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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名人/編輯推薦
序
目次
書摘/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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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友蘭是20世紀中國非常有影響的哲學家,以“闡舊邦以輔新命,極高明以道中庸”為座右銘,自稱為“三史釋古今,六書紀貞元”。12卷本的《馮友蘭文集》,主要包括“三史”“六書”,還有《三松堂自序》、《人生哲學》。
作者簡介
馮友蘭(1895-1990),字芝生,河南唐河人。現代著名哲學家、哲學史家、教育家。1918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哲學門。1920年入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師從杜威、伍德希裡奇。1924年獲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學位。曾任燕京大學教授、清華大學哲學系教授兼文學院院長、西南聯合大學哲學系教授兼文學院院長、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畢生著作可概括為“三史釋今古,六書紀貞元”。“三史”為《中國哲學史》、《中國哲學簡史》、《中國哲學史新編》;“六書”為《新理學》、《新事論》、《新世訓》、《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並為回憶錄《三松堂自序》。馮友蘭是在中國學術史上作出重大貢獻的杰出學者。
名人/編輯推薦
敲開中國思想文化的大門,尋求中國智能的捷徑不可不讀馮友蘭。中國百年來偉大哲學家的經典代表作。陳寅恪先生評:“取材嚴謹,持論精嚴,允宜列入清華叢書,以貢獻於學界。”貞元六書建構了人生哲學的完整體系,發掘現實生活的哲學智能。馮先生的著作,面向人生,聯繫生活,為人們的現實生活尋找智能,為人們的心靈尋找寄托,為人們的生活方式探索出路。具備史才、史學、史識、史德,極高明而道中庸,學究天人,畢生所寄:“三史釋今古,六書紀貞元”。
序
馮友蘭先生在民國初年考入北京大學,在五四運動的高潮中畢業,後赴美留學,在哥倫比亞大學獲博士學位。馮先生歸國後先後在多所大學任教,1949年以前曾任清華大學文學院院長達18年之久,1952年後任北京大學教授。他是現代中國歷史上最負盛名的哲學家之一,他在30年代出版的《中國哲學史》至今仍然是世界上影響最大的中國哲學通史之作。
馮先生壽高九五,在他逝世的前半年,也就是1990年3月,他自擬了一幅95歲的預壽聯,日“三史釋今古,六書紀貞元”。這是他在晚年巨著《中國哲學史新編》即將最後完成之時,對自己一生學問所作的總結。“三史”是指他的三部關於中國哲學史的著作,即《中國哲學史》《中國哲學簡史》《中國哲學史新編》,分別代表了他在30年代、40年代、80年代對中國哲學的理解。其中的《中國哲學史新編》,敘述分析的範圍不僅包括古代哲學,而且包括他對現代中國哲學的思考。“六書”是指《新理學》《新事論》《新世訓》《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這是他在抗戰期間所寫的六部哲學著作,合稱“貞元六書”。“三史”是哲學史著作,“六書”是哲學著作。“三史”“六書”概括了他一生的學術活動,也代表了他一生的學術貢獻。由此可知,“三史”“六書”構成了馮先生全部著述的主體與核心,而馮先生的其他著述則可看作“三史”“六書”在不同時期的準備、衍展、擴大、反思。
