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杜詩選(全二冊)（簡體書）

李白（701—762），字太白，號青蓮居士，祖籍隴西成紀（今甘肅靜寧西南）。先世竄於中亞碎葉（今吉爾吉斯斯坦北部托克馬克附近）。五歲隨父遷居綿州昌隆（今四川江油）。二十四歲以前，在蜀中讀書、任俠，“五歲誦六甲，十歲觀百家”“十五觀奇書，作賦凌相如”，曾跟“任俠有氣，善為縱橫術”的趙蕤學習，少任俠，好神仙。開元十二年（724），出蜀漫遊，歷江漢、洞庭、金陵、揚州等地，後於安陸（今屬湖北）入贅故相許圉師家，娶其孫女，“酒隱安陸，蹉跎十年”。約開元十八年初入長安，結交張垍等人，後失意歸。開元二十四年寓居東魯任城，與孔巢父等遊，號竹溪六逸。天寶元年（742），由玉真公主推薦，應詔入京，供奉翰林。三載春，因遭讒毀，被“賜金還山”。後漫遊梁宋，與杜甫、高適同遊。復遊齊魯、吳越。十一載，北遊幽薊。翌年秋，又南遊宣城，後至金陵、廣陵。安史亂起時在梁園，後隱於廬山。永王璘經略南方軍事，召李白入幕。至德二載（757），李璘被殺，李白系潯陽獄，後定罪長流夜郎（今貴州桐梓北）。乾元二年（759）三月，於流放途中遇赦。東歸江夏，遊洞庭，下金陵，至當塗依族叔李陽冰。上元二年（761），聞李光弼自臨淮率軍平叛，曾請纓從軍，半道病還。代宗寶應元年（762）病卒於當塗。李陽冰受托編其集為《草堂集》，並作序。李白為盛唐詩歌最杰出的代表，中國文學史上繼屈原之後最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儒、道、縱橫諸家及任俠精神對他均有顯著影響，而極為強烈的用世要求、建功立業的宏偉抱負與不屈己、不幹人、蔑視權貴、蔑視禮法、追求自由解放的精神則是其思想性格的基本方面。其詩歌創作舉凡對日趨腐朽的統治集團的強烈抨擊與批判，對自己高昂熱烈的愛國感情的抒寫，對理想與現實的尖銳矛盾和蔑視權貴、反抗封建束縛精神的表現，對祖國壯偉秀麗山川的描繪和對盛唐時代生活美的反映，都貫串著他的思想性格。其詩歌風格兼有豪放與飄逸、壯麗與明秀之美，而統一於“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的自然真率。想象豐富奇特，瞬息萬變，極具浪漫色彩。諸體中除七律現僅存八首外，各種體裁均有佳作，七言古詩、五七言絕句尤稱聖手。歷代注本中以清王琦《李太白集輯注》較善。近人注本有瞿蛻園、朱金城合編之《李白集校注》，安旗主編之《李白全集編年注釋》，詹锳主編之《李白全集校注匯釋集評》等。今人郁賢皓有《李太白全集校注》。

