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一流”建設突破研究（簡體書）

建設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即“雙一流”建設）是我國為適應新時代新要求而對高等教育資源配置方式做出的重大戰略調整，本書在實證分析的基礎上，系統論述了“雙一流”建設的重點、難點和落腳點。
本書包括導論和六個章節，導論部分概述了“雙一流”建設要解決的問題、面臨的風險與挑戰、所需的支撐體系、助力高等教育強國建設的路徑，第一章針對“雙一流”建設“從哪裡來，到哪裡去”的問題進行具體分析，第二章闡述了國外一流大學學科建設經驗，第三章對我國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發展潛力進行灰色關聯實證分析，第四至第六章分別就 “雙一路”建設的重點、難點和落腳點進行深刻探討。

劉貴華
教授，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副院長，全國教育科學規劃領導小組辦公室常務副主任。主持各類課題20余項，出版著作7部，發表論文80餘篇，獲全國教育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等各類獎項10余項。

孟照海
北京師範大學教育學博士，北京師範大學理論經濟學博士後，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訪問博士生。現任全國教育科學規劃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副研究員。發表論文30餘篇，參編或翻譯著作4部，主持或參與各類課題多項。

“雙一流”建設要解決什麼問題，如何破解難題，面臨哪些風險與挑戰，如何助力高等教育強國建設？本書對此進行了系統探討。
本書研究思路：瞄準我國2035年高等教育強國建設目標，從歷史與現實、國內與國際以及理論與實踐三個維度，圍繞“雙一流”建設的重點、難點和落腳點探尋突破路徑。
本書研究方法：把“雙一流”建設放在歷史―現實―未來的發展縱深中進行分析，採用比較法和案例法深入研究國外一流大學學科建設經驗，對我國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發展潛力進行灰色關聯實證分析。
本書特色和價值：本書力求做到歷史分析與戰略思考相結合，全面推進與重點突破相結合，世界標準與中國特色相結合，定性研究與定量研究相結合，突出系統思維和長線思維，以期為高等教育研究者和管理者以及其他讀者提供理論和實踐的學術參考。

目 錄
導論 “雙一流”推動高等教育強國建設
第一章 “雙一流”建設從哪裡來，到哪裡去
第一節 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重點高校建設政策的演進
第二節 “雙一流”建設的突破與創新
第三節 面向2035年的“雙一流”建設
第二章 一流大學是如何建設一流學科的
第一節 哥倫比亞大學的學科佈局調整
第二節 斯坦福大學一流工程學科的形成
第三節 芝加哥大學一流社會學學科的形成
第三章 “雙一流”建設的基礎和潛力在哪裡
第一節 “雙一流”建設高校分佈特徵分析
第二節 “雙一流”建設學科的國內國際比較
第三節 “雙一流”建設高校國際排名分析比較
第四節 我國一流大學和學科國際排名影響因素分析
第四章 “雙一流”建設的重點在哪裡
第一節 學科佈局戰略
第二節 一流人才戰略
第三節 組織變革戰略
第五章 “雙一流”建設的難點在哪裡
第一節 人才供給難
第二節 學科躍升難
第三節 推進機制難
第六章 “雙一流”建設的落腳點在哪裡
第一節 “雙一流”建設的效應分析
第二節 “雙一流”建設與高等教育強國建設的辯證關係
第三節 基於高等教育強國目標的“雙一流”建設

