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回馬可孛羅的世界：戰爭、策略與二十一世紀的歐亞大陸新變局

在歐盟各國日益弱化消失、亞洲各國經濟快速崛起的當下
世界將重回歐亞大陸一統無邊界的「馬可孛羅世界」！

全球百大思想家、國際權威級地緣政治專家
《西進的帝國》《歐洲暗影》《世界的盡頭》《地理的復仇》《南中國海》等書作者，羅柏．卡普蘭2018年最新著作，精準預言二十一世紀世界全新局勢

【內容簡介】
當今西方世界最憂心忡忡的事，莫過於隨著歐盟內部動盪不穩，歐洲即將弱化消失，亞洲繼之而起，中國正挑戰美國，力圖成為世界第一強權。象徵著三十年戰爭結束、歐洲和平降臨的《西發里亞和約》體系中各國勢力開始衰弱老化，而昔日的傳奇亞洲帝國如俄羅斯、中國、伊朗、土耳其，相形之下變得舉足輕重起來。歐亞大陸從歐洲到中國的每一次危機，如今都變得牽一髮而動全身，世界已經變成一個單一戰場。

在歐洲，歐盟國家為了防堵穆斯林難民湧入，正忙著重新劃定自我保護的疆界，各國都充斥著民粹主義的呼聲，要求逐走外來移民。但這番自保的舉措正印證歐洲和非洲－歐亞大陸的命運是環環相扣，無法分割。世人所一貫認知的歐洲即將消失，「西方」也將失去實質的定義，西方文明將面臨相當大的危機。隨著歐洲的消失，歐亞融合了，在全球化、科技和地緣政治上的互動而言，歐亞即將形成一塊超級大陸。

離開歐洲，亞洲又是另一番光景。回顧人類歷史，十五至十七世紀是海權時代，十九至二十世紀是海權加上航空權的時代，至於兩次大戰中的關鍵就是掌握海權。但隨著一九九○年代冷戰結束，加上東亞經濟崛起、中亞政治板塊變革，傳統橫跨歐亞的絲綢之路重要性再度日增，重新成為各國霸權爭奪的嘴邊肉。

二十世紀初，英國地理學家麥金德（Halford Mackinder）曾提出所謂「世界島」（World-Island）理論，他預言未來的世界將分為兩塊區域，一塊是由歐、亞、非等大陸所組成，是全球陸地最大、人口最多、重要性最高的陸塊，稱之為「世界島」；在其周圍的是相對孤立的陸塊，包含美洲、澳洲、菲律賓、印尼、日本和不列顛群島等等。在當時麥金德就曾呼籲世人不應將歐亞非分割來看待，而如今他的理論已在二十一世紀實現。

十三世紀時的威尼斯商人馬可孛羅曾走過絲路，他看到的絲路是一條複雜、凶險、混亂、國家與民族界線不明、看似一統卻又充滿分歧的世界，而這恰足以定義當今歐亞大陸的形勢。本書作者認為新時代的關鍵不是在海上，也不是在解構了的西方，而是在這片廣大古老無邊際的歐亞大陸上，這塊馬可孛羅曾走過的世界。

羅柏．卡普蘭Robert D. Kaplan
美國資深記者、地緣政治專家、旅行作家。過去三十年間，他擔任《大西洋》（The Atlantic）雜誌記者，撰述可見於《華盛頓郵報》、《紐約時報》、《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國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等重要報章雜誌，觀點經常引發相關政治、媒體、學術界討論。他也曾擔任美國智庫戰略預測公司（Stratfor）地緣政治分析主任、美國海軍學院（United States Naval Academy）客座教授、五角大廈國防政策委員會（Defense Policy Board）委員、華盛頓新美國安全研究中心（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資深研究員。《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雜誌兩度將他列入「全球百大思想家」之林。
卡普蘭曾實地採訪中東、兩伊戰爭、巴爾幹半島、前蘇聯與阿富汗戰爭等戰略要地與新聞前線，至今已有十數本關於外交事務、地緣政治及旅行相關書籍。在台出版作品包括《世界的盡頭》、《歐洲暗影》、《西進的帝國》、《南中國海》、《地理的復仇》等書。

