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為作者青木說三於昭和三年(1928)至昭和二十一年(1946)期間，在臺灣臺東廳里壟支廳管區内(現臺灣臺東縣關山鎮)擔任基層警察官的十八年回憶錄。
作者生於明治三十八年(1905)，二十三歲時獨身來到臺灣擔任警察官，四十一歲時攜家返日，繼續從事警察的工作。作者在沉澱了二十年後，以三個月的時間完成了這本回憶錄，並將這段十八年的記憶依時序分為六個部份。
第一部分，記錄昭和三年至七年間，由日抵臺的艱辛路程，抵臺後受訓及初任職里壠支廳的經過及遭遇。
第二部分，昭和八年至十年，娶妻成家後在里壠支廳的工作生活以及地方風土民情。
第三部分，昭和十年至十二年，至紅葉溪駐在所等先住民居住地區值勤的經歷與生活。
第四部份，昭和十二年至十六年，中日戰爭開戰後，自紅葉溪駐在所轉任桃林駐在所的勤務工作、日常生活以及重大事件。
第五部分，昭和十六至二十年，太平洋戰爭開戰後，轉赴大埔、中野、池上等地的勤務工作、家庭生活、以及戰時的社會狀況。
第六部分，昭和二十年至二十一年，記錄日本戰敗後，在政權交替和國民政府初抵台時期執勤地區的社會狀況，以及日人撤退返國的過程。
本書由歷史時序為經，以國家情勢及作者自身的職務轉任為緯，交織重大事件、先住民社會文化觀察、國家政策與治理、家庭生活與趣聞，生動且詳細地記述了作者在東臺灣生活工作十八年的種種所見與心境感受。
青木説三〈あおき せつぞう(Aoki Setuzou)〉
明治38年(1905)在島根縣簸川郡大社町築西出生。
昭和3年(1928)7月，23歲到臺灣擔任警察官。
昭和21年(1946)4月，因終戰撤返故里，在臺計十八年期間在臺東廳里壠(關山)支廳管區內(現臺灣臺東縣關山鎮)擔任基層警察官。
昭和52年(1977)5月，辭世享年72歲。
編者介紹
青木務〈あおき つとむ(Aoki Tsutomu) 〉
昭和13年(1938)在臺灣臺東廳關山郡蕃地カルカラズ(哈路哈拉入)社出生，為說三的長男。
昭和21年(1946)4月八歲隨家人撤回日本。
原在製藥公司研究所任職。藥學博士。現住大阪府泉南市。
誌謝
本書得以付梓，得先感謝巴喜告的朋友古總結在一次的機緣中，帶著青木務送給他的日文書《遙かなるとき臺灣—先住民社會に生きたある日本人警察官の記錄》到桃源國小，輾轉交給正在翻譯《臺東殖民地豫察報文》的張勝雄校長。張校長喜悅的接下翻譯的工作，並順利的完成全書的翻譯工作，但是，面對出版的實務時，有諸多的事務橫亙其中。在這期間要感謝財團法人東台灣研究會文化藝術基金會契而不捨的協助各項難題的解決，包括取得幾乎斷線下的原作者家屬的聯繫，並感謝青木務先生的慨然授權。這之間同時也要感謝許多人的協助，包括提供聯繫線索的黃苑蓉女士、尾島キヨ子女士，尤其要特別感謝居中協助聯繫及翻譯溝通的沖繩國際大學教授石垣直，以及支援授權書翻譯的日臺翻譯廖冠維、臺東縣大王國中教師鄭易旻，讓彼此的信任感得以建立。另外，專業的投入部份，真心感謝協助順稿的國史館協修吳俊瑩，以及協助審查的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鍾淑敏。同時，感謝小英基金會贊助此一出版的相關經費，為臺灣的歷史多留了一筆史料。
最後 謹一此書獻給張勝雄校長
前言
本書為父親－青木說三在戰前擔任臺灣警察官十八年期間的回憶錄。
昭和三年（1928）家父二十四歲前往臺灣擔任警察官。至終戰之後返回為止，在東部的臺東關山鎮（舊稱臺東廳里壠支廳）下，在理蕃行政（辦理先住民行政）的部門擔任最前線的一員，施政的對象以先住民為主。
赴任當初的臺灣還處在近代化之途，正浸染在我國推行的各項政策的狀態中。尤其在赴任地點的東部，比起臺北市等北部地方開發較遲，生活水準不用談，在各方面的近代化都落後許多。
