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鑄大英帝國：從美國獨立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簡體書）

作者序

第一章 新時代
群眾的崛起：圈地運動
工業革命：法人與機床
流動的“人手”
兩個英格蘭
改革的福音

第二章 帝國與法國大革命
小皮特：不二人選
法國風暴：恐怖的傳染
人民之間的戰爭
偉大的舵手
雙重的種子

第三章 擴張的帝國
愛爾蘭：無情的失敗
英美關係：作為外國
印度：接管解體的莫臥兒
新帝國成形

第四章 拿破崙戰爭
重啟戰端
特拉法加海戰
涅曼河上的木筏
鐵像腳下的粘土
柏林敕令
維也納會議：未來的蘊涵
1812 年戰爭與帝國

第五章 後拿破崙時代
和平之後：苦難的淵藪
毛毯派與彼得盧慘案
托利黨內閣的改組
外交部的新風
知性與審美生活：面向普通人
海外帝國

第六章 思想革命
赫然在目的“人民”問題
愛爾蘭的怒火
代表性的危機
偉大的《改革法案》
從自由放任到國家責任

第七章 新生活氣息
維多利亞女王即位
“人民憲章”運動
智識氛圍的斷裂與宗教復興
新的帝國理論：加拿大的成功試驗
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的奇跡
南非和印度的新動向
鴉片戰爭：不光彩的句號

第八章 維多利亞時代早期
皮爾與《穀物法》
樂觀主義與萬國博覽會
錯流：下水道與批判的先知
克裡米亞戰爭：提燈女神
進入成年與來自黃金的加速
印度兵變

第九章 轉折之年
“未來事物的雛形”
合眾國的再確認：兩次危機
德國的崛起
1876 年改革：最大的一步
淡然的帝國主義：最低點

第十章 新興大國和新力量
帝國主義的競賽：分割非洲
被掩蓋的真相：英國落在後面
迪斯雷利 : 改革與帝國
東方問題：下錯了賭注
旅行競選、週末與大眾化

第十一章 1880 年代
格萊斯頓內閣的困難
埃及危機
地方自治：“政治就是愛爾蘭”
勞工的崛起：“我們都是社會主義者

第十二章 新帝國主義
新的感情：“把地圖塗成紅色”
禧年慶典與帝國會議
爭奪白熱化：失去安全閥
印度成為統一國家
加拿大的穩定發展
新西蘭的大膽嘗試
澳大利亞的勞工運動

第十三章 帝國主義引起的反應
布爾戰爭：羅得斯的敗著
英國的孤立：強大到沒朋友
帝國得到檢驗：實質性的統一
澳大利亞聯邦：介於英美之間
……

第十四章 愛德華時代
維多利亞的最後歲月
愛德華七世：布爾戰爭的和解
埃及和印度的離心
最後的危機正在逼近
英國被高估的分裂

第十五章 世界大戰及後續
1914 年不可避免的夏天
跛腳的和平
戰後的英國本土
從英帝國轉變為英聯邦
艱難的責任：印度與埃及
新的世界大戰

第一章
新時代

1783年是大不列顛的黯淡之年。它剛從一場對付北美武裝叛亂的耗時費力的戰爭中擺脫，不得不接受美國獨立的事實，基本葬送了近兩個世紀的探險和殖民事業。從殖民地加拿大——其領土和資源那時尚不可知，還未得到認識——到西印度群島的剩餘島嶼，英國喪失了在大西洋沿岸的所有屬地，連同三百多萬人口和有利可圖的市場。這個沮喪而焦慮的國家，尚不能預見在下一個世紀會建成一個新帝國，達到權力、財富和聲望的巔峰。
可是，如果說英國兩千年的歷史中有什麼教訓的話，那就是這個種族在失敗中，當其似乎失去一切時，才最強大。有一句被一再證明的老話：英國屢戰屢敗，最後一次除外。堅毅、勇敢、拒絕承認失敗，總是以某種方式使它渡過難關。一次次它看上去面臨滅頂之災——毀於撒克遜人和丹麥人之手，毀於諾曼人威廉之手，毀於西班牙帝國之手，毀于路易十六帝國之手，毀於拿破崙帝國之手，毀於德意志帝國之手。然而，如果說它沒有想過去應對危機，那麼它也沒想過去承認失敗。如果說它不曾遭受一次永遠的失敗，或許正是因為這種“不曾”遭受徹底失敗的經歷和對自己優勢的信念，這一點有時使外國人頗感費解。本卷以重大損失起筆，以面臨另一場壯闊鬥爭的威脅結尾，同時也以擁有全球四分之一領土和五億人口、作為世界迄今所知最大的政治因素的英帝國的出現而收尾。
在本書所涉時段的初期，與世界其他地方一樣，英國處於既未能意識、也不能理解的幾種力量的支配之中，而這些力量將把人類推向歷史長河中所經歷的一段最令人困惑和不可思議的路程。對於普通英國人的生活而言，在接下來一個半世紀中發生的變化，將會證明遠超過去兩千年所有變化的影響。也許，在緊隨和平而來的動盪中，業餘的霍勒斯•沃波爾比任何一個政治家顯得更有先見之明，他寫道：“當被問及‘這一切如何收場？’時，我的回答是‘它將如何開始？’”這個開局的確將最終影響全球每一個角落的居民，並且把我們這一代人帶入或許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危機之中。