相關著作：《西進的帝國：地理如何形塑美國的世界地位》《歐洲暗影：一段橫跨兩場冷戰、三十年歷史的東歐邊境之旅》


譯者：王約

畢業於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東亞語文所、喬治梅森大學宗教與文化研究所，曾任職《漢聲雜誌》、《商業周刊》出版公司、《壹週刊》。譯作有《危機領導人》、《信任的深度》、《更快，或是被淘汰》等，著有《蔣公獅子頭》、《逃去住旅館》等。曾任美國華府作協會長，作品散見於《世界日報》、《中國時報》、《中華日報》等。

前言與誌謝

第一篇　策略
第一章　重回馬可孛羅的世界與美國軍事回應
第二章　不戰之道
第三章　美國外交政策的悲劇
第四章　優雅沒落：海軍漸趨重要
第五章　當北韓敗亡時

第二篇　戰爭與它的代價
第六章　複習一下越戰的教訓
第七章　伊拉克：違反事實的遊戲
第八章　傷痕累累的大後方
第九章　無上的榮耀

第三篇　思想家
第十章　捍衛季辛吉
第十一章　杭亭頓：直視這個世界
第十二章　為何在某些事情上，米爾斯海默是對的？

第四篇　反省
第十三章　論外交政策：在某些事情上，川普不是現實主義
第十四章　後帝國時刻
第十五章　注定為王
第十六章　新烏托邦主義岌岌可危

第五篇　馬可孛羅終極版
第十七章　中國新絲路之旅

第一章　重回馬可孛羅的世界與美國軍事回應
隨著歐洲消失，歐亞合而為一。這塊超級大陸將成為流動的、可理解的貿易與衝突的單位，而隨著《西發里亞和約》締盟諸國逐漸衰弱老化，皇朝遺國如俄國、中國、伊朗、土耳其則日趨顯要。每一次的世界危機，從中歐到漢民族華人的心臟地帶，如今是息息相關的。世界只有一個單一的戰場。且看以下從歷史與地理觀點所做的導覽。
西方的分裂
有史以來，西方文明從未如冷戰期間以及繼之而來的惡果，在地理上遭逢如此這般的分裂，權力如此赤裸。歷經長達超過半個世紀之久，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以下簡稱北約）將千年以來歐美的政治與道德價值傳統，濃縮成一個雄壯的軍事聯盟。北約最初乃一文化現象，其精神根源於古希臘羅馬的哲學與政府遺風，根源於中古時代的基督教國家，也根源於十七至十八世紀間催生美國獨立革命的啟蒙運動。理所當然，歐美舉足輕重的國家在一次與二次大戰時聯手出擊，而那些危急存亡諸事，為北約的前身奠定了更堅實精密的結構。反過來，在遼闊大陸的經濟制度支撐下，這個結構累積到頂點成就了歐盟。歐盟對北約內在價值的貢獻，既有政治援助也有日常所需，概括來說，那些價值不外乎以法律條款取代隨意的法令，以法治國家取代民族國家，為個人提供保護不論其種族或信仰為何。畢竟，比起選舉，民主制度更攸關組織公正。自一九一四至一九八九年的漫長歐洲內戰（Long European War）結束後，我們目睹了那些價值贏得勝利，同時共產主義終於潰敗，北約與歐盟遂拓展其制度，涵蓋了北從波羅的海、南抵黑海達整個中歐與東歐。然而，那的確是一場「漫長」的歐洲內戰，直到一九八九年，歐美擊敗了歐洲的第二個極權政體，情況無異於一九四五年一次大戰，戰爭在政治與經濟上耗損了蘇聯境內的衛星諸國。
文明的滋長迥異於其他事物。正當伊斯蘭世界在十七至十八世紀間征服北非與黎凡特地區，基督教諸國在形式與實體上成功地對抗伊斯蘭的同時，歐美團結成一個具有決定性的地理政治典範，以對抗納粹德國與蘇聯。由於歐洲內戰的陰影綿延至二十世紀才告終，加上南斯拉夫解體與俄國內亂，北約與歐盟從此相依相隨；在南斯拉夫的案例中，北約展現它的遠征能力，而歐盟則利用蘇聯衰敗之際大舉進軍前華沙公約組織的勢力範圍，此即所謂的「後冷戰時期」，它的定義來自於前一時期與其持續發威而來。