治安方面也有問題，住在平原的住民抗日運動雖然平靜，但住在深山地帶的先住民仍然存有反日思想。如極為淒慘有名的抗日蜂起事件——霧社事件，就是在這時期由先住民セイダﾂカ（賽德克）族所發動的。
另外，當時臺灣的總人口數約四百五十萬人，其中本島人（中國本土移住的）約四百萬人，先住民約十四萬人，日本內地人（日本本土移住的）二十二萬人僅占占總人口數這麼少的比例。
父親自臺灣返回故里，仍然從事警察職務。退休之後，以七十二歲之齡辭世。生前，利用退休後的閒暇時間，將在臺灣度過波濤洶湧的那一段年輕日子的回憶記錄下來。其內容只有與當地的人們接觸之中實際體驗與見聞者才能知道，而且將當時住在深山先住民生活情形及風俗習慣、以及日本警察執行業務活動等實況，由此呈現日本政府如何推行臺灣近代化的施政實態。
一般而言「個人史」屬於個人的軼事，或許不是輕易對外公開的東西。實際上，父親的遺稿的「記錄」中，含有不混淆的事實，對於了解當時的臺灣，提供了許多饒富趣味的種種記述。從另一角度來看，其內容可能具有相當珍貴的資料。因此，在這種情況之下，為使個人或一般有識之士，了解戰前臺灣與我國之間的關係，因而特別決定將之刊行公布於世。
由於屬於「個人史」記述中，難免牽涉到許多家族或職場同事及朋友關係等「私人」生活的部分，刊行之際，刻意將其保留，理由是臺灣的深山地帶尚未受到現代文明的洗禮，住在未開化生活的先住民社會的特殊環境，以此作為職場的許多人們，種種喜樂或苦惱，只有藉著父親的親身體驗將之記錄，才能保留下來。
深山地帶沒有電燈的先住民社會，一切依賴人力生活，在今天我們眼裡是難以想像的艱苦之事，但是在那種惡劣條件環境下，有一群為了臺灣近代化不辭辛勞，抱持指導立場默默付出的日本人的史實或可從本書窺知一些。
日本領臺統治五十年間，依我國施政方針下，臺灣的近代化確實有長足的進展。期間採取何種政策？實際情況如何？當地的民眾對政策的反應如何？
本書強調的內容，比起日臺關係長遠歷史的洪流，只是枝微末節，侷限於一地之事，而且是從行使權力者觀點的記述，不無片面之詞的嫌疑。但是，抱著雄心大志分布於各專業領域渡臺的每一個日本人，與當地民眾的相互關聯中，建立了兩國間的關係，可說是不可否認的事實。因此在這個延長線上，經過戰後的當代臺灣與日本可能尚存有某種關係。
現在的臺灣已經成為世界上屈指可數的近代化經濟大國。雖然與日本沒有正式的外交關係，在經濟上與人民的交流上，日臺間存有深厚的鄰國關聯。同時，多數的臺灣人民對曾經是統治國的日本，戰後一貫地保持著親日的感情，其理由到底是什麼？
本書如能在臺灣與日本的關係考量上給予某種啟發是為至幸。
一如本書中的記述，戰後撤退返國的混亂中，過去的相片、筆記等記錄性材料什麼也沒有帶回，所以遺稿僅憑父親的記憶書寫而成，其中不免有記憶錯誤，事實誤認的情形，原稿完成之際雖在盡可能的範圍做檢證訂正，至今尚有許多無法確認的事情，尚請見諒。
另外，像「霧社事件」的經過，雖經事後綿密的調查，若與明確的事實對比的話，顯然尚有含糊的記述，可是，因為是根據當時局外人僅知的消息，後來未再補充修正而保留原文所得結果。
另外，遺稿是生於明治時代的父親所寫的文章，現在的我們讀來頗感痛苦，如以原文呈現必定大減其可讀性，所以曾全篇改寫過，在此事先聲明。
這回，為了刊行本書受到許多人士的幫助在此謹向他們致上最高謝意。
臺灣觀光協會大阪事務所所長陳水源先生，承蒙他幫忙調查父親活躍舞臺的地區當時的狀況，提供的許多建議對本書的修訂助益良多，由衷感謝。
《月刊SEMBA」前編輯長廣瀨豐先生對文章的不備之處提出許多指教，同時在刊行之際給予寶貴的建議及指導，衷心感謝。
現役警官，對當時臺灣的情況非常有研究的藤川桂先生，關於警察機構方面提供許多建議並對內容提出修正意見非常具有參考價值，實在感謝。
過去的同事前輩秦美輝先生，承蒙審閱原稿後提出許多寶貴的意見並給予鼓勵，感謝之至。
封面題字敦請摯友書法家桂泉樋口陽子女士揮毫，為本書生色不少，欣喜之餘並感謝厚意支持。
