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街：鍍金的避難所、民族城邦和全球文化流散地（簡體書）

不管是黑幫橫行的貧民窟，還是精英華人居住的模範社區，抑或體驗中華美食和文化的旅遊勝地……唐人街都具有不可言說的魅力。通過對東京池袋唐人街、溫哥華唐人街、紐約唐人街、巴黎唐人街、悉尼唐人街、裡斯本唐人街、秘魯唐人街、哈瓦那唐人街等具有代表性的海外華人社區的考察，本書呈現了全球唐人街的發展、變遷與重生，在想像的地理中的身份認同，尤其是20 世紀80 年代以來，新移民對唐人街產生的重要影響。

陳志明(Chee-Beng TAN，康奈爾大學，人類學博士，1979)是中山大學人類學系的特聘教授。他出版了關於海外華人以及福建南部華人社區的若干著作，內容囊括了民族、食物、宗教以及跨國網絡。陳志明為本書撰寫了第十章《唐人街：反思》。
王保華(Bernard P. WONG，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人類學博士，1974)是舊金山州立大學人類學系的榮譽退休教授，同時還是中美政策研究中心(Center of US-China Policy Studies)研究員。他曾到秘魯、舊金山、日本、菲律賓以及法國的華人社區做田野調查。發表了大量關於華人在美國紐約、舊金山、矽谷，秘魯利馬，菲律賓馬尼拉的學術著作合著文集以及期刊文章等。王保華為本書撰寫了緒言。

兩百年來，華人社區是並仍將是這個不斷變化的世界的一面鏡子。
王保華教授和陳志明教授都是華人研究領域中極有成就的資深學者，不僅瞭解華人的歷史和現狀，而且熟知研究唐人街的各種理論和觀點。他們主編的這本書可說是填補了這個領域的空白。
――《華人研究國際學報》

11位學者用他們的實證研究試圖回答：唐人街的本質為何？如何審視唐人街的變與不變？
――王保華，舊金山州立大學人類學系教授

將來唐人街是否仍是一個充滿活力的移民社區，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如今正在進行的辯論會有怎樣的結果。
――肯斯特·J.格斯特，紐約市立大學人類學教授

目錄：

緒言 001

第一章 變遷中的溫哥華唐人街 027

唐人街作為意識形態的產物和自給自足的社區 030
歷史上的溫哥華唐人街 033
二戰後不斷變化的加拿大華人 037
變遷中的溫哥華唐人街 040
結論 048
參考文獻 050

第二章 從勿街到東百老匯大街：福州移民和紐約唐人街的復興 053

緒言 055
研究方法 056
唐人街早期的歷史 057
20世紀的增長 060
福州移民 064
從勿街到東百老匯大街 068
宗教景觀的改變 074
唐人街地理上的擴散：日落公園和法拉盛 076
展望未來 080
參考文獻 082

第三章 美國唐人街的新趨勢：以芝加哥華人為案例 085

尋找芝加哥的唐人街：梅氏兄弟和初期的華人社區 089
三足鼎立的華人社區的形成，1945―2010s 094
“聖達菲工程”和南唐人街的擴展 108
彙聚為芝加哥華人 128
結論 136
參考文獻 137

第四章 悉尼唐人街：透視華人社區的窗口 143

緒言 145
唐人街作為華人社區的窗口 146
悉尼的社會環境 149
19世紀悉尼唐人街的發展和衰落 150
半個世紀的復興及變遷 157
華人的市郊化進程和悉尼唐人街的重建 160
唐人街、族群市郊以及市郊化進程 169
參考文獻 173

第五章 秘魯唐人街和變遷中的秘魯華人社區 177

拉丁美洲最古老的利馬華人社區 180
來自加州的影響 181
1886年，秘魯中華通惠總局成立 183
摧毀和限制：1909―1930 185
翻天覆地的變化：政治、宗教以及領土，1970―1985 191
新移民和華人社區商業活動的重生 196
華人社區商業活動的重生 203
新舊活動的重疊：競爭 209
唐人街中心的華人餐廳 212
中國食品分銷的高風險 216
華人社區的小玩意，玩具以及香煙 219
聖博爾哈，一個新的華人社區？ 222
華人社區在未來的拓展 227
結論 230
參考文獻 233

第六章 哈瓦那唐人街：隱匿一百六十年 239

重重欺騙 245
革命對當地的衝擊 254
正式化：經濟發展的戰略 258
總結 267
參考文獻 269

第七章 唐人街的問題化：關於巴黎唐人街的矛盾與敘事 275

華人批發區的形成 286
集體行動 292
文化式敘事作為解決問題的過程的一部分 302
結論：從比較視野到全球觀下的巴黎唐人街 308
致謝 312
參考文獻 313

第八章 裡斯本的唐人街？國家背景下全球化的現狀 317

附帶現象 319
社會身份和空間 322
研究語境 325
葡萄牙的華人：概述 328
按經濟身份進行的分類 331
想像的地理：西方世界想像中的“華人身份” 335
權力的地理：圍堵、限制和掌控 347
他者化的技術手段 351
注釋 355
參考文獻 356