歐洲內戰長達四分之三個世紀，至今仍影響眾多事件，也使得我想把遠在歐洲之外而美國現在必須掌握的一個嶄新世界描繪出來。而由於正是歐洲目前的困境造就了那個嶄新世界的崛起，因此成了本書開宗明義的第一章。
兩次世界大戰帶來重大摧殘，導致歐洲統治高層從一九四○年代晚期，不約而同地排斥起過往一切，包括它所有的固有文化與種族分裂，保留的只有啟蒙運動的抽象理想。如今輪到它來帶動政治上的大計與經濟方面的實驗，因此解決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一九三九至一九四五年的人類苦難的所謂正義，就是打造一個慷慨的社會福利國。換言之，一個高度規範的經濟體制。至於衍生出兩次世界大戰的民族與政治衝突，將不會重蹈覆轍，因為除了超越國家的其他方面合作之外，歐洲貴族在歐陸多數國家強行實施了單一貨幣組織。然而事實證明，除了最循規蹈矩的北歐社會，那些社會福利國家都行不通，正如單一貨幣曾引發南歐經濟疲軟負債累累。不幸的是，後二戰時期的道德救贖企圖，久而久之變成了棘手的經濟與政治災難。
世事多舛。歐洲在二十世紀下半葉的沉悶與歡樂歲月，一部分要拜它在人口上與伊斯蘭中東世界隔離所賜。這一點同樣是歐洲內戰冷戰階段的產物，當時極權政體的禁臠國如利比亞、敘利亞和伊朗數十年間曾接受蘇維埃的指導與扶持，之後才獨立自主。很長一段時間，歐洲在這方面很順利，例如能嚴拒強權政治，並確實宣揚人權，全是因為鄰近的數千萬穆斯林未享有人權，卻能自由遷徙。不過穆斯林的居住區都已全數瓦解（若非自相殘殺就是外力干預所致），激起一股難民潮湧向債台高築、經濟蕭條的歐洲社會。隨著極端保守的民粹主義掛帥，歐洲如今內部意見分歧，為了防止穆斯林難民流離到一個又一個國家，歐陸遍地築起新的邊防。同時，歐洲從未消失，因為它和歐亞非大陸緊緊結合在一起。
當然，所有這一切都是出於地理與歷史使然。在上古與中古時代裡，有數百年之久，所謂的歐洲意指整個地中海盆地（Mediterranean Basin），或如羅馬人給它的名字：「我們的海」（Mare Nostrum），在中古時代晚期阿拉伯人入侵之前，這裡涵蓋了北非。這個隱含的事實其實從未消失，例如在二十世紀中葉，法國地理學家布勞岱爾（Fernand Braudel）曾暗示過，歐洲南方的真正疆界並不是義大利或希臘，而是撒哈拉沙漠，那裡的帳棚遺民如今群起北遷。
歐洲，起碼以我們如今知道的方式，已經開始消失了。而歐美本身（至少身為一個嚴格定義下的地理政治強權而言），對於它也會喪失強而有力的立場。當然，做為一個文明概念的歐美，陷入重重危機早有一段時日。美國絕大多數大專院校愈來愈少教授西方文明的課程，這個不爭的事實顯示了在一個高度都會化互動的世界裡，多元文化主義奏效。在注意到羅馬只選擇性繼承希臘思想，以及中古時代其實喪失了羅馬的理想，俄羅斯的學者亞歷山大．赫爾岑（Alexander Herzen）觀察到：「……現代的西方思想將成明日黃花，成為歷史，但也將擁有它的影響力與它的地位，就如同我們的軀體將化為綠草、羊、肉排和人的成分。我們不喜歡那種腐朽，可是又能奈何？」
