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廣記》與通俗文學（簡體書）

歷經多年，在諸位作者與譯者的共同努力下，《漢英對照近世經典與傳統文化系列》終於就要問世了。這裡所謂的“近世”（pre-modern）有特定的含義，指後於“古代”（ancient）而早於“近代”（modern）的一個歷史時期。這一時期我們認為肇始於宋代。
宋代是中國歷史上一個非常重要的時代，從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以之為界，將中國歷史分為前後兩段，它是古典中國的結束和近世中國的開端。宋代以前的中國是貴族化的，能夠進入歷史而為我們所知的人物，再落魄潦倒的也有個不錯的門第或家世，如陶淵明或杜甫；而在宋代，真正的平民或低層出身的人物也可能進入統治階層，比如兩宋都有不少平民出身的宰相或大學者。其原因在於從隋唐開始的科舉考試制度到宋代得到了更充分的實施，真正成為選拔人才的搖籃，“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不再是空想，從而實現了社會階層的上下對流。同時朝廷采取重文偃武的政策，鼓勵和推動文化事業的發展，從而使宋代成為中國乃至世界歷史上最富裕和經濟最繁榮的朝代。張擇端《清明上河圖》、柳永《望海潮》所描寫的，以及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周密《武林舊事》所記載的開封和杭州市民經濟的景況，都是宋以前未嘗有過的。這使我們直觀上感覺到宋和唐屬於兩個時代，宋和我們相距得更近一些。享譽世界的中國“四大發明”除造紙外，有三項是在宋代完成的，其後相繼傳到了西方，推動了西方的近代化。
文化上，宋代更是一個繼往開來的偉大時代。“繼往”，是對古典時期文化的全面總結和繼承；“開來”，是宋代文化的成果影響了其後700多年的中國乃至東亞，直至今天。人們可能沒有意識到，我們今天所津津樂道的“中國傳統”，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是宋代以後開創的，或者是打著古代的旗號，卻是經過宋代人闡釋的，而不是我們想象中的來自漢唐乃至先秦。比方說，“五四”時期“反封建”高喊的是“打倒孔家店”的口號，其實嚴格地說，應該是“打倒朱家店”，因為他們的批判鋒芒所向其實是程朱理學，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孔”“孟”之道。而20世紀30年代迄今海內外很多人鼓吹的“儒學復興”，實質上很多只是“理學復興”。朱熹通過“述而不作”的方法，巧妙地把先秦儒學改造成了朱學，由於宋末以後特別是從明代開始，朱學成了科舉考試的唯一標準，影響所及，使後人的繼承和批判都失去了準頭。從這個例子就可以看到宋代對後世的影響。朱熹的這種“借雞生蛋”“以述代作”的治學方法可說是“宋學”的特色。儒學上如此，其他領域也是如此。例如史學上有“兩司馬”之說，漢代司馬遷開創了紀傳體史學的傳統，奠定了“二十五史”的基礎；而宋代的司馬光另辟蹊徑，遙承上古《春秋》的編年體史學傳統，編出《資治通鑒》這一部曠古大書，既是對《史記》以降“十七史”的繼承與改造，又開了其後史學研究的無數法門，例如“記事本末體”“綱目體”等。而南宋鄭樵又別開生面，以畢生心血完成《通志》，彌補了《資治通鑒》在繼承《史記》《漢書》“志”上的不足。這兩套書成為了宋以後與正史並行的史學傳統，影響了直到今天的歷史研究。
從以上例子可見，不研究宋代，不研究宋代的文化成就，就無法真正地了解中國、了解中國的傳統。然而多年以來，在中國文化的對外譯介中，幾乎把重點都放在先秦。四書五經、諸子百家甚至有了多種譯本，而宋代及其後的著作，除詞曲小說外，真正有影響的文化巨著，卻乏人譯介。我們譯《孔子》《孟子》，卻不知道束縛中國人幾百年的“封建道德”並不來自孔孟而是理學；我們譯《老子》《莊子》，而不知真正影響宋以後知識分子精神世界的已不是純粹的老子、莊子，而是經過南北朝玄學和唐代佛學洗禮而融合形成的宋代禪學。鑒於此，多年前我們就想推出一套介紹宋以後中國文化典籍的書，以引起海內外對“近世”中國文獻的關注。本系列就是第一步嘗試。