杜甫（712—770），字子美，祖籍襄陽（今湖北襄陽市），生於鞏縣（今河南鞏義市西南）。出身於“奉儒守官”之家。遠祖杜預系西晉名將名儒，祖父杜審言為武後朝著名詩人，他們對杜甫的儒家思想、功業追求、詩歌創作均有重要影響。杜甫七歲能詩。年十四出入於東都翰墨之場。二十歲開始漫遊吳越，二十四歲回到洛陽，應舉未第。二十五歲復遊齊、趙。天寶三載（744），結識被“賜金放還”的李白，同遊梁、宋，在宋時遇高適，三人同遊，慷慨懷古。後又與李白遊齊、魯。天寶五載至長安。六載，應舉落第，遂居留長安。先後獻《三大禮賦》《封西岳賦》，並投詩幹謁權貴。十四載擢河西尉，不赴，改授右衛率府胄曹參軍，歲末赴奉先（今陜西蒲城縣）探望妻子，時安史叛軍已陷洛陽迫近潼關。十年困守長安的生活，將杜甫鍛煉成了憂國憂民的詩人。避亂鄜州時，得知肅宗已在靈武即位，遂冒死前往投奔，半道為叛軍所俘，陷居長安。至德二載（757）夏，間道奔赴肅宗行在鳳翔，授左拾遺。不久即因上疏救房琯觸犯肅宗。九月長安光復，攜家返京供職。乾元元年（758），出為華州司功參軍，是年冬，曾至洛陽，親見戰爭對人民造成的慘重傷害。二年秋，棄官攜家赴秦州（今甘肅天水）、轉同谷，生活陷於絕境。復由同谷入蜀，於歲末抵達成都。在友人資助下於西郊浣花溪畔營建草堂，開始了一段相對平靜的生活。上元二年（761）七月，友人嚴武自成都尹入朝，杜甫送至綿州。適遇劍南兵馬使徐知道在成都作亂，遂輾轉徙居綿、梓、閬州。廣德二年（764）嚴武再度鎮蜀，表署杜甫為節度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後世因稱甫為杜工部）。永泰元年（765）正月辭幕歸草堂。四月，嚴武卒，五月，攜家沿江而下，在云安（今云陽）因病逗留約半年。大歷元年（766）夏至夔州（今奉節），得都督柏茂林之助，在夔州首尾居留三年。大歷三年三月，離夔州出峽，先後漂泊江陵、公安、岳陽、潭州、衡州等地。五年冬病卒。

杜甫為中國文學史上最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其詩歌創作對唐代由極盛轉衰時期的社會生活作了全面深刻的反映，舉凡戰亂的破壞、人民的疾苦、統治者的腐敗、貧富的懸殊、軍閥的跋扈叛亂，乃至一些重大的軍事事件，在他筆下均有及時而鮮明的反映，並貫注著深厚的愛國主義精神和人道主義精神，被後人稱為“詩史”。其中熔述志抒懷、敘事繪景、縱橫議論為一體，將個人經歷遭遇與時事政治、人民生活融合的長篇，以及以下層人民的苦難為內容，帶有敘事性的短篇，都是對現實主義傳統的創造性發展。在古體詩的創作中，極大地提高了詩的寫實技巧和敘事藝術，並能以高度概括的藝術手段揭示出生活的本質。在古代詩史上，杜甫既是集大成者，又是開新世界者。他在詩歌體裁上，五古、七古、五律、七律、排律（尤其是長律）均達到一流水平，對七律的發展提高更有巨大貢獻。不僅用七律來反映廣闊的現實生活，抒寫人民的苦難，抒發憂國憂民的情懷，從而極大地擴展了七律的生活容量與政治內涵；且能運古於律，既格律精嚴，字句烹煉，而又氣勢磅礴，意境渾融，極大地提高了七律的藝術品位。晚年大量創作七律拗體，以表現內心郁勃不平之氣，在藝術上也有明顯創新。在藝術風格上，創造了極富時代特徵和個性特徵的“沉郁頓挫”風格，思想的深厚博大，感情的深沉凝重，意境的沉雄悲壯，表現的回環起伏、波瀾曲折，構成了融時代悲劇與個人悲劇為一體的具有崇高悲壯色彩的詩風。與此同時，還創造了極其錘煉精工的詩歌語言。通過“語不驚人死不休”的苦心經營，達到“毫發無遺憾”“下筆如有神”的程度。而這種錘煉，又與創造渾然一體的詩歌意境結合，顯得字烹句煉，力透紙背，又具整體流貫的氣勢。此外，為了擴展詩歌的容量，在古體、律體中大量創作組詩，並加以精工的組織經營，也是杜甫的一大創造。有集六十卷，已佚。北宋王洙重編《杜工部集》二十卷、補遺一卷，為後世杜集祖本。清代著名杜集注本有錢謙益《錢注杜詩》、仇兆鰲《杜詩詳注》、浦起龍《讀杜心解》、楊倫《杜詩鏡銓》等。今人張忠綱等有《杜甫全集校注》，謝思煒有《杜甫集校注》。

