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道在屎尿
謝志偉 （台灣駐德國代表）
二○一六年八月底，我第二度使德，不旋踵，即在柏林認識了亦武，在一場聲援當時被監禁、判刑、入獄已經進入第八年的二○一○ 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的詩歌演唱會上。亦武在會場上吟唱了他為六四冤魂寫的一首詩，其間並自己吹奏洞簫，有招魂曲的淒涼，也有倖存者的惆悵，聽來蕩氣迴腸，聞者莫不神傷而心悸，拭淚或甚至不禁輕聲啜泣者眾。我就是在這個令人淚眼婆娑的場景裡和亦武認識的。因有一見如故之感，日後，往來漸多，亦武常笑著對我說，認識台灣後 ─ 他去過兩次 ─ 他就把台灣當作是他母語的祖國，然後又說中國就該分裂成好幾十國，像他的老家四川對他來說，就是蜀國。我每次都開懷大笑，因為這想法我非常認同，而他講到他的蜀國時，我心裡常常會忽地為我的「台灣」揪成一團。
亦武因在一九八九的「六四」時，寫了首當時即廣為傳閱的長詩「大屠殺」而坐了四年黑牢。牢裡，墜入陰暗之域，卻也讓他歷經、也看盡人性底層的污穢不堪與莫可奈何：「猜忌、逢迎、多疑」搭配「吃屎嚐糞、操母豬逼、吃死人肉」。他名之為擊垮每個獄中人自尊的「監獄病」。他不斷寫詩、寫紀實文學、創作小說，以求自療此病，時而因心生療癒感而私下欣慰，卻也難免因取人苦難為材而暗自不安。倒是作品因極受肯定與欣賞，迄今業已譯成三十幾種外語。
在德國，他既是文學作家，也是人權鬥士，兩個身分都備受肯定，也均獲獎無數，著實不易，可見其文其人都必有可看可敬之處也。這回，他在台灣出《十八個囚徒和兩個香港人的越獄》這本書， 主要是採訪在中國坐過牢的人，有的他自己在牢裡認識，大部份則是有點名氣或傳奇的出獄者，時間則從國共內戰、大躍進、文革到天安門之後。地點則從中國、美國、香港到台灣（有關裡面訪談中，某民運人士對李登輝略有微詞，不盡公允，乃角度偏差之故）。除了附錄二「我是香港人。新冷戰開始了」是為「香港反送中爭自由」而寫的擲地有聲之評論文章外，書中所載，不是由當事人娓娓道來，就是訪者與受訪者一問一答，全都錄音下來，事後整理。而這一整理起來， 就有學問了。
純就文類來說，本書屬紀實文學無誤。然，紀實固依訪談，但文學底蘊何在？就文學母題研究(motif )來看，本書中所描述到「暗夜逃獄」的場景，其實非常值得一提。蓋「黑夜過荒郊」在世界文學裡係一十分具有探索價值的文學母題。以德語文學來說，在此就舉十九世紀中的女作家馮德洛絲（Annette von Droste-Hülshoff , 1797-1848）的一首詩〈沼澤區裡的小男孩〉（Der Knabe im Moor, 1842）為例來說明「黑夜過荒郊」的意涵：該詩描寫放學後的小男生摸黑回家的情境。他一個人經過一片路徑紛亂，雜草叢生的沼澤區，呼嘯的風聲，夾雜著蟲鳴鴉叫，瞬間，頓感黑影重重，鬼火燐燐，方向感全走了位，傳說中死於沼澤裡的鬼魂似乎環伺在後，嚇得小男生拔腿就跑。終於， 前方村落裡的燈火取代了後頭沼澤裡的鬼火，「家」就在那！「安全」就在那！這是工業革命幾近半世紀後，作家藉此詩句傳達以下的訊息：「機械、理性工具時代的來臨並不能抵銷人感性裡的原始恐懼！」。
「暗夜過荒郊」這個母題也以「黑夜入野林」的模式出現在法國十九世紀大文豪雨果（Victor Hugo, 1802-1885）至今仍然膾炙人口的小說《悲慘世界》（1862）中。書中，小可憐小孤女珂賽特（Cosette） 被對她極為苛刻的旅店老闆娘命令摸黑進外面野林裡舀一桶井水回來。又冷又凍又驚嚇的珂賽特一進入樹林，聽到的都是怪異聲響，看到的都是鬼怪魔影。當然，這些都是心裡幻想，乃人類之原始恐懼也。有意思的是雨果此刻的情節安排是：珂賽特本來想掉頭就跑，但是一想到，回去的話，她要面對的是那個老闆娘的責罵或甚至毒打。於是，她選擇寧願冒險進林子裡舀水去。在此，我們發現，雨果藉此母題暗示了：狠心而又有權有勢的「人」比暗夜林子裡盤據幼小心靈的「鬼」還更令人畏懼！
