,作者經過細緻的歷時性考察,從中提煉出江南地區祭祀及民間信仰的共性,由此提出“從儒教祠祀系統演變出來的民間宗教,才是中國現代宗教的信仰之源”。書中還著重考察了中國民間祭祀和信仰系統的當代轉型和改造進程,並探討了這轉型和改造與現代化、現代性的關係等問題。另外,在全書結尾處,作者簡要探討了研究民間祭祀、神衹和信仰的新方法與新路徑等問題。

李天綱

1957年生於上海。畢業於復旦大學曆炎系，獲中國文化史方向博士。長期從事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國宗教歷史和上海地方文化研究。現為復旦大學哲學學院宗教學系教授、系主任、利徐學社主任，兼任上海宗教學會副會長。

代表作有:《中國禮儀之爭:歷史、文獻與意義》《跨文化的詮釋經學與神學的相遇〉〈明末天主教三柱石論教文箋注〉《歷史活著》。譯作包括:《中國民間崇拜》《清廷十三年》(2012)。主編〈徐光啟全集》《增訂徐光啟年譜〉〈萬國公報文選》《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馬相伯卷》等。

緒論 金澤：江南民間祭祀探源

民間宗教：淵源與反省

全球—地方化時代的信仰

世俗化與都市宗教

金澤古鎮：現代的邊緣，信仰的中心

江南、上海和世界

上篇 金澤的祭祀生活

第一章 市鎮祭祀：地方性知識

江南宗教

金澤的祠廟

市鎮信仰：空間的發現

回歸，抑或內部轉換？

第二章 眾教之淵：金澤鎮諸神祠

東嶽大帝：從朝廷到地方

楊震廟：江南草根信仰

劉王廟：蝗神、水神和文神

二王廟：禮失求諸野

五路神：秩祀，淫祀？

城隍神：城市型地方認同

關帝廟：官民共奉的信仰

第三章 祀典：民間宗教與儒教

周孔之教與孔孟之道

祀典與淫祀

洪武改制：漢人信仰的重建

官民合作模式

方志中的祠祀改革

第四章 私祀：民間宗教的秩序化

中國宗教體系

縣、鎮、鄉宗教生活的秩序

中國神祇的分類學

下篇 江南祭祀之源

第五章 佛道相容：合一的基層信仰

頤浩寺模式：現代性問題

三種佛教：士紳的力量

民眾佛教：基層的活力

佛教復興：都市化革命

第六章 三教通體：士大夫的態度

三教通體

“鬼神之為德”

三教一源

合於民間宗教

第七章 社、會：民間祭祀的結構

市場圈：“施堅雅模式”的修正

祭祀圈：市鎮祭祀共同體

廟會與方域認同

香汛：廟會、性別與組織

第八章 漢人宗教的基本形式

漢人宗教的基本形式

魂魄：儒學本體論

鬼祟：民間祭祀之源

血食：祈、報及“祭如在”

