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世致用(經濟卷)（簡體書）

自序：學者的作爲
自古以來，中國就有“學而優則仕”的傳統，古代的“科舉制度”就是專門設計選拔各級官員的途徑。有不少學子通過此途徑“科舉取仕”成爲達官顯貴，權傾一時。到了近代，特別是西方堅船利炮敲開中國封閉的大門後，西方的科學思想、教育觀念開始衝擊中國的知識界，科學救國、教育救國思潮泛起。一批志士仁人著書立說，傳播西方科學民主思想，試圖用思想觀念衝擊改變中國。到民國時期兩極分化，知識分子一部分沿襲傳統，步入政界，承擔要職，以體現自身價值，像胡適等人；另一部分知識分子則安于寂寞，一心爲學，潜心研究，以學術報國，像梁思成等人。新中國成立後，經過“反右”“文革”的衝擊，改革開放以來，知識分子兩極分化現象凸顯：一部分博士、教授通過各種培養鍛煉途徑走上政界，其中大部分人作出了優異的成績，少部分人則經受不住市場經濟的考驗和物質利益的誘惑而落馬，讓人既痛恨又痛心。而另一些人則坐住了冷板凳，刻苦讀書、專心爲學、著書立說、發明創造，作爲科學家和著名學者而備受世人尊敬。作爲學者，除了自己專業貢獻外，能不能不“爲仕”而“干政”，既可以减少體制內的“被圍獵”出錯，又可以客觀冷靜地觀察經濟和社會，將政治理念和經濟思想通過大量的調研、學理的論證提供給“當政者”，即用現在時髦的話說就是：智庫，我認爲這是可行的。目前以美國爲代表的民主憲政國家普遍建立了政府智庫，成爲執政黨執政的外腦。十八大以來，我們黨和政府的决策，都廣泛徵求專家學者的意見。我個人認爲，這是目前廣大知識分子參政議政的重要渠道。有鑒于此，2016年3月，省委派我到東財主政，上任伊始，我就重點抓了兩件事：一是爲東財理順各種關係，通過人脉爭取到更多的辦學資源；二是讓東財更多地介入國家和地方的經濟社會發展，貢獻財經院校財經管理方面的智慧。一年來，東財與省委政研室簽署合作協議，爲省委十二次黨代會做了五份調研報告；與大連市政府簽署合作協議，共建自貿實驗區研究院；與國家發改委簽署合作協議，共建反壟斷研究中心；與中國建設銀行簽署合作協議，共建普惠金融研究院。這些合作貫徹了東財“博學濟世”的校訓精神，也彰顯了“經世致用”的辦學理念。我多次在不同場合上講：東財要樹立“頂天立地”的大科研觀。所謂“頂天”，就是要多産出能够站在各學科前沿的具有原創性的科研成果。在學科建設上爭取讓更多的學科成爲一流學科。所謂“立地”，就是緊密結合地方經濟發展實際，介入當地黨和政府决策，貢獻學者的調查研究成果，形成改造世界的精神力量。我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一年來，我組建了東財兩個學術團隊，一個是馬克思主義學院的政治經濟學研究團隊，一個是經濟與社會發展研究院的東北老工業基地振興研究團隊。“政經”研究團隊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上取得了一批成果，在學科建設上嶄露頭角，在五大發展理念、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政府與市場關係的理論研究上發表了一批文章，在全國政經學科産生了較大影響，全國大型學術會議都請東財做大會發言，東財還主編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成果彙編》資料集，成爲遼寧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研究中心之一。“振興”團隊則在如何評價遼寧老工業基地振興成果、遼寧的歷史方位和“十三五”規劃、遼寧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遼寧的國企改革、遼寧的民企發展、遼寧的經濟結構調整六個專題進行研究，形成了六份研究報告。這些研究報告，不僅得到了省委省政府主要領導的批示和肯定，在學界，中國社會科學院主辦的《中國社會科學報》用一整版面發表了其中的觀點，新華社主辦的《新華智庫》用兩期的版面刊登了其中的研究成果。我與賀蕊莉教授撰寫的關于改革財政體制的報告也得到了財政部的重視和肯定，專門派出調研組到遼寧徵求意見。這些工作成果都極大地鼓舞了我和研究團隊。本文叢的大部分文章，都是我們研究團隊的集體成果。雖然觀點由我出，提綱由我拿，討論由我主導，結題由我定稿，上報由我協調，但畢竟凝結著東財所有參與課題的研究人員的心血和智慧，在每篇文章之後，我都一一做了說明。
恩格斯說過：理論是灰色的，只有生活之樹常青。我要補充的一句是：生活之樹常青，理論也應常青！只有不斷跟隨社會發展進步的脚步，去理性思考，去著書立說，才是知識分子要承擔的時代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