群眾的崛起：圈地運動

就統計數字而言，與許多大陸鄰國相比，英國居於劣勢，如同一隻身負重傷的病獅，面對著世界和未來。據 1801年第一次官方人口普查統計，在 19世紀初，它的人口與意大利接近，遠遠少於俄國或法國。然而，本章所涉時期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在我們第一次精確統計之前五十年，英國人口迎來大增長。 1753年一份盤點人口的提案被議會拒絕，理由是“完全顛覆了英國自由的最後遺產”，以及向敵國暴露了國家的弱點。然而，在 19世紀後半期，英國人口從 650萬增加到超過 800萬。
對於這個標誌著“群眾崛起”之開端的增長，並無一致的解釋。工業革命此時還處於早期階段，而且這種增長絕非僅限於英國，在愛爾蘭和歐洲大陸也幾乎同樣顯著。這很可能不是由於已經提出的一些原因，而很大程度上應歸於助產學和醫學水平的整體提高導致嬰兒死亡率的降低，加上衛生和生活條件的改善，也有助於延長成年人的壽命。然而，到 1801年（值得一提的是，在十一年前美國就已經舉行第一次官方人口普查），英倫諸島的人口驚人地增長到約 1500萬。在我們的故事中，人口的作用相當大，顯著地影響著經濟、政治和階級思想。此外，在考慮機器時代的罪惡時必須記住，在真正的工業革命之前，人口增長的趨勢就已開始。新的社會秩序的確有著許多方面的罪惡，但沒有機器在就業、交通及社會其他方面的影響，新的大量人口是不可能養活的。
在更具體地考察這些人口的生活之前，我們需要指出，到這一時期，儘管領土面積不大，在北美損失嚴重，在統計數字上居於劣勢，英國還持有一張王牌：由於世界貿易的變革，英格蘭成為連接歐洲、美洲和遠東最重要的海上航線的樞紐。如果可以通過海上力量維持這些航線，如果英國的新興製造業能夠超過歐陸諸強，它就可以控制世界市場，在財富和權力方面把任何競爭對手甩在後面。製造業、貿易市場、海上霸主，這些將是使英國走出恥辱的失敗而贏得醉人的成功的武器。
英國還是貴族社會，權力基本上掌握在以貴族、地方望族、鄉紳、神職人員和治安法官為代表的上層階級手中。他們控制著立法和司法，當然，幾乎完全地、通常也是無情地偏向於他們自己。對於這些上層階級以及不斷增加的與他們結盟的新富人來說，英國即使不是所有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也是一個極其舒適的國度，其統治階級害怕看到任何變化發生。