焚香：人神溝通之具

設像：非儒教主張

總論 中國的宗教與宗教學

“中國根柢”：江南祭祀的底色

宗教普遍性：儺、巫覡、薩滿教

儒家宗教性：中國有宗教

宗教對話：中西會通之具

都市化：宗教的基本與變革

新路徑：中國宗教研究的方法與主張

後記

江南、上海和世界
選擇上海市青浦區金澤鎮作為中國宗教研究的田野考察地點，是想在研究方法上有所突破。從文本到文本的研讀和比較，固然能夠抓住一些本質問題，但這樣的結論是否和實際生活相關，就是另一回事情。“接地氣”是近年來的一句流行語，雖很俗套，卻有合理之處。如果一項研究畫地為牢，并不試圖說明實際生活，無論它有多么強大的理論意義，也不能算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經典研究與民俗考察，文本研讀與田野調查，宗教學與人類學相結合，發展一種跨學科的方法來推動宗教領域的研究，是立項時的初衷。但是，選擇金澤鎮作為田野調查基地，卻是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2005年的秋天，偶爾到了金澤鎮，正逢“廿八香汛”，發現這里的氣氛很是異樣，別的地方消失了的宗教生活，這里保存較好。混雜的廟會形式有些可以從儒教、道教、佛教的經典去理解，有的則沾染了現代生活氣息。還有，明清以來地方志中記載的神祇、祀典和科儀，在當代老、中、青年的信仰中交錯。這樣的“活標本”，不是正好可以拿來觀察江南和中國的宗教么？從金澤，我們看到中國人的宗教生活及它的過去、現在和未來。
水鄉澤國的金澤鎮，地處江南核心地帶，這里歷來存在著一個相對獨立的地區信仰體系；明代以后，這一地區的士紳、文人、商人、僧侶以及剛剛來華的耶穌會傳教士，在全國乃至全球范圍內建立了一個廣泛的經濟、文化和信仰網絡。這個網絡已經初步建立起一個我們今天可以稱之為“全球化”的文化關系，學者們或許應該稱之為“早期全球化”（Early Globalization）。在金澤鎮，稍作分析，便可以辨別出本土（Local）—地方（Regional）—全國（National）—全球（Global）一共四層關系。江南古鎮金澤經過近代上海的牽動，成為世界經濟與文化的一部分。地方，不只是江南的，也屬于全球。經過明清時期的通商、傳教運動，“地方性”（Localities）的含義完全改變了。江南社會初與西方文明有交往，始于17世紀初年。葡萄牙商人進入馬六甲海峽以后，中國的大宗商品輸出以絲綢、瓷器、茶葉為主，出產地均為江南。天主教耶穌會士用澳門做基地，深入內地，在上海、嘉定、杭州、南京建立以江南為核心的中國傳教區。江南人的信仰和宗教生活已經為天主教神父們廣泛談論，仔細研究。[徐光啟、李之藻、楊廷筠等“儒家天主教徒”與耶穌會士的神學對話，可見李天綱編：《明末天主教三柱石論教文箋注》（香港，道風書社，2007年）；佛教僧侶與耶穌會士的對話，可見祩宏（云棲）：《竹窗三筆 ? 天說》（收入夏瑰琦編：《圣朝破邪集》，香港建道神學院，1996年）；尚未發現道教人士和耶穌會士的對話，而天方教人士對耶穌會士神學理論的回應，可見王岱輿著：《正教真詮》《清真大學》等（西寧，寧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
清初在常熟傳教的比利時籍耶穌會士魯日滿（Franciscus Rougemont, 1624—1676），他的傳教區在蘇州府的常熟、昆山、太倉等縣，常常去松江、上海、蘇州和杭州出差。和江南士人一樣，他的交通方式以乘船為主。利瑪竇和耶穌會士們依靠瞿太素（常熟人）、徐光啟（上海人）、李之藻（仁和人）、楊廷筠（仁和人）等開教“柱石”，建立了江南天主教會，就其教區分布范圍來看，正好是以淀山湖為中心，把江蘇、浙江和今天的上海聯系在一起。江南教區的范圍，大致以明、清帝國行政區的蘇、松、太、常、杭、嘉、湖各州府為主，上海則是江南教區的中心。“上海傳教區，它是整個江南省，也許是整個中國最為繁榮的傳教區之一。當時有56座可以舉行正式感恩祭的教堂，和大約40， 000個教友。”魯日滿神父從常熟來松江、青浦、上海，跨越范圍就是以金澤鎮為代表的江南地方宗教“信仰圈”。