現在，我們若將亦武這本書裡對黑夜裡「冒著被毒蛇咬死的危險逃獄或甚至逃出中國」或「冒著被鯊魚撕咬的危險而投入冰冷的海水裡」等情節描述，我們可以確認，就算在黑夜的山嶺或大海裡埋伏著再怎麼令人恐懼的危險，都比不上背後獨裁的惡質政權危險，說是「苛政猛於虎」─ 或「共黨毒於蛇」─ 的現代逆行版亦可。從而， 吾人似可讀出本書的訊息：「綿密而恐怖的監控、緝捕之恐懼並不能逼使受迫放棄脫逃的意志」。
此外，吾人若細細咀嚼此書所涉「法律、判決」之章節，其文學性可直通卡夫卡（Franz Kafka, 1883-1924）的曠世鉅作《審判》(Der Prozess, 1925,亡故後出版)。我特別要指出的是，亦武訪問「楊繼年」的這一篇。楊繼年生於一九四六年，十一歲時就因為被控「偷了一隻羊」，就陰錯陽差地一路加刑關了三十四年才出獄。回到家鄉，只剩下「鄉」而找不到「家」了。父母雙亡，不知亂葬於何處，於是，家鄉主管單位不收留，他再披星戴月一路趕回監獄，要求再收留他。可沒人理。於是，他開始到處上訪，最後在四川某高等法院一坐好幾年。一九九一年出獄，距亦武二○○一年第一次碰到他，已經十個年頭過後。我建議，讀者詳詳細地把楊繼年如何日以繼夜的守在法院前，如何一而再，再而三有，不放棄地尋找他的判決書原本。我到現在，彷彿仍能聞到暗黑的法院公文儲藏室裡的腐朽氣味。這人真叫「楊繼年」？他的「故事」既可悲又精彩，故事性太強，關於這篇， 亦武自己寫道：我數易其稿，曾嘗試使用紀實或小說的形式。我真要懷疑是「偷隻羊，幾年」（對了，他是被冤枉的，偷羊者另有其人） 或「監牢養幾年？」了。然後，記得重溫一下卡夫卡的《審判》，尤其裡面插進去的故事「法律（大門）之前」那一段。
當然，既提到楊繼年，就不能不提起本書裡另寫到的以「冤民告官贏官司」聞名中國於世且號稱擁有千萬讀者的街頭上訪詩人陸大椿。這陸大椿，如其自謂，原本文化水平極低，非但為自己上訪申冤練了文字洗鍊的好功夫，並透過寫詩抒發鬱卒，引起社會共鳴外，還為楊繼年打抱不平，在楊死後，將其裝了好幾編織袋的冤情托孤給亦武，正是傳統中國社會所言「仗義每多屠狗輩，負心都是讀書人」前句的寫照。與此同時，我要特別指出陸大椿的一首詩裡將「政府」寫成「正在腐敗」的「正腐」，及將「人民法院」刻意轉成「人民猾院」之舉，或可視為是《儒林外史》之「范進中舉」一文裡一巴掌打醒因中舉而「失心瘋」發作的之女婿的「胡屠戶」：「胡屠夫」就是暗諷著「士大夫」之為「糊塗夫」吧。那要陸大椿來寫的話，恐怕就會寫成「犯賤中舉」嘍。而亦武將陸大椿所托的楊繼年的冤案傳奇納入本書，也算「仗亦」不負所托了。
總之，若說，卡夫卡透過文學創作賦予了「高高在上而尊貴的法律／法官」和「卑微在下而無助的被告／賤民」這個對照組的人生哲學意涵，那麼亦武這個訪談後整理出來的「紀實故事」恰好可以做為卡夫卡這部小說的寫實註腳，且讀來更為有手有腳，有血有肉，有情有淚！
最後，亦武在書裡寫道：「遠古的醫生，通過嚐一人的糞便而知道一個時代的宿疾。」，因此，我就為本推薦文題名「道在屎尿」。他其實是要說，嚐了中共政權的「苦頭」，應該也就知道，這個政權的宿疾恐怕不是光吃藥就能治好的了。至於是一句句道在屎尿裡，或是一具具倒在屎尿裡？答案就交給讀者自己了。至於我，作為台灣人，在此則尤其要指出，本書中「谷正教授陰錯陽差成國特」的遭遇把國共之間的恩怨情仇轉換成冤民反撲有成的黑色幽默悲喜劇，著實不得不令人想起台灣轉型正義滿佈荊棘的坎坷之路。
序二
被迫成為英雄的人
戴勒維．克勞森（Detlev Claussen, 2001）／巫鴻瑜 譯 （2020）