然而，儘管他們沒有覺察到，變化正在發生，富人與無地窮人之間“兩個英格蘭”的分裂已經開始。許多密切關聯的因素促成了它的發生。這個國家八成的地區還是農村，倫敦是僅有的大城市，其他地方城鎮遠遠落在後面。昔日的英國鄉村不僅是農場的集合，而且維持著一種大體上公社式的和多種職業的生活。
兩種力量，一種是意識到的，一種是尚未覺察到的，註定要侵蝕這個古老的鄉村社會。一方面，實際上所有的農業改良領導者都認為，如果農業耕作技術要得到改進，增長的食物供給要能夠滿足人口增長的需求，那麼圈地和土地私有制，不管數量大小，是必不可少的。儘管直到1798年馬爾薩斯才發表他著名的《人口論》，可是對改進的渴望和對死亡的恐懼早就在發揮作用。確實，公社農業的傳統方式阻礙了探索實驗，甚至阻礙了已知的工具和方法的應用。一個頑固無知的農民會阻礙任何變革，沒有圈地就不可能改進家畜飼養或從土地中獲得最大收成。
然而，當從公地到圈地的改變真正大規模發生時，其影響是改革者不曾預料到的。舊的生產方式浪費、低效，卻提供了足夠的安全感。在新制度下，在相當程度上，那些越來越少的農民，或者是擁有的土地過小不適合耕種，或者無錢，或者懶惰，或者無能。還有許多被誘導賣掉自己的土地以解燃眉之急。變革的程度可以由下述事實顯示出來，儘管從 1710年到 1760年只有 30萬英畝土地被圈，但此後到 1843年間，有超過 700萬英畝土地轉手。而且，有一個從小農場到大農場的穩步發展過程。一名觀察者記載，在多塞特郡的一個村莊，二十年前有三十個農場，到此時僅剩下兩個了。
圈地運動的大規模興起，尤其 1793年以後，既歸因於經濟因素，又歸因於心理因素。在饑荒和戰爭年代，農產品——尤其小麥，到 1812年時售價還高於126先令——為地主和進步農民帶來了不菲的收益。這些進步農民發現他們受到舊式公社制度的束縛，除非能夠教育和帶動所有那些更保守、頑固的鄰居，否則休想引進新的觀念和方法。因此，他們自然而然地加入圈地運動，以便得以自由開發自己的土地，而無需同那些不願與時俱進的人商量。
儘管如此，這一時期土地所有權的集中還遠未擴展到愛爾蘭和蘇格蘭，到 1851年英格蘭乃至蘇格蘭的所有農場中，三分之二還未達到一百英畝的規模。然而不管怎樣，相當大一部分舊式農業人口發現他們每況愈下，儘管土地的總體產量增加了。許多人失去土地，成為農業勞工階級或城市人口，為蒸蒸日上的新型產業提供了方便的勞動力。