魯日滿有一部《常熟賬本》，給我們留下珍貴的資料，說明17世紀的江南天主教教區與傳統的民間信仰圈高度重合。例如，他在常熟，記錄了清初的物產、物價和其他費用，也記下他去各地出差時的費用。常熟到蘇州的路費是260文；常熟到太倉的路費0.40兩；常熟到青浦的路費720文；常熟到上海的路費1150文；常熟到杭州的路費1.10兩。這里的路費，都是客船運費。每次有所不同，但大致相當。天主教徒、上海巨紳徐光啟在青浦朱家角以東的趙行、蟠龍鎮經營事業，清初青浦的天主教會活躍。魯日滿來過青浦金澤鎮，康熙十四年五月十四日（1675年6月7日）他在嘉興給一位信徒施洗；二十四日（17日），在朱家角鎮給另一位信徒施洗。從嘉興到朱家角的水路途中，魯日滿必須經過江浙之門戶——金澤鎮。從魯日滿《常熟賬本》看，常熟、昆山、太倉、嘉興、杭州、青浦、松江、上海一帶的天主教信仰圈，和江、浙、滬交界地帶的淀山湖民間信仰圈重疊。如以金澤、朱家角鎮為圓心，以50公里為半徑，既劃入楊震信仰，也包括天主教江南教區的大部分。
松江府在宋、明以后的經濟、文化地位日形重要，與蘇州府并稱，有“蘇松熟，天下足”的民諺。明萬歷年間學者王士性（1547—1598，浙江臨海人）指出：“蘇、松賦重，其壤地不與嘉、湖殊也，而賦乃加其十之六。”清初學者顧炎武則有“蘇松二府田賦之重”的詳細論述。按顧炎武的查證，松江府田賦之“重”，又甚于蘇州府。顧祖禹也對明代松江府的重要地位評價甚高，稱其“雄襟大海，險扼三江。引閩越之梯航，控江淮之關鍵。蓋風帆出入，瞬息千里，而錢塘灌輸于南，長淮、揚子灌輸于北，與淞江之口皆輻列海濱，互為形援。津途不越數百里間，而利害所關且半天下。……且居嘉、湖之肘腋，為吳郡之指臂。往者倭寇出沒境內，而浙西數郡皆燎原是虞。謂郡僻處東南，惟以賦財淵藪稱雄郡者，非篤論也”。青浦縣的河湖港汊串通起整個太湖流域和長江沿岸；青浦東境的上海縣則依托東南沿海的海上交通，與廣東、福建、山東、河北各地聯通。江南士人重視松江府為“賦財淵藪”，卻仍然輕視它“僻處東南”。顧祖禹批駁了這種陳舊見解，他看到上海作為一個通商口岸，正崛起為全中國乃至東亞和世界的交通中心。
吳淞江是貫穿松江府全境的主要河流，分為兩條水路通往蘇州府，一從昆山縣境，一從吳江縣境，金澤鎮即是吳淞江從吳江進入蘇州之孔道。“吳淞江，在（蘇州）府南，從吳江縣流入境，合于龐山湖，轉而東入昆山縣界。又婁江，在今城東婁門外，亦自吳江縣流入，自城南復東北流至婁門外，東流入昆山縣境。”吳淞江下游自上海入海，但它的上游并不確定。顧祖禹稱：“自唐宋以來，三江之名益亂，東江既湮，而婁江上流亦不可問。土人習聞吳淞江之名，凡水勢深闊者即謂之吳淞江。”吳淞江北支因接近長江，淤塞日重，和婁江一樣慢慢不可通航，昆山一路漸漸不用。所以，經朱家角鎮到金澤鎮，再經淀山湖水域入蘇州，復經太湖水域去無錫、常州。往下，還可以經練塘、楓涇等鎮，進入嘉善、嘉興等浙江省縣份。
淀山湖，是蘇州和松江的界湖，“淀山湖，（昆山）縣東南八十里，接松江府界，亦曰薛淀湖。東西三十六里，南北十八里，周回幾二百里。下流注于吳淞江”。淀山湖周邊有一連串繁榮的古鎮。青浦縣境的西部，先有青龍鎮的繁榮，后有金澤鎮的崛起，明清時期又有朱家角鎮的極盛。自三國時期的孫吳政權經營太湖東南之廣大流域之后，本地就有青龍鎮的長期繁榮。“青浦”便是因青龍鎮而得名，這里不是一個落后地區。相反，青浦境內的金澤等市鎮代表了農業、手工業時代的城市化。現代社會學家定義小城鎮，指出在明清時期，長江三角洲地區已經有強勁的城鎮化運動。和尼德蘭、英格蘭等地一樣，江南地區的早期城市化，也是借助發達的河運系統實現的。現在的金澤鎮，鎮區總面積108.49平方公里，其中水面面積達到33.84平方公里，金澤鎮超過三分之一的面積為河、湖、港、汊所占據，仍然是一片水鄉澤國。