「六四之後，寫詩成了一件野蠻的事」，此句乃借阿多諾的奧許維茲名言（原句：「在奧許維茲之後，寫詩是野蠻的」）。一九八九年，天安門大屠殺發生的當日，廖亦武寫了一首詩，這首詩透過影片傳遍全中國，也為他換來一張勞改營的入場券。他那詩性爛漫、還帶有前衛波西米亞風格的四川人生就這樣陡然結束，被拖進無間地獄長達二十多年之久。直到幾週前，他獲准前往德國，這個苦難才終於結束。將來他能否以一個自由人的身分返回中國，仍是未知數。
寫下以「大屠殺」為題而成名的那首詩，其實並非他的本意。有位漢學家將詩易稱為〈吶喊〉，聽起來也確實合適。聽過廖亦武讀詩的人就知道，他所呼喊的正是他所要傳達的。在網路上可以找到他的一些「演出」紀錄，建議大家不妨一看。即使聽不懂中文，也能感受到他那集詩人、音樂家、演員、歷史作者於一身的藝術才氣。同樣地，閱讀他最新出版、也是他第二部德譯作品的《為了一首歌和百首歌》（中文原名：《證詞》）時，也會旋即被〈大屠殺〉一詩中描寫過的暴行包圍，被他那難以抵抗的敘事風暴席捲，屏息捲入隨後那五百多頁的故事之中，經歷他從勞改營、到被放逐、再到四川街頭被跟蹤迫害，奧德賽一般的漂泊。
〈大屠殺〉一詩讀來猶如一首中文版的「死亡賦格」，聽起來像是被共產巨獸掐住頸子、受盡折磨的中國生物發出的吼叫，那是一種眾所皆知的吶喊。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戛然而止的「短世紀」（short century），既是一個殘虐無道的時代，也是一個全球前所未有的繁榮時代。要理解廖的文學無關乎中文能力，就像要理解策蘭的〈死亡賦格〉也與德語程度無關，重要的是張開雙眼，直視那個發出吶喊的世界。中國人的「短二十世紀」先是在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的天安門前開展，敲響了各級勢力間的百年鬥爭序曲。接著，傳統中國消失在共產黨的鐵拳下，新的中國從殘酷的苦難中升起，從反覆掀起的群眾運動災難中誕生。因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介入，毛澤東於一九七八年倡議的自毀式文化大革命才得以結束，卻也是這支軍隊，在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輾壓了一個個對民主中國的殷殷盼望，以「天安門大屠殺」毀滅了共產黨統治的最後一絲合法性。
西方世界常常忘記，正是這個令人髮指的鎮壓行動，為全球共產統治的解體揭開了序幕，致使除了古巴、北韓、以及中國外，各地的共產極權紛紛瓦解。在極端的高壓統治下，許多中國人不是離開中國，就是投入營利、體育、以及科學研究之中，盡可能地為自己的中式生活尋得一些依靠。政府當局也試圖施以小恩小惠，以粉飾自己毫無遮掩的高壓極權。時至今日，強大的維安機制仍無時不刻地監控著中國的百姓，監控著那些對生命充滿熱情、卻僅能關注一己生存的中國人們。
為提防被高壓體制捲入洪流而難以抽身，不得不小心防範啊！廖亦武正是其中的一個，一個被迫成為英雄的人，用他的文學見證著這一切。
一九七八年以後，中國再度回到了世界的行伍中，中國的文化生產雖然來得遲了些，但也在市場上尋得了一席之地。廖亦武似乎也在這個時代的中國前衛文學中得到了發展的空間，即便與上海或北京這些大都會相隔千萬里。無論是四川的成都或是重慶，這種百萬人大城廖亦武是一刻也待不下去，他反而安棲於長江岸的一座山城—涪陵，與他筆下的理想妻子阿霞過著波西米亞式的出世生活。然而田園美夢卻未能如願，中國沒有遷徙自由，沒有人能隨心所欲地移居他地。廖的姊姊飛飛是位備受景仰的演員，就曾被迫落腳在全省最隱蔽的角落裡。
一次，飛飛想邀請父母親到自己偏遠的住處一訪，卻被一場車禍帶走了性命。那是一場再尋常不過的中國式意外，也是中國式生命中冰冷無情的一面。這場意外重擊了廖亦武，教會了他不再相信任何事、也不再信任任何人。二○一○年德國《新論壇報》（Die Neue Rundschau）第四期中刊印了廖亦武二○○七年的一則談話，這則談話當年曾在政府的壓力下遭到噤聲，和本書一樣，都描寫了那攫人的暴行。廖亦武說，「飢餓」、「羞辱」、「流浪」和「監獄」就是他的四位導師。
