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園詩與狂想曲：關中模式與前近代社會的再認識(第三版)（簡體書）

本書為我國著名思考型學者秦暉的成名之作，初版于1996年。作者以八十年前毛澤東與梁漱溟之間一次有關中國社會是否存在階級對立問題的爭論為契機，從分析舊中國“關中模式”入手，在掌握大量社會調查數據的基礎上，運用西方社會學科學的分析方法，重新審視封建社會三要素（即自然經濟、宗法共同體與依附人格）在中國的社會表征，指出權貴與平民的矛盾是社會主要矛盾；進而對社會構成主體——農民（農民人格、農民心態、農民文化）進行深入研究，縱觀中國歷史上多次農民起義的成功與失敗，深刻分析農民的“雙重性”，揭示中國社會長期固守“農業文明”之根源；橫向結合蘇聯集體農莊和美國式農業發展道路，對農民及農民社會進行共時態的邏輯分析，從源頭上探尋農業社會現代化的發展道路。 此次再版，盡管經歷了二十幾年的社會變革，但作者對中國社會的深刻分析與認識依舊令人信服：中國是一個農民的國度。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歸根結底還是農民社會的改造過程。這一過程不僅是要變農業人口為城市人口，更重要的是改造農民文化、農民心態與農民人格。讓農民“從田園詩式的農業文明中走出來，以發達的自由個性譜寫出中國現代化的狂想曲”。

秦暉，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歷史系教授（已退休）、博士生導師。主要著作有《南非的啟示》《共同的底線》《市場的昨天與今天：商品經濟·市場理性·社會公正》《傳統十論：本土社會的制度、文化及其變革》《十年滄桑：東歐諸國的經濟社會轉軌與思想變遷》《農民中國：歷史反思與現實選擇》《問題與主義》等。

金雁，中國政法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蘇聯東歐史研究會秘書長。主要著作有《倒轉“紅輪”：俄國知識分子的心路回溯》《從“東歐”到“新歐洲”：20年轉軌再回首》《十年滄桑：東歐諸國的經濟社會轉軌與思想變遷》《農村公社、改革與革命：村社傳統與俄國現代化之路》《新餓鄉紀程》《蘇俄現代化與改革研究》《火鳳凰與貓頭鷹》等。

序言 “前現代”研究的當代意義

緒論 農民、農民學與農民社會的現代化

第一章 欲識廬山真面目——什麼是封建社會

一、“農民”(peasant)與封建社會

二、“似乎不成問題”的問題

三、從一場爭論談起

四、馬克思的封建社會觀怎樣變成農民的封建社會觀?

第二章 羌笛聲中楊柳怨——舊關中小農社會分析

一、封建社會的“關中模式”

二、關于“關中無地主”

三、關中無租佃

四、關中有封建

第三章 問渠哪得渾如許——“關中模式”的社會歷史淵源與宗法農民研究中的理性重構

一、民國中前期的關中模式

二、清初以來的關中模式

三、長畛、土地流通及其他

四、“自然經濟的經營地主”與“過密化”問題

五、關中模式的若干背景

六、關中模式的經驗意義與邏輯意義

第四章 束縛與保護的協奏曲——封建關系的三要素

一、自然經濟與“命令經濟”

二、宗法共同體的“公”與“私”

三、人身依附關系：強制的與“自愿”的不自由

四、束縛與“保護”：一張恢恢天網

第五章 “朱門”之外有平均，“凍死骨”中無分化——宗法時代的社會分層

一、等級分化與階級分化

二、宗法小農的分化與“恰亞諾夫循環”

三、宗法式社會的分化模式及其定量分析

第六章 “自由封建主義”質疑——中國封建社會特點問題

一、“亞細亞生產方式”“商業資本主義”與“自由封建主義”

二、家—國一體的宗法共同體與“私有財產”

三、“偽商品經濟”與租佃制

四、封建共同體的三種形式

五、“抑兼並”——僅僅是一種“欺騙”嗎?

第七章 農民的塞文與農民的萬代——農民在封建社會中的位置

一、農民的“兩重性”質疑

二、掙脫束縛的私有者——農民的革命性

三、渴求“保護”的共同體成員——農民的保守性

四、宗法農民的“階層”——亞等級分析

五、既是動力，又是物件——農民與民主革命

第八章 “難對付的階級”及其心態——宗法農民文化的社會整合

一、“東方型嫉妒”及其他

二、阿Q的劣根性是趙太爺教育出來的嗎?

——宗法共同體文化整合中的農民文化

三、“都市里的村莊”

四、農民文化與“有文化的農民”

第九章“天有萬物與人，人無一物與天”——“具體農民”與“抽象農民”的二重價值系統

一、宗法農民社會價值取向的二重性

二、“天有萬物與人，人無一物與天”

三、“農民民主主義”與近代民主制度的不同價值論基礎

第十章 人性的萎縮與人情的膨脹——農民文化的倫理觀探析

一、人性與人情

二、“貧農的性自由”與禮教的性禁錮

三、“人情同心圓”與農民社會的信息傳播模式

四、“家族凝聚力”之謎

五、“人情同心圓”的消解與親緣組織的“現代化”

第十一章 非理性種種——農民思維方式探析

一、中國文化是一種“理性文化”嗎?