確實，歐美文明並沒有被摧毀，相反地，它一直在稀釋並分散。究竟要如何準確地定義全球化？在經濟疆界崩解之後，全球廣為接納的是美國式的資本主義和管理實務，和人權（另一個歐美概念）進展一起崛起，使得最具兼容並蓄的文化融合形式成真，並反過來模糊了東、西方的歷史分野。西方贏得了歐洲內戰後，並未繼續征服世界的其餘部分，如今已經開始迷失在雷因霍爾德．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所說的「浩瀚史海」中。赫爾岑所說的腐敗已經開始了。
新的戰略地理學
當歐洲正在消失時，歐亞連成了一氣。我並不是說，歐亞正逐漸在統一，或是以歐洲在冷戰與後冷戰時期時那種方式變得更穩定。我指的只是全球化、科技和地理政治學上的互動關係，由於每一項都使得另一項更強化，正締造著歐亞超級大陸於焉成形，就分析上講，是成為一個沒有特定形狀但可理解的單位。歐亞具有它前所未有的這種意義。此外，北非與黎凡特地區的難民潮湧入歐洲，使得地中海盆地重新團結了起來，並且由於印度洋自中南半島到東非的互動遽增，現在我們可以把歐亞當作一個名詞了。二十世紀初英國地理學家哈爾福德．麥金德（Halford Mackinder）用「世界島」描述歐亞與非洲的結合，如今這個說法已經成熟了。
慢慢消失的歐美在各大陸的新興全球文化中，廣植它統一的種子。為這個進程推波助瀾的就是科技縮短了距離：新的道路、橋梁、碼頭、飛機、龐大的貨櫃輪，還有光纖電纜。不過很重要的是，要知道對於正在發生的事情而言，這一切不過只是其中一個層面。恰因為宗教與文化被全球化削弱了，它們必須被通訊革命以更嚴酷、單一色彩與思想的形式加以改造。看看伊斯蘭激進組織「博科聖地」（Boko Haram）和伊斯蘭國，縱使它們不足以代表伊斯蘭教，但網際網路與社群媒體，確實激起了伊斯蘭教徒的嚴厲服從性與大眾的激動情緒。我之前曾寫過，這發生的一切並非是所謂的文明衝突，而是人為的文明改造衝突。而這只加深了地理政治上的隔離，正如中東統轄地的衝突一樣，在在證明了隔離不只發生在國與國之間，還發生在國內本身。
從各方面來看，劇烈動亂加上通訊革命（從網路互動到新的運輸建設），已經造就了更具幽閉恐懼且殘暴的競爭型世界，這是一個仍在乎領土的世界，那裡面的每一樁危機都與其他事物有著前所未有的複雜關係。巨型都市（megacity）的拓展與不容置疑的人口成長又加劇了這一切。不論有多麼過度擁擠，不論地下水位與土壤養分多麼枯竭，大家都會力拚每一分地。在這個充滿暴戾與關係緊密的地球上，隨著漫長的歐洲內戰從日常記憶中消逝，對冷戰區域、大陸與次大陸有條有理的分組研究，也開始消失了。歐洲、北非、近東、中亞、南亞、東南亞、東亞與印度次大陸，不可避免地會愈來愈不是地理政治學上的概念。由於硬體的疆界與文化差異同時消弭於無形，取而代之的是，地圖將展現出細微漸變的一種連貫性，始於中歐與亞得里亞海，終至孕育中華農業文明搖籃的戈壁沙漠之外。地理仍算數，只不過法定的疆界將因而失去意義。
這個世界將會愈來愈因同時存在於政府層級之上與之下的正規責任，而結合在一起，這狀況令人想到封建制度的功能。恰如中古時代西班牙與葡萄牙的安達魯斯（Andalus）地區一樣，當地由阿拉伯人統治，但並未強迫人民改信伊斯蘭教；眼下這個新興的世界（當然這裡指的是衝突區域之外）將會是容忍與針鋒相對的文化融合，歐美所注入的自由精神將逐漸消散，因為唯有如此它方能保有一席之地。至於區域性的紛爭，將會始終影響著全球，因為地球的每個角落如今都彼此密不可分。換言之，歷經數十年的伊朗、俄國與中國的衝突，已經導致恐怖分子與電腦對歐洲與美國發動攻擊。