那則扣人心弦的談話原精練於八頁篇幅中，現於五百多頁的著作《為了一首歌和百首歌》中重現。在這本書中，作者將領著我們前往長江上游那遠離塵囂的山城涪陵；我們也將目賭此地對變革的真切盼望，也將見證廖亦武—那個從來不想成為英雄的人，是如何寫下了〈大屠殺〉、如何錄製了影像、又如何構想了他以詩歌撰寫的「遺囑」、還在拍攝條件不佳的底層社會籌拍了電影《安魂》，然後又如何跌落迫害的洶湧江河、被捲進拘留所、法庭監獄、以及勞改營的「三峽」當中。
若這些都還不足為奇，還可以再讀讀《古拉格情歌》。雖說不識中文的人，豈能謊稱或主張自己理解中文古典詩文。但要讀懂廖的詩詞，卻無需淵博學問。廖的詩作既直率又令人動容，卻不流於多愁善感。誠然，六四之後要寫詩當然可行，只要這些詩作能將那些苦難生靈的吶喊傳達出來。就像詩人策蘭（Celan），在他被一票副刊編輯和教師奉上神龕膜拜之前，也得將自己以「死亡探戈」之題朗讀、繼而改寫為「死亡賦格」的詩作譜寫出來，從自我的深處掘寫出來，不求名望、只求如實傳達那種吶喊，那種與〈大屠殺〉詩中一致的吶喊。
廖亦武為我們講述的那場災劫並沒有隨著他一九九四年出獄而結束。他的作品遭到查禁並銷毀，以致他得全數重寫。書的最後簡短交代了：「初稿始於一九九五年十月十日、定於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第三稿始於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定於二○○一年一月一日。第六次修訂始於二○○九年十月三十日、定於十一月九日。」苦難之路沒有因為出獄而告終，廖亦武以此撰寫了《坐檯小姐與農民皇帝》，樹立了文學史中獨一無二的風格，該書也成為他在德國的首部德譯作品。還沒聽過或讀過他的《為了一首歌和百首歌》的人也該盡快一讀，因為廖亦武在書寫時所經歷過的一切掙扎，都是為了敘寫他人而掙扎，他的作品總在描繪社會中被壓迫、被羞辱者的人性尊嚴。自然，這樣恢宏的藝術重點不在妥協，而在苦難的描繪，讀者開卷前得先有心理準備。
說是恢宏的藝術會不會有點太言過其實了呢？但是，對一個同時集亞歷山大．索忍尼辛（Alexander Solschenizyn）、瓦西里．格洛斯曼（Wassilij Grossmann）、奧西普．曼德爾施塔姆（Ossip Mandelstam） 以及瓦爾拉姆．薩拉莫夫 （Warlam Schalamov）等蘇聯作家於一身的人，還有什麼更貼切的措辭能用來形容他呢？廖亦武讓西方讀者印象深刻的，不只是對中國古拉格（勞改營）的描寫，還有人類主體對抗吃人社會體制的宣示。五四時最重要的作家魯迅就曾將當時的中國社會描寫成一個吃人的社會，而他所書寫的那個年代正與卡夫卡相同， 也因此，所有讀過卡夫卡的人定能理解魯迅，反之亦然。且將廖亦武的異國性擱置一旁，他向我們講述的也正是西方的二十世紀史—烙上納粹集中營和蘇聯古拉格勞改營創痕的歷史。唯一不同的是，時至今日，僅剩中國這頭巨獸仍以其軍事力量延續著暴力壓迫。
本書的開頭有一封劉曉波寫予廖亦武的信，信件寫於一九九九年，當時還沒有人想得到，有一天劉曉波會得到諾貝爾和平獎。漁夫出版社編列此信之舉並非行銷手段，而是為了佐證廖亦武薛西弗斯式徒勞苦行的超凡意義。
『「六月四日」的黎明，是我心中最黑也最紅的日子，而六四之後的所有白天與夜晚，既不是黑也不是紅。如果無恥也有顏色，那只有這種顏色了。過不去的永遠過不去，即便有一天我們能夠告慰那些無辜的殉難者。』
西方世界將二○一○年的諾貝爾和平獎頒給了這名勇於對抗中國獨裁的堅韌鬥士，而那之後，他就再次踏進了廖亦武筆下那逼真寫實的中國古拉格之中。廖亦武若因此而領受諾貝爾文學獎加冕，那才稱得上是實至名歸。