從學術上看,“三史”中的《中國哲學史》是馮友蘭在30年代初依據對古代中國哲學的文本、參照古代和近代西方哲學的問題意識來理解和分析中國哲學的教科書;《中國哲學簡史》是馮友蘭在40年代末用他自己的“新理學”體系解釋和分析中國哲學的簡本哲學史;而最後完成的《中國哲學史新編》是馮先生經歷了50年代到70年代的曲折,在吸收了馬克思主義之後建立的對中國哲學的說明和解釋,其中融合了前兩本哲學史的分析和觀點。《新編》以一個人之力,把孔夫子到毛澤東的古今中國哲學史作了全面系統的論析,這在當代還是絕無僅有的。“三史釋今古”的“釋”字,一方面是指,在古代文獻的利用上,馮先生的治中國哲學史與“信古”“疑古”的方法不同,采取的是“釋古”的方法:另一方面則彰顯出哲學史寫作是對古代文獻和思想歷史的分析闡釋,具有詮釋的特性。“三史”所體現的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研究的成就,使得他無可爭議地成為20世紀我國中國哲學史研究最有威望與成就的大師。
在“六書”中,《新理學》是專門分析共相和殊相(即一般和特殊)的純哲學論著。《新事論》是以共相和殊相的哲學分析為基礎來解決中西文化問題,主張中國學習西方是要學習其共相,共相即現代化。《新世訓》論述了現代社會的人的生活行為的基本規律,謀求從古代的聖人道德向現代的以個人為基礎的道德生活的轉變。《新原人》是關於人的境界論的體系性著作,論述人的四種境界,即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指出現代社會的人在不違反道德的生活方式之上,追求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的意義。《新原道》論述了馮友蘭所認識的中國哲學的優良傳統和主流,認為這個優良的傳統和主流就是“極高明而道中庸”,即哲學的思考從不脫離人的社會生活。《新知言》是論述中國哲學的方法及其現代意義。這六部書構成的體系,是一個謀求促進中國現代化的近代化的中國哲學體系,也是古典中國哲學傳統適應於現代社會的新發展。“六書紀貞元”是指構成了“新理學”體系的這六部書是抗戰時期哲學家精神活動的寫照,也是對這一民族生命轉折時代的哲學見證。“新理學”的體系是現代中國哲學中最重要的哲學體系之一。
“三史”是“史”,“六書”是“論”,“三史”“六書”凝結了馮先生一生的思想學術。那麼,“三史”與“六書”之間,有沒有一個“一以貫之”之道、一個始終不變的思想線索呢?回答是肯定的。“三史”與“六書”雖然各為史論,“三史”之間的跨度也達50年之久,但其間始終貫穿著他一貫的強烈的文化信念,這就是“舊邦新命”的觀念,這一觀念既是文化信念,也是政治信念。“舊邦新命”就是“中華民族的現代復興”,而這一主題是和中華民族在整個20世紀中從挫折中奮起的歷史,是和中國文化作為世界最悠久的文化從失落走向振興的歷史,和中國作為民族國家從前現代走向現代化的奮斗歷程緊緊相聯繫的。“舊邦新命”是中華民族的民族生命的特性在哲學家觀念中的提煉。從這裡可知,馮先生從來不是不食人間煙火的隱士,他始終是把自己和民族生命與民族文化的興亡聯為一體的哲學家。