江南在17世紀便已經名揚歐洲，“早期全球化”運動中有上海的蹤影。利瑪竇、金尼閣著《利瑪竇中國札記》，是近代西方人就近觀察中國的第一本著作。該書以拉丁、意、葡、西、法、英文出版，17世紀時便流行歐洲，其中對“江南”有突出的描寫。利瑪竇描寫徐光啟的故鄉上海：“這個省份（江南）的這一地區盛產米和棉，棉可以做各種布，據說此地織工有二十萬人。[“二十萬人”當是筆誤，高龍鞶著，周士良譯《江南傳教史》（上海，天主教上海教區光啟社，2008年）有同樣來源的內容，寫作“織工二千余人”，比較切近。]布匹出口到北京皇宮和其他省份。這里的人，特別是城里人，都非常活躍，不大穩定，頭腦聰明，出過很多學者文人，因而也出過很多大官。他們從前身居高位，現在退休后都很有錢，居住在富麗堂皇的府邸里。這里天氣溫和，可以說明何以這里的人要比國內別處的壽命更長些。在這里，人們不以六十歲為老，有很多人到八十或九十，有些甚至活過一百歲。”利瑪竇和耶穌會士們對上海和江南的描述，啟動了歐美人士對中國文化的贊美，如魚米之鄉、物產豐富、文士眾多、人性溫和等說辭。
孟 德 斯 鳩（Montesquieu, 1689 —1755） 在《 論 法 的 精 神 》（1748年）中，把“江南”闡釋成一個“由人的勤勞建立的國家”，他說：“有的地方需要人類的勤勞才可以居住，并且需要同樣的勤勞才得以生存。這類國家需要寬和的政體。主要有三個地方是屬于這一類的，就是中國的江南和浙江這兩個美麗的省份、埃及和荷蘭。”孟德斯鳩把長江三角洲的“江南”，和埃及尼羅河三角洲、荷蘭低地國家相比較。埃及尼羅河三角洲土地肥沃，人口繁庶，曾經是羅馬帝國最垂涎的省份；而尼德蘭是歐洲中世紀以后最早繁榮起來的地區，農業、手工業、商業、航海、文化、藝術都領先于歐洲，孟德斯鳩寫書的時候，荷蘭人剛剛經歷了被稱為“海上馬車夫”的全盛時代。
孟德斯鳩和伏爾泰、萊布尼茨等人一樣，曾經潛心研究中國。孟德斯鳩“漢學”知識主要來源于法國耶穌會士杜赫德編撰的《中華帝國全志》（Description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其基調是對江南士大夫文化的贊美。為了獲取不同資料來源，揭示中國政體的專制特征，孟德斯鳩和皇家圖書館的福建莆田籍館員黃嘉略（1679—1716）做過深談。根據黃嘉略的情報，孟德斯鳩說：“我不曉得，一個國家只有使用棍棒才能讓人民做些事情，還能有什么榮譽可說。”孟德斯鳩修正歐洲人的中國觀，說“中國的政體的原則是畏懼、榮譽和品德兼而有之”。關于江南，他說：“（江南和浙江）這兩個省份土地肥沃異常，因此給歐洲人一個印象，仿佛這個大國到處都是幸福的。”孟德斯鳩把江南從帝國劃分出來，單獨處理。在中國，“人們自然地傾向于奴隸性的服從”，只是江南的“政權必須是寬和的”，因為當地人民勤勞，智慧，并不淫逸，“像過去的埃及一樣；像今天的荷蘭一樣”。孟德斯鳩的“江南特殊論”，延續著從馬可 ? 波羅到利瑪竇，再到杜赫德的話語，把江南夸飾成“人間天堂”。我們完全可以說：17世紀以后，江南社會就進入“早期全球化”。19世紀上海大都市的崛起，只是江南社會早期發展的延續。清代康熙、乾隆年間，繼元代朱清、張瑄開辟的“海運”事業，上海再一次“以港興市”。1843年，上海開埠，中外貿易樞紐從澳門、廣州轉移到上海，各項新興事業發展。上海周邊地區的社會體系劇烈改組，長江三角洲市鎮面臨著亙古未有之“大變局”，江南市鎮漸次融入現代體制。上海縣的法華、龍華鎮，寶山縣的江灣、殷行、吳淞、真如等近郊市鎮，首先被大上海吸附。遠郊市鎮，如七寶、閔行、南翔、大場、羅店等，也承接了上海的近代產業，更新市鎮上的傳統產業。金澤鎮離上海都會區有60公里之遙，不通公路、鐵路，僅僅通過傳統水路聯系，但是現代大都市的輻射力，仍然無時不刻地傳輸到當地。