《李白詩選》
古風五十九首（其一）
古風五十九首（其十）
古風五十九首（其三十四）
蜀道難
梁甫吟
烏棲曲
將進酒
行路難三首（其一）
長相思
日出入行
北風行
關山月
楊叛兒
長幹行
塞下曲六首（其一）
玉階怨
清平調詞三首
靜夜思
子夜吳歌·秋歌
襄陽歌
梁園吟
永王東巡歌十一首（其二）
峨眉山月歌
江夏贈韋南陵冰
聞王昌齡左遷龍標遙有此寄
廬山謠寄盧侍禦虛舟
夢遊天姥吟留別
金陵酒肆留別
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
渡荊門送別
灞陵行送別
送陸判官往琵琶峽
宣州謝朓樓餞別校書叔雲
答王十二寒夜獨酌有懷
下終南山過斛斯山人宿置酒
把酒問月
陪侍郎叔游洞庭醉後三首（其三）
陪族叔刑部侍郎曄及中書賈舍人至遊洞庭五首（其一）
登金陵鳳凰台
望廬山瀑布水二首（其一）
望廬山瀑布水二首（其二）
秋登宣城謝朓北樓
望天門山
早發白帝城
宿五松山下荀媼家
蘇台覽古
越中覽古
謝公亭
夜泊牛渚懷古
月下獨酌四首（其一）
與史郎中欽聽黃鶴樓上吹笛
獨坐敬亭山
憶東山二首（其一）
聽蜀僧濬彈琴
勞勞亭
春夜洛城聞笛
哭晁卿衡
題戴老酒店

《杜甫詩選》
望嶽
兵車行
醉時歌
贈衛八處士
同諸公登慈恩寺塔
麗人行
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
哀江頭
述懷
彭衙行
北征
羌村三首（其一）
洗兵馬
新安吏
石壕吏
新婚別
垂老別
無家別
佳人
夢李白二首
前出塞九首（其六）
後出塞五首（其二）
成都府
茅屋為秋風所破歌
丹青引贈曹將軍霸
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並序
房兵曹胡馬
畫鷹
夜宴左氏莊
春日憶李白
月夜
春望
喜達行在所三首（其二）
秦州雜詩二十首（其七）
月夜憶舍弟
蜀相
江村
恨別
春夜喜雨
野望
水檻遣心二首
聞官軍收河南河北
有感五首（其三）
登高
絕句二首（其一）
登樓
宿府
絕句四首（其三）
旅夜書懷
宿江邊閣
閣夜
八陣圖
白帝
白帝城最高樓
秋興八首
詠懷古跡五首（其三）
江漢
又呈吳郎
江南逢李龜年
登岳陽樓

又呈吳郎①

堂前撲棗任西鄰②，無食無兒一婦人。不為困窮寧有此③，只緣恐懼轉須親④。即防遠客雖多事⑤，便插疏籬卻甚真⑥。已訴征求貧到骨⑦，正思戎馬淚盈巾⑧。

［校注］

①大歷二年（767）春，杜甫自夔州西閣遷居赤甲山。三月，賃居瀼西草堂。這年秋天，復遷居東屯。在瀼西居住期間，有一鄰家寡婦常來他家堂前撲棗充饑。杜甫遷居東屯後，將瀼西草堂讓給一位姓吳的親戚居住。吳某在堂前插上籬笆，以防鄰婦撲棗，杜甫以詩代柬，寫了這首詩給吳某，希望他弗禁撲棗。杜甫有《簡吳郎司法》云：“有客乘舸自忠州，遣騎安置瀼西頭。古堂本買藉疏豁，借汝遷居停宴遊。云石熒熒高葉曙，風江颯颯亂帆秋。卻為姻婭過逢地，許坐曾軒數散愁。”知此年輕的吳姓姻親曾任州郡的司法參軍。②任，任憑，放任不加干涉。西鄰，指下句所說的“無食無兒一婦人”。③此，指到堂前撲棗之舉。④緣，因。轉須，反倒更要。親，表示親切。⑤此句意謂鄰家寡婦因吳郎插上籬笆便提防疑慮其不讓自己前去打棗，雖屬多慮，意在為吳郎開脫，言其並無不讓鄰婦撲棗的主觀意圖。遠客，遠方作客的人，指吳郎。⑥句意謂你一來居住便插上疏籬卻是非常真實的客觀事實。言外之意是插籬的事實不能不讓鄰婦心生疑慮。⑦訴，傾訴。征求，指征收賦稅。⑧戎馬，指戰爭。盈，一作“沾”。