馮先生壽高九五,在他逝世的前半年,也就是1990年3月,他自擬了一幅95歲的預壽聯,日“三史釋今古,六書紀貞元”。這是他在晚年巨著《中國哲學史新編》即將最後完成之時,對自己一生學問所作的總結。“三史”是指他的三部關於中國哲學史的著作,即《中國哲學史》《中國哲學簡史》《中國哲學史新編》,分別代表了他在30年代、40年代、80年代對中國哲學的理解。其中的《中國哲學史新編》,敘述分析的範圍不僅包括古代哲學,而且包括他對現代中國哲學的思考。“六書”是指《新理學》《新事論》《新世訓》《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這是他在抗戰期間所寫的六部哲學著作,合稱“貞元六書”。“三史”是哲學史著作,“六書”是哲學著作。“三史”“六書”概括了他一生的學術活動,也代表了他一生的學術貢獻。由此可知,“三史”“六書”構成了馮先生全部著述的主體與核心,而馮先生的其他著述則可看作“三史”“六書”在不同時期的準備、衍展、擴大、反思。
從學術上看,“三史”中的《中國哲學史》是馮友蘭在30年代初依據對古代中國哲學的文本、參照古代和近代西方哲學的問題意識來理解和分析中國哲學的教科書;《中國哲學簡史》是馮友蘭在40年代末用他自己的“新理學”體系解釋和分析中國哲學的簡本哲學史;而最後完成的《中國哲學史新編》是馮先生經歷了50年代到70年代的曲折,在吸收了馬克思主義之後建立的對中國哲學的說明和解釋,其中融合了前兩本哲學史的分析和觀點。《新編》以一個人之力,把孔夫子到毛澤東的古今中國哲學史作了全面系統的論析,這在當代還是絕無僅有的。“三史釋今古”的“釋”字,一方面是指,在古代文獻的利用上,馮先生的治中國哲學史與“信古”“疑古”的方法不同,采取的是“釋古”的方法:另一方面則彰顯出哲學史寫作是對古代文獻和思想歷史的分析闡釋,具有詮釋的特性。“三史”所體現的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研究的成就,使得他無可爭議地成為20世紀我國中國哲學史研究最有威望與成就的大師。
在“六書”中,《新理學》是專門分析共相和殊相(即一般和特殊)的純哲學論著。《新事論》是以共相和殊相的哲學分析為基礎來解決中西文化問題,主張中國學習西方是要學習其共相,共相即現代化。《新世訓》論述了現代社會的人的生活行為的基本規律,謀求從古代的聖人道德向現代的以個人為基礎的道德生活的轉變。《新原人》是關於人的境界論的體系性著作,論述人的四種境界,即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指出現代社會的人在不違反道德的生活方式之上,追求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的意義。《新原道》論述了馮友蘭所認識的中國哲學的優良傳統和主流,認為這個優良的傳統和主流就是“極高明而道中庸”,即哲學的思考從不脫離人的社會生活。《新知言》是論述中國哲學的方法及其現代意義。這六部書構成的體系,是一個謀求促進中國現代化的近代化的中國哲學體系,也是古典中國哲學傳統適應於現代社會的新發展。“六書紀貞元”是指構成了“新理學”體系的這六部書是抗戰時期哲學家精神活動的寫照,也是對這一民族生命轉折時代的哲學見證。“新理學”的體系是現代中國哲學中最重要的哲學體系之一。
“三史”是“史”,“六書”是“論”,“三史”“六書”凝結了馮先生一生的思想學術。那麼,“三史”與“六書”之間,有沒有一個“一以貫之”之道、一個始終不變的思想線索呢?回答是肯定的。“三史”與“六書”雖然各為史論,“三史”之間的跨度也達50年之久,但其間始終貫穿著他一貫的強烈的文化信念,這就是“舊邦新命”的觀念,這一觀念既是文化信念,也是政治信念。“舊邦新命”就是“中華民族的現代復興”,而這一主題是和中華民族在整個20世紀中從挫折中奮起的歷史,是和中國文化作為世界最悠久的文化從失落走向振興的歷史,和中國作為民族國家從前現代走向現代化的奮斗歷程緊緊相聯繫的。“舊邦新命”是中華民族的民族生命的特性在哲學家觀念中的提煉。從這裡可知,馮先生從來不是不食人間煙火的隱士,他始終是把自己和民族生命與民族文化的興亡聯為一體的哲學家。