第九章 東京的池袋唐人街：日本的第一個“新式唐人街” 361

華人新移民在日本的增長 366
池袋唐人街的形成以及華人商業的發展 367
新移民與當地社會 375
結論 380
參考文獻 381

第十章 唐人街：反思 383

緒言 385
亞洲的“唐人街” 395
東南亞的唐人街 397
結論 407
參考文獻 413

第十章

唐人街：反思

陳志明

緒言

唐人街在英美國家是眾所周知的文化景觀。提及唐人街，人們就會聯想到華人移民和他們的移民歷史。唐人街為當時的政治經濟所塑造，並在不斷變化。李勝生和李曉玲在本書中恰當地把北美的唐人街稱為“一種意識形態的構建和一個自給自足的社區”。唐人街的形成與當時加拿大和美國對華人移民的種族排斥和邊緣化政策密切相關，它們為異鄉的華人移民開闢了一條專門的生存道路，特別是在北美艱難的排華時期。華人移民積極地參與建設這些後來被稱為“唐人街”的社區。接著一波又一波新移民則進一步改造唐人街，使它們重新煥發活力。本書的各個章節也著重展示了20世紀80年代以來，新移民對唐人街產生的重要影響。例如，格斯特在其所著章節中提到，福州移民湧入紐約，從空間和文化上改變了紐約唐人街的面貌，具體表現在華人教會、寺廟以及中國餐館數量和類型的增加。令狐萍在其所著章節中則展示了來自中國的新移民在擴張和改造芝加哥唐人街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除此之外，她還看到了來自東南亞的華人在這過程中所付出的努力。內部多樣性是唐人街的本質特徵，當其華裔移民來自不同國家時，更是如此，正如芝加哥唐人街所展示的那樣。但澳大利亞的唐人街對這一點有著更為充分的展示，一如英格利斯在描寫悉尼唐人街時所提到的。樂山所著章節則展示了新湧入的福建移民在秘魯唐人街的華人之間引起的分裂、競爭和衝突。
北美有著大量關於唐人街的研究，特別是美國。除了紐約市和舊金山的舊唐人街，美國邁阿密、休斯敦、聖地亞哥以及一些市郊華人社區，例如洛杉磯的蒙特瑞公園和舊金山港灣區的奧克蘭都有較新的唐人街。事實上，紐約唐人街是世界上被研究得最多的唐人街。通過一些重要的研究，例如鄺（Kwong，1979）、王（Wong，1979，1982）、陳（Chen，1992）、周（Zhou，1992）、林（Lin，1998）、格斯特（Guest，2003）加上其他學者的研究，紐約唐人街成為學術界最著名的唐人街。林語堂的《唐人街》（1948）也是以紐約唐人街為創作背景。所有這些研究，以及其他相關研究都幫助我們更好地從社會學角度以及理論層面去瞭解美國的唐人街。學者們通常把美國的唐人街看作是種族排斥和邊緣化政策的產物。但理論視野漸漸得到拓寬，從把唐人街看成是一個轉變中的貧民窟，到把唐人街視為移民與主流社會的融合，再到把它們看作一個民族聚居地，從中移民可以通過親屬關係和社區團體獲得機會改善自身經濟條件，就像周敏（Min Zhou）提出的族群聚居地―經濟（enclave-economy）模式一樣。周（1992）讚頌唐人街的成功，鄺（Kwong，1979）卻從經濟和階級的角度提出，在唐人街，貧窮的華人勞工不僅受到雇主剝削，而且還深受主流社會的歧視。彼得·鄺（Peter Kwong）批判了所謂的族群聚居地的理論，他認為這個論點理所當然地認為族群之內部是統一的，因此反而鼓勵了族群隔離（Kwong，1996：203）。無論我們怎麼看待唐人街，正如中國早期的社會學家吳景超說的，唐人街為中國移民提供了自己的世界，讓他們可以用自己的語言溝通並感到安心。吳景超於1928年把自己關於美國唐人街的博士論文提交給芝加哥大學。這篇論文被翻譯成中文並於1991年發表。

事實上唐人街內既有團結也有衝突，過度強調民族團結或者全盤否定民族團結都不明智。而且唐人街也不應該被視為中國移民適應移居地的必然途徑。但是唐人街的確為華人開闢了專門的生存路徑。由於大量華人經濟活動都在唐人街集中，因此把它作為這樣一個空間、一個社區進行研究仍是有益的。它們的形成既有歷史原因，也受到當時政府政策的影響，而這些政策通常都是根據社會主流群體對少數族群的看法而制定的。其實這就是美國唐人街的現狀。各種各樣關於唐人街的研究表明，美國社會對華人的看法正在改變。人們對它的態度從種族歧視轉變到把它們視為少數族裔的模範，從強調同化華人變為支持多元文化。然而無論他們怎麼看待華人，多數族群的霸權是無法消滅的，即便是在加拿大文化多元主義的背景下，那兒的華人依然被視為他者。因此，在主流社會的大環境下研究唐人街是十分必要的。在早期的關於唐人街的重要研究中，王保華曾指出，“歷史、法律、社會和經濟因素制約了，有時甚至杜絕了華人參與到美國主流社會生活中去”（Wong，1979：169）。他在對紐約唐人街的研究中也分析了這些因素。把唐人街放在一個更大的語境中研究，這是一種有效的研究視角――儘管也有值得商榷之處――但在當下，對唐人街的研究更要被放在一個全球的語境中去。

關於美國唐人街的歷史和社會學研究實際就是一部關於中國人移民並且定居美國的歷史，這個歷程受到了不同時期的種族劃分和政治經濟的影響，其中就包括了種族排斥。與其他地方的移民故事一樣，這些華人的後代已經本土化了，並獲得了當地的身份認同，這些認同很好地反映了他們本土化的經歷。這種本土化視角讓我們從一個更加廣闊的角度看待移民及其後代在異國紮根的經歷，這一視角既囊括了種族，也涉及到當地的政治經濟情況。不管我們對唐人街持什麼看法，對中國移民來說，它毫無疑問為華人開闢了一條專門的生存之路。華琛（1975）在研究英國唐人街的香港移民時，也持有相同的看法。