第一章 宋代以前的小說創作
第一節 宋代以前的小說創作
第二節 魏晉南北朝的志怪、志人小說
第三節 唐代傳奇小說

第二章 《太平廣記》的編纂與流傳
第一節 李防與《太平廣記》的編纂
第二節 曲折的傳播歷程
第三節 《太平廣記》之後的仿書

第三章 《太平廣記》與宋元通俗文學創作
第一節 洪邁的《夷堅志》及其他
第二節 宋元話本
第三節 元代的雜劇與南戲

第四章 《太平廣記》與明代通俗文學創作
第一節 從高峰跌入低谷的小說創作
第二節 小說創作的全面復興與繁榮
第三節 明代的戲曲創作

第五章 清代的通俗文學創作
第一節 社會動蕩時期的創作繁榮
第二節 蕭條及其後的創作高峰
第三節 清代後期的創作

第六章 結語

第三節 明代的戲曲創作
元代的雜劇與南戲曾譜寫了中國戲曲史上的輝煌一頁，可是入明以後，戲曲創作卻出現了長時期的蕭條。封建統治者根據自己的需要對戲曲創作或提倡，或嚴厲禁毀，只要作品有利於封建統治，他們就會由衷地歡迎。如以“不關風化體，縱好也徒然”為創作宗旨的高明的《琵琶記》就受到朱元璋的讚賞，而被封為藩王的兒子前往自己的藩所時，朱元璋也常常賞賜些詞曲本，目的是借此陶冶他們的性情，消弭他們的政治野心，從而有利於封建統治的安定。可是，對於可能有害於鞏固封建專制統治的戲曲創作及其傳播，朱明王朝一律給予極為嚴酷的打擊。朝廷頒布榜文警告道：“在京軍官軍人，但有學唱的，割了舌頭。倡優演劇，除神仙、義夫節婦、孝子順孫、勸人為善及歡樂太平不禁外，如有褻瀆帝王聖賢，法司拿究。”這並非只是口頭上的恫嚇，明初的司法機構確實在認真地執行朝廷的指示，如府軍衛千戶虞讓的兒子虞端，僅僅是因為“吹簫唱曲”，就被處以“將上唇連鼻子割了”這樣的酷刑，即使其父正擔任五品的軍事要職也無法使他幸免。在明代還曾流傳過這樣的軼聞：“明太祖於中街立高樓，令卒偵望其上，聞有弦歌飲博者，即縛之倒懸樓上，飲水三日而死。”該傳說之真偽現已難考.但它與明初統治者的政策以及當時的社會氣氛卻是相吻合的。後來，朝廷還嚴禁百姓們留藏可能危及封建統治的劇本或唱詞刊本，朝廷公告警告說：“出榜後，限他五日都要幹凈將赴官燒毀了。敢有收藏的，全家殺了。”封建統治者同時又大力肯定點綴升平與宣揚封建倫理道德的劇作，明確要求戲劇為封建政教服務。在很長的時間裡，作品數量不僅相對說來不多，且帶有濃重的說教色彩或粉飾太平的意味。這時，得到官方輿論充分肯定的，則是如同邱溶的《伍倫全備記》與邵燦的《伍倫香囊記》這類圖解封建倫理道德、著意宣揚忠孝節義的作品，那些作者在劇作中明確地宣稱，他們創作的目的，就是“使世上為子的看了便孝，為臣的看了便忠”。在這樣的社會環境與氛圍中，戲曲創作便很自然地從元代的繁盛走向了自明初開始的蕭條，在長時期內處於萎靡不振的狀態，從時間上看，這基本上與明代小說的發展處於停滯狀態的階段吻合。、從明初到中葉，隨著手工業與商業經濟的發展，市民階層逐漸壯大，這就為戲曲創作的復蘇與繁榮提供了充分的物質條件，而明中葉後出現的打破程朱理學長期統治的王學左派思想，也為一些具有進步思想傾向的劇作的產生掃除了思想上的障礙。於是從弘治年間開始，戲曲創作開始出現了明顯的轉機，那種點綴升平、宣揚禮教的劇作在民眾間逐漸失去了市場，而洋溢著生活氣息，甚至表現出反抗精神與新的時代意識的作品則越來越受到觀眾們的歡迎。在當時，出現了一些較著名的雜劇作品，如王九思的《杜甫遊春》寫杜甫在安史之亂後出遊長安城郊，見村廓蕭條，宮室荒蕪，痛罵李林甫“嫉賢妒能，壞了朝綱”。該劇雖然只是一般地觸及封建社會的政治黑暗，但它與先前為封建統治者歌舞升平的作品相比，顯然已是前進了一大步。又如康海的《中山狼》描寫了大家熟悉的寓言故事：東郭先生不分善惡，.搭救了被追捕的中山狼，可是中山狼卻恩將仇報，要吃東郭先生，最後是杖藜老人設計殺死了狼。作者借寫中山狼揭露了社會上那些貪婪兇殘、忘恩負義之徒的本性，曾有人認為此劇之作是為了譏刺李夢陽，但是將對社會上某一類人的批判局限為對某個特定人物的影射，反而會損害作品原有的意義。徐渭的《四聲猿》也是當時重要的雜劇作品，它由四個雜劇組成。在《漁陽弄》（又名《狂鼓史》）中，禰衡在閻羅殿上對著曹操的鬼魂再次擊鼓痛罵他的狠毒虛偽、狡詐陰險，作者借此宣泄了對現實的滿腔憤懣不平之氣；《雌木蘭》與《女狀元》都是寫女扮男裝的故事，前劇中木蘭代父從軍，為國立功，後劇中黃春桃考取狀元，顯示出驚人的才幹，這兩出戲都表現了作者對傳統的男尊女卑觀念的挑戰；《翠鄉夢》捏合了傳說中紅蓮與柳翠的故事，寫苦修數十年未成正果的高僧玉通被妓女紅蓮破了色戒，其後身為淪落風塵的柳翠，但卻能一經點破，立時頓悟成佛，作者通過這一對比，表示了對禁欲主義的厭惡與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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