戴特維．克勞森（Detlev Claussen），一九四八年生於漢堡，一九六六至一九七一年於法蘭克福大學修習哲學、社會學、文學以及政治學。一九七八年取得博士學位，一九八五年通過教授資格考。於漢諾威、哥廷根、杜伊斯堡、以及馬堡等大學授課，一九九四至二○一一任漢諾威大學社會學理論暨文化與知識社會學系教授。著有《阿多諾—最後的天才》二○○三、《更迭的世界觀》二○○五。
監獄病（開卷）
1
我因在六四大屠殺之夜創作長詩〈大屠殺〉而被捕判刑，四年輾轉了四個監獄。一個秋日，在第三個監獄，一個喜歡閱讀和思考的獄吏對我說：「監獄是中國社會的茅坑，只要跌進來了，就別想再乾淨做人。」
當時我蹲在地上，像狗坐在地上，兩隻前爪搭在膝蓋。獄吏又說：「坐牢就是吃屎，吃過一次，就還會吃二次、三次。所以我經手過的累犯不少，最奇葩的一位，跌進來五次啦。」
我甚感屈辱，我想說：「你才吃屎。」可仰頭瞅了瞅他手中的電警棍，就拐彎兒道：「不包括政治犯吧？」
「也包括。這兒有好幾個二進宮、三進宮的反革命。顛覆國家上癮啦。」
我站了起來。
「蹲下。」
「不。」
「命令你蹲下。」
「我尿急。」
「好的，撒完尿再蹲下。」
獄吏吹著口哨等我返回。為逃避懲處，我急中生智道：「吃屎也沒啥，中國古代名醫經常通過品嚐排洩物診斷病情，那也算五味雜陳的人生。在三千多年前的春秋時代，吳越交兵，戰敗國領導句踐被擄去坐牢，有一次，戰勝國領導夫差臥床不起，應召進宮的句踐就邊吃他的屎，邊笑著作揖：『病快好了，恭賀大王。』」
記得獄吏的鼠眼瞪成了鴿蛋，半晌方道：「你是句踐嗎？病得不
輕啊。」
事隔多年我才明白，自己的確病得不輕，謂之「監獄病」矣。一個囚徒，無論涉不涉及政治，經日積月累，監獄病均漸入膏肓。除非這人超凡入聖，被上帝所揀選。由於長久不做愛，性無能在監獄是普遍的，由此而滋生的性飢渴、謊言、暴力，卻從內分泌失衡的肉體內蔓延，逐漸轉化成極端壓抑或瞬間爆炸的失控的情緒。誰能看出你病了？你自己感覺你病了嗎？我剛出獄時，與前妻久別重逢，還沒完成一個擁抱就早洩了，隨後離婚，從長江邊的山城涪陵回到成都平原， 與年邁的父母擠一塊。我迫不及待給提前兩年多釋放的同案犯們打電話，我曾經是一個英雄，我抗議天安門大屠殺的朗誦磁帶，流傳到二十多個城市，幸而九個月後才破案落網，如果我當場被抓住，就死定了。現在我九死一生出來了，劊子手還在臺上，大夥兒不敢公開迎接，私下的接風總該有吧—但是，沒有，也沒人接我的電話。垂簾聽政的鄧小平南巡了，在深圳特區提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於是，曾經愛國的廣大群眾紛紛下海掙錢，時過境遷的我淪為一攤人行道上的狗屎，人人見著都想繞開去—搞得我一肚子無名火無處發洩，正長吁短歎、拍遍欄杆，家中電話響了，我接起來，那端劈頭蓋腦道：「出來了？快過來見我。」
原來是一九八○年代的文壇恩師，中外馳名的大右派，坐過毛澤東時代的牢，之後發表了〈一個幽靈在中國大地上遊蕩〉。我火氣頓消，隨即湧起陣陣暖流。不料，待我一路狂奔至文聯宿舍樓，氣喘噓噓登門時，曾經一團和氣的恩師竟端坐不動，滿臉鄙夷。師母在側， 我畢恭畢敬湊近請安，恩師卻冷不防質問道：「聽說你在重慶看守所是牢頭獄霸，強迫新進來的犯人舔你的雞巴……」
「這這，誰說的？」
「不管誰說的，一個政治犯，怎能搞這種事兒？」
「到底誰說的？」
「你的同案某某。」
我咬牙切齒，轉身出門回家，從廚房抽屜摸一把彈簧刀揣身上， 就給某某電話，那端接了，聽出我的聲音，就掛斷了。雖然我很窮， 也叫了一輛出租車，直抵某某住宅。敲門不應，就改拳頭擂門，依舊不應。我退回樓梯口坐等。三個小時過去，某某母親露頭了，我爆吼一聲：「叫你兒子出來！」
「幹嘛？」
「算帳。」
我朝上猛撲，沒揪住縮回去的老太太。一眨眼，一一○巡警卻來了，我被帶走，隨即轉交給父母家轄區的片警。在派出所關了一天一夜。次日黃昏，我再次揣刀尋仇，這次老太太沒報警，而是隔門告之，某某已遠走高飛，響應老鄧號召，下海做生意了。