20世紀30年代后，學者多用殖民地模式分析上海及江南地區的社會轉型。他們根據江南傳統市鎮對于上海新都市經濟的“依附性”，定義中國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且在政治、經濟、文化三方面都是如此。果真如此嗎？果真是帝國主義的上海，榨干了江南經濟、斷送了江南文化嗎？事實未必如此，可能恰恰相反。羅茲?墨菲（Rhoads Murphey,1919—1973）的研究表明，近代上海崛起后，長江三角洲地區依次發展，絲、茶貿易額大為增加。墨菲轉引英國茶葉專家福鈞（Robert Fortune,1812—1880）的統計，外商在上海采購茶葉，運輸費大大下降，只占成本的5%，在廣州是70%，以至于“上海的茶葉貿易額大為增長，有更多的制茶商能夠由于運費下降而進入上海茶葉貿易的出口市場。它不再是一項小規模的專門化的奢侈品買賣，而是一項因運輸路線連續不斷而成為可能的大規模貿易”。上海的貿易促進了江南地區的生產和出口，將過剩的勞動力，還有荒坡上就可以大量種植的茶樹，轉化為大量的GDP，銷往歐美。
茶葉之外，生絲的情況也是如此，“太湖周圍地區是江浙產絲區的比較重要的中心。在那里的若干地方，特別是無錫、蘇州和湖州周圍一帶，桑樹作為首要的農作物，取代了水稻，在四月和五月初養蠶季節的六個星期里，幾乎所有的農民都在忙著養蠶。……幾乎所有在這個‘中國’蠶絲地區為外貿而生產的生絲，都在上海經由華商和外商經營生絲出口的商行銷售”。上海的對外貿易推動了江南的手工業生產。按墨菲的地理學觀點，以及許多經濟史學者的看法，現代上海的崛起和長江三角洲地區傳統水路交通體系密不可分。近代上海的工商業發展主要借用水路交通，而不是維新思想家呼吁的鐵路、公路系統。上海的工廠大都建在黃浦江、蘇州河以及無數的支流港汊邊上，船只和碼頭承擔了原料和成品的運輸，極其便捷。“在長江三角洲和長江流域的大部分地區，貨物可以如此輕便而成本低廉地經由水道運輸，因而幾乎沒有為供應上海這樣大的城市而采用機械化的運輸工具的必要。”20世紀30年代，上海的現代工業總產值占全國的近六成，但滬寧、滬杭兩條鐵路的運輸量，卻只占全國的7%，還排除了東北鐵路的大量份額。上海和長江三角洲的社會發展主要依靠水道，傳統的商業網絡和交通系統支撐了現代化。
金澤鎮是江南市鎮由傳統到現代，從本土向全球過渡的普通例子。19、20世紀，乃至21世紀的今天，江南社會充滿了這樣的案例。這種社會轉型可以用殖民化的依附性——即傳統社會依附于西方資本主義經濟來解釋；同樣，也可以用全球-地方化——即全球社會吸附本土傳統，建立更加合理的分工體系來說明。20世紀下半葉開始，地方主義和全球主義成為“左”“右”人類思想的兩種不同解釋，似乎是不可調和的兩種意識形態。事實上，生活本身比任何精密細致的理論體系都要生動，且趨于中間狀態，而不是去向兩個極端。全球-地方主義（Glocalism）確實是一種可能的模式。19世紀的經濟全球化，激活了古老江南的傳統生產；江南市鎮上的傳統經濟，如絲綢、茶葉、瓷器、家具等產業，都因為加入了全球貿易得到更大的發展。如南潯、震澤鎮的絲綢業，宜興、景德鎮的瓷器業，蘇州、杭州、徽州的制茶業，都超越了全國市場，不再只是依附于民族經濟，而成為19世紀全球經濟的一部分。
金澤鎮的經濟在清代中葉已經加入全球貿易體系。一個例子是長三角的內河運輸業。我們看到：長江三角洲的內河船運業，自康熙年間上海設埠以后的沿海航運業，以及鴉片戰爭后各大洋行、招商局舉辦的遠洋運輸業一起發展，構成了一個完整的“Glocal”（全球的）航運體系。江南的貿易、金融、服務業和外國同行之間，既有激烈競爭，也有密切合作。直到民國后期，金澤鎮的水路交通網絡一直還在使用，分擔著上海到江浙之間的重要航運，維持了金澤鎮從明清遺留下來的龐大規模。金澤鎮的航運業把上海進口和生產的“洋貨”，搬運到蘇州、無錫、南京、杭州；同時，把蘇南、浙北的棉布、絲綢、茶葉、手工制品，還有人力、原材料等運到上海，轉輸到世界。