唐人街的本質，包括其繁榮與衰落，都深受政策和政治經濟的影響。事實上，北美唐人街是歷史上最早發展出來的，它們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受到種族歧視的影響，這包括中國移民可以在哪裡落腳，和他們必須從哪些地方搬走。黃玫瑰（Marie
Rose Wong）在其研究中生動展示的波特蘭唐人街就是一個例子。到如今，它也還只是“市中心的一個小區域”（Wong，2004：3）。1882年歧視華人的排華法案對唐人街產生了很大影響，過去它被視為城市貧民區，居民大部分是男性且商機十分有限。到了更近的年代，隨著越來越多華人從唐人街搬到市郊，美國部分唐人街似乎漸漸衰落，但1965年後到來的大批移民又使它們重新煥發活力。美國1965年頒佈的移民法案消除了針對移民的種族排斥，為中國人更輕鬆地移民美國鋪平道路。王保華（1994：239）寫道：“這是有史以來，中國移民首次和其他國籍移民一樣，受到美國移民法律的平等對待，從而結束了長達約85年的排華歧視。”新移民法案頒佈于20世紀70年代，這一時間來的剛剛好，70年代各種國際性政治事件（例如，中國實行對外開放、美國在越南戰爭中戰敗，和香港即將回歸中國）刺激了大量華人往西方（其中就包括美國）移民。這些華人不僅有來自中國大陸臺灣地區的，還有的來自東南亞、南美洲和其他地方。這些來自不同國家和地區的華人形成了新移民浪潮，並對美國和歐洲的華人社區以及唐人街產生了重大影響。值得一提的是，與早期移民不同，1965年後的移民裡夾雜著專業人士以及帶著大量資本的有錢人。更多華人的定居地出現了，加利福尼亞州的蒙特瑞公園就是一個著名的例子，到最後，它甚至變了成以亞洲人為主的地區。1960年蒙特瑞公園85%人口都是白人，但到了2000年，情況變得大不一樣，白人的比例大幅下降，僅占3%（Fong，1994：177）。來自不同國家的新移民改變了舊唐人街的族裔面貌，同時還形成了新的唐人街。但我們應該知道，不是所有華人聚居地都可以被看作唐人街。隨著20世紀80年代中國融入全球資本主義，並崛起成為世界經濟強國，唐人街因與其有著經濟和象徵上的聯繫被賦予了新的重要性。顯然唐人街研究應該放在全球和跨國界的背景下來分析，而不是局限為某一國家社會的一個民族聚居地。

雖然美國唐人街的發展受到了種族歧視和種族排斥的影響，但把這看作唐人街形成的唯一原因是不夠的。無論一個移民社區是否因種族排斥而形成，作為異國的一個少數族裔聚居地，它自然會成為明顯的他者。在城市裡建立居住區並不是華人的專利，其他移民群體也會這樣做，例如紐約的意大利移民和新加坡的印度移民。由於這些移民在種族上與主流大眾不同，他們的居住區也就格外顯眼。米易卡爾·S. 拉格爾（Michel S. Laguerre，2000：11）在關於舊金山的唐人街、日本城和馬尼拉城的文章中將這種城區的族群聚居地稱為族群城邦（ethnopolis），也定義其為“一個受某一族群主導的民族聚居城市（enclave city），其存在與它的外部社會緊密相關，它與外部社會通過各個方面保持著多樣的聯繫，這種聯繫會很大程度上影響著民族聚居地的發展途徑”。在世界各地都可以看到帶著“唐人街”標誌的各式各樣的族群聚居地，正是這種標簽才讓它們變得與眾不同。這還要歸功於早期的唐人街在北美的形成，當時美國社會將處於底層的華人視作他者，而美國人的看法和英語的通行都是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在這些因素的影響之下，唐人街一詞被廣泛流傳開來了。而中餐廳的出現以及中國菜的全球影響力也使得唐人街獨一無二。如今仍不斷有中國人或者來自不同國家的華人向美國和歐洲移民。他們的到來保證了美國和歐洲大部分的唐人街能夠繼續保持活力。我們將會更加清楚地看到，作為身在他鄉的有色少數族裔，中國移民在亞洲地區建設唐人街的重要性。

對歐洲唐人街的研究進一步表明，並不是只要有華人出現，其所在的歐洲城市就會形成唐人街。歐洲現有的唐人街分別分佈在英國、法國和荷蘭。英國倫敦、利物浦和荷蘭鹿特丹、阿姆斯特丹的唐人街規模較小。它們多數由華人水手建立。當時，這些華人水手的出現被當地的工人階級，特別是當地的水手，看作是“黃禍”。帕克（Parker，1998：69）提到，“唐人街”一詞首次出現在英國是於1902年由一名記者提及。在德國，柏林、漢堡和不來梅均有數量相對較少的華人。古廷格爾（Gutinger，1998：198）報道稱“那兒的華人目前還沒有形成一個像阿姆斯特丹和倫敦唐人街那樣的唐人街，但在柏林似乎能看到一點唐人街成形的苗頭。”至於葡萄牙，特謝拉（Teixeira，1998：242）寫道，“雖然部分華人趨向集中在某些居住區，裡斯本出現唐人街的可能性比許多其他歐洲國家的首都出現唐人街的概率低”。因此，我們可以說只有當一個華人集聚地達到了一定規模，有足夠多的中國特色的象徵符號並且讓當地人意識到這是一個明顯的華人聚居地時，它才能被稱為唐人街。只要它作為一個華人商業中心，並且象徵著中國特色文化，就可以被稱作是唐人街，它並不需要成為一個擁有最多華人聚居的地方。正如彭軻和本頓（Pieke and Benton，1998：142）描寫阿姆斯特丹唐人街時說的，“阿姆斯特丹的唐人街是一個商業娛樂中心，但經常來光顧的華人大部分都住在別處”。

如今唐人街和旅遊業建立起了聯繫，這大大促成了其復興和發展。有的政府甚至為此努力發展唐人街或者建設新的唐人街。這是因為中國成為了世界經濟強國，有些政府將唐人街視為與中國建立聯繫的一種方式。除此之外，日益增加的中國遊客也是這些政府發展唐人街的原因。和其他遊客一樣，由於聽說過或者到過美國和歐洲的一些唐人街，中國遊客期待看到唐人街。他們對參觀唐人街感興趣不僅僅因為即使身在異國，他們能在唐人街找到熟悉感，還因為這滿足了他們對海外華人以及華裔的好奇心。唐人街不再只是當地華人的唐人街。林（Lin，1998：205）指出，唐人街也是一個“旅遊展示區”，“這個民族的內部成員（包括藝術家、保護主義者和餐館工）的創造性活動和烹飪活動不僅僅是該民族聚居地內部的功能性文化實踐，還是一種滿足外部觀眾日益增加的消費以及觀看需求的表演性的文化展示節目”。旅遊業的整體發展不僅把唐人街與現代的全球化的世界聯繫起來，還使唐人街傳播開來，建立起一批新的唐人街。