又過一些年，我終於完成監獄自傳，手稿兩次被搜走，第三稿保存下來，可獄中殘留的戾氣依舊波濤洶湧。在成都西門寬巷子畫家李華生家中，我與原本是朋友的某某發生口角，並迅速升級為對罵。他是一東北大塊頭，隔著桌子，烏雲般壓過來；我卻想都沒想，就操起一整瓶葡萄酒，順勢在桌沿敲碎，又順勢朝頭頂的陰影戳去，只聽得一聲慘叫，他捂著脖子栽倒。我差一點成了殺人犯。
送醫院搶救，他的頸部縫了十幾針，謝天謝地，沒傷及動脈。大夥兒竭力勸解，才沒報警鬧大。過後尋思，我和他有啥深仇大恨？即使我被摁倒在地，也挨不著打，估計他的拳頭一舉起來，就會被大夥兒拉扯住。後來劉曉波知道了，當面批判道：「老廖你怎麼了？在獄中自殺兩次未遂，在獄外殺人兩次未遂，獄中自殺是警察逼的，獄外呢？」
「那雜種逼的！」
「怎麼逼你了？」
「撲過來了。」
「你不會閃嗎？」
「幹嘛要閃？」
「病得不輕啊，老廖，如果為一點雞零狗碎再去坐牢，你和你寫的那些人有啥區別？」
「哪些人？」
「比如那個殺妻碎屍的。」
如遭電擊，我頓時傻了。那個殺妻碎屍、還一點點吃掉的故事， 我被迫聽了幾十遍。那傢伙幾乎不睡覺，即使睡了，也幾乎不合眼。後來，我居然也做把殺人和性交混淆一體的夢，遺精醒來，渾身起雞皮疙瘩。我寫這個故事是為了離他遠點，至少不經常夢見他。所以， 對於我，記錄和創作是一場曠日持久的心理治療。
2
一九九二年隆冬，鵝毛大雪的黃昏，晚餐過後的放風時段，我和李必豐在四川省第三監獄二大隊院內兜圈兒，場地就籃球場那麼大， 我們走得飛快，沒一會兒，頭頂就冒熱煙了。四周的犯人三三兩兩， 踱步聊天，還有一對犯人肩併肩眺望遠方，最近的是院牆和二樓平臺禁地，設有大隊部和崗哨，非經特許，犯人不准上去。而稍遠處，是整個監區的大牆電網，更遠處，才是整個監獄的陡峭圍牆；而比圍牆更高更陡峭的，是連綿不絕的群山，將坐牢的人類與望不透的天堂隔開。
突然，那一對犯人爭吵起來，他們依舊肩併肩眺望遠方。模糊的山影在鵝毛大雪中晃動，挎槍哨兵在二樓。他們壓低聲音，繼續爭吵。其中一位是人販子，住我下鋪；而另一位住李必豐上鋪，是江洋大盜。
「差一份。」
「不差了。」
「耍賴。」
「勒索。」
「給不給？」
「憑啥？」
「憑這……」
話未落音，人販子就跌坐地上，渾身痙攣，說不出話。大盜卻不慌不忙地舉手喊道：「報告政府，他的老毛病犯了，我送他去醫務室。」
哨兵揮揮手：「曉得了。」
因為我眨眼了，就沒瞅見怎樣動的拳頭；李必豐瞅見了：「一閃就結束。比李小龍還快。」接著，他打聽道：「你知道為啥？」
「當然知道。那是個週末，我在蒙頭睡午覺，大盜來號房找下鋪的人販子，見四下無人，就摸出一個美女彩圖打火機，啪嗒點燃，但見美女的外衣、乳罩、內褲一件件蒸發，最後剩下光溜溜，乳頭和陰毛也清晰可見。人販子驚喜萬分。兩人當場拍板成交，人販子用六份肉換美女打火機。」
「監獄每星期才吃兩回肉，要嘛炒蓮花白，要嘛燒土豆，一人一勺，捎帶的幾坨肉還不夠塞牙縫……人販子願意連續三星期吃素？哇噻。」
「接下來，人販子急不可待，奮不顧身，一有空就上床，左手啪嗒作響，右手狂打手蟲，開始沒經驗，不及射，拇指先燒焦，就端碗水在床頭，降溫附帶搶險。還有一回，將被子燃了一黑洞，險些釀成火災，於是給大夥兒磕頭作揖，才沒人舉報—直到最後，打火機快沒氣了，人販子的手淫經驗才積累起來，懂得事先撫弄一番，感覺夠了，才啪嗒啪嗒，野馬狂奔，光溜溜一浮現，指頭尚未焦灼，正要， 正要，他媽的熄火了。身子也淘空了，頭昏眼花，還要排隊上夜班， 最後一份肉，本來是要給，可事到臨頭忍不住，就含淚吃了……」
「善哉善哉。」
「何謂善哉？吃就吃了，耍賴就犯規了。」
「何謂犯規？犯規就該挨打？萬一被打死了呢？」
「囚徒命賤，打不死的。」