工業革命：法人與機床

另外一個降低鄉村人口舒適度和安全感的因素也在發酵，這個未覺察到的和非個人的因素就是所謂的“工業革命”，它將對鄉村和城市帶來深遠影響。要界定這個概念和準確追溯這場運動起於何時是不可能的。阿諾德•湯因比認為工業革命的本質就是“以競爭替代以前控制財富生產和分配的中世紀規制”。在這方面，亞當•斯密於 1776年出版的《國富論》是其最早的偉大的劃時代事件之一。這本書鼓吹在工業和商業生活中用自由取代規制和限制，長期深刻地影響著政治家和商人的思想觀念，其“自由放任”學說的流行，有助於工業革命的結果在更一般意義上普及到不受限制的範圍。
工業革命的基本意義在於由機器時代的問世而發生的一整套複雜變革。我們也許可以將其追溯到 1760～1800年或者 1760～1840年；雖然這個問題至今仍遠未能獲得解決，且有些新發明要追溯到19世紀早期，但上述年代或多或少準確地標誌著對舊的生活秩序——對這一生活秩序及其變體的認識，幾乎是從文明世界一開始就有的——的推翻，以及我們至今仍然生活在其中的新秩序的艱難開端。
我們通常認為是某些發明家引入了機器，但實際上其中許多只是對早已為人所知的原理的採用，這些原理因為具有任何商業用途或價值的時機還未出現，並未付諸實踐。 18世紀末許多因素的交織，產生了對機器的需求。除非有更大的市場，否則超越舊式手工方式的大生產將無用武之地，而要有更大的市場，除非有交通運輸手段。資本也必不可少，而這就需要引入現代銀行以及越來越多的法人（corporation）的運用，儘管那時法人在金融、保險和交通比在製造業公司中更加顯著；製造業公司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工業革命，但基本上還保持著個體經營模式。在這場大轉型中，英國走在世界前頭，不是因為它的許多發明，而是因為它有市場、資金和原材料（主要是煤和鐵），使得新的生產方式有利可圖，然後發明應運而生。
在考慮這些問題之前，我們要特別提及歷史學家通常不曾注意的一點。儘管當時機成熟時，應用發明會自然地隨著已知的科學事實和原理而出現，但機器卻不得不等待特定的商業需求，以及另一個條件，即製造大型機器的機床的發明和生產。例如瓦特就是這樣改進了蒸汽機的理念，以確保它一旦成品，能獲得商業上的成功。但是如果缺少機床，它就無法製造出來。而在 18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裡，機床的粗陋程度令人難以置信，有的幾乎完全使用木工。
新機器需要加工鋼鐵和其他金屬的機床，瓦特的發動機製造不出來，因為沒有機床能夠準確地製作一個直徑六英寸、兩英尺長的汽缸。十多年以後人們才設計和製造出合適的機床，以生產 1765年瓦特設想的發動機。人們談到機器時代來臨的故事時，通常是指偉大發明家，如瓦特、阿克萊特、哈格裡夫斯、克朗普頓等，但要是沒有另外一批偉大人物，這些人的發明可能是徒勞的，而這些使得機器成為可能的機床建造者，在歷史上幾乎默默無聞，如約瑟夫•布拉馬、塞繆爾•邊沁爵士、亨利•莫茲利（所有人中最偉大的），還有更多。因為某種原因，在本章所涉時期直到1850年，英國人以及後來的美國人，是世界上最好的機床製造者。其他民族有一些 理念，但不能應用於實際。
工業革命的龍頭產業是紡織業，特別是棉紡業。1764年哈格裡夫斯發明了珍妮紡紗機，這種機器用一個紡輪帶動八個紡錘，提高了操作工的產量。五年後，阿克萊特發明了水力紡紗機，使得水力替代人力用於紡織業。到 1793年，美國的伊利•惠特尼用他的軋棉機，讓美國的棉花產量開始了其驚人的上升之路。原料的供應量每年跳躍式增長，同時，遠東，尤其是英屬印度帝國，為加工的棉紡織品提供了幾乎是無限的市場。這個例子說明，多種因素，包括英國的島國地位，在大致同一時期綜合作用，使得機器生產既必要又有利可圖。
另外，這一時期，機器製造和其他用途對鋼鐵的需求日益增加，英國的木材供應因用於冶鐵燃料而趨於枯竭。大約在 1783年，迫於形勢壓力，兩個人幾乎同時發現可以用燒炭的方法來利用煤。煤的焦化的偉大意義在於，它被應用於冶鐵，在朝向機器和工廠時代的轉型中，使英國最重要的兩種自然資源發揮了最大作用。採煤和冶鐵業的快速發展引起了運輸重材料的更高需求，駁船建造的偉大時代開始了。良好的國內交通與對航海線路的控制結合起來，幫助英國啟動了新的征程。我們無法進一步具體陳述一種因素如何與另一種因素相互關聯以及所有的因素如何綜合作用，使得英國很快成為“世界工場”，而必須回到始於18世紀末的大變革對人民的影響。

流動的“人手”