今天唐人街的形成和發展也存在著一些敏感的問題。和過去一樣，如今，在非華人社會，一座唐人街的發展不僅僅是一種中國性的象徵，同時也可能是種族歧視和某一階級為保護自身利益而對數量日益增加的華人群體進行抗議的表現。本書的各個章節，特別是由莊雅涵和泰孟、桑托斯以及恒安久撰寫的章節讓我們瞭解了當地人對唐人街發展的問題的看法。位於巴黎市區的波賓庫是一個以居住功能為主的地區，北部城鎮歐貝維利則以商業功能為主。通過對比兩地空間的生產、構建和重新規劃，莊和泰孟展示了階級、種族和經濟發展如何交織在各種各樣的政治活動中，而這些政治活動又與唐人街的行政管理和發展有著莫大的聯繫。在所謂的城區衝突文化的過程中，相關的修辭式的敘事被用以促進不同文化之間的相互理解，從而緩解唐人街裡當地人和華人的衝突，並幫助當地人克服恐華情緒。這樣的分析說明了即使是同一個國家的唐人街，它們受到的看法和它們的發展水平是參差不齊的。因此，每一個唐人街都必須在其政治經濟背景下受研究。

無論唐人街的起源是什麼，毫無疑問它能讓身在異國他鄉的華人過著華人的生活。無論當地的華人是否住在唐人街內，他們都能從那兒買來各種讓他們過上中國式生活的物品和食品。林語堂對陳叔叔的店鋪的描述十分有趣：

店裡的生意十分好，賣的東西種類很多，從牛肉，家禽肉、雞的各個部位、豬腳、內臟、魚、小蝦米、中國蔬菜、來自中國的乾貨、鹹蛋、皮蛋、蘑菇、南京鴨、魷魚幹、魚翅、冬粉，到碗、祭祀用的香、搓衣板、藥和通書應有盡有。總而言之，凡是華人需要的，覺得在美國用得上的東西店裡幾乎都有賣（Lin，1948/2007：41）。

儘管這只是對一家小店鋪的描寫，唐人街的形象還是得到了生動的展示。雖然國際貿易自由的增加和各類華人的到來使唐人街裡的中國商品和亞洲商品的種類大大增加，這樣的描述在今天卻仍然適用。

唐人街在西方是如此著名的文化景觀，以至於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今天，西方人旅遊時總是在各個國家，甚至是在華人隨處可見的亞洲地區裡，尋找唐人街。如今“唐人街”在英語裡已是一個眾所周知的詞語。人們不僅認可了唐人街，而且連建造一座唐人街也已經變得十分平常。在漢語裡，唐人街曾被叫作華埠（Chinatown）、唐人街（字面意思就是中國人的街道），或者甚至是中國城（China
City）。主要出於旅遊業的考慮，唐人街的街頭和街尾各佇立著一座拱門，以此標誌著唐人街的空間範圍。但是我們還應該意識到一座唐人街的繁榮不僅有賴於當地華人的積極投入，還有賴於當地政府的努力。

隨著人們對尋找世界各地的唐人街越來越感興趣，“唐人街”一詞的使用也越來越寬泛，因此對其進行定義成了一個問題。王保華在本書的緒論中就討論了這一問題。李勝生認為有必要把唐人街區分出來，看成華人社區的一種特殊類型，我同意他的看法。[1]隨著華人定居點的擴張和增加，這樣的區分是重要的。因此李勝生和李曉玲在他們所著的章節中提到了列治文唐人街的例子。列治文是一個新興的“中產階級華人中心”，它在為華人提供服務方面做得比溫哥華唐人街還出色，但它並不被認為是一座唐人街或者是一座新唐人街。我們要記住唐人街是歷史中形成的特殊華人社區，我們現在可以探討一下亞洲和東南亞的唐人街研究。然後，我們再來看看“唐人街”是怎樣進行擴散的。

亞洲的“唐人街”

在這裡我們先討論東亞和南亞，稍後再對東南亞進行單獨討論。在東亞和南亞，唐人街指的是在主導人口不是華人的國家裡，華人商店和中餐館明顯聚集的地區。實際上，這是借鑒了西方“唐人街”一詞來標識這樣一個華人商業區。日本著名的唐人街分別分佈在橫濱、神戶和長崎，但新移民正在建設新的華人商業區和“唐人街”。山下清海就在本書中對此進行了探討。作為一個空間，日本的唐人街和北美、歐洲的唐人街有若干相似點：有華人、中餐館和華人商鋪；餐館和商鋪的中文招牌將它們所在的街道和地區與其他地方區分開來，讓人們知道那就是“唐人街”。在一些歷史較久的唐人街裡，人們可以找到舊時的華人組織和寺廟。例如位於神戶南京町周圍的唐人街就是一個彙集了華人商鋪、餐館、社團、寺廟和博物館的老唐人街。我在2008年12月重遊了這個唐人街。就是在這裡的關帝廟裡，我第一次注意到了華人對狗的祭祀崇拜，從那以後我被引向了研究福建泉州地區祭拜狗神的現象。

韓國的例子會比較有趣，因為它是中國的鄰居。再者，由於在很長一段歷史時期裡受到了中國的統治，韓國存在著對中國移民的偏見。雖然有說法認為華人的邊緣化促使了北美唐人街的興起，然而在韓國，人口不多的華人受到排斥對建立起唐人街卻沒什麼作用。當地人對華人商業進行鎮壓，並沒有幫助唐人街的發展。雖然首爾沒有一個真正的唐人街，但人們確實能在其中某個地區找到華人經營的雜貨鋪和餐館。2010年10月，我第一次去北倉洞，與我同行的還有兩位學術界的朋友。我們在那兒發現了不少賣幹海參的華人店鋪，還發現了各種各樣從香港和中國大陸進口的醬油。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提高，韓國一些城市開始嘗試建設唐人街以吸引華裔投資者和遊客。21世紀初期，位於首爾西部的仁川“將一個年久失修的華人社區改造成韓國首個唐人街”（Onishi，2007）。雖然拱門建好了，大紅燈籠也掛上了，但是這個新唐人街還沒有展示出活力，這說明了要建立一座繁榮有活力的唐人街，足夠華商的加入是必不可少的。