然而，金澤鎮的優勢產業——傳統棉紡織業，在20世紀初開始衰落。長江三角洲市鎮經濟有很強的內部分工，各市鎮都有自己的優勢產業。總體上來說，三角洲東部的松江府各縣，主要以傳統棉紡織業為主，西部蘇州府湖州府則以絲綢業為主。上海開埠，江南經濟卷入全球貿易之后，絲綢業和棉紡織業有不同表現。絲綢業、瓷器業為江南壟斷，日本、印度和歐洲企業，偷師學藝，很晚才有自己的絲綢生產，和中國競爭。在江南經濟版圖上，金澤鎮是棉布業和絲綢業的分界。金澤往西50公里之內，有西塘、姚莊、蘆墟、黎里、盛澤、震澤、烏鎮、南潯各鎮，這里是全球貿易中著名的“湖絲”產區，出口表現非常突出，浙江省湖州市南潯鎮（今稱南潯區）、江蘇省蘇州市吳江區震澤鎮因絲綢業的發展稱為“巨鎮”；金澤往東，青浦、上海、川沙、奉賢、南匯、金山、嘉定、寶山的市鎮，都以棉紡織業為主。英國和印度的“洋布”打開中國市場后，有英資、日資、華資在上海大量投資機器紡織業。靠近上海的市鎮，如寶山縣江灣鎮、吳淞鎮，上海縣七寶鎮、閔行鎮，轉型引入現代產業，和英、美、法租界以及南市、閘北一起發展。金澤鎮地處絲、棉產業的邊界，離上海又是不近不遠，20世紀開始，當洋布擠走土布之后，在傳統和現代產業中都沒有優勢產品，金澤鎮衰敗了。
金澤鎮的棉紡織作坊，集中在鎮西的下塘街，精益求精，規模效應，這里出現過江南地區最為集中和先進的紡織機械制造手工業。按照金澤鎮政府近期出版物提供的資料，“下塘街在清朝中葉，鎮民大多紡紗織布，一時很盛，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到清末，出現了鐵業、木業、竹業的小手工業生產，制造風車、牛車和木犁，為農業服務。此類手工業作坊，大大小小有五六十家，作坊的鋸木聲和榔頭的敲打聲，整天‘呯嘭’作響，一片繁華的景象”。按照《金澤小志》的記載，金澤鎮紡織機械制造業出現得更早，道光年間已經成型，“紡具，曰車、曰錠子，鐵為之。車以繩竹為輪，夾兩柱，中樞底橫三木，偏左而昂其首，以著錠子，輪旋而紗成焉。到處同式，而金澤為工”。金澤鎮生產的鐵、木、竹復合材料的先進機械，是江南地區最好的，以至于“東松郡，西吳江，南嘉善，北昆山、常熟，咸來購買，故‘金澤錠子謝家車’，方百里間，咸成諺語”。明朝以降，直至清末，金澤鎮不但大量生產花、紗、布，還為整個江南地區的棉紡織業提供母機，好像是“江南的蘭開夏”“中國的曼徹斯特”。可以說，金澤鎮賴以生存的支柱產業是棉紡織業。金澤鎮的貿易、商業和運輸業，都是以棉紡織業為核心建立起來的。
20世紀初，上海崛起了亞洲最大的現代紡織工業——機器織布業。華資上海機器織布局（1878）、英資怡和紗廠（1895）、民資申新紗廠（1915）、僑資永安紗廠（1921）、民資安達紗廠（1938），還有《馬關條約》（1895年）簽訂后以后大量涌入上海的日資內外棉紗廠次第興辦，激烈競爭。“洋布傾銷”使得織造和銷售本地藍印花土布的江南市鎮一步步地陷入困境。金澤鎮傳統紡織業的衰敗是注定的，但不是劇烈的。上海的現代化對長江三角洲市鎮的沖擊波，呈中心擴展的水波狀，逐漸蔓延到江浙地區。現代工業對手工業的沖擊力，在幾十年當中慢慢呈現。固然，和上海毗鄰的市鎮如江灣、法華鎮、龍華鎮等，在鴉片戰爭以后不久就開始受到現代生活方式的影響，風氣、語言、服飾、習俗，包括民間宗教形式為之一變。但是，處在遠郊的淀山湖周圍系列市鎮，大約要到20世紀二三十年代才真正感受到沖擊。以服飾為例，據當地作者陳述，青浦在“民國初年，農村服裝都用自家紡織的粗布”，直到“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上海）城里傳入了‘洋布’，那時的農村婦女開始用士林藍布制衣，并用淺色布或花洋布滾邊，作為上街趕市、走親訪友時的穿著”。可見地處遠郊的金澤鎮受現代化的沖擊，要遠遠晚于上海的周邊市鎮。