比起二十世紀，地理上的分裂將會變得既更加嚴重又更微不足道。會變得更嚴重是因為擁有自主權者數量倍增；也就是說，在現存的國家內部本身，將會出現過多的城市國與區域國妄自尊大，就連歐盟和東南亞國協這類超越國家的組織，在一個充滿恐嚇與強權的世界裡，都注定毫無意義。地理的分裂也將變得渺小，因為諸如歐洲與中東、中東與南亞、南亞與東亞等這類地區間的差別性（特別是分裂的程度）將不復存在。換句話說，地圖會變得愈來愈沒有一定的形狀也更加不規則，但會以相同模式一再重複。道路、鐵道、輸送管線與光纖電纜的充沛與強化，將會造就同樣的這種模式。但顯然，運輸建設不會擊敗地理。在許多地方建造這類基礎建設的開銷，也的確證實了地理是無法被否定的。能源探勘業界的任何人，或曾打過牽涉到波羅的海諸國或南中國海的戰爭遊戲的玩家，也都知道古老的地理仍至關重要。同時，重要的運輸建設又牽涉另一項因素，它使得地理（在我們的時代則是地理政治學）更暴虐也更令人幽悶。科技樂觀主義者認為，「連接」只會帶來更多和平、繁榮與文化統一，但其實卻有更加曖昧的宿怨。有了更多「連接」，戰爭的賭注更大，戰爭更容易從一個地區擴散到另一個地區，規模也將更驚人。企業將會是這個新世界的受惠者，然而由於無法（多半如此）提供保安，它們終將失控。
最能反映出這項發展的事，莫過於中國政府企圖橫跨中亞與西亞建造一條陸上橋梁直抵歐洲，以及一條橫渡印度洋聯絡東亞與中東的海路。這些陸上與海上通路可以互相連接，肇因於中國與巴基斯坦，一如伊朗與印度，希望能連接遠處的油田與天然氣田，使得被陸地包圍的中亞能通過印度洋直下南方。中國將這些建設大計命名為「一帶一路」，簡言之，就是一條新的絲路。中古時代的絲路並不是單一一條路徑，而是一大片未經計畫的貿易網路，若即若離地同時在路上穿越大陸，在海上橫越印度洋，把歐洲和中國連接起來。絲路源自「絲綢之路」，是十九世紀晚期德國地理學家費迪南．馮．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取的名稱。根據史學家勞倫斯．貝爾格林（Laurence Bergreen）的說法，在中古時代，絲路的相對包容性與多元文化本質，意味它「沒有正統或單一思想」。而且，中世紀行走於絲路上的遊客遇到的是一個「複雜、喧囂、充滿險惡，但漏洞百出的世界」。因此，從每一位旅人的新遊記裡，歐洲人看待這個世界並非「比較小而更容易管理」，反而是「更大又更混亂」。這用來形容我們自己的時代，也非常貼切，因為科技進步，我們的世界實際上愈是變小，看似棘手又全都糾纏不清的無數危機，就愈顯得滲透力十足、複雜又愈勢不可擋。和這樣一個世界息息相關又名聞遐邇的，是曾在十三世紀晚期暢遊整條絲路的威尼斯商人馬可孛羅。他壯遊的這條路徑提供了很好的輪廓，正可定義未來時代歐亞的地理政治學。
馬可孛羅路線上凋零的帝國
西元一二七一年，馬可孛羅從亞得里亞海東岸揚帆而下，出發到亞洲，展開為期二十四年的長途跋涉，在巴勒斯坦、土耳其、伊朗北部、伊朗全境（從亞塞拜然和庫爾德北上波斯灣）、阿富汗北部與東部，以及中國突厥族自治區的新疆省，消磨了漫漫歲月，終抵達蒙古皇帝忽必烈的皇宮，元代大都（今北京）。從大都他挺進中國全境，南下越南與緬甸。返回威尼斯的路線則橫渡印度海，通過馬六甲海峽前往斯里蘭卡，再北上印度西岸前往古吉拉特邦（Gujarat），並順道遊歷了阿曼、葉門與東非。若二十一世紀初有地理政治學上的焦點，那便是如此：涵蓋波斯灣到南中國海的大印度洋，並包含中東、中亞與中國在內。