在南亞，華人主要分佈在加爾各答、孟買、卡拉奇和科倫波，其中聚集在加爾各答的華人形成了一個比較矚目的社區，有印度唐人街之稱。當印度還是大英帝國的殖民地時，加爾各答跟中國廣東有著貿易往來，因而華人在很早之前就已來到印度。南亞的華人大多是客家人和廣府人。加爾各答的客家人因他們的制鞋業和制革廠生意而被廣為熟知。1962年中印邊界戰爭爆發後，在印度的華人受到歧視，3000人被驅逐出境，大約5000人留下（Zhang and Sen，2013）。許多離開的人都去了多倫多。因此加爾各答唐人街的人口減少了，但是在最近幾十年，這個獨特的華人社區吸引了不少新聞工作者和學者的關注（Oxfeld，1993；Zhang
and Sen，2013）。

在東亞，我們發現這裡唐人街的崛起是由華人定居者主導的，在這些社會中，華人因為他者的身份而格外引人注目。在日本，新到來的華人不僅增加了日本的華人人口數量，還推動了新唐人街的建立。正如山下清海所描寫池袋唐人街那樣。在韓國，我們看到近幾年來人們都在努力建造唐人街，就像仁川。這些嘗試都證明了唐人街最好是從原有的具有活力的華人聚居地發展而來，而不是在一個沒有足夠華人居民的地方建造一個新的。不過，韓國的例子凸顯了中國經濟實力的上升對吸引當地政府建設、發展唐人街的重要作用。

東南亞的唐人街

在東南亞，有一種與北美歷史上的唐人街有點相似的“唐人街”，其形成與西方的殖民主義相關。雅加達和馬尼拉“唐人街”就是很好的例子。但如今在東南亞使用“唐人街”一詞也只是出於方便而不是出於歷史原因。而且此種叫法在當地居民之間並不普遍。雅加達“唐人街”有一個更廣為人知的叫法――草埔（Glodok）。1740年，華人移民因為襲擊荷蘭人在巴達維亞（今雅加達）的前哨戰而遭到屠殺，幾千華人喪命其中。在那之後，巴達維亞裡剩下的華人不得不重新遷居於南面城牆之外，這便是草埔的起源（Suryadinata and Ang，2009：57）。1978年初，我遊覽了這個古老的華人聚集地，並於2007年8月重訪故地。我認為當一個人說英語時，自然地將之稱為“唐人街”是無可厚非的，因為那兒到處都是華人商鋪和食閣，附近還有一座17世紀時建造的中國寺廟。這是雅加達最古老的華人寺廟，中文叫作金德院，印度尼西亞語叫Wihara Dharma Bhakti。作為一條華人和本地印尼人售賣與華人有關的商品的狹窄街道，雅加達“唐人街”看起來既不發達也不引人注目。只是一座座華人廟宇讓它看起來更像一座唐人街。但是草埔之所以如此具有意義，更在於它是一處歷史遺跡。

在菲律賓能稱為“唐人街”的地區是岷倫洛區，特別是沿著王彬街一帶。在西班牙人的統治下，岷倫洛區這個華人聚居地的發源地也歷經過非常血腥的西班牙人統治。在一次華人暴動中，總督貢梅茲·皮爾茲·達馬裡納（Gomez Perez de Dasmarinas）被殺害，於是他的兒子路易·皮爾茲·達馬裡納（Luis Perez Dasmarinas）在1594年1月將華人驅逐出馬尼拉。但是兩個月後，他又買下岷倫洛區所在的島嶼贈給信仰天主教的華人（Ang See，2005：142）。岷倫洛區成為“商業活動中心和華人手工業者的據點”（Ang See，2005：147）。如今遊覽岷倫洛區的遊客可以輕鬆感受到這個古老華人聚居地的中國味。在這個非華人的社會裡，華人聚居地很早便已形成，所以雖然受到殖民統治，但如今那些旨在推動其旅遊業發展的學者和中介都紛紛宣稱這是世界上最早的唐人街。但毫無疑問這個地方早在“唐人街”一詞被創造之前就存在了。如果運用這個邏輯去定義唐人街，那麼所謂的“世界上最古老的唐人街”也可以指馬六甲一處很早就形成的華人聚集區（早在16世紀，那兒已經有一個小規模的華人聚居點）。在《馬六甲、南印度和中國的說明》（Description of Malacca and Meridional India and Cathay）（1613）中，葡萄牙歷史學家依曼努爾·戈蒂何·德·艾爾蒂亞（Emmanuel Godinho de Eredia）提到了馬六甲的一個“Campon China”（de Eredia，1930：19）。今天馬六甲大部分人口都是華人，所以按理說那兒並不會有唐人街，但是仍然有一些學者找到一個可以被看作唐人街的舊華人聚集地。

即使草埔和岷倫洛區早期形成時受到了殖民主義的影響，但是在以華人為少數民族群體的東南亞社會中，要想尋找一個唐人街，即一個早期便由華人聚居的老城區並不困難。這是大多數東南亞國家的情況，實際上也是世界上大多數有華人少數族群或者在歷史上形成了華人聚居區的國家的情況。在柬埔寨，金邊中央市場附近聚集了不少中餐館。當我2009年8月來到這座城市時，甚至在128街發現了兩家分別由馬來西亞人和新加坡人經營的馬來西亞中餐館。裡面賣著肉骨茶（排骨放在中藥裡）和亞參魚頭（把魚頭放在羅望子汁裡煮）等等馬來西亞中國菜。在緬甸最大的城市仰光，“唐人街”不僅有中餐館和華人商店，還有一些華人社團所在的建築物，上面均標示了中文名字。在泰國曼￿，耀華力路附近有個較為顯眼的華人聚居區。老撾萬象的一個小規模華人商業中心現已在大批中國移民的影響下已搖身一變。越南北邊毗鄰中國，華人赴越南已有很長歷史。堤岸過去有大量華人，如今已與其他市合併為胡志明市。文萊與馬來西亞的沙撈越州接壤，但是其首都，斯裡巴加灣市的城市景觀與附近沙撈越州幾個市鎮的景觀卻大不一樣。在沙撈越州，華人商店幾乎隨處可見。但是在文萊首都，華人店鋪並不在嶄新摩登的購物中心裡，人們只需要走兩三條街就會發現幾家小型中餐館，而這些地方還是人們購買華文報紙的去處。雖然中國寺廟和華人學校在這個小城市的其他地方也隨處可見，但是它並不能被稱為一個唐人街。