目次
書摘/試閱
就北京的故宮說,皇宮的本體是紫禁城。紫禁城的外圍是皇城。皇城的正門是天安門。天安門還有一段前衛的皇城,橫斷長安街,一直延伸到離前門門樓不遠的地方。這段城墻現在已經拆了,成為天安門廣場。這段城墻橫斷長安街的地方,東西各留有三個門洞,稱為“三座門”。這段墻的南端又有一座門,明朝稱為“大明門”,清朝稱為“大清門”,清朝亡了以後改稱“中華門”。現在都已經拆了。“大明門”或“大清門”這些稱號的意義,就等於縣衙門大門豎匾上寫的“某某縣”的意義。“大明門”或“大清門”,表示這個門內的主人是明朝或清朝的最高統治者,如同縣衙門大門豎匾上寫的“某某縣”,表示這個衙門的主人就是這個縣的統治者。在天安門和大清門中間那段前衛墻的外邊,東西各有三座大衙門,東邊三座就是吏、戶、禮三部,西邊三座就是兵、刑、工三部。這相當於縣衙門大堂前邊的東西兩側那兩排房子。從天安門進去,經過端門、午門到太和殿,太和殿就是“大堂”,是皇帝正式坐朝的地方。從太和殿進去,中和殿是“二堂”,保和殿是“三堂”。保和殿後邊是乾清門,乾清門就是“宅門”,此門以內,是皇帝的私宅。乾清門以外是外朝,以內是內廷。從乾清門進去,就是皇帝的私宅乾清宮,乾清宮就是“上房”。就格局和體制說,皇宮和縣衙門是一致的。縣衙門的格局和體制,表示縣官在封建社會中的地位。縣官是封建政治機構中直接跟老百姓打交道的官職,舊時稱為“親民之官”,它的地位很重要,權力也很大,是封建社會政治機構中的一個主要部分,至少在原來制定官制的人的意圖中是如此。在每個朝代的末期,政治越來越腐敗,當權的人不知道怎麼樣從根本上改變這種現象,而只是在上面多加機構,多設管官之官,在縣官之上又增加些重疊機構,於是縣官的地位就顯得低了,縣官的權力就顯得小了,這是疊床架屋的政治機構造成的結果。
以上是我觀察縣衙門的格局、體制所得的一些猜想。再就衙門裡的人說,縣衙門裡邊住的是縣官和他的家屬以及由縣官帶來的幕僚和家人等。在新1日官交替的時候,縣衙門完全是空的,原來的人都跟著舊官走了,新官帶著自己的一班人馬來接替。就我所看見的說,跟著我父親來崇陽上任的有三位幕僚,當時稱為“師爺”。一個是“刑錢師爺”,一個是“書啟師爺”,一個是“教讀師爺”。還有十幾個家人。還有伺候家人的人,衙門裡稱為“三小子”。還有一個廚房,實際上是個小館子,獨立經營,給衙門裡的人包飯,預備宴會筵席之類。總共算起來,總也有三四十人。這些人之中,除了廚房的人是由廚房老闆負責之外,其余的人都是跟著官來的,他們的生活、工資都由官負責,他們都是官的私人,與國家政府沒有關係。可以說,他們都是跟著官來吃崇陽縣老百姓的。
在這些人之中,地位最高、工資最多的人是刑錢師爺。當時的官衙和老百姓的關係,主要是兩件事情,一件是交糧納稅,一件是打官司。捐稅這一類的事稱為“錢谷”,訟獄這一類事稱為“刑名”。這兩類事情都是很細致很複雜的,無論什麼出身的縣官,都搞不清、管不了,都得請這方面的專家們來幫助。大縣的衙門,需要兩個師爺,一個叫刑名師爺,一個叫錢谷師爺。小縣的衙門,一個師爺就兼管了,稱為刑錢師爺。這一類的師爺,在衙門裡地位很高,官見了他們也要稱他“老夫子”。他們最瞧不起教讀師爺,說教讀師爺是少爺的先生,我是老爺的先生。他們工資最高,可是生活卻很“苦”。照規矩,他們是不能跟衙門以外的人接觸的,就是跟衙門以內的人也很少接觸,他們只帶著他們的眷屬住在衙門內單獨的小院子裡,自家把自家隔離起來。