目前中國政權規劃的海、陸絲路不折不扣複製了馬可孛羅的旅程。事實上，在十三至十四世紀時統治中國的蒙古人是「早期的全球化實踐者」，企圖在一個真正的多元文化帝國內連接起歐亞全境的棲息地。儘管蒙古人生性嗜血，但元代中國最令人折服的武器不是刀劍而是貿易，包含珠寶、布料、香料、金屬製品等等。那是貿易路線，不是軍事強權的延伸，是「蒙古和平」（Pax Mongolica）的標記。蒙古的宏大策略是以商業而非征戰為根基。倘若我們想了解中國今天的宏圖大計，只消看看忽必烈的帝國便知一二。
不過，對忽必烈來說這麼做還不算大功告成。波斯與俄羅斯都不受中國掌控，而且，兩面環海、與中國相隔險峻喜馬拉雅山的印度次大陸，在地理政治上自成孤島。一直以來，在遠離穆斯林少數族裔的西部沙漠，蒙古大汗對向來是中華文明搖籃的華中與華東地區加強鞏固。這一切，馬可孛羅的世界所具備的地理政治特色，與我們的相去不遠。
不可否認，馬可孛羅視中國為未來。煤礦、紙幣、眼鏡與火藥，在當時是歐洲前所未聞的中國奇蹟，當年的杭州城有大型護城河，運河上有數以百計的橋梁，在馬可孛羅眼中美麗絕倫不下於威尼斯。但遊歷西藏時他也見到了元朝中國的黑暗面，政府對偏遠省分的惡意破壞和蠻橫霸道。
除了在地緣政治上的印度孤島之外，馬可孛羅在他的遊記中特別描述的兩個重要疆土是俄羅斯與波斯（亦即今天的伊朗）。據他描述，俄羅斯一片光禿禿又遠在天邊，卻是盛產毛皮充滿商機的不毛之地，而波斯是他行旅途中經常提到的地方。波斯，或稱伊朗，在馬可孛羅眼中僅次於中國，但波斯帝國以類似方式雄霸著亞歷山大大帝遠征和希羅多德遊歷過的路徑。波斯是上古時代史上第一個超級強國，以貿易線直通到中國，統一了尼羅河、印度河與美索不達米亞。歷史經常如此，波斯在史頁獨霸一方，波斯民族的語言在中世紀中期（十一至十三世紀）時，是將伊斯蘭教義傳播遍及東方的主要工具。因此，十三世紀時，馬可孛羅有生之年間的歐亞地圖，是被「大汗帝國」和「伊兒汗國」所覆蓋，而這正是當今世局的背景，唯獨如今更趨複雜與科技性。
在這種種錯綜複雜當中，我們別忘了帝國始終是國際事務的組織法則，影響了今日的土耳其、伊朗、俄羅斯與中國，這每一個有過帝制傳統的國家的地理政治策略。同樣的那個傳統，也是導致每個國家衰弱或部分瓦解的原因。因為持續在定義歐亞的，終究是歷史的恆久性，不單是帝國所創造的穩定，還有皇朝之間的政權空窗期，首都陷入無政府狀態以致於邊陲地帶動亂頻傳。除了全球危機互相關聯性愈來愈密切引發動盪不安之外，如今各種通訊科技也使得個人與小團體對皇權導向的政體所產生的威脅比以往更嚴重。這尚且還不包括這些國家所面臨的劇烈經濟挑戰，特別是俄羅斯與中國，其國內穩定從來都不是理所當然的事。
試想一下由這些凋零的帝國所組成的歐亞新地圖，它的第一張底圖：未公開承認帝國，但仍以一種皇朝的心態在運作，以土耳其和伊朗為例，它們所控制的官方領土遠遠小於它們的帝國前身，而俄羅斯和中國的例子則是大於前身。俄羅斯與中國之所以特別脆弱，原因在於這兩個國家仍統御著真正皇朝時的區域，範圍超出了它們自己種族與宗教族群的祖國。美國外交家喬治．凱南（George Kennan）曾說過，最厲害的帝國主義是「或有必要」（contingent necessity），也就是說「要是我們不占領那些地區，別人也會，那就更糟了」。基於這個理由，帝國主義不論其形式為何，都永遠不死。
（下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