回到人口的主體，即農業人口，我們可以注意到，這個群體不僅深受機器，而且深受產業轉換的影響。英國絕大部分毛織業，為小農場主及其妻子和孩子提供在家兼職。然而，新的棉花產業依靠機器和非人力。棉紡生意不是將勞動分解成不同的階段讓村民在家裡幹活，其中許多人實際上是產業鏈的特定分支上的小本經營者，而是要求建立更多工廠和集聚附近的人口。工人不再是老闆和房屋的業主，而成為純粹住在出租房裡掙工資的人。
在法國戰爭期間，工資與生活成本變得嚴重失衡，幾乎令人絕望，因為議會不會採取任何行動，改善這種局面的努力留給了地方當局。在 18世紀，由議會產生的政府不僅腐敗，對工人階級的需求漠不關心，而且十分低效。直到進入下一個世紀，政府才全面改進工作方法，以便能夠在日益發展的新的社會和經濟條件下發揮作用。它大體上還是一個在不同於都鐸時代的環境下儘量運轉的都鐸式機器。例如，國家管控工資的理論在英國生活中是一個古老的觀念，要追溯到伊麗莎白時代著名的《勞工法》，但是議會日益受到自由放任學說的影響，在 18世紀末拒絕干預雇主與雇員之間的關係，雖然舊法規還在名義上發揮作用。
以治安法官為代表的地方權力，願意盡力幫助農業勞動者，可是不幸地採取了一種將會導致災難性結果的錯誤方法。 1795年在斯皮納姆蘭召開的一次伯克郡治安法官會議上，他們規定了工資隨穀物 [小麥]價格漲跌的幅度。雖然他們建議雇主按照這個計劃提高工資，但同時規定，如果勞動者沒有獲得認定的數額，應該用堂區基金（parish funds）給予補貼，條件是他首先被宣佈為一個貧民。正如可以預見的那樣，雇主們利用了他們的機會，不是加薪，而是讓堂區基金來填補缺口，結果一大部分農業人口為了謀生而淪為貧民身份，隨之而來的後果就是他們的精神面貌明顯沉淪了。儘管地方稅收增加了，這項制度還是受到雇主的歡迎。它不僅避免了許多人擔心的勞工階級的革命，而且利潤和租金的上漲遠遠填補了稅收的上漲。經過一代人的時間，這項制度實際上推廣到英格蘭和威爾士的每一個村莊，代價是誠實的貧窮勞動者遭受了許多苦難，失去了尊嚴。
直到 1815年拿破崙戰爭結束，所有這些力量的全部影響才被感覺到。但這個過程在本章所涉的時期就開始了，人口和工廠的增加，幾乎立馬開始顯現出負面效果。在毛紡業時期，工作是由相當數量的工人在自己家裡完成的，沒有現代工業主義的妖魔，即管理費用。但是建立工廠和安裝機器需要巨額投資，對於用自己的資金或借貸投資的雇主來說，未能盈利就可能導致破產。
在舊的家庭手工業制度下，風險和利潤被廣泛地分散成較小的份額，而新制度意味著所有權的集中，少數人可積累大量財富，而從前獨立的家庭手工工人淪為純粹的雇用勞動者，依賴于新工廠主獲取所有生活資料。先前的家庭手工業勞動在很多情況下只是用於貼補家用，工人的食品和住房已經得到保障，儘管相當貧窮。而現在，雇傭制和不同水平的工資制度，已經意味著產業工人的生活依賴于他能夠達成什麼協議。
日常開支和通過新方式迅速致富的欲望，使得大多數雇主殘忍地對待他們的工人，也有一些明顯的例外。為了很大程度地發揮機器的生產力，勞動強度增加了，因此通常童工一天工作十六小時，最流行的人道主義極限是十二小時。要是勞動力的供給受限，境況可能會好一些，但是正如我們在工業革命一開始就看到的，其他力量也在發揮作用，造成勞動力供給的過剩，而這種過剩又被快速增長的人口進一步加劇。誠然，機器生產使得商品價格快速下跌，但是整體的生活成本並沒有降低，主要是食物成本，而這應歸咎於穀物法和對法戰爭，我們將在下文論述。此外，舊的鄉村貴族雖然專橫不公，但他們從土地的長期佔有和與佃農的關係中，養成了某種責任意識，而這種意識在新富的工廠主中通常是整體缺乏的，在謀利過程中，他們把機器和操作機器的人看作差不多一樣的東西。
對任何過往時代的社會狀況作出準確評價是不可能的，但是儘管權威們觀點各異，我認為一般意義上可以說，我們正在回顧的古老的英格蘭，無論作為財產所有者的鄉村地主與世代依賴其土地生存的佃農之間，還是作為生意所有者的城市商人與住在師傅家的學徒之間，較之新工廠主與他們或許根本不認識或叫不出名字的流動的大量“人手”，有一種更加親密和人性化的關係。個人主義和金錢關係的時代開始了，善與惡交織在一起。