那些家人們都沒有工資,縣官只給他們派職務,他們可以在他們職務範圍之內,收些照例的收入。這些收入是公開的,送的人並不算賄賂,收的人也不算貪污。當時稱之為“陋規”,雖然認為它“陋”,還是照此“規”行事。我們到了衙門的第二天,父親在二堂上貼了一張用紅紙寫的手諭,派定跟來的家人的職務。我看見,家人看了這個手諭,有的很高興,有的顯出失望的樣子,大概因為有的職務收入多,有的職務收入少。有些職務顯然是不會有什麼收入的,例如有一種職務叫“執帖”,在官出去拜客的時候管送片子(名片),投帖子,送手本。還有管簽押房的倒茶送水的。這些職務顯然是沒有什麼出息的。對於擔任這一類職務的人,父親在手諭中就批明向擔任有收入的職務的人提成,或一二成,或三四成不等。這樣調劑,擔任沒有收入的職務的人也有收入了,擔任有收入的職務的人也不能獨享其收入,也叫“有飯大家吃”吧。在這些職務中,專管詞訟的最重要,收入也最多。老百姓的詞訟,在六房中是刑房管,可是刑房也得通過管這種事的家人才能把案卷送到官面前。擔任這種職務的家人,大概收入最多,作弊的可能也最大,他可以在整個過程中“上下其手”。總之,羊毛出在羊身上,家人們這些收入,歸根到底還是都出在老百姓身上。總的看起來,衙門的各種事情,都得通過家人才能辦理,而這些家人又都是縣官的私人,他實際上是把統治一縣的大權都集中在他一個人的手裡。照官制上看,也設置了一些“佐雜官”,幫助縣官處理一縣的事情,可是經過縣官這樣的集權,那些輔佐的官就沒有事情可辦了,成為閑員、冗官了。縣官成為一縣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統治者。後來我看到梁啟超寫的一篇文章,講中國封建時代專制主義的中央集權政治發展的過程。他從中央政府當權的官職名稱上看出來封建君主越來越集權,越來越把權力收歸他的私人掌握,實際上是歸他一人掌握。一個縣衙門中的集權的演變,也是如此,也可以說明這一點。
家人們的收入都有安排了。師爺們的工資,衙門的一切費用,按說是從縣官的工資裡面開銷了,縣官的工資有多少呢?我在父親的辦公桌上看見一個往上報銷的稿子,縣官和那些佐雜官,都有所謂“養廉”。縣官的“養廉”是每年四五兩銀子。顧名思義,“養廉”並不是俸祿,只是一種補貼。朝廷怕這些官們錢不夠花,以致貪污,所以給他們一點補貼,養他們的廉。至於俸祿呢?據我當時所知道的,是沒有的。縣官、衙門的一切開銷,還有縣官一家的生活,怎麼維持呢?母親對我講,原來老百姓向縣官交糧,交的是銅錢。朝廷規矩的糧額,是按銀子算的,每兩銀子折合銅錢兩串(每串一千文)。縣官收了老百姓的銅錢,拿銅錢去買銀子,上繳國庫。銀子和銅錢的比價,是經常變動的。遇見銀子便宜的時候,縣官可以用少量的銅錢買多量的銀子;銀子貴的時候,縣官只能用多量的銅錢買少量的銀子。無論買多買少,用兩串銅錢買一兩銀子,總有余額。這個余額就是縣官的收入。自從鴉片戰爭以後,中國的白銀外流,銀子的價錢越來越貴。在我們剛到武昌的時候,一兩銀子只值七八百銅錢。可是當父親在崇陽的時候,要買一兩銀子就需要一千二三百銅錢。銀價貴了,就使縣官的收入減少了。縣官的收入,無論增加或減少,朝廷是不管的。實際上,朝廷是把這一塊地方包給縣官了,縣官只要把每年規定的銀子定額上繳國庫,就算盡職了。縣官實際上等於一個封君,他所管的一縣就是他的“采邑”。所不同於古代的封君者,就是古代的封君把采邑的收入全歸自家享受,而縣官則必須照定額向國庫交銀子。在這些地方,可以看出來古代分封制的殘余痕跡。縣官確實像個百裡侯。我不知道湖北省內別的縣是不是這個樣子,更不知道別的省是不是這個樣子。細節上可能有些不同,但是我猜想,基本精神大概是差不多的。