［賞析］

這首以詩代柬的七律，意在勸說吳郎體恤鄰家寡婦的困窮而對其堂前撲棗之事不加干涉，通篇純用極樸素的語言和白描手法，抒發的卻是極真摯深厚的感情，而在表達方式上則又極其委婉細膩，體貼備至，是杜甫七律中少見的創格。

寫詩的目的是勸說吳郎，首聯卻從自己過去對鄰婦的態度說起：“堂前撲棗任西鄰，無食無兒一婦人。”“任”是任憑、放任不加干涉的意思。之所以任憑西鄰來堂前打棗，是因為這位西鄰是“無食無兒一婦人”。次句補充說明任其撲棗的原因。語言之通俗直白可謂破天荒，但卻正如仇兆鰲所說，“句中含四層哀矜意，通章皆包攝於此”。無兒無女，則無依無靠，是一層；無食，則貧困至極，是一層；婦人，則維持生計更加困難；獨自“一”人，則孤苦伶仃，聯繫下文的“征求”“戎馬”，很可能家中的男子就死於戰亂。詩人對鄰家寡婦命運之悲慘、處境之艱困的同情哀憫就滲透在這十分直白卻富於包孕的詩句中。

頷聯寫自己對西鄰撲棗一事的看法和態度，是對首句“撲棗任西鄰”的進一步發揮。“不為困窮寧有此”，是對鄰婦堂前撲棗原因的說明。“困窮”是形容其處境已艱困到瀕於絕境的地步。“堂前撲棗”雖是小事，但對一個孤苦無依、生性善良的寡婦來說，跑到別人家裡打棗卻要鼓起極大的勇氣，經歷無數次內心的痛苦掙扎，如果不是瀕於絕境，萬般無奈，是絕不會做出這種舉動的。詩人以他對貧苦無告的下層百姓的深刻了解和同情，鄭重而充滿感慨地揭示出這一點。這種現象在生活中雖時時發生，但歷來的詩人有幾個像杜甫這樣，設身處地替“困窮”者著想？就像“盜賊本王臣”一樣，用極樸素的大白話道出的正是深刻的真理。而詩人對“困窮”者的深情體貼較之他所道出的事理卻更為感人。

“只緣恐懼轉須親”，下句更進一層。即不但揭示其“撲棗”行為的真實原因，而且感同身受，體貼入微，體察其“堂前撲棗”時的恐懼不安心理，從而對她采取更加親切溫煦的態度。這不僅僅是為了打消她的顧慮，讓她得以安心撲棗，而且是為了照顧她的尊嚴，使她不至於因被施舍憐憫而感到難堪，而是能在親切溫煦的氣氛中從容地撲棗充饑。深入到對方的內心，照顧到對方的尊嚴；不僅體恤物質需求，而且體恤其精神需求。較之“撲棗任西鄰”，詩人的人道主義精神顯然因“轉須親”的態度而更深一層。以上四句，聯翩而下，層層轉進，表面上講的都是自己的感情、看法和態度，實際上又都是對吳郎的一種啟示和勸導。只不過不是用一種耳提面命式的教誨口吻，而是用一種親切如話家常的口氣，這樣對方反而更易於和樂於接受。