二、“理性的小農”與農民的非理性

三、宗法農民非理性的各種類型

第十二章 農民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一、古典小農與古典文明

二、“五月花精神”與“美國式道路”

三、廣義民主革命與農民國家的社會主義改造

四、嚴重的教訓

五、世界“后現代化”時代的農民改造問題與社會主義民主革命的兩種前途

結束語 從田園詩到狂想曲

附錄 傳統鄉村社會中的土地關系：關于傳統租佃制若干問題的商榷

參考文獻

束縛與“保護”：一張恢恢天網 封建主義對農民意味著什麼? 在農民的理想中，封建主義的人身依附應該意味著保護而不是束縛，由這種關系形成的宗法共同體應該只有宗法式的溫情而沒有嚴酷的父權，只有田園詩式的和諧而沒有惡勢力的壓迫。在這種共同體中的自然經濟應該只有“魯濱遜式經濟”中那種自給自足的“農村的幸福”而沒有“命令經濟”下的超經濟榨取。如果封建社會中的廣大人民，主要是農民，沒有這樣的價值追求，那么僅僅靠封建主的淫威，這個社會是無法維持的。封建社會絕不僅僅是一小撮壞蛋犯下的罪行。這個沉重的十字架是經歷過封建制的每個民族的每個社會成員共同背負起來的。 但是，為人的本質所決定的社會化、個體化的發展終將與這種自然人的宗法式紐帶不相容。為了維護這種紐帶，便需要限制乃至扼殺這種個性發展，而為限制這種發展就必然要有等級的權力，要有高高在上的“天然首長”，而只要社會生產能夠提供剩余產品，“自然人”的私欲便會使“天然首長”運用這種權力把它作為攫取的物件，從而置廣大共同體成員于被束縛被壓迫被奴役的地位。因此，宗法農民作為價值追求的封建主義的“好的方面”和他們所反對的封建主義的“壞的方面”恰恰互為因果，和諧統一。他們要想得到保護，就必須接受束縛，而他們若要擺脫束縛，便不能依戀任何外在的保護，而必須按“人不靠己，天誅地滅”的人生哲學生活。他們要么成為同時擺脫了束縛和保護的兩種意義上的自由人，要么就不能獲得任何自由。在人類社會的發展及個人自身的發展沒有完全達到新的自由人聯合體時代以前，這是個鐵的邏輯！ 因此，在現代化潮流的沖擊面前，每個想卸掉這一十字架的民族，這個民族的每個人，都要在這種兩難處境中經受考臉。他們必須學會面對一個競爭的、動蕩的、有風險的世界，而不能期望在打倒封建主以后重建一個田園詩式的樂園。 “家族凝聚力”之謎 前面我們論證過宗法共同體與自然經濟(習俗—命令經濟)之間的邏輯聯系。並談到前近代中國“家—國一體”的宗法共同體的若干特征。按邏輯，這樣的共同體似乎應當在習俗—命令經濟全盛時最為鞏固，而市場關系興起后它們就處于解體過程之中了。然而，在現實中我們卻看到了這樣的情況：當60—70年代“命令經濟”一統天下時，中國的傳統家族紐帶曾遇到空前的危機。當時在“徹底”反傳統的口號下，不僅宗族組織、祠堂、族譜沒有存在的權利，就連家庭關系也受到“親不親，政治分”的強烈沖擊，子造父反、夫妻分派、“劃清界限”、六親不認成為時髦，而“爹親娘親不如領袖親”則成為那時典型的“時代語言”之一。而到80年代后，隨著改革的進程，“命令經濟”逐漸為市場經濟所排擠。傳統家族紐帶在這一過程中卻似乎恢復了蓬勃生機。當前在農村中，農民自發地修譜建祠、聯宗祭祖、敬宗收族已成為新的時髦，而且這種現象的中心與當前農村市場經濟發達的中心高度重合，在市場經濟最發達的東南沿海一帶，“宗族復興”的勢頭最盛(其中又以“市場性”更強的民營經濟為主體的浙、閩東南更突出，而以社區經濟為主體的“蘇南模式”地區則稍遜之)，相反，在市場關系不發達、較為閉塞落后的中、西部地區，“宗族復興”的現象卻不明顯，一些貧困農村甚至完全處在一種閉塞加散漫狀態中，傳統宗族意識、舊體制培養起來的政治意識與現代社會的契約性社團意識一概不起作用。 “宗族復興”現象引起了兩種議論。有的人驚呼“封建宗族勢力復活”，主張對此大力抑制。有人則認為是傳統文化的偉大活力和獨有魅力之所在，主張增強這種傳統凝聚力以填補原有意識形態理想主義凝聚力逐漸淡化之后出現的空白。后一類觀點強調宗族復興與東南地區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步性，認為宗族文化對中國農村“經濟奇跡”具有重大意義。