自從教讀師爺(即我們的先生)到衙門以後,我們讀書就上了軌道了。功課有四門:古文,算術,寫字,作文。經書不讀了,只讀古文,讀本是吳汝綸所選的《桐城吳氏古文讀本》,一開頭就是賈誼的《過秦論》。讀古文雖然還不能全懂,但是比經書容易懂多了;並且有聲調,有氣勢,讀起來覺得很有意思。算術是加減乘除從頭學起。此外是寫大字,每星期作文一次。功課不緊,往往一個上午就上完了。父親不準我們出衙門閑逛亂跑,我們也從來沒有出過衙門。我的大部分課外時間都消磨在父親的簽押房裡。在簽押房裡有兩大箱子書,還有一些新出的刊物,我在簽押房總是趴在床上翻看那些新、舊書籍。當時有一種刊物,叫《外交報》,其中發表的文章,都是講世界知識和國際情況,這些文章我很愛看。父親見我在那裡翻書,從不責怪,也不問我翻的都是些什麼書。有時父親不在簽押房,我也在他的辦公桌上翻看一些文件。上面所說的關於“養廉”的事,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翻看到的。
……
以上是我觀察縣衙門的格局、體制所得的一些猜想。再就衙門裡的人說,縣衙門裡邊住的是縣官和他的家屬以及由縣官帶來的幕僚和家人等。在新1日官交替的時候,縣衙門完全是空的,原來的人都跟著舊官走了,新官帶著自己的一班人馬來接替。就我所看見的說,跟著我父親來崇陽上任的有三位幕僚,當時稱為“師爺”。一個是“刑錢師爺”,一個是“書啟師爺”,一個是“教讀師爺”。還有十幾個家人。還有伺候家人的人,衙門裡稱為“三小子”。還有一個廚房,實際上是個小館子,獨立經營,給衙門裡的人包飯,預備宴會筵席之類。總共算起來,總也有三四十人。這些人之中,除了廚房的人是由廚房老闆負責之外,其余的人都是跟著官來的,他們的生活、工資都由官負責,他們都是官的私人,與國家政府沒有關係。可以說,他們都是跟著官來吃崇陽縣老百姓的。
在這些人之中,地位最高、工資最多的人是刑錢師爺。當時的官衙和老百姓的關係,主要是兩件事情,一件是交糧納稅,一件是打官司。捐稅這一類的事稱為“錢谷”,訟獄這一類事稱為“刑名”。這兩類事情都是很細致很複雜的,無論什麼出身的縣官,都搞不清、管不了,都得請這方面的專家們來幫助。大縣的衙門,需要兩個師爺,一個叫刑名師爺,一個叫錢谷師爺。小縣的衙門,一個師爺就兼管了,稱為刑錢師爺。這一類的師爺,在衙門裡地位很高,官見了他們也要稱他“老夫子”。他們最瞧不起教讀師爺,說教讀師爺是少爺的先生,我是老爺的先生。他們工資最高,可是生活卻很“苦”。照規矩,他們是不能跟衙門以外的人接觸的,就是跟衙門以內的人也很少接觸,他們只帶著他們的眷屬住在衙門內單獨的小院子裡,自家把自家隔離起來。那些家人們都沒有工資,縣官只給他們派職務,他們可以在他們職務範圍之內,收些照例的收入。這些收入是公開的,送的人並不算賄賂,收的人也不算貪污。當時稱之為“陋規”,雖然認為它“陋”,還是照此“規”行事。我們到了衙門的第二天,父親在二堂上貼了一張用紅紙寫的手諭,派定跟來的家人的職務。我看見,家人看了這個手諭,有的很高興,有的顯出失望的樣子,大概因為有的職務收入多,有的職務收入少。有些職務顯然是不會有什麼收入的,例如有一種職務叫“執帖”,在官出去拜客的時候管送片子(名片),投帖子,送手本。還有管簽押房的倒茶送水的。這些職務顯然是沒有什麼出息的。對於擔任這一類職務的人,父親在手諭中就批明向擔任有收入的職務的人提成,或一二成,或三四成不等。這樣調劑,擔任沒有收入的職務的人也有收入了,擔任有收入的職務的人也不能獨享其收入,也叫“有飯大家吃”吧。在這些職務中,專管詞訟的最重要,收入也最多。老百姓的詞訟,在六房中是刑房管,可是刑房也得通過管這種事的家人才能把案卷送到官面前。擔任這種職務的家人,大概收入最多,作弊的可能也最大,他可以在整個過程中“上下其手”。總之,羊毛出在羊身上,家人們這些收入,歸根到底還是都出在老百姓身上。