導論 “雙一流”推動高等教育強國建設
建設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以下簡稱“雙一流”）是國家為適應新時代新要求而對高等教育資源配置方式做出的重大戰略調整，它著眼於高等教育的內涵發展和國際競爭力的提升，是實現“兩個百年奮鬥目標”和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基礎性工程。20世紀90年代以來，為迅速縮小我國與高等教育強國之間的差距，我國採用“集中資源、率先突破、帶動整體”的重點建設道路，相繼實施了“211工程”“985工程”等重點建設項目，推動一批重點建設高校的綜合實力和國際影響力顯著提高，帶動提升了我國高等教育的整體水平，有力支撐了經濟社會持續快速發展。然而進入社會主義新時代，我國高等教育的發展環境發生了顯著變化。面對社會發展和教育發展主要矛盾的變化，“雙一流”建設必須突破長期重點建設政策帶來的路徑依賴，認清高等教育發展方式的轉變，主動適應和引領新時代高等教育發展，通過示範效應帶動提升我國高等教育的國際競爭力，服務於國家發展大局。
一、 “雙一流”建設要解決什麼問題
“雙一流”建設是我國高等教育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它要解決的是我國高等教育“大而不強”的階段性矛盾。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高校擴招與重點建設政策的雙重推動下，我國高等教育在大眾化與精英化的力量交織中向前發展，長期以來“集中資源、重點投入”的發展策略沒有發生根本性變化，但長期的路徑依賴也使高校發展陷入了瓶頸，我國與高等教育強國的差距仍然較大，高等教育支撐國家創新戰略、人才戰略的力量仍然不足，特別是在國家重大戰略領域中，重點建設高校的科技、人才優勢仍然不能充分有效地發揮出來。
（一） 高等教育規模擴張帶來的無序增長
從高等教育大眾化到普及化階段，通常伴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迅速提升。美國從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到20世紀70年代，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增長到70%左右，在此階段，美國高等教育的規模擴張帶來大學和學科佈局的迅速擴大，這種線性的增長模式在20世紀70年代面臨著發展的困境。我國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高等教育規模迅速擴張，預計到2020年我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將達到50%，在大眾化發展階段，我國高等教育
同樣面臨著大學和學科佈局的無序增長問題。根據十九大報告做出的判斷，我國經濟發展已經從高速增長階段轉向中高速的高質量發展階段，在經濟新常態下高等教育的資源分配面臨著新的挑戰。高等教育規模擴張帶來的學科佈局只增不減以及多元巨型大學的問題，必然會迫使諸多大學調整學科佈局結構，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學科佈局上做好“加減乘除”，提升學科的比較優勢和競爭力，以多樣化和差異化的策略提升學科水平和大學水平。
（二） 高校重點建設政策帶來的制度趨同壓力
“211工程”“985工程”等重點建設項目帶來的示範效應，成為我國高等教育結構趨同的強大制度力量。特別是在資源配置等方面對重點高校的傾斜政策，會驅使其他高校仿效重點高校的學科佈局和發展模式，從而帶來學術漂移和盲目升格的衝動，高等教育的多樣化面臨著嚴重挑戰。同時，重點建設高校的身份固化也削弱了整個高等教育系統的活力，競爭缺失與利益分割嚴重制約著高等教育整體水平的提升。在複雜社會中，高等教育系統的分化和多樣化是為了應對諸多不確定性的挑戰，單一的高等教育發展模式顯然無法適應未來社會的需求。當高等教育從社會的邊緣走向社會的中心之後，高校與所在社會的互動成為推動高校發展的重要途徑。在新的知識生產模式之下，高校必須克服制度趨同的壓力，轉而重視所在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需求，以個性化和差異化的發展策略形成自身的比較優勢。按照我國“雙一流”建設的三步走戰略，從“若干”到“一批”以及從“行列”到“前列”的發展策略，就是要引導“雙一流”建設高校和建設學科克服制度趨同壓力，突出特色，在動態的競爭中有序穩步發展，從整體上邁入世界一流行列和前列。
（三） 現代科技創新要求的高校組織結構變革
未來的知識發展和社會變革已經不是線性的簡單累積性發展模式，而是非線性的複雜發展模式。長期以來，高等教育的發展主要聚焦於學校自身，這種單純以學校為研究範圍的單一模式在近30年三個外部創新模式的影響下，發生了重大變化。三個外部創新模式主要是： （1）20世紀80年代出現的以大學為依託的全球科技創新園區對大學研究方式的衝擊；（2）世紀之交空間、基因和生物技術等前沿技術的跨國合作性研究趨勢；（3）智能互聯網帶來的跨校、跨界、跨國合作研究成本降低。康寧,張其龍,蘇慧斌.“985工程”轉型與“雙一流方案”誕生的歷史邏輯［J］.清華大學教育研究,2016，37(05)： 11―19.“雙一流”建設是一項具有戰略性和前瞻性的結構調整策略，必須著眼于未來社會發展的需要，必須適應未來社會的知識技術革命。在高校的組織形式上，既要重視學科對於知識生產和再生產的基礎性作用，又要重視跨學科帶來的知識創新。“雙一流”建設高校要在學科的制度化和去制度化張力中，推進知識創新和人才培養，更好地適應現代科技創新的要求。