從整體看，中國人是打不死的。共產黨執政以來，搞了無數次政治運動，每次動輒慘死上百萬，一九五九－一九六二年的大饑荒，餓死幾千萬，可到頭來，中國人口依舊十幾億。這是世界上最大的洗腦監獄，以前的監獄長是毛澤東，也是崇尚暴力的變態的監獄病人，閉關鎖國幾十年，人民群眾連出門、探親、住宿、夫妻久別重逢都需要所在組織和單位加蓋大紅公章的證明，否則就會被檢舉，被查夜，被抓捕，從無形監獄送進有形監獄。而現在的監獄長習近平，同樣也是崇尚暴力的變態的監獄病人，他僭越胡錦濤、江澤民、鄧小平，直接承接毛澤東的香火，盜竊並利用西方的網路科技，再次打造人人自危的閉關鎖國。他的所謂中國夢，就是通過科技手段把全世界變成中國人的無形監獄—毛澤東和習近平，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就如我上面寫到的江洋大盜和人販子，為了按捺不住的慾望，而交易、而耍賴、而施暴。他們不知道他們得了監獄病。正如耶穌在十字架上說： 神啊，原諒他們吧，因為他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也許習主席會說，我知道在做什麼，把新疆一百多萬維吾爾人關進再教育集中營，是為了戍邊反恐；在泰國和香港把桂民海、李波、林榮基等他國公民跨境綁架回去，是為了掃黃打非，我習主席這麼偉大、光榮、正確，對愛情和家庭像對獨裁權力一樣忠貞不二，怎能讓你們編排什麼《習近平和他的情人們》？就連那個壞人廖亦武，一聽說自己在獄中讓人舔雞巴的謠言，不也跳起來，揣一把彈簧刀出門尋仇嗎？所以我指令香港特首林鄭月娥修改《逃犯引渡條例》，將跨境綁架合法化，是出於無產階級革命義憤。你香港人反對？你傾巢出動上街遊行也就七百來萬，我一人手中就掌控著十四億，不成比例啊。
3
《子彈鴉片》這本大屠殺受難者訪談錄中，畫家武文建和詩人李必豐與我投緣，說起監獄病，均心領神會。在我逃離中國之前，武文建剛賣出兩張坦克輾人的油畫，腰纏萬貫，就迫不及待約我一塊從北京坐高鐵去天津，入住高級酒店，把酒夜話—不知內情的人還以為有啥機密，有啥歷史、當下、反抗、憲章之類的宏大敘事。因為我倆也算政治敏感，也算包藏禍心，雖不是趙紫陽、鮑彤、丁子霖、劉曉波等等出門就有人跟著的那種敏感，那種包藏禍心，但被國安局盯梢和竊聽還是夠格的—反革命大夥兒都這麼認定，所以之前或之後， 只要知道這事兒，都少不了叮囑一句「小心啊」。只有李必豐訕笑道：「小心個屁，兩個光棍兒犯人把酒夜話，主題永遠是性事。」
一語中的，我十分尷尬。的確，那晚的交流不堪入耳，又驚世駭俗，酩酊大醉中，我還習慣性偷錄了。沒想到多年後，武文建動筆寫了不少，其中一段叫〈監獄裡的性〉，摘錄如下：
一次，一位值班的犯人跟我說，那老丫的真孫子，我說他這段時間怎麼對那隻大母貓這麼好呢，總餵牠吃的。昨天我睡午覺，那貓跳到我被子上流出一片黏糊糊的東西，仔細一看是精液，媽的。我說不可能吧，貓逼這麼一點，他要一插，貓急了還不把他的雞巴咬下來， 再說貓一叫喚大家也聽得見啊。這哥們有點發急地說，我騙你們幹嘛？這隻貓很大，貓逼也不小，這貓正在發情期，一使勁也能插進去。而且這貓特老實，從來不叫喚。我說貓又不是人怎麼插啊，貓也不會配合啊。這還不容易嘛，你看。這哥們上床坐正了說，左手抓住貓的兩前爪，右手抓住兩後爪，就這樣。他邊說邊比劃，雙手使勁往自己襠部靠。逗得號房裡的大夥兒哈哈大笑，我說你夠熟練的啊。小武子你別裝丫的，他笑罵道。
過了兩天，他們提議把這隻貓給燉嘍，還討論殺貓的方法，說要在貓沒發覺時用棍子擊牠的後腦勺，一打就死，如貓發覺，你怎麼打也打不死等等。果然這隻貓讓哥幾個給燉了。同號房的「傻軍子」逮著幾塊貓肉，邊吃邊對我說，你七（吃）不七？好七著呢，跟兔子肉一樣。我說還是你七吧，丫的真操蛋。可憐這隻貓，被人先姦後殺， 還連肉帶湯吃了。人類真不是個東西。
李必豐也寫了類似的東西，在長篇紀實小說《天空的翅膀》中， 姦貓變成了姦豬：
我曾親眼看見兩個犯人打賭，一小時打五次手銃，賭注是一條翡翠香煙。好傢伙，那人硬是在眾目睽睽下猛打五次，都出水了。可惜的是，一條翡翠煙還沒到手，獄政科幹部已接到檢舉趕來。兩個人一齊被關入小監。半年後，那個一小時打五次手銃的冠軍，雙手扶著牆從黑漆漆的小監鑽出來。