最後要感謝對我反覆無常說出無理要求而能爽快地親自同意我的建議，即使這樣也給予出色地完成本書的關西圖書出版社長鎌田宣夫先生。
承蒙諸位先生鼎力支持，父親的遺稿才得以堂堂面世，欣喜之餘容我自身慢慢細嚼玩味吧！
為了瞭解我國與臺灣關係
戰前住在臺灣的日本人與臺灣本地人之間，通過各種形式交流情形的話題，最近時有所聞，可是另一方面，戰後出生的日本年輕人的意識中，不知是否還有對曾是同胞的臺灣人們有著特別的情感？許多以觀光客身分訪問臺灣的年輕人，認為「只不過是鄰近的一個國家」而已，能覺得與臺灣有關係的可能只有我自己吧。
原因之一，戰後教育之中，說不定是沒有詳細討論日臺關係，可是不管好壞，過去兩國間深刻密切關係的存在是無法否定的歷史事實。
閱讀本書之前，為了參考起見有必要簡略回顧一下臺灣與日本在歷史上曾經有過怎樣的關係。
日清戰爭（甲午戰爭）我國戰勝，明治二十八年（1895）四月十七日，日本全權代表伊藤博文、陸奧宗光與清國全權代表李鴻章、李經方在下關簽訂講和條約（下關條約），將臺灣割讓給日本。之後，昭和二十年（1945）八月十五日我國在太平洋戰爭失敗，接受波茨坦宣言歸還中國，期間恰好五十年，臺灣成為日本領土的一部分，臺灣全部居民成為日本人。
割讓成為我國殖民地的臺灣，統治之初的進展並不順利。清國中央（朝廷）的割讓而被拋棄的臺灣在住人民發表「臺灣民主國」的獨立宣言，以五萬至十萬人的傭兵及義勇軍抵抗日本的進攻，結果被我國壓倒性的強力軍隊所制服。日軍也傷亡慘重，據說大多數的犧牲者與其說戰死倒不如說是因為瘧疾、霍亂、赤痢等疾病所造成的「戰病死者」。這個事實，顯示當時臺灣是衛生條件惡劣，風土病蔓延嚴重的生活環境。
日本（臺灣總督府）為了推行臺灣的近代化，首先徹底詳細的實地調查，以瞭解臺灣的實際狀態，以此從事道路、交通、港灣等的基礎設施（產業基礎）建設，積極推行農地開拓及水利建設、培植製糖事業等措施。另外在衛生環境的改善、公共醫療制度的擴充、都市供水與下水道設備的完成等驚人的建設成果比當時日本本土更為進步（指的是當時的臺北市的建設在後藤新平當民政長官時代）。
同時，另一方面，制定嚴密的法律，並且嚴格徹底執行日本式的法治。因此，臺灣出現從未有過安定的治安，形成安全的社會。
這些制度的制定及施行，第四任總督兒玉源太郎及民政長官後藤新平精明強幹的行動，對臺灣近代化的貢獻有名符其實的功勞。
多項施政當中，以一視同仁（所有的人一律平等）思想為出發點的學校教育普及，持續不斷地投入貫注，值得大書特書。自小（公）學校到各級學校的創設，可說本島人及包含先住民全部臺灣住民的日本人化，也就是皇民化政策的一環，但另一方面也培養出許多優秀人才。統治之初，根本沒有系統教育機構的臺灣，五十年後，小學校兒童就學率達九成以上，可見總督府如何重視教育。
追求臺灣近代化制度上的特徵，在於活用警察組織強力推動各項政策。警察活動不僅在於本來的維持治安及遵法精神，產業基礎建設以及教育政策的貫徹均以警察為貫徹的手段，利用警察組織以達成任務。
總督府採取的政策與過去歐美列強施行的搾取、隸屬，甚至於強迫先住民奴隸化等傳統殖民政策不同。也就是，日本不把臺灣當作殖民地的榨取對象，毋寧說是包含所有住民的臺灣當作日本本土的一部分、一個地方而努力用心治理。
這種看法，說是站在日本人的立場的自私史觀，當然無可否認。事實上，這些政策並不受到所有的人歡迎接受，過程中也發生過多次的抵抗運動及暴動事件。「臺灣民主國」崩潰後，十數年間地區性的抗日暴動發生多次，這些抗日性運動都被強大的國家權力所壓制，每次均付出慘痛的犧牲是不可忽視的事實。
這樣歷史性的事實，臺灣的人們不知如何看待？有何感覺？在正確理解之下，我們對今後日臺兩國關係上該有加以思考的必要吧。（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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