在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尋找唐人街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情。新加坡約74%的人口都是華人，所以那兒幾乎隨處都能看見華人。從某種意義來說就是哪兒都是唐人街。在新加坡和香港談唐人街是沒有意義的。對馬來西亞大部分鄉鎮和城市來說也是如此，因為它們有著大量華人。“唐人街”在東南亞實際上是一個輸入的概念。這受到了美國和歐洲遊客的影響，因為他們總是問唐人街在哪兒。出於旅遊業的考慮，1986年出臺的新加坡城區保護總體規劃劃定了一個“唐人街遺跡區”（Suryadinata and Ang，2009：118）。[2]由此新加坡有了一個唐人街，即一個重要的旅遊景點。這個“唐人街”位於牛車水（Kreta Ayer），中文名字指的是印度人給停在直落亞逸（Telok Ayer）港的船運送淡水的牛車（Suryadinata and Ang，2009：118）。事實上，新加坡最古老的印度寺廟，馬裡安曼興都廟就位於該唐人街。如今唐人街所在的地區實際與早期的華人定居點有著密切聯繫，但是該地區與當時英國當局分配給廣東移民的區域也有著聯繫。因此，作為唐人街發展的一部分，人民在此建造了一間博物館，命名為原貌館，這個博物館展示的便是廣東移民的歷史。有兩個女性群體因突出的歷史貢獻和對遊客的吸引力也受到了特別重視。媽姐就是其中一種，她們是一輩子都保持單身的家政工。另一種是叫三水女人的建築工人。因為她們總是戴著具有標誌性的紅色頭巾，因此也被叫作“紅頭巾”。新加坡唐人街是針對旅遊業建設唐人街的一個成功範例。而且這是在華人人口占壓倒性優勢的國家中創建的，因此意義特別重大。就我個人而言，新加坡唐人街最具吸引力的地方是原貌館、馬裡安曼興都廟、附近的麥斯威爾熟食中心和稍微再遠一點的、位於直落亞逸街的一個叫作天后宮的華人老廟。

馬來西亞的情況與新加坡的大不一樣。吉隆坡也是一個有著大量華人人口的多民族城市。其城市發展與華人的定居和商業活動有著密切聯繫。為了響應遊客尋找唐人街的興致，茨廠街（Petaling Street）被非正式地引入為唐人街。那兒有大量滿足當地居民需要的華人攤檔，主要售賣食物、水果、衣服和日用品。當地華人把Petaling Street稱作茨廠街，用吉隆坡的華人通用語――廣東話念就是Chee-Cheong Kai。“茨廠”的意思是木薯粉工廠。而當地確實有過一家木薯粉工廠，為著名華人，同時也是吉隆坡的創始者，甲必丹（當時僑領制度的首領稱謂）葉亞來所有。如今茨廠街是一個繁華的地段，但它曾經只是處於吉隆坡最外圍的郊區。20世紀80年代受城市發展影響，茨廠街附近的舊市場（其所在建築仍被稱為中心市場，但已經改造為當地的工藝美術中心）被關閉了，而在不遠處，則建立了現代化的“宏圖大廈”（Dayabumi Complex）。當地政府意識到了茨廠街對遊客的吸引力，於是一位華人副部長李裕隆於1991年12月提議對茨廠街進行現代化改造，將其打造為一個小販中心。同時他還建議在街頭和街尾各樹立一個拱門，為與ASEAN旅遊年協力舉辦的茨廠街嘉年華做準備（《南洋商報》 1999年12月10日）。[3]這項提議引來了一些馬來人團體的抗議，因為他們認為該舉措企圖推廣中國文化。為此，副部長李玉龍不得不做出妥協，承諾在嘉年華結束後把拱門拆除。儘管如此，那次嘉年華是一個用中國大紅燈籠裝飾茨廠街的好機會。

1992年，副部長李裕隆進一步提議美化茨廠街，將其改造為一條有遮棚的步行街（《南洋商報》 1992年3月29日）。從那以後，一些華人領袖提議將茨廠街打造成唐人街，因此在華人之間引起了許多爭論。儘管當時的總理，馬哈蒂爾支持為了旅遊業將茨廠街改造成唐人街（《南洋商報》2003年8月31日），但是大部分華人並不贊成。他們認為唐人街是產生於西方世界，帶有貶損意義的產品。可是吉隆坡，乃至整個馬來西亞到處都是華人社區。如今，茨廠街真的成了一條有遮棚的步行街，兩端也樹立起了拱門。兩座拱門上並沒有“唐人街”三個大字，而是把茨廠街的馬來文放在最頂端，下面排列著字體較小的相應的中英文。儘管如此，它們還是使茨廠街更有唐人街的味道。但與新加坡政府努力建設發展唐人街不同的是，[4]茨廠街的發展被馬來西亞的種族政策所牽制著。

對於當地華人來說，他們關心的並不是建立一個唐人街，而是對茨廠街附近地區的華人歷史文化遺跡的承認與保護。許多人痛惜政府在開發該地區時沒能對當地華人的歷史文化遺產給予關注。在華人的眼裡，由馬來人領導的市政府並不關心華人的文化遺產。它似乎只對借助茨廠街發展旅遊業有興趣，對於保護發揚華人的歷史和文化則不以為然。實際上，茨廠街及其附近街道用以創建唐人街的潛力與新加坡唐人街的相當，因為那兒有不少與早期華人社區相關的歷史建築與寺廟。人們應當建立一個博物館來展示華人在歷史上對建設吉隆坡作出的貢獻。[5]但是這會被有民族主義情緒的馬來人視為對華人文化及華人對吉隆坡作出的貢獻的渲染，而這正是他們一直極力想要否認的。即使當地華人支持建設唐人街，在馬來西亞建一座唐人街存在著悖論。正如華人媒體報道的那樣，當地華人普遍惋惜茨廠街成為了一個售賣廉價旅遊商品的，毫無歷史遺跡可循的地方，而且許多華人也選擇了搬離。那些曾在此居住的華人帶著懷舊的情緒，回憶著在茨廠街哪兒可以買到華人美食，以及在哪兒可以看到華人的傳統藝術表演。