在他們看來，宗族文化比“個性文化”更優越，它是東亞發展模式的靈魂，甚至是“東方救世”、克服“西方病”、走向“后現代”的基礎，等等。 我們覺得這些說法都值得商榷。其實只要上溯于歷史，就會發現這個問題並不始于今日。近古中國社會一直有個耐人尋味的現象，即一般認為產生于並適應于自然經濟的宗族觀念與宗族組織，在經歷了秦(西)漢與宋元兩個“淡化”時期后，並沒有隨著宋元以后商品經濟的興起而進一步衰落。僅僅如此還不足為怪，人們可以解釋為意識形態或價值觀念的變化滯后。或者說那時的商品經濟畢竟不夠發達，未能根本改變自然經濟格局，因而也不足以瓦解宗族組織。 然而真正的問題在于宗族組織在宋元以后不僅沒有“瓦解”，反而局部出現了日趨強化之勢，而且這種變化似乎與通常的邏輯推論正好相反。從時間上看，明清商品經濟的發達無疑要勝于宋元以前；從地域上看，明清商品經濟的成長無疑在南方比北方明顯，長江流域比黃河流域明顯，東南沿海又比長江流域明顯。然而宗族“傳統”的“復興”與強化，卻都以前者為甚。宗族觀念與宗族組織，以及作為其表現形式的宗族法規、族長、族權、族產、族墓、祠堂、譜牒乃至祠堂審判等制度，總的來說都是明清比宋元發達、東南沿海比長江流域發達，長江流域又比黃河流域發達。近代中國許多經濟落后、風氣閉塞的北方農村已經遍布多姓雜居村落，宗族關系淡漠，而不少南方沿海農村卻是村多獨姓聚居，祠堂林立，族規森嚴，族譜盛行。這就不能僅用“意識形態滯后”來解釋了。 那么，難道“中國文化”竟是如此之特別，以至于商品經濟瓦解宗法共同體這一幾乎遍見于各民族的發展趨勢(無論其強弱緩急與人們對它的褒貶)在華夏大地上竟然被相反的趨勢所代替? 其實未必如此。許多資料表明，市場機制對宗法關系的沖擊在近古的中國同樣是存在的。明代著名官僚、廣東人龐尚鵬所著的《龐氏家訓》正是那種明清多于前代、東南多于內地的宗族法規類著作中十分有名的一種。書中規定：龐家族人必須鄉居，遠離商品經濟活躍的市井，否則“住省城三年后，不知有農桑；十年后，不知有宗族。驕奢游惰，習俗移人，鮮有能自拔者”。類似的勸誡，在那時的族規家訓類作品中比比皆是。拋開其中視非農行業為“驕奢游惰”的陳舊價值觀不談，這類勸誡指出的事實是，在“宗族復興”的彼時彼地，商品經濟對宗法關系同樣形成了沖擊。以至于卷入其中的人們不久便“不知有宗族”，而且這不只是個別“墮落”者，而是普遍現象，即所謂“習俗移人，鮮有能自拔者”。 那么又該如何解釋彼時彼地的“宗族復興”的呢? 答案也許是多元的。例如以M.弗里德曼為代表的一些西方功能學派社會史家認為“水稻經濟”的特點(剩余率高，適于勞動密集型家族，興修水利需要合作等)使它比旱作業更有利于宗族的發達。 再如，社會史的個案研究顯示，近古中國宗族觀念與宗族組織發達程度之差異，至少一部分實際上是發生在“土、客”之間。即土著居民與移民社區(南方許多地方稱為“客家人”)之間。只是由于客家勢力近古以來在東南的崛起，才使這種差異仿佛成了北方人與南方人、內地人與沿海人，宋元人與明清人的差異。事實上，在許多歷史上長期存在“土客”矛盾的地區。客家人中上述宗族“傳統”保存與發展的程度最高。與此同時，當地的土著居民社區盡管社會經濟發展水平與其客家鄰居差不多，卻存在著明顯的宗法傳統淡化趨勢：多姓雜居村落普遍存在，宗族組織解體，祠堂、族規與宗譜往往失修，族產(以及宗族對個人財產的干涉權)若有若無，在社會生活中已無足輕重，等等。而客家人祖先所來自的北方地區(如所謂“大槐樹”所在的“洪洞縣”等地)宗族關系的發達程度也同樣低得多。 這種差異不難理解。客家移民到南方后，在面臨當地土著包圍與敵視(至少是異視)的條件下，只有強化自身的群體凝聚力，更緊密地抱成一團，才能在嚴峻環境的挑戰下生存、競爭並得到發展。而宗法關系是當時條件下群體凝聚力所能找到的最適合的象征形式。另一方面，當客家人借助于群體凝聚力生存下來並增強了實力后，也就會給予宗族關系以新的經濟支持，如投資擴建祠堂、置族產、修族譜等。而土著居民缺少這種環境壓力，他們的宗法傳統便很“正常”地隨著商品貨幣關系的發展而淡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