總的看起來,衙門的各種事情,都得通過家人才能辦理,而這些家人又都是縣官的私人,他實際上是把統治一縣的大權都集中在他一個人的手裡。照官制上看,也設置了一些“佐雜官”,幫助縣官處理一縣的事情,可是經過縣官這樣的集權,那些輔佐的官就沒有事情可辦了,成為閑員、冗官了。縣官成為一縣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統治者。後來我看到梁啟超寫的一篇文章,講中國封建時代專制主義的中央集權政治發展的過程。他從中央政府當權的官職名稱上看出來封建君主越來越集權,越來越把權力收歸他的私人掌握,實際上是歸他一人掌握。一個縣衙門中的集權的演變,也是如此,也可以說明這一點。
家人們的收入都有安排了。師爺們的工資,衙門的一切費用,按說是從縣官的工資裡面開銷了,縣官的工資有多少呢?我在父親的辦公桌上看見一個往上報銷的稿子,縣官和那些佐雜官,都有所謂“養廉”。縣官的“養廉”是每年四五兩銀子。顧名思義,“養廉”並不是俸祿,只是一種補貼。朝廷怕這些官們錢不夠花,以致貪污,所以給他們一點補貼,養他們的廉。至於俸祿呢?據我當時所知道的,是沒有的。縣官、衙門的一切開銷,還有縣官一家的生活,怎麼維持呢?母親對我講,原來老百姓向縣官交糧,交的是銅錢。朝廷規矩的糧額,是按銀子算的,每兩銀子折合銅錢兩串(每串一千文)。縣官收了老百姓的銅錢,拿銅錢去買銀子,上繳國庫。銀子和銅錢的比價,是經常變動的。遇見銀子便宜的時候,縣官可以用少量的銅錢買多量的銀子;銀子貴的時候,縣官只能用多量的銅錢買少量的銀子。無論買多買少,用兩串銅錢買一兩銀子,總有余額。這個余額就是縣官的收入。自從鴉片戰爭以後,中國的白銀外流,銀子的價錢越來越貴。在我們剛到武昌的時候,一兩銀子只值七八百銅錢。可是當父親在崇陽的時候,要買一兩銀子就需要一千二三百銅錢。銀價貴了,就使縣官的收入減少了。縣官的收入,無論增加或減少,朝廷是不管的。實際上,朝廷是把這一塊地方包給縣官了,縣官只要把每年規定的銀子定額上繳國庫,就算盡職了。縣官實際上等於一個封君,他所管的一縣就是他的“采邑”。所不同於古代的封君者,就是古代的封君把采邑的收入全歸自家享受,而縣官則必須照定額向國庫交銀子。在這些地方,可以看出來古代分封制的殘余痕跡。縣官確實像個百裡侯。我不知道湖北省內別的縣是不是這個樣子,更不知道別的省是不是這個樣子。細節上可能有些不同,但是我猜想,基本精神大概是差不多的。
自從教讀師爺(即我們的先生)到衙門以後,我們讀書就上了軌道了。功課有四門:古文,算術,寫字,作文。經書不讀了,只讀古文,讀本是吳汝綸所選的《桐城吳氏古文讀本》,一開頭就是賈誼的《過秦論》。讀古文雖然還不能全懂,但是比經書容易懂多了;並且有聲調,有氣勢,讀起來覺得很有意思。算術是加減乘除從頭學起。此外是寫大字,每星期作文一次。功課不緊,往往一個上午就上完了。父親不準我們出衙門閑逛亂跑,我們也從來沒有出過衙門。我的大部分課外時間都消磨在父親的簽押房裡。在簽押房裡有兩大箱子書,還有一些新出的刊物,我在簽押房總是趴在床上翻看那些新、舊書籍。當時有一種刊物,叫《外交報》,其中發表的文章,都是講世界知識和國際情況,這些文章我很愛看。父親見我在那裡翻書,從不責怪,也不問我翻的都是些什麼書。有時父親不在簽押房,我也在他的辦公桌上翻看一些文件。上面所說的關於“養廉”的事,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翻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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