今天很多遊客去茨廠街體驗唐人街，但是很多人因感受不到唐人街的氣氛而失望，因為在穿越了人群，好不容易買來了華人商品後，人們恍然大悟這些原本是華人的商鋪卻越來越多地被南亞移民經營著，已然沒有任何唐人街的氛圍了。儘管被這樣的民族政策和城市發展牽制著，茨廠街還是成為了華人遺產和身份的象徵，而這也反映了馬來西亞的民族政策和城市發展大環境。事實上，現在政客們會為了獲得華人的支持而前去茨廠街拜訪。舉個例子，2010年春節期間，總理拿督斯裡納吉布高調到訪茨廠街為當地華人送上新年祝福。吉隆坡商販協會（一個華人組織）的副會長趁機向總理反映，當地華人對於只在總理訪問時才掛上中國燈籠感到不滿意，人們想要的是“老百姓的燈籠”而不是“拿督的燈籠”，因此，無論拿督來或不來，茨廠街都應該掛上燈籠。但是即使是燈籠的數量也會遭到爭議（詳見《星洲日報》，2010年2月12日，第9頁；《太陽報》，2010年2月12日，第1頁）。

其實馬來西亞有一個在歷史進程中形成，與唐人街相當的地方，而它的馬來文名字也確實叫唐人街。這就是位於丁加奴州首府丁加奴的華人村（Kampung China），指的是丁加奴市的華人首先定居和集中的地方。如今在這條街上人們可以看到各種各樣華人傳統商店。在丁加奴這個以馬來人為主的城市，華人村過去被馬來人和華人公認為唐人街，現在依然如此。當地的華人已經成功說服當地政府在華人村的入口建一座拱門。正因為丁加奴州的華人人口比較少，馬來政客在處理這些事情時才更大方。

我們在東南亞的研究表明一些老華人聚居區已正式或非正式地被冠以唐人街的名號。現在人們非常期待在一個國家的首都找到一座唐人街，即使在當地人們根本沒有稱該地區為唐人街。在這種對唐人街的追尋之中，有時當地的華人都被看作是唐人街的組成部分。在由廖建裕和洪子傑（2009）最近合編的一本書中我們看到，對文萊首都斯裡巴加灣市的唐人街的描述實際上記錄的是整個地區的華人，而不是針對某塊叫作唐人街的地方。來自中國的記者也好，遊客也罷，他們都對西方社會的唐人街耳熟能詳，以至於他們希望到任何地方都能找到唐人街。香港一份名為《地平線月刊》的雜誌，每月都會有個常規的欄目叫作“漫步唐人街”，專門報道世界各地的唐人街。我自己本身就是一個馬來西亞人，也曾經在馬六甲做過研究，當我讀到這份月刊寫的“馬六甲唐人街”（《地平線月刊》，7月―8月，2010，p.39）時，我感到非常有意思。馬六甲是一個歷史古城，現在的市中心已然是一個華人主導的地區。當地人並沒有區分哪塊地方是唐人街。但是這份報告展示了一張馬六甲青雲亭的照片，暗示說這間老廟（馬六甲和馬來西亞最古老的華人寺廟）附近的地區就是文中所述的唐人街。現在越來越多的華人作家傾向于使用“唐人街”一詞，但他們的用法大多很輕率。例如，沈立新曾寫過世界各地的唐人街，包括馬六甲的唐人街，他認為馬六甲的河仁街（Heeren Street）（即現在的Jalan Tan Cheng Lock）就是唐人街地區，因為“許多華人的後裔都居住在這條街上，而這條街也被稱作中國街”（Shen，1992：103）。這種說法非常具有誤導性，因為華人居住在各個角落，而不僅是這塊地方，當地人也從來不稱這塊地方為中國街。河仁街之所以有名是因為很多本土化的海峽華人，也稱為峇峇的這群人曾經居住在這裡，因此這裡沿街矗立著一棟棟海峽華人的居屋。嚴謹的學者有必要避免草率地使用唐人街標簽，把以上這種華人居住地同在非華人社會發展出來的特定的華人聚居地區分開來。

結論

最早的唐人街產生於北美，而這個標簽也逐漸被廣泛運用在各種族群聚居地之上，但這種用法大多數是隨意的。唐人街是華人在種族排斥時期建立起來的聚居地，因此它總是位於城區邊緣和低等階層聚居的地方，這點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這也就解釋了為什麼許多美國和歐洲的唐人街的地理位置都靠近紅燈區。唐人街隨著時間的推移也在發生變遷，一些隨著居民的搬離而逐漸衰落，一些隨著新移民的進入而重獲生機，還有一些新的唐人街也隨著新移民的到來被建立了起來。現在的許多唐人街更多的是華人商業活動的中心，而不是華人的聚居地。克裡斯騰森（Christiansen，2003：85）指出在歐洲，大多數華人都不居住在唐人街，他們只是去那裡購物而已。因此，唐人街存活的關鍵在於華人的商業活動，華人是否居住在裡面並不重要。我曾在70年代末和最近兩次到訪火奴魯魯和多倫多的唐人街。兩者現在的區別甚大。在過去，火奴魯魯的唐人街非常有活力，但是當我於2011年4月再次到訪那裡時，發現它已經不再繁華，連載我去唐人街的出租車司機都在惋惜它的衰落。2012年5月我再次來到了多倫多的唐人街，在那裡，我發現它變成了一個繁華的、讓人愉悅的街區。我們知道多倫多早已建立了一個華人聚居地，最近幾年有更多的中國移民湧入，他們來自不同地區，但大多數來自中國大陸和香港。還有許多人從加爾各答移民到多倫多。我在特立尼達島採訪時還得知那兒的許多華人也移民多倫多，或者在兩個城市之間來回穿梭，引領著跨國的生活方式。除了當地華人和當局者對唐人街的發展之外，我們還應看到這些現象都增加了多倫多唐人街的活力。