（四） 建設高等教育強國的中國道路
在高等教育現代化建設中，我國具有“後發外生型”和“集中管理型”的特徵，兩種制度共同作用表現為以西方國家為參照系的追趕和跨越式發展模式，兩種制度約束導致在大學制度建設上表層目標與深層目標實現程度不同步，即出現所謂的“脫序”現象。閻鳳橋.我國高等教育“雙一流”建設的制度邏輯分析［J］.中國高教研究,2016(11)： 46―50.長期以來，在追趕模式下，我國高校發展異化為對大學排名、科研論文發表數量和獲得國際大獎（特別是諾貝爾獎）的片面追求，注重“形似”而不注重“神似”。從發展結果來看，儘管我國高校的科研產出數量近幾年有了較大提升，但高校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貢獻度仍然有待提高。在西方高等教育強國支配的國際話語體系中，大學排名以及科研論文發表都有一定的價值傾向，不能脫離產生它的特殊語境。“雙一流”建設要體現“中國特色、世界一流”，強調的就是高校與所在社會的互動。由於國情和發展模式的不同，中國的“雙一流”建設應該能夠為世界提供建設高等教育強國的中國道路和中國方案，比如“集中管理型”特點以及國家的動員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為高等教育迅速發展提供有利的制度保障。
二、 “雙一流”建設如何破解難題
學科是“雙一流”建設的切入點和突破口，以學科改革為龍頭就可以帶來“牽一髮而動全身”的效果。學科作為高校的基本單位，是人才培養、知識創新和社會服務的主要載體，世界一流大學都是由世界一流學科支撐起來的，世界一流學科也需要世界一流大學的制度環境。學科與大學的這種內在關係，指明了“雙一流”建設的重點、難點與落腳點。對於高校而言，如何進行學科結構的佈局，如何體現學科優勢，如何集中有限資源實現突破性發展是其優先考慮的問題；對於院系而言，如何利用學科的制度結構促進人才培養和知識傳承，如何跨越學科的制度壁壘實現知識創新是其優先考慮的問題；對於學科自身而言，如何確定學科發展方向，如何充分發揮“學術企業家”的作用，如何形成學科發展戰略是其優先考慮的問題。“雙一流”建設在這些難題上實現突破，將會推動和引領高校逐步邁向一流。
（一） 一流學科如何佈局
由於組織承載力和發展資源的不同，每所大學不可能在所有學科領域都達到一流。從20世紀70年代以來，在經濟下滑等因素的影響下，世界一流大學普遍採用“有選擇的卓越”策略，依據院校的使命和學科優勢等因素，調整大學的學科佈局，聚焦於優勢學科或具有發展前景的學科，裁撤質量不高或需求不高的學科，通過對高校學科佈局的“重塑”，較快地提升了優勢學科的發展水平，也帶動了相關學科的發展和大學整體水平的提升。學科佈局調整的目的是通過內部資源的重新分配，實現對高校的戰略性重塑。高校的學科應該根據其“相對價值”進行評估，在高校面臨發展困境時，用“相對價值”確定優先發展的學科，就要統籌考慮學科在大學核心使命中的地位、學科成本和學科質量等因素。學科在大學核心使命中的位置是進行學科佈局調整時需要考慮的首要因素。核心性不僅是指學科對於大學使命的貢獻度，而且也指學科在大學運作過程中的滲透性，包括對其他學科的滲透性。在學科佈局調整過程中，依據經濟理性主義和效率至上的法則，優勢學科和需求較高的學科通常會得到重點投入，其他學科則可能面臨被裁撤的命運。
（二） 一流學科需要什麼樣的院系結構
在學科發展過程中，制度化和去制度化的力量相互交織，相輔相成。學科的邊界從來不是固定不變的，新的學科領域總是想方設法從其他學科中脫離出來，而學科規訓的力量又制約著這種越軌或失序，前者保證學科知識的創新，後者保證學科知識的系統化和專業化。世界一流學科的形成通常都是處於這種矛盾和張力之中，學科的發展既有賴於學科知識的專門化和系統化以及學科規訓，同時也有賴於跨越學科邊界的知識彙集和人才聚集。在知識社會進程加快的背景下，這種制度化和去制度化力量的相互交織將更加顯著，協調好二者的關係，保持學科組織的開放性和靈活性，是推進世界一流學科建設的重要途徑。在院系的組織結構中，既要重視學科對人才的規訓作用，又要重視人才對學科組織結構的“顛覆”。對於高校和院系的管理者而言，不同學科人才聚集產生的“化學反應”會帶來新學科的誕生或推進學科的前沿研究，在世界一流學科建設中，需要重視學科建設的逆向邏輯，創建靈活開放的學科組織結構，既要保證學科知識的傳承，又要推進學科知識的創新。
（三） 一流學科如何確定發展方向
一流學科建設的首要任務就是確定學科的發展方向，學科發展方向一旦確定便會具有某種路徑依賴，在人力資源配置和學科組織結構上促進或制約學科的發展水平。關鍵的學術領袖在一流學科的形成過程中通常具備企業家的特質，他們能夠從戰略上把握學科的發展方向，並通過個人的影響力爭取學科發展的資源。一流學科的建設必須重視學科內在的發展邏輯和知識增長方式，從而在發展思路和組織結構上為學科發展提供必要的支持，這也是確定學科發展方向和發展戰略的重要依據。對於學科而言，所謂“一流”通常是指別人尚未涉足的前沿領域，因而搶佔學科發展的前沿領域會使自身獲得先發優勢，奠定一流學科的基礎。此外，一流學科建設必須使學術組織結構適應知識創新的需求，使其能夠對知識發展做出迅速反應。在學科發展方向的確定中，學術企業家的關鍵作用、知識的演進趨勢以及社會環境和制度自身的制約是重要的影響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