“即防遠客雖多事，便插疏籬卻甚真。”吳郎在住進瀼西草堂後，就在堂前庭院周圍圍起了籬笆，鄰家寡婦看到以後，自然就不再到堂前撲棗了，故有“即防遠客”之語。詩人在這一聯裡，本意是勸諭吳郎撤去籬笆，任西鄰寡婦像以前那樣撲棗充饑，但為了照顧吳郎的面子，話說得十分委婉。“即防遠客雖多事”，是說西鄰寡婦因為吳郎樹起了疏籬便心生疑慮，以為吳郎此舉是為了阻止自己前去撲棗，未免有些瞎猜疑。言下之意是吳郎樹籬也許是為了防止外人路人，並非針對西鄰。明明是要批評吳郎，卻先批評西鄰寡婦提防猜疑吳郎是“多事”，從而輕鬆而巧妙地為吳郎作了“無主觀故意”的開脫，但句中的“雖”字，卻為下句的正意預留了地步。下句“便插疏籬卻甚真”就勢一轉，轉出正面要表達的意思：你吳郎雖無阻止西鄰撲棗的主觀意圖，但你一到便匆忙地在堂前插上了疏籬卻是千真萬確的事。言外之意是，即便你插疏籬是為防他人，並不針對西鄰，但這道疏籬卻在客觀上隔絕了西鄰的往來，隔絕了鄰居間的感情交通。話說到這個份上，意思已很明白，但仍不明說吳郎有阻止西鄰撲棗的主觀意圖，只說插疏籬之事考慮不周，客觀上起了阻擋作用。批評中仍有回護，可謂煞費苦心。目的自然還是希望吳郎善待西鄰。

“已訴征求貧到骨，正思戎馬淚盈巾。”尾聯出句承上“無食無兒一婦人”和“困窮”，進一步指出造成西鄰農婦悲劇境遇的主要原因是統治者對百姓無盡的誅求。從“已訴”之語看，杜甫在居住瀼西草堂期間，西鄰寡婦曾向他傾訴過遭受官府誅求之苦的情況。“貧到骨”之語，跟“眼枯即見骨”一樣，令人觸目驚心，但詩人的思緒卻並未就此停住，而是再深入一層，由統治者無窮盡的誅求想到長期的戰亂，進一步揭示出長期的戰亂是造成廣大百姓“征求貧到骨”的原因。而這一層聯想和思考，所觸及的就遠遠超越了眼前的“無食無兒一婦人”，而擴展到天下的困窮百姓，擴展到安史之亂以來戰亂頻繁的時代現實。詩人既憂心如焚，又無力正乾坤，只能淚滿衣巾，悲慨不已了。末句推開一層作結，是這首詩思想感情、精神境界的升華。從為“無食無兒一婦人”而想到為天下困窮百姓而悲，為苦難的時代而悲，詩的境界顯得既高遠又闊大。如果詩的思想感情自始至終停留在對眼前的“無食無兒一婦人”的體恤上，雖也稱得上是仁人之言，卻缺乏深刻的思想意義和融憂國與憂民為一體的闊大胸襟。從這個意義上說，末句才是全詩的點睛之筆。杜甫《白帝》詩末聯以“哀哀寡婦誅求盡，慟哭秋原何處村”作結，同樣是對戰亂時代百姓苦難境遇的點睛之筆，但對寡婦的情況並未展開描寫。這首詩則通過堂前撲棗一事對其悲劇境遇作了具體的反映，從而使詩中的“無食無兒一婦人”成為戰亂時代人民苦難的代表。從這個意義上說，末聯追根溯源，將“戎馬”與“征求貧到骨”聯繫起來，也正是詩人通過“一婦人”反映苦難時代的構思本意。

七律從正式創體之時開始，就和歌頌聖德、奉和酬應的題材以及高華典雅的風格結下了不解之緣，從而使作者與評者都形成一種慣性思維，以為七律必以此為正格，而對內容上反映下層百姓生活、語言上不避通俗的作品心存偏見，每斥之為村俗。這首詩在明代不少評家那裡，被斥為“不成詩”“通涉議論，是律中最下乘”“通體太拙”，正反映出這種思維定勢。實際上，這正是杜甫對傳統七律的改革，即內容上引入對人民生活的描寫，形式上以白描手法和樸素口語實現通俗化的嘗試。從這首詩看，這種改革是取得了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