在一個非華人社會，不管華人是否被邊緣化，唐人街都是華人建立的一個族群聚居地；中國特色的象徵符號（例如華人商鋪的招牌）進一步強化了街區的民族特質。在東南亞也有這種“華人”的街區，人們還很方便地用英文的“唐人街”來指代這些地方。[6]即使沒有唐人街這麼一說，在某些華人屬￿少數群體的國家中，一個聚集了華人商鋪的地方也會被指代為“類似唐人街”的地方。當地人甚至期待遊客會向他們問起唐人街一事。2012年5月，我來到了特立尼達島，在我還沒開口之前，便有一些西班牙港（Port of Spain）的當地人向我提及當地有一個類似唐人街，但又不完全是唐人街的地方。這塊地方便是夏洛特街，在這裡，我們可以找到很久以前便存在的華人商鋪，儘管整條街更明顯是一個當地人販賣蔬菜、農產品和水果的地方。當地華人認為這並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唐人街，但是人們至少可以在這裡找到一些華人商鋪和社團組織。這塊地區是當地華人移民歷史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因為這裡是先輩們最早謀生的地方。丁家奴的例子告訴我們唐人街作為一個辨識度高的華人族群聚居地，不僅僅是北美社會的產物；它是一個世界性的現象，唯一區別在於英文標簽“唐人街”（Chinatown）被廣泛地使用。但是，由於美國社會的種族排斥，那裡的唐人街擁有自己特殊的歷史。不管是不是種族主義，人們對唐人街的認識是與華人不斷被本土社會“他者化”這一歷史緊密相連的。

近幾年的發展促使人們對唐人街形成了一種新的觀念，即把它看成與旅遊業和中國經濟力量的崛起相關聯的、可以被利用的資本。事實上，人們開始在沒有唐人街的地方建立起一個個新的“唐人街”，比如在迪拜、拉斯維加斯還有我之前提到的韓國仁川。桑托斯的章節列舉了人們如何試圖利用中國經濟的崛起在裡斯本建立一個唐人街以及與此相關的一系列爭論。從爭論中，我們不僅看到建立唐人街這一項目的吸引力，而且還看到了對中國移民他者化的過程以及人們仍然存在對華人的固有偏見和種族歧視。恒安久的章節描述了人們如何通過復興古巴唐人街來搭建一座駕於古巴和中國之間的橋樑。在這幾個例子中，唐人街顯然成為了中國性的象徵和聯繫。因此，現在的唐人街不僅僅是移民為了適應當地非華人社會的產物，更是旅遊業和當地發展項目的重點。在這種發展項目中，通常既涉及到中國企業家，也涉及到當地政府。克裡斯騰森（2003：69）指出“唐人街是當地政府的資產，也是當地華人企業家開發項目的對象，即這些華人企業家與市政府規劃員和當地政客的利益不謀而合”。

因此，我們可以預期唐人街會繼續發展並且有可能大量增加，因為他們越來越多地與當地社會發展、全球旅遊業以及與中國相關的全球資本緊密相連。同時，唐人街也成為了政治符號，不管是老一輩華人還是新移民，他們都是象徵著民族和文化的符號。唐人街的拱門和紅燈籠都是顯而易見的中國文化和民族符號，同樣的還有在新年慶祝或其他特殊場合表演的舞龍舞獅。唐人街還給主流社會政客提供了一個方便的、可供利用的場合，可以讓他們展示對當地華人和中國的支持，正如現在世界各地政客會在新年期間拜訪唐人街一樣。例如在英國，“社區領導人會在新年期間與當地權貴交往”（Parker，1998：83）。即使是在種族分化的馬來西亞，馬來領導人和華人政客都會在新年期間拜訪茨廠街，以獲得政治支持。
某些城市擁有著來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因此唐人街不僅僅是華人的，也可能有越南人和韓國人的店鋪。同時，許多城市還有著其他民族聚居地，比如意大利人和印度人的據點，但是全球範圍內的唐人街更加引人注目。這要歸功於早期北美唐人街的形成，源源不斷來自大中華地區的移民以及來自東南亞國家的華人的再移民。同時，華人作為少數群體，在許多國家形成了一個引人注目的他者。同時服務于華人和來自主流社會的非華人群體的華人餐飲業是另一個重要的因素。近幾十年以來，旅遊業和中國的崛起都促成了唐人街的發展和流行。當地華人以及政府都致力於復興唐人街，或者把它們變得更有吸引力，甚至建立新的唐人街。不管人們如何看待唐人街，它們已經變成了當地社會發展、旅遊業、全球資本以及當地政治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然而，我們必須謹記，正如安德森（1991：9）指出的一樣：“唐人街是歐洲社會的產物。”這個產物逐漸散佈到了全球各地，但是我們不應該把任何一個在中國以外的老華人聚居地描述為唐人街，正像許多中國記者和作家寫的那樣。唐人街是在特定歷史環境下發展出來的，或者它是受官方認可，並被當地人如此感受到的。它們從美國的城市貧民窟發展成繁榮的族群聚居地，如今它們還是華人的歷史遺產、旅遊地以及全球經濟的一部分。因此，現在的唐人街即包含了歷史上形成的唐人街，還包括了特地為歷史保護或者推廣旅遊業而創造出來的華人街區。

已經有許多研究不僅探討了唐人街，還探討了當地華人社區及其與外部大社會的關係。有些研究側重于華人的社會文化適應、同化、族群關係、多數群體與少數群體的關係、民族和商業、社區結構等等，還有對少數群體模式、民族聚居地模式、階級和鬥爭模式等等的理論研究。許多研究把重點放在了男性移民之上，但是陳祥水（Chen Hsiang-shui，1992），周敏（Min Zhou，1992：152-184）以及本書中的作者令狐萍加上其他一些學者在他們的研究中涵蓋了婦女的角色。美國唐人街繼續吸引著學者的關注，而且的確，學者們用不同角度去探索唐人街的話會產生許多有趣的研究題目。例如，溫蒂（Wendy Rouse Jorae）研究了舊金山唐人街的兒童，譚碧芳（Judy Yung）則以她丈夫為中心寫了一本關於唐人街華人的傳記（Yung，2007）。這些研究都非常精彩，為我們研究世界各地的唐人街提供了很好的範例。我們會在將來看到越來越多對全球各地唐人街以及與之相關的城市發展、遺產保護、旅遊業和全球聯繫等方面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