金澤在20世紀衰敗的情景，如40公里外桐鄉市烏鎮籍作家沈雁冰（茅盾，1896—1981）在其作品《林家鋪子》里描寫的那樣。20世紀30年代，上海的日資紗廠低價競爭，大量出貨。原來銷售“老布”（土布）的林家鋪子，只能轉而銷售“新布”（洋布）。其時正逢“九一八”（1931）事變發生，日本加劇掠奪中國，江南各地群情激奮，銷售“東洋布”的林家鋪子老板很痛苦，林家小姐在學校里也被人歧視。一日，小姐醒來，聽到母親哀嘆：“這也是東洋貨，那也是東洋貨，呃！”但是，江南地區的傳統產業很頑強，上海的機器織布業并沒有完全扼殺長江三角洲城鎮的土布產業。80年代，上海宣傳部門在“五一”“七一”“十一”安排文藝調演，來自青浦等郊縣的文藝演出隊，都會穿著藍花土布服飾，唱跳挑擔、插秧等農作姿態的歌舞。2005年，我們第一次進入金澤鎮的時候，還看到過一些從周圍鄉村來鎮上的老婦人，穿著藍印花土布的衣服，頑強地保留著自己的生活方式。
費孝通先生20世紀30年代的小城鎮研究，關注江南傳統經濟的倒閉。他描述吳江區震澤鎮開弦弓村（西距金澤鎮30公里）：“村里的家庭紡織業實際上已經破產。我在村里的時候，雖然幾乎每一家都有一臺木制紡織機，但仍在運轉的只有兩臺。因此，衣料大部分來自外面，主要是亞麻布和棉布。村里的繅絲工業主要為商品出口，并非為本村的消費，只有少數人在正式場合穿著絲綢衣服。”這類描述經常被用來證明江南經濟的凋敝。但是，事實上震澤鎮的絲綢業通過中外貿易更新換代，改為大機器生產。20世紀30年代至今，蘇州和湖州一直是全球最重要的絲綢生產基地，衰敗的只是土布。按經濟史研究，在統計1911年以前建立的107個江南市鎮中，有40個是1861年以后新建立的，其中8個因為新式工廠的建立而興起。在上海近郊28個老市鎮中，有3個因新式事業而復興。不幸的是，金澤鎮不是傳統行業持續繁榮的市鎮（如震澤），也不是因新式事業推動而復興的市鎮（如朱家角）。江南的傳統與現代并不是截然對立、你死我活的，而是融合生存的。傳統和現代結合，地方和全球對接，漸漸發展，慢慢交替，過程溫和。事實上，金澤鎮的土布和傳統紡織機械制造業，一直保存到50年代，直到“解放后，隨著農村耕作技術的改革，這些手工業作坊，都進入手工業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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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以后新一次的城市化浪潮中，金澤鎮一直在市、縣政府的計劃之外。90年代以后，上海市政府把淀山湖作為水源保護地，限制本鎮的大型工業開發，不再批準國家、市、區級的工業開發區，本鎮舊有的手工業自生自滅，新組建的鄉鎮事業發展也很困難。在長江三角洲一帶，青浦西部區域保持農業格局，青浦東區以及鄰近的昆山、太倉、常熟等縣級市，都遠比“青西”發達，金澤鎮的鄉鎮工業在青浦區排在末幾位。2000年，金澤鎮的28家鄉鎮企業，用工1490人，工業總產值33464.9萬元，都不算突出。最糟糕的數字是利潤額，2000年全鎮工業總利潤只有95.4萬元，只比鳳溪鎮（負403.2萬元）、蒸淀鎮（95.1萬元）稍高，排在21個鄉鎮、開發區的倒數第三位。另外，金澤鎮的三資企業、個體企業也處于相似的落后水平。[以上統計數字，均見于《青浦縣志（1985—2000）》，“工業”。]金澤鎮，似乎是一座被遺忘的孤城。但是，金澤位于江南，屬于上海，仍然與這個高速變化著的世界緊密相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