兩個英格蘭

距大型工業區的快速興起還有一二十年，但是為了一窺“兩個英格蘭”，我們不妨對這一時期的倫敦做一個特寫。富人和小康人家正在快速地從這座城市的老區向西遷移，或者面朝新開發的花園廣場建造房子。然而在 1801年的大約九十萬人口中，這一階層只是一小部分。其他人的住宅，我們可以根據經濟水平依次排列如下：在大街、在小街、在庭院、在小巷、在院子、在過道。
從小說、日記、書信中，人們對上層階級的家庭生活以及具有同樣社會等級的人的鄉村生活已經十分瞭解，通常形成了我們心目中的“喬治時代的英格蘭”的圖景。然而，如果不展現窮人生活的陰暗畫面，我們就不能理解下一個世紀的社會歷史和政治歷史。還必須記住，我們今天所稱的“白領階層”，如小職員等，其工資通常低於熟練的工匠。
在倫敦的勞工階級中，整個家庭通常住一間屋。最窮的住在地下室的黑窟窿裡；稍好一點的住閣樓；更好一點的擁有第一層或第二層的房屋。最窮的人的境況非常糟糕，幾乎難以形容。而對於擁有單間的家庭來說，數個成員，有時多達八個或更多，要睡在一張床上。床單，如果有的話，一年只洗兩三次。害蟲滋生的毯子從未洗過。窗戶通常不能打開，由於群居者不洗漱，加上燒飯炒菜，屋裡空氣污濁，而且充滿著來自樓梯間底層的廁所的惡臭。即使那些居住在較好樓層的人，也要忍受樓上樓下的鄰居租戶。對於從事“體面行業”的工匠，標準的住房是一個單間，他既在其中頻繁地開展業務，也在其中過家庭生活。
沒有便宜的交通工具，因此作為工人不得不住在工廠附近，一般非常擁擠。儘管我們可以從上述條件中逐步上溯到過得更舒適的人，我們也必須下落到占人口大部分的更低生活水平的人，他們寄身於租金便宜的、由悍婦看守的破屋漏宅。其中一個就是法雷爾夫人，她于 1765年去世時被發現有六千英鎊的積蓄，而這都是通過出租兩便士的廉租屋得來的。在這些還不算最差的避難所裡，居住著大量的流動人口，不時可以發現凍餒而死的屍體。毫不奇怪，在這種條件下，工人階級很大程度上屈服于杜松子酒的普遍禍害，作為無法忍受生存現狀的僅有解脫。
我們易於把 18世紀看作一個相當冷漠、固化的時代，而不管其政治上的徇私腐敗，但它的一個截然不同的基調是不確定性。基本條件的改變，比如我們所談到的農業變革、富人賭博、商人融資困難、窮人對失業的擔憂或者已經失了業，這一切都助長了不確定性。債務人的出路只有被放逐或者進監獄。成千上萬的人被投入倫敦的“弗利特監獄”或王座法院這些地方，恢復自由的希望渺茫。有時整個家庭被監禁，孩子在獄中養大。這裡，或誠實或欺詐的債務人和他們的家庭，不得不與最粗鄙的罪犯打交道，在最狂放墮落的環境中生活。到1814年，據說弗利特監獄成了倫敦城最大的妓院。這個時代的另一個特點就是暴力，無論在鄉間公路還是城市街道，哄搶、騷亂、公路打劫這類危險比比皆是。
我們還可以勾勒許多陰暗面，但是，所述內容已經足以沖銷聖誕賀卡上“快活的老英格蘭”圖景。很容易高估早期人類實際遭受的苦難，就如同很難將兩個時代總體的光與影放在一起比較。這樣說不是要很大程度地縮小過去或現在的罪惡，而是要強調一個事實，那就是不僅觀念和世界觀改變了，而且顯然我們神經系統對痛苦和磨難的敏感性也改變了。例如，不用麻醉就截掉一個人的腿在今天不僅被認為是極端殘酷，還會受到質疑：是否一個人實際上不必比一個世紀前的先輩遭受更多的苦難，當時的人還沒有聽說過麻醉藥。正如我們發現缺少許多東西將造成難以忍受的不便，而我們的祖先因為從沒有聽說過那些東西，也就根本不覺得缺失。
回顧 18世紀末的倫敦，我們看到了不公正和恐怖，然而很可能 當時居住在其中的人與世紀之初相比，看到了進步。實際上許多方面都進步了，例如供水、鋪路、街道照明以及由此導致的夜間街頭犯罪的減少，而最大的進步是多數公眾對於弱勢人群態度的改變。對比中世紀的慈善事業，近代人道主義剛剛起步。那場運動的鏡頭已經變色，而我們現在便是借此鏡頭回顧所有過去時期，通常會非歷史地遺忘這些近代人道主義景象是多麼新穎，以及我們對苦難變得更加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