四川省第一監獄後勤隊有個養豬場在內圈外，一個被政府認為的老實人負責餵豬。有天下午隊上開大會，所有犯人都來了，只差那個餵豬的。於是獄警就過去叫他。沒料到一進豬圈，就聽見一種奇怪的哼哼。順著那哼哼望過去，獄警看見那個餵豬的一手提著豬尾巴，另一手抓著豬的一隻後腿，緊閉著雙眼，半蹲著身子，起勁兒將那根人雞巴朝豬屁眼來回抽慫，豬被搞得哼哼，餵豬的嘴裡也發出類似哼哼。
「曹根寶，你狗日的在搞啥？」
「鬧個錘子，老子馬上要射了。」
「你好大膽，大白天在豬圈日豬，老子捉姦你還不當一回事，簡直耍長了。」
其實勞改犯之間日豬屁眼、人屁眼都比較常見，放在平時，不會有人管。這草包還以為是哪個犯人開玩笑，直到被重重一腳踹趴下。
接著他被押回去開會，成為反改造分子，挨完批鬥被關小監幾個月。由於影響極壞，獄方說要加刑。沒加刑是因為無法定罪：關於「畜姦」或「姦畜」，中國還沒有相關法律出臺……
武文建和李必豐比我年輕，可獄齡比我長，在裡面的異聞錄，自然令我嘆為觀止。但他倆看過《六四‧我的證詞》中以經典川菜譜命名的幾十種酷刑，看過這《十八個囚徒和二個香港人的越獄》中的〈兒童犯〉和〈逃犯〉，也稱「嘆為觀止」。在一九五七年，十一歲的兒童犯楊繼年因被人揭發偷了一隻羊，而被判十年刑。之後屢屢逃跑，屢屢加刑，直至度過三十四年獄中生涯，才釋放回家。可他沒有家，所有親屬都在一九五九－一九六二年的大饑荒中餓死了。故鄉也沒人記得他了。於是他千里迢迢返回監獄，在高牆外喊爹叫娘，卻再也進不去。李必豐說曾親眼見楊繼年在監獄大門口下跪磕頭，哀求政府讓他繼續為社會主義勞改事業貢獻餘生。後來他去北京上訪，在麥子店的租屋中被人活活燒死。
武文建和李必豐，還有這《十八個囚徒和二個香港人的越獄》中的每一位，都是我某一階段的心理醫生。在這種看似畸形的對話故事裡，在對苦難的描述、嘲弄、相互攀比中，我甚至獲得某種無恥的優越感—也許，在這個網路監控無處不在的獨裁帝國的所有囚徒中， 我是最幸運的一個。這種幸運，不是因為我僥倖逃到了德國，獲得了自由、榮譽、愛情和家庭，而是在出獄之際，甚至在獄中秘密寫作之際，就清楚意識到擊垮自我尊嚴的「監獄病」：
我在獄中不可能充當什麼光彩角色。我地位低微，社會名聲也不大，不夠享受單間資格。在大監舍關久了，魚龍混雜，為了生存，不得不感染許多惡習……昨晚，好友李亞東請我吃火鍋，路過南門大橋，一乞丐憑欄當眾手淫，我駐腳欣賞，挺入神的樣子。老李卻險些嘔吐。這未經戰陣的書獃子一把拽起我埋首疾行，我戀戀不捨地回頭，還咕噥道：「難得的街頭風景啊。」
老李凝視我半晌方道：「你太健康了，健康得有病了。」
「什麼病？我一頓能吃三大碗。」
「豬。」
我不得不承認自己活得像豬。懶覺睡到十點半，起床沖冷水澡， 活動一番筋骨，然後專心致意地吃。窮人就是這樣，哪怕天垮了也得填飽肚子。我害不起病，在這個豬圈國家裡必須要有一副什麼都能消化的胃。見證人的鐵胃，不是通過思想，而是通過蠕動……
我的寫作格言是：「豬毛出在豬身上。」為了透徹準確地了解一種事物，你必須像蒼蠅一般叮上去，嗡嗡聲很討厭，你得提防著吃巴掌。但你生來就是幹這種髒活的，猶如遠古的醫生，通過嚐一人的糞便而知道一個時代的宿疾……
這是我在《六四‧我的證詞》中的心得體會，當時我三十多歲， 性飢渴和性無能逐漸平復，但被人迫害、被人遺忘、被人鄙視、被人嘲弄所導致的敏感、壓抑、多疑和暴力，滲透皮肉，幾乎成為我性格或血液的組成部份。我一再說：「寫作是為了排毒。」獄內獄外，我記錄了幾百個故事，大多數故事主角都比我更愁、更苦，許多時候更多疑和無恥、更無可救藥—我在刺探和搾取他人的創痛，他人的慘敗，他人的監獄病—讓自己的監獄病減輕一點點，再減輕一點點， 直到愛和憐憫油然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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